經過長達15個月的拉扯之后，以色列和哈馬斯終于在特朗普即將上任之際宣布達成暫時的停火協議。該停火于當地時間2025年1月19日8點30分正式生效。在這場沖突中，加沙地帶遭受到了毀滅性打擊。根據巴勒斯坦衛生部門統計，自10月7日襲擊事件以來，加沙地區的死亡人數接近4.7萬人，幾乎占到了整個加沙總人口的2%。以色列的損失相對較小，但難以大規模營救被加沙地區武裝分子所控制的人質對內塔尼亞胡政府產生了巨大壓力。
排隊巴以問題上的立場來說，巴以雙方對領土和生存安全的排他性訴求導致他們非常接近霍布斯所設計的自然狀態。至于為何會出現這種排他性訴求，這可能與民族主義時代本身密切相關，是猶太復國主義和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矛盾。當民族取代宗教成為新的群體識別標準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沖突已經被寫入命運的劇本。
可以預見的是，在巴以矛盾沒有出現重大的結構性轉變前，巴以停火協議不是和平的開始，而是戰爭的幕間休息。
關于巴以問題的宏觀分析已是大多數讀者所熟悉的事實。筆者將把問題聚焦在本次的停火協議上。本次停火協議的基本框架與拜登政府在2023年5月提出的框架接近。或者更準確地說，它與已經失敗的第一次停火協議沒有本質區別，都奉行所謂的三階段論。
第一階段持續六周，包括人質換囚犯、以色列從加沙地區的部分撤軍，以及向加沙地區提供大量援助。第二階段則包括以色列的全面撤軍以及加沙地區武裝分子釋放所有的人質和戰俘。第三階段則包括移交雙方遺體和在國際監督下進行加沙重建。
敏銳的讀者會意識到這樣兩個問題。第一，如果這次協議和以前的協議沒有本質區別，為何會在15個月之后才達成協議。第二，這次協議是否會遭受和第一次協議一樣的命運。
前一個問題更好回答。這一方面是由于各方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導致談判的細節出現了一些修改。比如哈馬斯放棄了要求以色列在第一階段就退出內薩里姆（Netzarim）走廊的要求，也放棄要求調解各方在二階段實現永久停火做出書面保證。另一方面，雙方的戰爭疲勞客觀上在不斷增加。加沙地區更為慘烈的損失導致厭戰情緒上升更快，哈馬斯在談判中的弱勢地位變得更加明顯。當然最主要的是，巴以雙方在面對特朗普政府可能的不確定性時，都傾向偃旗息鼓，揣摩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中東政策走向。
后一個問題是筆者更關心也是更憂慮的問題。第一次停火協議失敗的原因就在于雙方在一階段的囚犯換人質后，無法在二階段就永久停火達成一致。巴以停火協議的關鍵阻礙都可以歸納為這樣一個問題，即加沙未來需要實行何種管理制度。是軍事管制，還是巴勒斯坦主權機構管理，亦或者是國際托管，甚至是維持原狀；各方在此問題上爭論不休。
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色列和哈馬斯在加沙未來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以色列的視角下，恢復原狀約等于放縱哈馬斯下次襲擊的發生。這是以色列左派也無法接受的政治后果。所以以色列左派的方案更傾向由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主權機構重新管理加沙，推進實際意義上的兩國論方案。
以色列右派對這種想法嗤之以鼻，法塔赫日益的不得民心和腐敗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法塔赫并沒有能力在加沙進行有效統治，以色列左派的方案與維持原狀沒有本質區別。在這種情況下，以本內維爾為代表的以色列極右翼主張直接軍事占領加沙實行軍事管理，甚至將加沙北部地區直接吞并。
內塔尼亞胡的立場更為靈活。畢竟以色列不是沒有在加沙實行過軍事占領制度，但這種占領成本過高，導致以色列最終名義上從加沙撤出。如果按照本內維爾的主張進入加沙，以色列有重蹈覆轍的風險。以色列左派的方案同樣如此。在以色列撤出加沙后，法塔赫被哈馬斯打得潰不成軍，哈馬斯成為了加沙地區事實上的統治者。讓法塔赫再進來加沙一次也無濟于事。
所以，內塔尼亞胡本人的想法反而諷刺性得最接近西方國家的立場，即在實質上的國際托管。以關系正常化為籌碼，由阿拉伯國家共管加沙。當然共管的前提是哈馬斯像當年法塔赫被流放一樣，全面退出加沙。畢竟，“消滅哈馬斯”只能是一個政治口號，驅逐哈馬斯才是更現實的博弈。問題是，阿拉伯國家兄弟情義喊得響，但真讓它們直接深陷泥潭的時候就變成家里真有一頭牛的問題。除非在協議談判中哈馬斯主動愿意離開加沙，否則它們并不會趟這趟渾水。
巴勒斯坦的視角更為復雜一些。畢竟法塔赫和哈馬斯作為兩個政治實體在訴求上存在不小差異。在這里，筆者主要討論哈馬斯的想法。對哈馬斯而言，10月7日的襲擊產生的負面效應已超過其預期。正如以色列沒有預料到哈馬斯會進行如此大膽的行動一樣，哈馬斯也沒有料到以色列會以如此殘酷的方式將加沙地區焦土化。
作為談判中的弱勢方，哈馬斯的談判立場更多圍繞在如何保持自己的影響力這一細節上。或者更準確地說，如何避免在加沙權力游戲中被邊緣化。圍繞這個目標，哈馬斯的底線就清晰可見起來。它可以暫時放棄自己對加沙的統治地位，接受約旦河西岸和阿拉伯國家勢力的進入，畢竟這些外來戶最終還是要和哈馬斯這樣的地頭蛇合作。但哈馬斯絕不允許自己被放逐出加沙地帶，即便只是暫時的放逐。一旦哈馬斯離開加沙，它的生態位很快會被其他加沙本地的組織所替代，成為無根浮萍的哈馬斯即便沒有自我瓦解也會逐漸式微。
一切談判最終回到了那句箴言，“在戰場上得不到的，在談判桌上也得不到”。以色列軍事行動的強度不足以讓哈馬斯接受放逐，哈馬斯的抵抗又導致以色列國內外政治壓力的不斷增加。這也是為何停火協議直到15個月后才達成的原因。雙方都在進行殘酷的消耗戰，等到對手率先放棄。
本次協議的成功和失敗之處也都在同一個地方。它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其足夠的模糊，模糊到根本沒有對加沙未來治理的任何明確框架；它的失敗之處同樣如此。停火協議的內容是如此含糊，以至于它只規定了第二階段的談判細節，而沒有對談判能否成功做出任何保證。
比如，最直觀的問題之一就是，所謂的以色列從加沙全面撤軍究竟何時撤，怎么撤，如何算全面撤軍。更何況第二階段的談判只是說，以色列將啟動從加沙全面撤軍的行動。換言之，這份協議在最好的情況下也是一堆爛賬，在最壞的情況下它將遭受第一次停火協議同樣的命運。
內塔尼亞胡政府的議會算術進一步縮小了談判的空間。本屆內塔尼亞胡政府在議會中只享有微弱多數。僅僅喪失數票的支持，就會導致本屆政府的垮臺。在這種議會結構下，議員個人的聲音會被極度放大。
比如，已經卸任的前美國西弗吉尼亞州參議員喬·曼欽在拜登任期內就因為參議院兩黨人數的極度接近，而享有參議院之王的稱號。在停火協議上，本內維爾和斯莫特里奇是內閣中的最大阻礙。兩者都主張進一步擴大軍事行動，盡可能地摧毀哈馬斯（不惜以以色列人質大量死亡為代價）。他們以推翻政府為威脅，拒絕任何達成永久停火的協議，即便沒有人相信真會存在永久停火。這也是在過去15個月內塔尼亞胡始終不敢達成停火協議的關鍵原因。事實上，在本次停火協議達成之后，本內維爾直接宣布公開離開政府。
但需要注意的是，繼續戰爭是為了增加籌碼而不是破壞籌碼。換言之，戰爭是為了休戰做準備的。以色列確實有繼續打下去的資本，但如何選擇合適的時機收益更大化是才內塔尼亞胡關心的。之前以極小代價對真主黨造成嚴重打擊為內塔尼亞胡提供了勝利主義敘事的正當性。眼下，越來越多的以色列民眾渴望以某種體面的方式暫時休戰是不爭的事實，特朗普的二次當選則為內塔尼亞胡提供了某種新政治算術的可能性。
特朗普在當選后不止一次表示，他希望在上任之前促成以色列和哈馬斯的停火，這對尋求合適時機停火的內塔尼亞胡而言無疑是瞌睡遞枕頭。一方面，他可以以此為借口，向極右派施壓要求讓步，畢竟美國的援助是以色列繼續戰爭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他在特朗普上臺之前宣布停戰也是釋放善意的信號。
事實上，在宣布達成停火協議之后，特朗普和拜登在意的根本不是是否真停火，而是誰能夠擁有這份外交勝利的果實。大多數觀察家承認，選擇在特朗普上任前夕達成協議更多是特朗普影響力的結果。這種討好，或者說善意，為以色列在接下來的二三階段談判尋求美國支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內塔尼亞胡能夠展示自己在達成大部分戰略目標的情況下，也擁有停火的能力。展示這種政治手腕為他獲得了更多政治交易的空間。
綜合各方的政治態勢考量，停火協議以一團亂賬的形式維持下去是最有可能的結局。而特朗普的中東政策整體上依舊以收縮為主。與中國的較量是其最關心的問題。
問題是，這份協議的模糊性導致它幾乎沒有為和平帶來真正的保障。在短暫的休戰之后，消除戰爭疲勞的以色列和哈馬斯都可以在自己覺得有利的時候輕而易舉地撕毀協議。
用喬治敦大學外交學院教授丹尼爾·拜曼的話說，“停火協議可能不會持續，或者只有在違反協議的情況下才會得到遵守。如果哈馬斯開始在加沙部分地區重新掌權，以色列領導人可能會發動襲擊以推翻哈馬斯，過去的承諾就不值一提了。他們還可能破壞停火協議，殺死一名特別通緝的領導人。哈馬斯方面可能會對加沙剩余的以色列軍隊或任何試圖取代哈馬斯的國際或巴勒斯坦組織發動襲擊。所有這些都不會正式重啟戰爭，但會阻礙援助組織和重建加沙地帶的努力。對于生活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來說，停火仍然是個好消息，但未來許多年的情況仍將十分嚴峻。”
巴以停火協議的脆弱性最終繞不過這樣一個問題，即兩國論的現實基礎究竟是什么。聯大決議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的方案是安全的官方措辭。唯一的問題是，經過幾十年發展，這一方案顯然已經離現實發展越來越遙遠。至少以非強力的方式讓以色列退出東耶路撒冷的可能性無限接近于零。而新的兩國論基礎意味巴勒斯坦未來領土的進一步萎縮。對巴勒斯坦政治派系而言，這在政治上難以接受。
采用一國論框架同樣存在政治上的缺陷。這意味以色列在吞并巴勒斯坦之后將如何處理阿拉伯人公民權的問題。以色列宣稱自己是猶太國家，但以色列人口中有20%的人為以色列阿拉伯人。他們同樣享有政治權利，參與投票。在以色列議會中，阿拉伯政黨是一股無法忽視的力量。如果將巴勒斯坦的人口全部納入以色列并賦予公民權，那以色列以后是猶太國家還是阿拉伯國家就會變成十分有趣的問題。如果不給予這些新增人口政治權利，那么他們將成為法律上的二等公民。
巴以矛盾也走向了自己的無盡矛盾循環。過去的兩國論方案日益喪失現實性，新的兩國論方案和一國論方案在政治上無法接受。結構性矛盾最終將殘酷的命運反復施加在這片土地之上，結果顯而易見，這片土地沒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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