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的死亡西班牙路線
據統計，2024年嘗試抵達西班牙的移民死亡人數創歷史新高。總體死亡人數比2023年增加了高達58%。大部分死亡事件發生在“大西洋航線”，即從西非到西班牙加那利群島的海上航線。這條航線因洋流強勁和航行條件惡劣，被認為是全球最危險的移民路線之一。
當地時間2024年11月28日，西班牙耶羅島，薩爾瓦多海洋救援機構救援了一艘來自塞內加爾的“卡尤科”船只，船上有136名移民，包括40名女性和17名幼兒。
半島電視臺主要引用了西班牙移民權益組織“行走邊界”（Caminando Fronteras）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2024年有超過一萬名移民在試圖通過海路抵達西班牙的過程中喪生，平均每天約有30人死亡。這是自2007年該組織開始統計以來的最高紀錄。這份報告顯示，截至2024年12月15日的10457名死者中，包括1538名兒童和421名女性。尤其在4月和5月，這兩個月死亡人數最多。
移民死亡人數激增的主要原因，包括簡陋船只的使用、危險路線的選擇以及海上救援服務能力的不足。由于缺乏足夠的海上保護措施，移民常常在途中遭遇致命危險。報告強調，這是“救援和保護系統的嚴重失敗”，并指出這是不可接受的悲劇。
上述報告還提到，2024年從毛里塔尼亞出發的船只數量急劇增加，使其成為前往加那利群島的主要出發點。這與毛里塔尼亞地理位置接近非洲西北沿海地區有關，但這條航線的危險性仍然極高。雖然一些移民選擇更短的路線（例如從摩洛哥塔爾法亞到富埃特文圖拉島），但大多數人依然難以幸存。
在嘗試跨海之前，移民往往已經面臨極端惡劣的條件。報告指出，許多移民，尤其是女性，在出發前經歷了“暴力、種族歧視、驅逐和性暴力”，并被迫在惡劣的環境中求生存。這些人來自28個國家，主要集中在非洲，但也包括一些來自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移民。
2024年，西班牙海上救援服務的能力備受關注。盡管政府已承諾加強援助，例如在今年2月向毛里塔尼亞提供了2.1億歐元以打擊人口走私并遏制非法船只出海，但效果有限。報告指出，僅圣誕節當天，就有7艘移民船抵達加那利群島，表明移民潮持續高漲。
西班牙是歐洲主要的移民入境門戶之一，與意大利和希臘并列。根據西班牙內政部的數據，截至2024年12月15日，已有57700多名移民通過海路抵達西班牙，比去年同期增長了約12%。大部分移民選擇了危險的大西洋航線。
“行走邊界”呼吁西班牙和歐洲各國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保障移民安全，并改善海上救援系統。同時，解決移民危機的根本原因，如貧困、暴力和氣候變化，仍是長期的挑戰。
《雅各賓》發表了生活在西班牙的作家Eoghan Gilmartin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出，由于歐盟的打擊行動以及馬里的戰爭，迫使成千上萬的人選擇走上更加危險、更加遙遠的大西洋航線。
移民們通常乘坐的是傳統的木制漁船，稱為“卡尤科”（cayuco）。沿著這條航線，旅程通常會持續四到兩周時間，而船只經常因發動機故障而面臨危險。據一位來自馬里的幸存者T.D.回憶，在他的卡尤科上，船只開始漂流，隨著食物和水的耗盡，死亡開始接連發生。他講述道：“我以為下一位會是我，但卻是我的兄弟。我告訴他不要喝海水，堅持住，但他不斷地喝，接著嘔吐，最終坐下來不再說話。其他人幫我把他的尸體拋入海中。”
此外，在這些悲劇中，還有一艘從塞內加爾出發的卡尤科，于2024年8月中旬離港。在一個多月后，塞內加爾漁民在達喀爾以外近50英里的海域發現了該船，船上僅剩下30具高度腐爛的尸體，其余乘客都已失蹤，推測已死亡。最新案例發生在12月13日，六名身份不明的移民在從毛里塔尼亞前往加那利群島的400英里航程中因體溫過低死亡，他們被安葬在了耶羅島（El Hierro），這是加那利群島中最小的島嶼。
“行走邊界”在年終報告中指出，西班牙政府和歐洲國家繼續實施以控制移民為主的邊境政策，這些政策忽視了對生命權的基本尊重。這些政策，往往通過非人化和刑事化移民來制造安全威脅，而實則無視移民的基本權利。
從這一角度來看，西班牙邊境的大規模死亡現象不能僅僅被視為一系列孤立的悲劇。那些失去生命的人是“歐洲堡壘”殘酷邊境制度的受害者。這種制度以阻止來自南方國家的移民和難民為名，迫使他們冒更大的生命危險。然而，過去18個月里涌向加那利群島的移民人數激增，也表明這些遏制政策的效果極為有限——這些政策不僅讓無數人承受苦難和死亡，還假裝解決了導致人們冒險踏上這趟旅程的深層原因。
西班牙難民援助委員會加那利群島協調員胡安·卡洛斯·洛倫佐（Juan Carlos Lorenzo）告訴作者：“歐盟將邊境安全外包給摩洛哥、突尼斯等非歐盟國家，可能會在短期內限制某些路線上的移民流動。然而，這種暫時的限制只能通過將人群推向歐盟南部邊界的其他點，并迫使他們冒更大的風險，進入像從毛里塔尼亞和塞內加爾前往加那利群島這樣的路線。”
過去十二個月，加那利群島接待了超過46000名移民，較2023年增加了20%，這是過去三十年中最高的數字。在最近的采訪中，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賽維爾·克雷奇（Xavier Creach）解釋了這一增長的兩個主要原因。首先，馬里的武裝沖突導致至少20萬人逃往鄰國毛里塔尼亞。隨著這一情況的發展，馬里人首次成為2024年抵達加那利群島的主要國家群體，超過了塞內加爾和摩洛哥。
克雷奇還提到，馬里人遷移加那利群島的原因與第二個因素密切相關：中央地中海地區的邊境控制日益嚴格，使得難民和移民更難抵達意大利。今年，意大利的非法移民數量下降了60%。然而，隨著突尼斯與歐盟達成了10億歐元的戰略合作協議，北非國家開始對移民進行更加嚴厲的打擊，導致地中海北部的路線變得更加復雜，這使得薩赫爾地區的移民更加傾向于通過加那利群島進入歐洲。
作為回應，西班牙和歐盟承諾了一攬子總額為5億歐元的資金，用于幫助毛里塔尼亞控制進一步的移民流動。然而，這些資金的使用也伴隨著安全部隊的任意拘留、身體暴力和強制遷徙。在11月，令人震驚的圖像顯示，數百名移民被關押在毛里塔尼亞一個擁擠的倉庫中，這與利比亞的拘留中心場景極為相似。然而，人口稀少的毛里塔尼亞國家尚未能有效地執行持續和全面的遏制策略，使越來越多來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和埃及的移民也選擇通過毛里塔尼亞前往歐洲。
很明顯，西班牙左翼聯盟政府的政策正在直接影響大西洋上不斷增加的死亡人數。盡管許多講英語的自由評論員贊揚了西班牙總理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ánchez）在移民問題上的言辭，但這種言論并未改變現實。
桑切斯在最近幾個月在歐盟領導人中表現突出，尤其是在他強烈反對意大利總理喬治婭·梅隆尼（Giorgia Meloni）將尋求庇護者送往阿爾巴尼亞集中營的計劃上。這一立場導致保守黨派指責他創造了“吸引效應”，使西班牙看起來對不合法移民更具吸引力。與此同時，桑切斯政府計劃在未來三年內為90萬無證移民提供合法身份，但這些政策主要針對拉丁美洲的移民，且大多數是通過飛機抵達西班牙，而非冒險涉海。
在西班牙南部邊境的移民問題上，桑切斯政府實施了進一步危及生命的政策。首先，政府與歐盟邊境安全機構邊境管理署（Frontex）以及塞內加爾海軍加強了對塞內加爾沿海的空中和海上監控。隨著西班牙無人駕駛飛機在該地區監視行動的增加，更多的船只被截獲并送回塞內加爾，導致移民不得不遠離非洲海岸，進入更深的海域，以避免被發現，從而承擔更大的風險。
報告顯示許多搜索和救援行動因“直接缺席”而未能有效進行，導致大量移民在海上失去生命。例如，一艘從塞內加爾北部出發的150人木船在五天后發出了求救信號，但由于責任不斷轉移，船只在海上漂泊了十天，最終在毛里塔尼亞漂流上岸，二十八人喪生。
“行走邊界”將這些死亡描述為“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劇”，并認為西班牙國家已將搜救服務變成“另一種控制移民流動的工具”，直接導致了移民路線上的死亡人數增加。一位幾內亞政治家告訴該組織：“西班牙告訴（摩洛哥海岸警衛隊）去做，摩洛哥可能會或不會去做，重要的是它已經說了會，所以西班牙不再承擔責任……我們年輕人不幸死亡又有什么關系呢？”
試圖抵達加那利群島的移民中，大多數人最終在大西洋中消失。僅有約4%的遺體得以回收。在少數被西班牙當局找到的尸體中，只有不到一半能夠被辨認出來。據2022年國際移民組織的一份報告指出，親屬幾乎無法參與或完成搜索、身份確認或遺體遣返的過程。這種情況導致數百名無名移民墓地的出現，許多墓地僅距離西班牙內戰的大規模墓地幾米之遙。
“行走邊界”負責人海倫娜·馬列諾（Helena Maleno）在2023年的采訪中強調，西班牙和歐洲當局有選擇性地讓某些人死亡，或有意讓他們在海上沉沒，甚至在一些情況下直接參與殺害。
專家和非政府組織呼吁，解決這一可怕的死亡政治問題需要為全球南方的人們提供安全、有序和常規的移民通道，尤其是尋求庇護的人。然而，歐盟的政治趨勢似乎排除了這一點。2026年新的移民協議可能會進一步強化邊界政策中最壓制和懲罰性的方面，包括增加遣返不合法移民的速度，并引入新的“篩查”機制，模糊海上救援后進入歐盟領土的合法性。
與此同時，西班牙內政部長費爾南多·格蘭德-馬爾拉斯卡（Fernando Grande-Marlaska）正在游說歐盟邊境管理署擴大在西非的授權，使該機構能夠在毛里塔尼亞、塞內加爾和岡比亞的海岸進行直接巡邏。如果2024年再次確認了通往加那利群島的航線為全球最危險的移民海上穿越，情況可能會繼續惡化，因為邊界軍事化進一步加劇。
“多元、公平和包容”運動的危機
近期，美國洛杉磯地區嚴重的山火引發了人們的關注和擔憂。在眾多討論中，以馬斯克為代表的一些右翼批評人士將洛杉磯野火的蔓延歸咎于洛杉磯消防局的“多元、公平和包容”（DEI，即Diversity，Equity和Inclusion的首字母簡寫）舉措，卻沒有提供任何能夠將這些舉措與該部門的火災預防能力聯系起來的證據。
當地時間2025年1月10日，美國加州洛杉磯山火肆虐。
這一指責的具體對象是2022年上任的洛杉磯消防局現任局長克里斯汀·克勞利（Kristin Crowley），她是該消防局首位女性和性少數局長，并在她上任的同一年建立了“多元、公平和包容”辦公室。但據《福布斯》等媒體報道，克勞利在洛杉磯消防局工作了22年，歷任消防員、醫務輔助員、消防檢查員、副局長等多個職位，上任后為該局制定的首要目標是“提供卓越的公共安全和應急服務”。事實上，在缺乏關聯證據的情況下，將“多元、公平和包容”計劃當作天災人禍的替罪羊的情況在近年來層出不窮：2024年1月，一架波音飛機的輪子掉落，小唐納德·特朗普在X發帖打趣稱，“我敢肯定這和航空業規定的多元、公平和包容實踐無關！”；上周，一名司機在新奧爾良駕車沖入人群，造成至少14人死亡，事件發生后，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拉美裔共和黨人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在接受電臺采訪時指責是“DEI運動”和“覺醒”讓這起襲擊事件成為可能，聲稱執法機構現在的“主要重點”是“多元和包容而非安全”，但他沒有提供證據。
DEI計劃在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殺害后受到了眾多機構的歡迎，但近幾個月來卻遭到了來自保守派的強烈反對，麥當勞、勞氏（Lowe's）和沃爾瑪最近都宣布將撤銷其DEI政策。2024年9月，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在節目中就DEI運動的興衰采訪了紐約大學法學院梅爾澤多元、包容和歸屬中心（Meltzer Center for Diversity, Inclusion and Belonging）執行主任大衛·格拉斯哥（David Glasgow）。
格拉斯哥首先對DEI代表的含義進行了說明：“D”代表多元，實際上指的是機構中人員的多樣化，重點在于在招聘、留任和晉升過程中確保組織的高層和被引入該組織的人員與當地勞動力的人口統計數據相匹配；“E”代表的公平原則是要確保組織系統和流程的基本公平性，包括員工福利計劃、招聘方式、工作分派、指導機會等方面；“I”代表的包容則主要指工作場所和機構的文化。DEI這個縮寫詞提出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確保在我們所身處的這個多樣化、多文化的社會中，有著不同背景和身份的人都能夠覺得自己可以在所屬的機構中取得成功并獲得發展。
格拉斯哥談到，在喬治·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后的那個歷史時刻，很多企業意識到組織內部的高層和領導崗位仍然是相當同質化的，盡管他們可能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已經關注到了這些問題，但并沒有取得足夠的進展。很多企業在那時宣布實施新的DEI計劃或是增加這方面的投入，既是對政治壓力的回應，也是對組織內部真實存在的文化問題的回應。而在當下的反DEI運動浪潮下，反對者們成功地創造了一種感知和敘事，把DEI描述成和優績、自由、公正等美國人珍視的價值相對立的東西。在他看來，DEI的反對者們的主要錯誤在于他們將DEI窄化為一種種族偏好，認為某些群體在獲得工作機會方面獲得了不公正的優勢，但事實上DEI的涵蓋范圍要廣泛得多。比如如果一個組織制定了擇優錄取的招聘和晉升標準，或者通過結構化的面試流程確保按照相同的標準對所有候選人進行評估，那么這就是一種DEI計劃；再比如一家機構通過育兒假、靈活的工作安排或育兒支持等政策來保證有年幼子女的員工實現晉升，這同樣是一種DEI計劃。
格拉斯哥認為，長期以來DEI的支持者都認為多元、公平、包容這些詞聽起來很美好、很溫暖，所以自然會得到人們的支持，但現在我們需要重新提出支持這些價值的理由。他還特別提到，近期的很多反彈實際上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023年對學生公平錄取組織訴哈佛案的裁決引發的法律環境變化相關。這一判決顛覆了美國大學實施數十年之久的基于種族的平權招生政策，在此之后，很多企業因為害怕訴訟而在DEI政策上退縮了。他認為對于DEI運動的一些批評是合理的，比如有些組織在實施相關計劃時不夠嚴謹，有時會匆忙地開展一些一次性的無意識偏見培訓之類的活動，這些活動的質量良莠不齊，很多人都參加過糟糕的多元化培訓。另一方面，在取消文化的高峰時期，有些人僅僅因為不小心用了一個過時的術語就會遭到羞辱，這種過度的羞辱和取消也埋下了反DEI運動的種子。
《衛報》近日刊登了一篇題為“捍衛DEI”的評論文章，由作家、律師、顧問瓦哈特·阿里（Wajahat Ali）和在美國一家全國性律師事務所有十年DEI相關工作經驗的尤素福·札基爾（Yusuf Zakir）合作撰稿。文章開宗明義地指出，如果美國想要實現經濟增長，為最優秀的人才賦能，為所有人創造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就必須擁抱“多元、公平和包容”，否則就會淪為一個由億萬富翁階層統治的倒退民主社會，他們會一邊掠奪人們的財富，一邊制造文化戰爭來分裂社會。當加州山火蔓延、司機撞向人群、硅谷銀行倒閉、波音飛機出現問題、法蘭西斯·史考特·基大橋倒塌等災難發生時，DEI被作為一種簡單、直接和方便的方式來包裝所有的恐懼，而真正的罪魁禍首——腐敗的制度和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使富人受益的放松管制——卻沒有受到指責。
文章指出，自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以來，DEI事業就以某種形式存在了，其后的幾十年間，這一運動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并在喬治·佛洛依德被謀殺后的種族爭議清算中出現了爆發性增長。從耐克到谷歌再到lululemon，眾多企業都在這個文化時刻做出了反應，決定至少假裝讓世界變得更好。很多機構成立了新的DEI部門，聘請了DEI專業人士。而在短短幾年之后，機構對DEI的投入開始消退。除了麥當勞，哈雷·戴維森、福特最近也宣布將削減DEI項目。隨著右翼政治勢力對DEI的持續攻擊和特朗普的再次當選，許多組織可能將徹底放棄DEI政策。在兩位作者看來，這將是一個重大錯誤。
阿里和扎基爾寫道，放棄DEI會對機構的人才生命周期、企業文化和經濟成功造成重大影響。首先，DEI能夠讓公司在尋找和招聘人才時擁有更廣闊的視野，超越傳統的（而且往往是陳舊的）衡量標準去搜羅各處的人才，而不只是局限于政界人士的子女、特權階層和那些有幸就讀于常春藤盟校或生活在富裕地區的人們；其次，DEI能夠幫助組織留住寶貴人才，它承認每個人有不同的技能組合、天賦和優缺點，當員工感到自己能夠成長、進步并不斷突破玻璃天花板時，他們更有可能留下來；再次，沒有人愿意感到被排斥、被拋棄或被“取代”，DEI有助于營造并維持一種健康的、尊重他人的組織文化；最后，DEI最終是一種“把餅做大”的實踐，如果一家公司聘用最優秀的人才、讓他們充分成長，并建立積極的企業文化，自然能夠實現經濟上的成功。文章提到，開市客是一個值得效仿的例子，該公司董事會最近一致建議其股東否決一項要求開市客報告其多元和包容目標的潛在風險的提案，他們指出，多元和包容的目標有利于公司吸引和留住員工，從而改善其產品和服務。
文章最后總結道，那些將DEI視為洪水猛獸的人將社會描繪成一個零和游戲，但這種狹隘的觀點是由恐懼、貪婪和無知所激發的，而和特朗普不同，DEI將美國看作慷慨無限的。如果真的要讓美國再次偉大，采用這樣的愿景才符合企業、組織和美國勞動者的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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