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兩黨在政治極化日益嚴重背景下，就預算“極限拉扯”，拖到最后一刻才勉強維持聯邦政府運轉的情形屢屢發生。最近，美國政府又差點“關門大吉”，在最后時刻緊急通過了臨時撥款法案。這背后隱藏著什么端倪？特朗普的“妥協”表明了什么？
12月21日，美國會眾議院在眾議長邁克·約翰遜的主導下通過了最新的臨時撥款法案，再次避免了白宮關門危機。
老墨留意到，從2018年起，國會從未按時（即當年10月前）通過下一年度的綜合撥款法案（Omnibus Spending Bill），白宮幾乎每年都要靠臨時撥款法案（Continuing Resolution）撐過頭幾個月。
2018年12月中旬，由于參議院民主黨始終反對在2019年度的正式預算中納入特朗普的“邊境墻”計劃，眾議院共和黨退而求其次，提出臨時撥款法案將政府撥款截止日期延長至2月8日。
特朗普的“造墻計劃”
其中編列了 13 億美元臨時預算用于修建邊境墻，但該臨時撥款法案在參議院遭到民主黨堅決反對，而特朗普亦拒絕簽署不包含“邊境墻”預算的臨時撥款法案。
于是，政府于2018年12月22日關閉。
2019年1月，116屆國會啟動，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立刻通過了參議院提出的不含“邊境墻”內容的臨時撥款法案，并發動輿論抨擊特朗普此舉是以政府為人質綁架國家政策。
最終特朗普讓步，于1月25日簽署臨時撥款法案，允許政府重新開門至2月15日，條件是必須在2019年度的綜合撥款法案中為修建邊境墻撥付資金。
2月14日，兩院通過2019年度綜合撥款法案，但全年僅為“修墻”撥款13.75億美元。
至此，美國歷史上最長的政府關門事件畫上休止符，白宮總共停擺35天，造成的直接和間接損失難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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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法案是黨政矛盾的集中體現
撥款法案作為美國政治，尤其是國會政治中的核心議題，反應了兩黨在不同時期的核心關切。
2017年特朗普首次勝選后，極右翼迅速崛起，政治極化加劇導致兩黨利益訴求日趨迥異，而雙方試圖重點推進的工作無一不需巨額財政支持。
因此，在美財政預算總額有限的前提下，兩黨愈難達成妥協。
臨時撥款法案原本作為年度綜合撥款的補充手段，近年來卻幾乎成為常態，變為兩黨博弈下的畸形產物。
在發生了前面提到的史上最長政府關門事件后，年度綜合撥款法案從未在前一年度10月之前按時通過，甚至在民主黨“府院一體”優勢的那幾年也不例外。
2019年底疫情爆發后，盡管兩黨就大規模提高預算應對疫情達成共識，但極端財政保守派仍然極力阻撓綜合撥款法案如期通過。
“2020年綜合撥款法案”延遲到2019年12月20日通過；“2021年綜合撥款法案”延遲到2020年12月27日通過。
2021年民主黨攜“府院一體”優勢執政后，于當年4月就早早在眾議院提出了高達近2萬億美元的2022年預算規劃為拜登“綠色新政”護航。
如此無節制的預算計劃立刻招致共和黨及民主黨溫和派的竭力反對，直到2022年3月，當年的預算法案才獲得通過。
2023和2024兩個財年，由于兩黨矛盾進一步激化，白宮需靠臨時撥款法案“茍延殘喘”近半年之久，次年五月前后兩黨方能就綜合撥款法案達成妥協。
兩黨從2023年7月起圍繞2024財年預算進行博弈，民主黨被迫將政府預算拆分成若干部分，直到2024年4月20日才勉強完成當年預算的編制。
其中部分政府預算仍需依靠臨時撥款法案來維系，期間眾議長麥卡錫更因在預算問題上向民主黨輕易妥協而遭本黨極右翼彈劾下臺。
2024年，白宮三度面臨關門危機，每次都是靠眾議長約翰遜的斡旋才于最后時刻通過臨時撥款法案化險為夷。
可以說，整個118屆國會期間，臨時撥款法案已經“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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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漸顯“建制化”端倪
2016年特朗普勝選后，其所代表的極右翼意識形態在全美迅速蔓延并一直蓬勃發展至今，大批極右翼政客憑借特朗普的背書走上政治舞臺，國會眾議院也開始出現不少極右翼議員。
他們普遍政治經驗淺薄，也不遵守議會制傳統規則，卻能夠利用年度預算談判綁架整個國會來實現本派系的意識形態目標。
政府關門會在政治上損害兩黨的利益，因此臨時撥款法的重點是維持政府服務，而非意識形態斗爭。
這一點上，兩黨心照不宣地達成“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政府關門”的共識。
但極右翼崛起后，極右翼共和黨議員在很大程度上拒絕“磋商與妥協”的議會制政治傳統。
他們將年度預算談判視為實現本派系意識形態訴求的籌碼和綁架國會的工具，使得綜合撥款法案和臨時撥款法案越來越難實現兩黨共識。
極右翼在國會的代表性組織是眾議院自由黨團。116屆國會該黨團擁有29名成員，118屆國會增長至45人，119屆國會估計至少達到52人。
雖然人數上僅占眾議院共和黨的1/4，但背靠特朗普這棵“大樹”，自由黨團的反對者往往面臨在下一屆選舉中被特朗普“清洗”的威懾。
這導致大多數共和黨建制派議員對自由黨團成員拒不妥協的行事作風敢怒不敢言，淪為“綏靖派”。
因此，自由黨團能夠撬動的眾議院支持者遠遠多于其本身的人數，這是他們綁架國會所倚仗的最大資本。
然而，去年12月21日通過的最新臨時撥款法案上，作為候任總統的特朗普態度較其第一任期出現明顯變化，呈現出“建制化”轉變趨勢，表態其“能夠接受”。
從該法案投票過程來看，特朗普未號召共和黨人集體反對，僅以個人名義表達了對其中涉民主黨利益部分內容的不滿。
最終，大部分共和黨建制派在特朗普無明確授意的情況下，皆從“避免政府關門”的傳統大局出發，投票支持了這一明顯對民主黨更有利的臨時撥款法案。
從某種意義上說，特朗普在勝選后的這次預算談判中，展現出與過去不同的建制派風格，“學會”了妥協。
老墨認為，這標志著特朗普政治上更加成熟，其未來四年與民主黨和共和黨建制派的斗爭博弈將更具策略性，助推極右翼勢力將民意優勢逐漸轉化為全面優勢。
其實，特朗普的這種“建制化”端倪早已顯現。
邁克·約翰遜原本是公認的極右翼議員，其接任眾議長后，在包括臨時撥款法案在內的多項議案談判中，并未與格琳、蓋茨、羅伊等極右翼堅定站在一起，反而經常“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促成兩黨妥協。
邁克·約翰遜
2024年3月22日通過的臨時撥款法案談判是最典型的體現。
當時離2023年12月通過的臨時撥款法案有效期僅一天，約翰遜于3月21日凌晨3點提交了一份長達1012頁的法案文本。
按照規則，眾議長有權要求72小時的文本閱讀時間，但約翰遜主動放棄了這一權利，只留給議員們24小時的閱讀時間，很多被強留下來加班至深夜、疲倦至極的極右翼議員根本來不及從中找出自己要攻擊的撥款內容。
直到法案通過并經拜登簽字生效后，很多極右翼議員才發現其中包含不少完全背離保守主義政策的撥款項目，以至于他們紛紛揚言要彈劾約翰遜。
但特朗普卻罕見地未對約翰遜作出任何批評。
如果沒有特朗普的默許，約翰遜敢擅自“背叛”極右翼嗎？格琳、蓋茨等極右翼議員宣稱要彈劾約翰遜，最終卻并未真正付諸行動，又是誰安撫了他們的憤怒情緒？
約翰遜接任議長后多次斡旋促成兩黨建制派妥協，為何其今年競選連任期間仍一直得到特朗普的堅定支持？
眾所周知，特朗普是極右翼的核心人物，任何忤逆他的政客都可能遭到“清洗”。
約翰遜如此行事卻仍得到特朗普支持，是否意味著他其實是按照特朗普的授意行事？
最新的臨時撥款法案在眾議院通過后，作為少數反對者之一的德克薩斯州極右翼聯邦眾議員齊普·羅伊接受美國政治媒體Politico采訪，心直口快的羅伊透露自己投反對票前電話聽取了特朗普的意見。
既然特朗普能夠暗中指揮羅伊等極右翼議員如何投票，自然也能夠指使眾議長約翰遜如何行事。
要知道，約翰遜能接任眾議長，特朗普的支持發揮了關鍵作用，畢竟此前他只是400多名眾議員中一個無名之輩。
當年長達35天的政府關門，對特朗普的政治形象產生了巨大傷害。
當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民意調查顯示，71%的美國人認為不值得為“修墻”導致政府關門，而華盛頓郵報的民意調查則顯示53%的美國人將政府關門歸咎于特朗普。
目前看來，特朗普已經吸取了教訓，意識到在大選年煽動極右翼造成政府關門，對自己的選情不利。
因此，授意約翰遜斡旋推動臨時撥款法案如期通過，避免政府關門，同時指揮右翼媒體抨擊其中民主黨“亂花錢”的行為，趁機拉攏中間選民，這才是對自己選情最為有利的策略。
這種高明的政治斗爭策略，在第一任期的特朗普身上是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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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建制化”轉變或助推共和黨掌握全面優勢
在特朗普已經勝選的背景下，此次臨時撥款法案更像是民主黨的垂死掙扎。
從公布的法案內容上看，幾乎全都對民主黨有利。
對共和黨有利的內容，除了1000億美元救災款將惠及南卡、北卡、佛羅里達、俄克拉荷馬等多個紅州外，就只剩“允許特朗普總統參與2025年預算撥款過程”了。
特朗普最終選擇暫時隱忍，并未號召兩院共和黨人堅決抵制，反映出其政治上更加成熟：
一方面，此時與行將下野的民主黨硬剛，導致白宮關門，影響自己1月20日就職后的初期施政，可謂得不償失；
另一方面，以滿足民主黨一系列訴求為代價，換來自己能夠參與2025年預算撥款過程，這在特朗普看來是一筆非常重要的交易。
正常情況下，下一年度的預算法案應在上一年度末敲定，因此新任總統實際上無法參與自己就職首年的預算撥款過程。
但此次臨時撥款法案將2025年度綜合撥款法案的確定時間延遲了三個月，意味著特朗普1月20日就職后，可以利用共和黨“府院一體”優勢拿到一份接近完美的正式年度綜合撥款法案。
用3個月的隱忍換來剩余9個月的予取予求，政治上日漸成熟的特朗普從建制派政客那里真正學到了政治交易的精髓。
在老墨看來，特朗普這一“建制化”轉變，可視為“特朗普主義”自我調整適應美國主流政治生態的結果。
上一任期，特朗普帶領少數極右翼政客在移民、預算等保守主義議題上與民主黨“寸土必爭”，結果其四年施政可謂舉步維艱。
這或許讓特朗普意識到，純正的極右翼意識形態根本無法在當前美國主流政治生態環境中生存。
如果眾議長約翰遜確如前文所料，是特朗普在眾議院的隱藏代理人，則證明特朗普的政治策略已從原先的“寸土必爭”轉變為更加務實的“丟卒保車”。
他更加懂得在特定時間，哪些目標對自己更重要；哪些目標可以暫時戰略性放棄，作為實現更重要目標的籌碼和工具。
然而，特朗普必須保持自己作為極右翼核心人物的政治形象，因此不能親自向民主黨妥協。
此時，新任眾議長約翰遜便成為其在眾議院代理人的不二人選——凡是需要跟民主黨談判，做出一定程度妥協以換取更大利益的事，由約翰遜去做。
特朗普自己隔岸觀火，最多以個人名義批評一二，但絕不呼吁自由黨團成員大規模有組織地反對、抵制。
這樣既維護了自己極右翼核心領袖的形象，又暗中通過政治交易獲取了實際利益，充分體現了如今特朗普的政治成熟。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的“建制化”轉變，不僅不代表其向建制派妥協，反而預示著其試圖讓“特朗普主義”長期霸占美國政壇的野心。
第一任期，特朗普所領導的極右翼手握民意優勢，卻因政治上的不成熟，無法將民意優勢有效轉化為府院博弈中的政治優勢。
如今特朗普意識到，唯有自己治下的白宮、兩院配合默契，各項主要保守主義政策推進順利并取得可觀的政績，才能使“特朗普主義”得到更多中間派選民的認同和追捧。
從而不斷擴充白宮、國會和整個美國社會的極右翼勢力，將民意優勢充分轉化為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的全面優勢。
隨著極右翼勢力日益壯大，民主黨和共和黨建制派能夠逼迫特朗普及其后繼者妥協讓步的空間也就越來越小，直至徹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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