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同志曾有回憶：
我記得在一次談話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見說“革命后必須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寧同志則諷刺地回答說:“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記了革命秩序是歷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而列寧本人在《給伊·瓦.巴布什金》中的言辭則更加嚴厲：
拋棄一切調和主義分子、“觀點捉摸不定的”人和猶豫分子！
寧要好梨一個，不要爛梨一筐！積極肯干和忠心耿耿的人即使只有兩三個，也比十個暮氣沉沉的人強！
三十三年前莫斯科的瑟瑟寒風中，蘇聯著名學者阿爾巴托夫在他的《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一書中，悲痛得寫下了這樣的論述：
這些人從來沒有相信過一天黨的信仰和傳統，而且，這些人與有些真誠信仰資本主義制度的年輕人還不一樣，因為在他們的心中，信仰是可以隨時改變，或者說是無所謂信仰的。
他們多數人對權力和特權的渴望要勝于其他活動動機，這些是看風使舵的反復無常的人，法國人管這叫做'翻新的上衣’。
這些人曾是勃列日涅夫分子，后來是戈爾巴喬夫分子，現在又成了葉利欽分子。
恰如1999年戈爾巴喬夫在土耳其安卡拉演講時驕傲地炫耀：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我的妻子在這方面堅定了我的信心。她有這種觀點比我還早。我只有深居最高層職位，才能為此有最大的作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當我親自認識了西方，我的決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須清除蘇共和蘇聯的整個領導，我必須清除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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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蘇聯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里，我還記得一個非常經典的場景：當看到列寧遇刺時，發瘋的人群沖上前去要把女刺客撕成碎片……還有那些忍饑挨餓的工人在寒風中焦灼不安地等待列寧的病情公告，為自己領袖身體的每一點好轉而歡呼雀躍。
這些，都真實地再現了黨的領袖同人民群眾水乳交融的關系——同七十三年后年富力強的戈爾巴喬夫先生黯然離去克宮時蘇聯民眾所表現出的驚人冷漠，形成了極為強烈的歷史反差。
1917年的十月革命爆發后，被社會主義力量、被工人階級狂熱而驚呆嚇傻了的俄國內外反動派曾迅速聯合，妄圖扼殺撲滅革命。
俄國被拖入了內戰深淵，經濟陷于癱瘓，七千多公里鐵路因受到破壞而不能使用，整個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倒退三十年，甚至一度不如農奴制改革前夕的沙皇時代。
1920年，俄國工業生產只相當于1913年的1/4，群眾生活極其困難；到次年春，城市居民每人每天只能領到百余克面包。
但是，當時的俄國在列寧同志的領導下到處都洋溢著革命氣息，領袖同工農兵群眾一起參加不取任何報酬的勞作，當時叫做“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
而且哪里最困難、最危險哪里，一定會有黨員站在隊伍的最前列——保爾·柯察金的文學形象為什么會深入人心？就是因為他是千百萬在黨的感召下成為紅軍戰士的年輕人的縮影。
如列寧所言：
他們千百年來都是為別人勞動，為剝削者做苦工，現在第一次有可能為自己工作了。
傷寒、霍亂、饑餓，每天都在威脅著革命戰士的生命，可是他們卻用血肉之軀擋住了高爾察克、鄧尼金的白衛軍和十四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
因為，他們很明白自己在抵抗什么、又在保衛什么。
不僅僅是為了打拼下來的土地，更是為了捍衛自己的價值觀所鑄成的革命成果：蘇維埃政權。
這個政權是屬于俄國全體工農群眾的，是屬于從來在俄國歷史以及世界歷史中的“多數人”、但卻是毫無政治權益、階級地位和社會高度的“多數人”的政權。
這決定了列寧的戰士們每一次進攻、每一次作戰的性質：戰爭，是為保衛公有制而戰，而不是為了保衛某一小撮人的利益。
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
這是由列寧親自簽署的蘇俄人民委員會法令。
1918年2月22日，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決定：為反擊外國干涉軍和白衛軍的進攻，動員 1/5的黨員上前線。五個新的編制軍在東部戰線出現了。年初
剛開始組建的紅軍，10月份已迅速擴大到八十萬人，在東、南、北各條戰線的寬闊正面頑強阻擋著敵人的進攻。
僅1918-1920年，就有三十多萬黨員穿上軍裝，與他們并肩作戰的還有七萬名共青團員。
當時每兩個布爾什維克黨員中就有一個入伍，每五個紅軍戰士中就有一名是黨員。
為了補充黨員大批參軍后留下的工作崗位，布爾什維克黨在后方舉行了征收黨員周，僅在中心地區就有二十萬人入黨。在每天只配給二三百克黑面包的條件下，后方黨員懷著“面包會有的，牛奶也會有的”的信念，以加倍的勞動支援前線。
莫斯科一喀山鐵路機車編組站車庫的黨支部發起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大家放棄休息，不要報酬，自覺為支援前線而忘我勞動。
當勞動完畢，上百個身體疲乏但眼中閃爍著愉快光芒的共產黨員，唱起莊嚴的《國際歌》來慶祝工作日的勝利。
《真理報》記者的這段感人描述激動了蘇俄全國，兵力很快增加到一百五十萬，到1920年春，干涉者被全部驅逐出境，白衛軍被粉碎，紅軍解放了俄羅斯全境。
二十年后，又一場偉大的社會主義戰爭、也是社會主義制度保衛戰再度打響。
從列寧到斯大林，黨的領袖在變化，黨的戰場在更遷，黨的危險在加劇——但是，黨的性質和根基卻更加穩固。
用滾滾鮮血澆灌而出的蘇聯衛國戰爭，它之所以讓蘇維埃更加強大，是因為它讓人民看到了蘇維埃的底色：這是一個為人民服務的黨，這是一支為人民而戰的蘇聯紅軍。
1941年6月，德國法西斯在西方綏靖政策的慫恿下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客觀上以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武裝力量之一，淪為了美西方國家的“楔子”，成為了西方集團剿滅社會主義蘇聯的武器。
五個月內，法西斯軍隊深入蘇聯腹地一千多公里，占領蘇聯國土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蘇聯戰前人口的40%、工業產值的2/3、鐵路里程的41%全部都淪落希特勒手中。
戰爭最危急時刻，德軍的先頭部隊甚至抵達離莫斯科僅二十公里的地方，從德軍指揮官的望遠鏡里已可以看到斯帕斯克塔樓。
另一側，德軍北路集團軍29個師的精銳部隊直撲北部重鎮列寧格勒，人類政治文明史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制度似乎一夜之間就要宣告瓦解……
可是，就在這個由列寧同志率領俄國工農階級創造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地，已完成橫掃歐洲霸業、看似不可戰勝的納粹軍隊，竟然遭遇了最頑強的抵抗。
1941年十月革命節到來，莫斯科軍民在侵略者幾十公里外降隆的炮火聲中，于地鐵車站內舉行了隆重的慶祝活動，并在雄偉莊嚴的紅場舉辦盛大的閱兵式，表達了蘇維埃保衛者們氣壯山河的英雄氣概。
正是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蘇聯軍民團結奮戰，頂住了法西斯一次又一次的猛攻。
和歐洲其他國家的抵抗運動相比，蘇聯人民不僅是一般意義層面之上的“保衛國家和民族”，更有另一層特殊的意義：堅決捍衛新興的蘇維埃政權，捍衛俄國工農戰士用生命換來的人民政權。
在列寧格勒被納粹圍困的第一個冬春，十萬城市居民自發成為補充兵源，很多剛穿上軍裝就投入了前線戰斗，各師部政委一度晝夜通宵登記新注冊士兵。
幾十萬居民之眾，同紅軍一起在城市周圍構筑防御工事，他們用雙手和最簡單的工具挖掘修造了數百英里長的戰壤和反坦克壕。
更為奇跡的是，列寧格勒這座被包圍的城市中，工廠的工人們在納粹的狂轟濫炸和嚴密封鎖導致物資奇缺的情況下，居然群策群力為紅軍制造出了一千多輛坦克和裝甲車、一萬多門大炮和數百萬發炮彈，源源不斷地送往火線。
在兩年零五個月即接近九百天的被包圍中，列寧格勒城市外圍陣地成了一望無際的焦土，城內幾度彈盡糧絕，所有的動物都被吃光、連老鼠也被饑寒交迫躲藏在地下室里的市民吃盡。
為了把食物留給孩子，老人餓死了；為了把最后一點能填進肚子的東西留給能夠守城將士和成年男性，孩子也餓死了。
每一天，每一夜，都在有人餓死、凍死………但是，自始至終沒有一個蘇聯人停止過與納粹的戰斗，也沒有一個列寧格勒的居民向納粹劊子手勒布元帥舉起白旗，全城軍民抱定了與黨、與紅軍共存亡的決心。
九百天后，當德軍倉皇撤退、大反攻的蘇軍到達列寧格勒城下時，城里的人們已沒有力氣舉起歡迎的旗幟了…
黨和人民成為骨肉相連的一體，任何敵人都不可能將其征服。
當衛國戰爭作為一場新的民族危機和無產階級政權的生存危機出現時，聯共(布)的黨員們再次表現出了大無畏的英雄氣概，甚至有些在“大清洗”中被羈押而尚未遭殺害的指揮員，剛走出政治保衛局的監獄，顧不上見家人，就義無反顧地奔赴戰場。
在德軍包圍了敖德薩、塞瓦斯托波爾、列寧格勒，逼近莫斯科城下時，80%的黨員走上了前線。
戰爭期間，大批黨的積極分子和青年團員踴躍入黨，共有530萬人成為預備黨員，360萬人成為正式黨員。
其中在前線部隊里，有超過400萬人成為預備黨員、超過260萬人成為正式黨員，這使蘇軍的戰斗員中有45%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
在納粹鐵蹄的戰火考驗下，蘇共再次于蘇聯人民乃至全世界無產階級面前，證明了自己無愧為一個偉大和光榮的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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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衛國戰爭引出，在國際學界一直有這樣一個觀點：導致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瓦解的，并不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也不是里根和老布什，而是希特勒。
蘇共高層在后期的信仰西化，是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這一批「30后」為主導，他們最終成為了蘇聯共產黨、蘇聯國家和蘇聯共產主義事業的掘墓人。
「30后」中的許多人，只是從先輩那里聽說和接觸過十月革命時代的社會主義。當他們走上政治舞臺時，這種主義和形成這種主義的社會基礎已發生重大變化。
似乎在一夜之間，蘇共上層的信仰就坍塌了。
新的技術革命使原來的“革命對象”西方國家進入相對平穩發展的時期，歐美富國社會生活方式的誘惑力大大加強，在蘇聯這片土地上出現了一個非常獨特的時期：伴隨著對斯大林的潑污，黨員們沒有了對領袖的信仰，也淡薄了對共產黨的感情。
當然，必須說明的一點就是：蘇聯的「30后」之所以會在80年代上臺以致玩死蘇聯，最重要的客觀原因是蘇聯的「20后」幾乎全部戰死蘇德戰場，為偉大的衛國戰爭獻出了生命。
僅1923這一年出生的蘇聯男性就有80%死在了納粹的槍口下，這就是“衛國戰爭打掉了蘇聯整整一代男兒”之說。
這，也直接引發了蘇共后期“接班”問題的失序。
而且，這一批「30后掘墓人」還有一個響亮的名字：「二十大產兒」，意指淬生于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大會議。
在那次大會上，新晉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作了《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震動了社會主義陣營。
根據俄羅斯國家現代史檔案館解密的資料，檔案卷宗里有一份1956年2月13日（二十大會議前一天）的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會議第188號會議的記錄摘要：
關于召開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會的問題，委托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同志宣布蘇共中央委員會全會開幕，并向中央委員會全會提出建議：中央委員會主席團認為在黨的代表大會的秘密會議上做關于個人崇拜問題的報告是必要的，確定赫魯曉夫同志為報告人。
在檔案記錄中，赫魯曉夫是這樣回應的：
主席團研究了這份報告并同意了這份報告，但報告將不以主席團的名義作，而是以中央委員會全會的名義作，怎么樣？全會將聽取報告。
當時大廳里傳來一片聲浪：
同意，明天聽取報告！
這位如釋重負的蘇共新掌門人立刻做出結論：
那么我們將認為：報告就是由中央委員會全會作出的，并且是全會要求在代表大會上做這個報告。
緊接著，赫魯曉夫又說道：
還有一個需要在這里講的問題。主席團經過多次交換意見并研究了斯大林同志去世后的形勢和材料，感覺到并認為：有必要在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在秘密會議上 (即在沒有任何客人的時候) 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提出關于個人崇拜問題的報告。在主席團里我們商量好了，委托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即我，來做這個報告。有沒有反對意見？
見沒人提出反對意見，赫魯曉夫遂陳：
我們這次全會應當解決的所有問題，已經解決了。
事實很清晰：二十大上那份舉世皆知的批判斯大林的材料，那份被陰謀包裹的《秘密報告》，并非蘇聯共產黨全黨同志的意志。
甚至，都并非象征著黨的權力中樞的「蘇共中央委員會全會」的意志，而僅僅是「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這個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的意志。
也就是說，對斯大林同志進行顛覆性的歷史批判，其實不過是赫魯曉夫、米高揚、莫洛托夫、別爾烏辛、薩布羅夫、蘇斯洛夫等小集團做出的決定——在他們成功扳倒貝利亞這個他們眼中的“第二個斯大林”之后。
小集團，在沒有任何貫徹民主集中制的行為的情況下，就悍然代表了全黨的意愿，推選由赫魯曉夫在十天后做《秘密報告》，并成功撬動了這個世界的格局翻覆。
當赫魯曉夫竊取政權后，為了徹底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復辟資本主義，他在1957年3月提出要“擴大企業和經濟機關領導人的權限”，把“贏利”作為企業“主要指標”。
1961年10月，他又在二十二大上鼓吹“提高利潤和贏利率的作用”，并把它作為黨的“綱領性要求”。
…………………
蘇共二十大會議，以封建官僚主義復辟、社會帝國主義崛起的雙重姿態，收割了十月革命與衛國戰爭這兩場屬于全體工農群眾的果實，成為了蘇共和蘇聯歷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
3
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雷日科夫曾說過一句話：
權力應當成為一種負擔，當它是負擔時就一定會穩如泰山；而當權力變成一種樂趣時，一切也就完了。
作為執政組織，當你掌握的權力僅意味著要承擔起保障公眾的利益和滿足，當人民所要求你承擔的重大責任使你總在擔心自己能力不足——這樣的權力，對掌權者就是一種“負擔”。
相反，如果權力意味著能夠給個人及個人背后逐漸生成的「政治門閥」帶來好處且社會責任處于次要地位——即列寧所說的“執政黨的引誘力”時，那么權力的真正意義也就喪失了。
斯大林生前曾批評過：
挑選工作人員常常不是根據客觀的標志，而是根據偶然的、主觀的、庸俗市儈的標志。有人常常挑選所謂熟人、朋友、同鄉,對個人忠實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慮他們在政治上和業務上是否稱職！
可能讓斯大林同志想不到的是，自己溘然長逝后不久，這樣的現象就被變本加厲的放大，蘇共高層的組織體系逐漸成了赫魯曉夫等人的“權利游戲”。
赫魯曉夫上臺后，大力推行干部更換制度，利用其排斥異己、借以撤換反對自己的人，擴大自己的勢力。
斯大林逝世后的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一級黨政主要領導，到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時，僅八年時間就已更換了80%。
這種對干部過于頻繁地更換和調動，不僅造成人心不定、缺乏安全感、干部隊伍喪失應有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也使領導干部沒有足夠的時間積累經驗——同時，從主觀角度出發，這樣的人員調動的根本目的，還是出于赫魯曉夫集團的政治野心。
列寧曾這樣批判美帝國主義：
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齷齪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億萬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萬永遠在饑餓線上掙扎的勞苦大眾。
只是，從1954年開始，蘇聯自己卻一步步地走上了這條美式的道路。
如毛主席評價蘇聯修正主義時說的那樣：
修正主義上臺，也就是資產階級上臺。
現在的蘇聯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式的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
毛主席的論斷極其深刻地揭示了自赫魯曉夫開始的蘇聯修正主義政權的階級實質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反動面目：以所謂“全民國家”“全民黨”的幌子為政治掩飾，對蘇聯人民實行反動專政；在“建設共產主義”和“發達的社會主義”的說辭下復辟資本主義，對蘇聯人民進行敲骨吸髓的剝削。
自50年代中期開始，赫魯曉夫集團為培植資產階級勢力，在各級領導人員和一般工農群眾之間實行了差別極大的工資等級制度，且千方百計利用職權撈取經濟收入。
下圖是經過1956-1960年所謂的“工資改革”后沿用的黑色冶金企業領導人員的工資表。
1960年，蘇聯“體制內”法定的職工最低工資是為27-35盧布，對比之下，經理、專家之類人員工資可高達十倍以上。
根據1970年蘇聯《經濟報》的數據，企業經理(廠長)、專家等領導人的工資在250盧布以上，他們的人數占所謂“大生產集體領導人(車間主任以上)”人數的10.6%；而“非熟練的體力勞動工作者”有22.6%的人工資在80盧布以下，其中在法定最低工資60盧布以下的占了1.6%。
其他從事體力勞動或手工勞動的普通蘇聯工人中，有1.2-1.3%的人工資在最低工資60盧布以下。
……………
新生的蘇聯資產階級特權階層，通過高工資、高稿酬、高獎金和貪污盜竊等種種手段獲取高額收入，過著極其奢侈的生活。
如哈薩克建筑材料和構件聯合公司的經理，竟然能夠在短時間內造了兩層樓的“哥德式”私宅。
當時在蘇聯國內蓋小洋房成風，亞美尼亞甚至有個農莊主席占用農莊的建筑材料，剝削莊員們的勞動，給自己建造了一所高級別墅，房屋建筑面積616平方米，庭院里有噴泉、四周有堅固的圍墻，老遠就看得見這位農莊主席的三層樓房。
韃靼自治共和國明澤林區圖凱集體農莊主席兼黨委書記，也有三輛小汽車和一輛帶座斗的摩托車，且只準他一人使用,成了他的私人車隊……
利加喬夫曾有回憶，他剛從中央組織部長升任中央書記時，蘇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就提出要為他更換更高級的轎車。利加喬夫說：
現在的車已經很不錯，不必換了。
想不到，作為戈爾巴喬夫心腹的中辦主任，竟然板起臉來教訓他：“大家都這樣，難道您要搞特殊化？”這讓他啼笑皆非，只好順從了后者的要求。
葉利欽后來在《我的自白》中也曾這樣揭露蘇共上層的嚴重特權現象：
全莫斯科享受各類特供商品的人總共有四萬人……你在職位的階梯上爬得越高，歸你享受的東西就越豐富。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享有一切——你已經進入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完全可以在一個單獨的國家里為那些獲取權位的少數人而實現。
蘇共黨內、蘇聯國內的階級景觀，自二十大之后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也使社會主義陣營產生了不可調和的分歧，為日后的蘇東劇變與國際共運陷入低谷埋下了不可逆的歷史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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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3月，蘇共二十四大召開，勃列日涅夫在大會上反復強調所謂“加強法制”，波德戈爾內隨即發表電視講話，說嚴格遵守法律是每個人的“首要義務”…
緊接著，蘇聯官方的報刊公開叫嚷：
要把注意力特別放在加強勞動生產紀律上”、“法院、檢察院、仲裁部門、公證組織、警察機關和其他行政機關應當更堅決地進行加強法制的工作。（據《蘇維埃俄羅斯報》記載）。
大造輿論的目的，是蘇修集團加強對蘇聯人民控制的訴求。
就在那五年之前的1966年，蘇聯正式設立所謂“社會治安部”，在國內各大城市增設摩托化民警部隊；兩年后又把“社會治安部”改名“內務部”，規定它的任務是對人民的反抗“組織堅決而及時的反擊”。
當時，這個組織的秘密警察達七十萬人之多。
1970年秋天，在十五個加盟共和國恢復了司法部，并配合著發展了數以萬計的所謂“人民糾察隊”，在工廠、農莊、機關、團體設立了九十多萬個監察組、監察哨，還建立了全國范圍的“同志審判會”網，其成員約二十萬人。
但是，這種背叛階級屬性、激化社會矛盾的統治方式，并不能阻擋蘇聯人民的覺醒，反而以一種狼狽且污化的形象于蘇聯存在的七十年時間里成為了一條主線，只不過在50年代末之后被人為地忽視。
單說罷工，僅60年代就有1962年的諾沃切爾卡斯克城反對提高肉類和黃油價格的斗爭、1963年敖德薩碼頭工人抗議食品漲價的罷工、1965年埃里溫人民的斗爭、1968年克里米亞韃靼人在奇爾奇克城的游行示威、1967年奇姆肯特城的大暴動、1968年至1969年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橡膠制品廠舉行的罷工、1968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附近的一個小鎮霍羅爾發生礦工爭取面包的斗爭。
至70年代，蘇聯的群眾斗爭態勢進一步得到發展。
如1972年6月25日，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發生了成萬人參加的斗爭，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也常有罷工發生。
盡管蘇修的武裝維穩力量百般鎮壓，但蘇聯人民的反抗仍在不斷增長。
劇烈的階級沖突，在進入60年代中期后，逐步刺激了民族矛盾的升騰，這讓蘇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控制愈發棘手。
毛主席曾說：
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
在蘇聯工人階級斗爭的推動下，各少數民族人民也掀起了反對蘇修叛徒集團的斗爭。
在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幌子下，蘇修實質上在極力奴役以至消滅少數民族，對少數民族實行帝國主義式的殖民掠奪政策，迫使少數民族地區向單一經濟畸形發展，把各少數民族地區變成了原料和農副產品供應地。
如烏茲別克棉花產量占蘇聯全國的68%，可是棉紡工業卻始終得不到發展，棉布產量僅占全國的3%左右。
包括吉爾吉斯和塔吉克，均屬于蘇聯的主要農業地區卻沒有化肥工業；摩爾達維亞只準發展水果、蔬菜等作物；白俄羅斯提供畜牧產品……
特別是，蘇聯絕大多數非俄羅斯族加盟共和國的職工月平均工資，都比俄羅斯低——白俄羅斯低16%，格魯吉亞低20%，摩爾達維亞低21%。
蘇修當局在少數民族地區以低價強行收購農畜產品和原料，又以高價推銷質量低劣的工業品，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各種資源恣意掠奪，使當地經濟陷入嚴重危機。
70年代初期，還出現了少數民族地區倒欠國家預算巨額繳款的現象：愛沙尼亞平均每人欠中央財政1073.13盧布，拉脫維亞每人欠872.32盧布，哈薩克每人欠608.11盧布……
修正主義者殘酷的民族壓迫和殖民式掠奪，激起了蘇聯各族人民的強烈反抗。
1969年5月，烏茲別克舉行了群眾大會，群眾氣憤地喊出“俄羅斯人請滾開”的口號；
1972年3月，立陶宛發生流血示威，人們高呼“給立陶宛自由”；5月14日，立陶宛考納斯城又發生大規模反民族壓迫暴動，口號是“爭取立陶宛的自由”；
5月29日，在瓦雷納，一個叫斯托尼斯的技術員，為抗議不讓他升國旗而自焚；
6月4日，又一個名叫安德里烏斯凱維庫斯的工人在考納斯自焚……
這些由蘇修執政者自己釀成的不可收拾的亂象，又引來了四處聞著味的美西方勢力，火上澆油、挑斗蘇聯國內的民族矛盾，讓原本在列寧、斯大林時期鐵板一塊的蘇維埃國家漸趨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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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加喬夫還曾有言：
蘇聯是什么？第一，這是一個公平公正的國家，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的代表占到60%，而現在的議會（指俄羅斯）一個也沒有；第二，蘇聯意味著國家掌控著經濟命脈；第三，蘇聯意味著免費的醫療/住房/教育；第四，蘇聯意味著沒有階級貧富之分，這里沒有超富，也沒有赤貧。
如列寧所說：
在各種紛繁復雜的事件中，如果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對誰有利’這個問題。
毛主席同樣早早提出：
為什么人（而戰）的問題，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一個原則的問題。
對布爾什維克真正的考驗，從來就不僅是同君主專制的斗爭，也不僅是在沙皇監獄及流放地的戰斗表現。
對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的執火人而言，更加困難得多的考驗是當自己的黨在取得政權、掌握了幾乎無限權力下的表現。
阿爾巴托夫就認為：
腐敗和特權在蘇聯不僅造成了國家物質上的損失，道德上的損失就更為慘重。社會分化加劇，經常遇到磨難的大多數對那些不僅享受福利照顧而且享有種種特權、任意攫取不義之財而又逍遙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與日俱增，埋下了社會沖突的地雷。
列寧時期的革命者們，面臨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絞刑架，若能從監獄中逃出，不是轉入地下就是逃亡國外。
但是后來那些持蘇聯各高等大學文憑和口喊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口號入黨的人，眼睛瞄的則是飛黃騰達帶來的金錢、地位、特權、美女……以及由黨和國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質與精神滿足。
列寧對于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黨內可能出現權謀私的腐敗現象，是早有警覺的。
1922 年召開的俄共第十一大上，列寧特別作出規定：
對黨的干部，個人發財企圖，必須無情地加以制止，絕不允許把入黨看做向人民謀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有一次，列寧發現莫斯科市委常委會以根據不足、需要“復查”為借口包庇市里一些嚴重侵犯群眾利益的領導干部時，他憤怒地寫信給中央政治局，建議給莫斯科市委以嚴重警告處分，要求向所有省委重申，凡是有一絲一毫試圖對法庭“施加影響”以“減輕”共產黨員罪責的人，中央都要將他開除出黨。
信的末尾，列寧還憤慨地寫了個附言：
可恥和荒唐到了極點，執政黨竟然庇護自己的壞蛋！
列寧認為，一個干部如果把權力、地位、待遇看得高于一切，就會把革命理想拋到九霄云外。物質欲望越膨脹，思想信仰就越少。
蘇聯覆亡前，社會上就有不少人猛烈抨擊：
一些領導干部開始濫用人民委托給他們的權力，他們關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位和地位，以及物質享受與獎賞。
他們不承擔任何責任，不解決任何問題，卻年復一年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穩穩當當......
大衛·科茲在分析蘇聯亡黨亡國的歷史悲劇時則認為：
蘇共黨的精英們為什么會“退回去”、加入親資本主義同盟呢？怎樣看待他們對社會主義的承諾呢？
要知道，這是他們過去都表示要遵守的承諾。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這種表示其實是毫無意義的。
蘇共的精英中的絕大多數，在方法上是注重實際的，而不是執著于某種意識形態。他們之所以加入共產黨，是因為入黨對他們在職務上的提升有好處。他們受到激勵，不是由于獻身于某一意識形態，而是為了追求物質利益和權力。
通過入黨和進入到精英階層，他們確實可以得到錢與權。
這種對黨的態度，從1991年7月一個擔任政府官員很長時間的人在被問及他是否是一個共產黨員時的回答即可見一斑：“我當然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我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在20世紀80年代，絕大多數的蘇共精英都是追求名利和地位的人，他們從沒有考慮過為蘇聯社會的未來選擇方向......
蘇共的滅亡是一次來自上層、來自內部的反革命運動，它的能量源泉正是蘇共曾引以為傲的兩千萬黨員。
當舊的統治集團中的主體部分自行背叛了對以往體制和革命信念的忠貞，掉頭而去時，黨內精英便迅速從知識分子、經濟學家和私營企業主這些新階級那里獲得了支持——所有這些人都屬于蘇共內部的特權集團，不管是在身份地位方面，還是在物質財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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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在革命行動風雨飄搖、思想意識混亂紛雜之際，列寧向全俄所有的革命者們發出了警示：
一切壓迫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都需要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
劊子手的任務是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亂；牧師的使命是安慰被壓迫者，給他們描繪一幅在保存階級統治的條件下減少苦難和犧牲的前景(這做起來特別方便，只要不擔保這種前景一定能“實現”……），從而使他們順從這種統治，使他們放棄革命行動，打消他們的革命熱情，破壞他們的革命決心。
「革命黨」與「執政黨」本不該是二元對立的政治敵對概念，革命是政黨的屬性，執政是政黨的地位，二者絕不應以任何政治說辭如所謂“過渡”、“進化”、“演變”而行「蛻變」之反動實質。
從黨的建設與維護黨的執政根基的現實角度，也不應當將「執政」作為黨的基因，因為執政并非某一政黨的專屬目標綱領，嚴格來說是古往今來幾乎所有政治組織的最高追求——如此定義下，如何凸顯共產黨的先進性和特殊性？
如若進一步將這種“政治暗示”蔓延化、普適化，那么恐怕才會擴大與“執政”相對應的所謂“在野”、“多黨”等思潮泛濫。
這一點，蘇聯（蘇共）已經給出了極其慘痛的歷史教訓。
1989年5月25日，蘇聯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大會選舉了最高蘇維埃主席、第一副主席、最高蘇維埃成員等——其中有近15%的所謂“民主派”及其支持者進入了最高蘇維埃。
這個結果受到了老布什的贊許：
我們可以看到，蘇聯正在從最高緯度走向文明化，我期待著美蘇兩國的友誼繼續深化。
葉利欽、波波夫、薩哈羅夫、阿法納西耶夫等一些所謂“民主派”的頭面人物當選輪值主席，戈爾巴喬夫則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主席。
在那場大會上，陰謀隨即開始：薩哈羅夫率先提議取消著名的「蘇聯憲法第六條」，該條文明確規定：
蘇共在蘇聯社會中的領導地位。
葉利欽當即附議贊成，但還是因大多數代表堅決反對而作罷。
會后，蘇聯國內各“自由派”媒體與學者紛紛開腔控訴，西方世界的媒體也加足馬力，倒逼戈爾巴喬夫必須“深入改革”、“取消憲法第六條”……
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回憶：
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目的就是讓國家的局勢變壞，給中央政權臉上抹黑，以此來證明，他們代表的才是新的、進步的思想。
次年2月，十萬人集結在黨的中央委員會會場外，要求黨中央放棄自己在憲法上對社會的統治權力。
在戈爾巴喬夫的強烈的催促下，黨的中央委員會真的就同意了放棄黨的領導地位……
一個月后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上，在大約有87%的代表是共產黨員的情況下，竟然投票結果是1771票贊成，264票反對，74票棄權，對蘇聯憲法的第六條進行了修正，廢除了黨在憲法上的統治權力。
這就是蘇共半個多世紀來所招募、吸納、培養的“黨員”，到頭來成為了蘇共自己的掘墓人。
根據大衛·科茲的研究，蘇共執政后期，黨員中只有9.6%的人具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12.3%的人具有民主社會主義觀點，76.7%的人認為應當實行資本主義。
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基揚諾夫﹑原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元帥在2001年揭露：
戈爾巴喬夫曾私下說過：“共產主義思想對我已經過時。
曾是戈爾巴喬夫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蘇共政治局委員雅科夫列夫在《共青團真理報》上也發表文章認為，當戈爾巴喬夫還是農業部長時，自己與他就找到了共同語言，一致認為必須消滅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為達此目的，要千方百計進入黨的領導核心，繼而影響并左右黨的政策。
早在1983年，戈爾巴喬夫就說過：
我們的社會要改頭換面，徹底改變自己的性質。
1989年5月，訪華的戈爾巴喬夫和中國最高領導人會談時說：
我們應當用推土機把這個陳舊的共產主義政治體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進行下去，否則所有一切都將掉進沙堆里。
1991年11月他說：
應當改變制度，我當時就得出了這個結論。但是如果一開始，社會還沒有做好準備，就這樣提出問題，那將一事無成。
蘇聯解體后，他竟又躊躇滿志：
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經實現，我感到安寧。
...............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的話是一針見血的：
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對馬克思主義做這種“加工”這件事情上，正一致起來。他們忘記、抹殺和歪曲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面與革命靈魂。他們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覺得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放在第一位來加以頌揚。
必須看到，即便是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也做出過極為明確的說明：
絕對不是說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不需要堅決繼續進行各方面的革命斗爭。
社會主義不但要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而且要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逐步消滅一切主要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會差別和社會不平等，直到共產主義的實現。
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的革命。我們現在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進行的斗爭，正是這個偉大革命的一個階段。
2016年，領袖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發表雷霆萬鈞的講話：
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總是企圖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其要害就是企圖讓我們丟掉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而我們有些人甚至黨內有的同志卻沒有看清這里面暗藏的玄機。
兩年后，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領袖再度鄭重發聲：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就不要忘記我們是共產黨人，我們是革命者，不要喪失了革命精神。
有人說，我們黨現在已經從‘革命黨’轉變成了‘執政黨’。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
我們黨的正式提法是，我們黨歷經革命、建設、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
這里面并沒有區分‘革命黨’和‘執政黨’，并沒有把革命和執政當作兩個截然不同的事情。
我們黨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但同時是馬克思主義革命黨，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精神，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跋
我側耳聽著窗外，窗外沒有任何異常的聲響。我顧不上關掉電視，就匆匆下樓。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黑暗中的樹葉被風刮起的陣陣沙沙聲，居民樓上的窗戶已經黑了一大片，戈爾巴喬夫在電視上的出現并沒有使它們再閃爍起亮光來。對這毫無表示的夜的沉默，我不習慣，也感到驚訝。
我覺得，在幾近消瘦的戈爾巴喬夫的身影如此凄涼地消失之后、總該有點什么，嚷嚷聲也好，唏噓聲也好，咒罵聲也好，哪怕是竊竊私語聲也好。
是的，總該有點什么吧。可是，卻畢竟什么也沒有……
紅場黑黝黝的，很少有幾個人影，在這冬日的夜 晚像是深不見底的大海。那個古老的教堂和這座不算古老的列寧墓消融在夜色之中，只有斯帕斯克塔樓上那顆碩大無比的紅星在冷峻地注視著這夜這沉默。
這方土地上的人們這時沒有人像我這樣傻乎乎地跑這么遠的路，來面對這沉重夜幕下的空曠與孤寂，我感到了少有的不安和失望。
—— 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一位中國學者寫于《解體歲月》中。
兩年前，俄羅斯《商業咨詢日報》稱，最新民調顯示，大多數俄羅斯受訪者表示懷念蘇聯時代：21%的俄羅斯人認為蘇聯時代擁有光明的未來、穩定及安寧；其中軍人、受過高等教育者以及60歲以上的人持這一觀點最多；13%的俄羅斯人將蘇聯與積極的情緒、懷念和良好的回憶聯系在一起；另有11%的人將蘇聯與他們自己美好的童年和青年時期聯系在一起；10%的人會談到蘇聯時期人民的兄弟情誼，還有8%的人懷念蘇聯時期的免費教育等等……
蘇聯，到底是什么？
是權力第一次不再是被工人們遠遠地看著——看著從一群人（封建貴族）手里轉移到另一群人（資產階級/買辦/歐洲侵略者）手里的遙不可及的夢物，而是可以實打實被奪取在自己手中的革命成果；
是權力第一次成為了工農階級的工具，而不再是工農階級的主人；
是權力第一次屬于所有人，屬于全體俄國人。
這就是蘇聯，這就是這個新生政權給予全世界被剝削階級的意義，它成為了“權力為了誰”這個問題的第一個現實答案，以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姿態來到了世人面前。
如列寧1918年3月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驕傲所倡：
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忘記，暴力是整個資本主義徹底崩潰和社會主義社會誕生的必然伴侶。
暴力將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時期，是充滿著各式各樣戰爭（帝國主義戰爭、國內戰爭、二者相互交織著的戰爭，民族戰爭，即受帝國主義者以及在大規模國家資本主義、軍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時期必然結成各種聯盟的帝國主義列強壓迫的民族的解放戰爭）的整個時代。
三十余載
宛如舳艫千里，恰見旌旗蔽空。
我甚至依然愿意喚你一聲“同志”
希望你還能出現在我夢中。
跳著《喀秋莎》的舞蹈
你也會唱《東方紅》
我們再上一次井岡山
我們再炮打一回冬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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