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73年10月16日，《紐約時報》首次引用了唐納德·特朗普的言論。當時，他正面臨司法部對其家族房地產公司涉嫌種族歧視的指控。對此，特朗普強烈否認并宣稱：“這些指控簡直荒謬至極。我們從未歧視過，也永遠不會歧視。”
然而，隨后的數十年間，特朗普多次發表針對非裔美國人、墨西哥裔、西班牙裔、原住民、穆斯林、猶太人、女性、移民和殘疾人的爭議性言論，這些言辭與其實際行為相呼應。從公開場合的激烈舉動——例如，他曾刊登廣告呼吁判處五名黑人和拉丁裔青年死刑，盡管他們后來被證實無罪——到個人生活的種族偏見，都無不昭示著他的態度。根據《紐約客》的報道，新澤西州大西洋城特朗普城堡的一位前員工透露：“當唐納德和伊萬娜來到賭場時，老板會命令所有黑人員工離開賭場。”
特朗普的政治崛起則與其對“出生地主義”的推動密切相關。這一理論聲稱，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并非出生在美國，完全是毫無根據的虛假指控，但卻成為特朗普吸引右翼選民的重要手段。此外，他的競選活動大力迎合針對非白人移民的本土主義情緒，其中包括提議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等極具爭議的政策主張。即便如此，特朗普在2016年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仍自稱是“你見過的最不種族主義的人”。
特朗普四十余年的偏執行為貫穿其公眾生活。《大西洋月刊》采訪了一些曾親歷這些事件的人，試圖深入還原特朗普教科書般的種族歧視形象。
“你也不想和他們住在一起”
1973年，美國司法部對由唐納德·特朗普及其父親弗雷德·特朗普管理的公司提起了一樁影響深遠的訴訟，涉及紐約市39處房產的種族歧視問題。政府指控稱，該公司員工曾被指示對非裔美國租房申請者謊稱無空置公寓，而根據法庭文件披露，公司內部的實際政策是只將公寓租給“猶太人和高管”。
司法部處理此類歧視案件時，通常采用同意法令的方式達成和解。這種方式既可以迅速解決問題，為原告爭取補償，又能避免被告在法律上認罪，從而減輕社會對案件的敵意。
訴訟背后的關鍵人物與行動
納撒尼爾·瓊斯：
時任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總法律顧問，后來成為聯邦法官。
他表示，1968年通過的《公平住房法案》為起訴像特朗普管理公司這樣的房東和開發商提供了法律依據。
“紐約的住房歧視問題尤為嚴重。”
約翰·英格：
專注于研究住宅歧視的經濟學家。
他指出，當時社區組織（如城市聯盟）通過審計和測試揭露了房地產市場中的種族歧視問題。
“1973年，城市聯盟發現特朗普管理公司名下多處房產存在嚴重的歧視行為。”
艾莉絲·戈德韋伯：
司法部律師，負責起訴特朗普管理公司的第一宗聯邦案件。
她提到，“我們通過‘測試者’制度調查了布魯克林的‘特朗普村’——一個大型中產階級住房項目。
一對白人夫婦和一對有色人種夫婦分別作為測試者前往申請租房，結果白人夫婦受到了熱情接待，而有色人種卻被告知沒有空置房源。”
戈德韋伯補充道，他們調閱了公司檔案，發現非白人申請者的記錄上標注了一個大寫的“C”，顯然代表“Colored（有色人種）”。這些證據成為案件的重要支撐。
司法部起訴了弗雷德和唐納德·特朗普，后者則聘請了當時以強硬著稱的律師羅伊·科恩。科恩曾是參議員麥卡錫的顧問，因參與“麥卡錫主義”調查而聲名鵲起。科恩采取了咄咄逼人的策略，反訴司法部要求賠償1億美元。但法官當庭駁回了這一訴訟請求，裁定“你不能因為政府起訴你而起訴政府”。
戈德韋伯回憶，案件審理期間，唐納德·特朗普一如既往地表現出一種冷漠和不屑。她提到，在一次休庭的咖啡間休息時，特朗普竟對她表示：“你知道的，你也不會想和他們（指非裔租戶）住在一起吧。”這一評論充分體現了其態度，但令人遺憾的是，這段證詞并未被完整記錄在案。
在掌握了明確證據后，包括標注“C”的檔案和測試者的結果，司法部最終迫使特朗普管理公司簽署了一份具有約束力的同意法令。根據協議，公司需要：
將所有公寓租賃信息公開發布在城市聯盟的網站上；
在《阿姆斯特丹新聞報》等刊物刊登廣告；
改善租賃政策，杜絕歧視行為。
盡管達成和解，唐納德·特朗普在事后的一些評論依然充滿挑釁意味，他對外宣稱，這份和解協議“并未強迫他接受領取福利的人作為租客”
1970年2月針對特朗普管理公司歧視性租賃行為的投訴書
1970年2月，針對特朗普管理公司涉嫌歧視租賃的投訴書揭開了這家企業在種族歧視問題上的一角。盡管根據1975年達成的和解條款，特朗普夫婦未承認存在任何不當行為，但政府隨后指出，他們在協議達成后很快又重蹈覆轍。1978年，司法部指控特朗普管理公司違反和解協議，這場新案一直拖延至1982年，隨著最初同意令到期，案件才告結案。
1983年2月，特朗普大廈正式開業，特朗普的總部也遷至此地。芭芭拉·雷斯（Barbara Res）作為施工經理親歷了一些細節事件，尤其反映了特朗普對殘疾人和少數群體的態度。據她回憶，在與建筑師討論大廈電梯轎廂內部設計時，特朗普對標注數字旁的小圓點提出質疑。當得知這是為盲人設計的盲文后，他要求將其移除。當建筑師解釋這是紐約市的法律規定時，特朗普表現出不滿并直言：“不能讓盲人住進這座大樓。”盡管當時《美國殘疾人法案》尚未出臺，紐約市的相關法律仍要求無障礙設計。
這種態度并非孤例。特朗普對種族和宗教的刻板印象早有跡可循。據雷斯和其他知情者透露，他傾向于用偏見定義不同族群的特質。例如，他認為黑人懶惰，猶太人精明，意大利人手工技藝出色，而德國人則注重整潔。此外，特朗普還明確表達過對讓黑人管理其資金的反感，并表示更信任“戴小圓帽的人”，暗指猶太裔人士的理財能力。
這種行為和理念的延續不僅局限于特朗普管理公司。納撒尼爾·瓊斯指出，同意法令曾是處理歧視案件的重要法律工具。然而，在杰夫·塞申斯擔任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長期間，他發布了一份備忘錄，極大削弱了執法部門對歧視案件的處理能力，包括限制了同意法令的適用。
“恢復死刑”
1989年，紐約市發生一起震驚全國的案件：一名白人女性在中央公園晨跑時遭到嚴重性侵。隨后，五名黑人及拉丁裔青少年被指控為案件的主要嫌疑人。他們被稱為“中央公園五君子”，但實際上是司法系統的一場錯誤。唐納德·特朗普在案件初期的表現，則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的種族矛盾。
在案件尚未審結時，特朗普以個人名義在紐約四大報紙上刊登整版廣告，要求恢復死刑，直言類似罪行的犯罪者“應該被處決”。這一舉動并非針對具體的罪行，而是直接指向了被告群體，并借助種族刻板印象塑造了公眾敵意。特朗普的廣告無異于一場公開審判，將這些尚未定罪的青少年置于輿論的火刑架上。
1990年的審判中，中央公園五人被判定犯有強奸、雞奸、謀殺未遂等多項罪名，刑期從5至15年不等。然而，2002年，DNA證據證明這些青少年與案件無關，而真正的兇手也承認了罪行。這一冤案讓他們在青春最寶貴的時光里被剝奪了自由。紐約市最終支付了4100萬美元的和解金，但特朗普對此公開表示不滿，稱這一和解是“恥辱”。
喬納森·C·摩爾是代表中央公園五人提起訴訟的律師之一，他指出特朗普的廣告不僅影響了司法獨立，更對社會造成了深遠的種族分裂。摩爾描述道，這不僅是五個少年的悲劇，更是他們整個家庭的災難。被告的家人不得不在節日時去監獄探望親人，甚至在牢獄中慶祝生日和圣誕節。直到今天，這些家庭的成員仍為回憶往事而流淚。
尤塞夫·薩拉姆是五人之一，他回憶稱：“這并不是指控，而是判決。在人們眼中，我們已經有罪，根本沒有機會證明清白。”薩拉姆認為，包括特朗普在內的輿論壓力，使得案件的司法過程從一開始就不公。
特朗普的角色不僅止于此。蒂莫西·L·奧布萊恩指出，特朗普利用此案為自己吸引關注，迎合了紐約中產白人群體中帶有偏見的一部分人。這種策略在日后成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貫手法，與他支持者中的種族偏見有著深厚的關聯。
C·弗農·梅森提到，當時對這些年輕人的描述充滿了種族仇視的詞匯，例如“野蠻人”。這樣的語言與19世紀艾達·B·威爾斯對私刑時代種族主義的控訴幾乎沒有分別。
1989年5月1日，唐納德·特朗普在紐約市四大報紙上刊登了一則震撼性廣告，呼吁恢復死刑，并明確表示中央公園五人應被處決。這一廣告不僅成為案件輿論的轉折點，也揭示了特朗普在種族問題上的偏見和他一貫的煽動策略。
尤塞夫·薩拉姆是中央公園五人之一，他回憶起那則廣告的影響時，形容其惡毒至極：“唐納德·特朗普不僅呼吁處死我們，還在紐約市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上公開我們的信息。這等于將社會最黑暗的力量引向我們和我們的家人。”薩拉姆指出，那段時間，他們的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被廣為傳播。他們和家人不僅成為輿論的目標，還面臨嚴重的安全威脅。
C·弗農·梅森提到，這些青少年和他們的家庭完全無力應對廣告帶來的沖擊。他們既沒有財力雇傭安保，也沒有能力搬入有門衛的高檔社區，只能在恐懼中度日。這場針對他們的輿論審判顯然是由特朗普一手引發的。
更令人憤怒的是，這則廣告發布時，案件尚未進入正式審判階段。犯罪發生于1989年4月19日，特朗普的廣告僅比指控的提出晚了兩周，而在此期間，警方手中并沒有任何實質性證據。尤塞夫·薩拉姆指出，警方提取了他們的DNA與現場證據進行比對，但未發現匹配。然而，司法系統仍然推進指控，甚至偽造了供詞。薩拉姆稱，“正義的車輪并未停止，而是碾過了我們。這一切發生在特朗普的干預之后，他的廣告完全踐踏了法律的應有之義。”喬納森·C·摩爾，中央公園五人部分家庭的代表律師，深刻感受到這場冤案對這些少年的摧殘。他說道：“我有孩子，無法想象我的兒子從14歲到21歲都在監獄中度過。你剝奪了他們最無辜的青春。”中央公園五人在青少年時期經歷了無辜的失去和牢獄之災，而特朗普對此不僅從未道歉，反而多次重申他們有罪。
2002年，DNA證據證明五人與案件無關，真正的兇手也承認了罪行，但特朗普依然不改初衷。2016年，距離案發已過去26年，特朗普在總統競選期間再次堅持認為五人是罪犯，并表示“他們仍然該被處決”。這種態度顯示了他在事實面前的頑固與冷漠。
蒂莫西·L·奧布萊恩指出，特朗普在處理這一案件時所表現出的決斷，根源在于他簡單化和種族化的世界觀。他傾向于通過“基因”來判斷人的價值，對“優良基因”的推崇隱含了一種近乎雅利安主義的種族優越論。在他眼中，人的好壞、成功與否似乎都取決于血統和遺傳。
“在我看來，他們不像印第安人”
20世紀90年代初，特朗普試圖阻止在康涅狄格州和紐約州建造新的賭場，因為這會削弱他在大西洋城的賭場業務。（特朗普所有的賭場最終都破產了。）1993年10月，特朗普出席了自然資源委員會美國原住民事務小組委員會的會議。該小組委員會由比爾·理查森（Bill Richardson）主持，他后來成為新墨西哥州州長。特朗普出席該會議是為了支持修改立法，該立法賦予美國原住民部落擁有和經營賭場的權利。來自加利福尼亞的民主黨人、自然資源委員會主席喬治·米勒（George Miller）也出席了會議。
明尼蘇達州奇珀瓦部落博伊斯·福特樂隊的塔德·約翰遜擔任小組委員會的民主黨顧問。里克·希爾是美國印第安人博彩協會和威斯康星州奧奈達部落的前主席。帕特·威廉姆斯是蒙大拿州的國會議員。
特朗普一開始表示，他已為委員會準備了一份“政治正確”的聲明，但幾乎立即偏離了主題。聽證會變得嘈雜而激烈。
比爾·理查森：他說他認為美國原住民不值得立法保護，因為美國原住民賭場存在大量腐敗現象。我記得聽證會后我問他：“好吧，有什么證據嗎？”他說：“聯邦調查局有證據。”我說：“你提出指控，為什么不把證據拿出來？” 他說：“不，你應該問聯邦調查局。”我說：“你提出腐敗指控，卻沒有證據支持，這是不可接受的。”
塔德·約翰遜：特朗普化了薄薄的妝，我以前從未見過，至少沒見過有人在國會作證時化這種妝。他非常狡猾，對有組織犯罪活動提出了種種指控，但卻拿不出任何證據，沒有確鑿的證據，也沒有人可以作證。他說的很多話都是編造的。
1993年10月，美國原住民事務小組委員會舉行聽證會，特朗普在聽證會上作證
里克·希爾回憶起特朗普在聽證會上激烈言辭時，忍不住嘆息道：“他說，‘你們都會顏面掃地。’這將是自阿爾·卡彭案件以來最糟糕的事情。”特朗普不僅語出驚人，還放話稱：“我們無法阻止黑手黨。”甚至用了“喬伊·殺手”這樣的詞匯，進一步點名原住民部落領導，稱他們對所謂的“喬伊·殺手”束手無策。
比爾·理查森則指出，這場聽證會的另一項指控令人極為不安。特朗普質疑部分美國原住民部落的合法性，聲稱他們企圖通過小組委員會的認可“變身”印第安人。尤其是在提到某些最近開設賭場的部落時，他對喬治·米勒直言：“在我看來，他們不像印第安人。”這番言論引發了軒然大波。
對此，米勒當場質問：“你知道你剛才說的有多種族主義嗎？以外貌來判斷他人，而無視他們作為人的固有權利，這正是種族主義的根源。”隨后，他進一步批評特朗普的立場是對公平與正義的背棄。
塔德·約翰遜補充說，米勒反擊得擲地有聲：“感謝上帝，人們沒有根據你的外表來評判權利。而且，你知道，這樣的話我們已經聽過多少次了？”米勒隨即列舉了多個曾遭受類似歧視的群體，其詳盡的例子讓聽證會場陷入一片沉默。
帕特·威廉姆斯則表示：“特朗普對任何與他競爭的人，尤其是有色人種，都毫不掩飾自己的憤怒。這一點讓我尤為震驚。”
塔德·約翰遜回憶起當時坐在聽證會后排的印第安人部落代表們的表情：“有些部落長老特地從明尼蘇達趕來，他們的目光充滿怒火，幾乎能讓人感覺到刺骨的憤懣。”
比爾·理查森則坦言：“這是我參加過的最敵意四射的聽證會。盡管我已在國會工作了15年，但這樣的場面前所未見。”
帕特·威廉姆斯認為，特朗普對米勒大發雷霆，其實并非源于爭議本身，而是因為意識到米勒的影響力壓過了他自己。“這完全是個人尊嚴上的碰撞。”他說。
特朗普委托制作的反對美洲原住民經營賭場的廣告的頁面樣張（帶有特朗普的手寫注釋）。該廣告于 2000 年播出。
聽證會結束后，特朗普并未就此作罷。他與助手羅杰·斯通通過一家名為“紐約法律與社會研究所”的幌子公司，在紐約州北部報紙上刊登廣告，試圖阻止圣雷吉斯莫霍克部落在沙利文縣開設賭場。一則廣告的校樣上甚至有特朗普的手寫批注：“羅杰，這可能是個好主意！”然而，由于違反政治廣告的披露規定，特朗普、斯通及該機構最終支付了25萬美元的罰款。
時任圣雷吉斯莫霍克部落的總法律顧問兼稅務顧問布拉德利·沃特曼透露，特朗普和斯通設立的這個所謂反對賭博的組織，實際上是為了保護特朗普在大西洋城的賭場利益。他們通過廣告將莫霍克人描繪成毒販、罪犯，引發了輿論的強烈不滿。“這些廣告充滿了種族歧視的意味。”沃特曼說，“莫霍克人對此非常憤怒，我們也一樣。”
托尼·切利尼，當時賭場所在湯普森鎮的鎮長，也指出：“我們急需就業機會，但這些攻擊性廣告卻突然出現。后來我們才知道，唐納德·特朗普斥資超過百萬美元制作了這些廣告。”
沃特曼還補充道：“特朗普親自審核并批準了這些廣告，甚至在校樣上寫下‘羅杰——動手吧’的指示。他與斯通完全掌控了整個計劃，但他們卻謊稱這一行動是出于民間捐助。這種行為讓人倍感憤怒，特別是考慮到特朗普從未見過莫霍克人，也未曾踏足他們的土地，對他們更是一無所知。”
“我們這個充滿惡意的世界”
2005年夏天，唐納德·特朗普曾提出一個引發爭議的節目創意：讓他的真人秀《學徒》中，一支由成功非裔美國人組成的隊伍與一支由成功白人組成的隊伍進行對抗。特朗普認為，這種形式可以作為一種社會評論，“反映我們這個非常殘酷的世界”。盡管這個創意最終未被采納，但特朗普在節目中對待黑人選手的方式卻引發了持續爭議。
凱文·艾倫的遭遇：過于優秀反成“缺點”
凱文·艾倫，一位畢業于埃默里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高材生，成為爭議的焦點之一。在節目中，他因自己的高學歷遭到特朗普的批評，甚至被暗示具有“恐嚇性”。特朗普曾當眾質問他：“凱文，為什么套房里的女人怕你？”這一問題讓艾倫震驚不已。他表示：“這樣的攻擊讓我始料未及。他們試圖將我塑造成一個好斗、專橫的非裔美國男性形象。”盡管艾倫以其專業素養和冷靜態度化解了這些難堪，但特朗普的態度暴露出明顯的偏見。
馬克·哈里斯，《娛樂周刊》的電視評論家，對此現象提出了尖銳的觀察：“《學徒》似乎通過塑造刻板印象迎合白人觀眾的需求。凱文·艾倫的遭遇，可以看作是奧巴馬后來受到白人批評的一種預演——他被質疑是否‘太聰明、太優秀’，這本質上是對非裔美國人成功的抵觸。”
夸梅·杰克遜：特朗普對非裔精英的不適
《學徒》第一季亞軍夸梅·杰克遜認為，特朗普只習慣與某種特定類型的黑人打交道，比如邁克·泰森、唐·金和赫歇爾·沃克——這些名人和藝人符合他對黑人固有的刻板印象。而面對像凱文·艾倫這樣年輕、受過良好教育的非裔美國人，特朗普顯然感到不適，因為他的團隊中幾乎沒有這樣的多樣化背景。
蘭達爾·平克特：拒絕共享冠軍的堅持
2005年的節目冠軍蘭達爾·平克特也感受到了特朗普對種族的偏見。在他贏得冠軍后，特朗普竟然要求他與白人亞軍麗貝卡·賈維斯共享冠軍頭銜。對此，平克特斷然拒絕。他后來回憶道：“特朗普不愿看到一個非裔美國人成為唯一的冠軍。這讓我想起那句流傳已久的話——作為非裔美國人，你必須比別人優秀兩倍，才能被視為平等。”
平克特直言：“特朗普確實有種族主義傾向，但他自己可能并未意識到這一點，因為他無法與那些和他不同的人相處融洽。”
特朗普與有色人種的關系：生意至上
蒂莫西·L·奧布萊恩指出，特朗普唯一愿意主動建立關系的有色人種是運動員、名人或藝人。這種關系更多是出于商業利益，而非真誠的尊重或認同。他與邁克·泰森的交往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這段關系的基礎是特朗普和唐·金試圖在大西洋城安排重量級拳擊比賽，以吸引豪賭客為其賭場盈利。“特朗普并不喜歡黑人運動員，他喜歡的是黑人拳擊手對他的生意帶來的價值。”
2005年，唐納德·特朗普與《學徒》第四季冠軍蘭達爾·平克特交談。（Stuart Ramson / AP / Shutterstock）
蘭達爾·平克特：我在特朗普公司工作的一年里，只看到一個高層管理人員是黑人。而且，那是在2006年。這是唐納德在《學徒》中人氣鼎盛的時候。他創辦了幾家公司，其中大部分現在已經倒閉：特朗普大學、特朗普學院、特朗普冰場、特朗普抵押貸款、特朗普雜志。所有這些公司都成立并運營起來。他們都有員工，都有首席執行官來管理這些公司——但據我所知，這些公司都沒有有色人種擔任高管。一個都沒有。
“他沒有出生證明”
2011年，唐納德·特朗普在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上的一番發言，將他與“出生地爭議”緊密聯系在一起。這場運動質疑時任總統巴拉克·奧巴馬是否出生于美國，而特朗普很快成為這一爭議最突出的倡導者。他不僅公開要求奧巴馬出示出生證明，還聲稱自己派遣了調查小組前往夏威夷尋找相關證據。
從反對伊斯蘭文化中心到推動“出生地爭議”
特朗普涉足“出生地爭議”，起源于2010年關于在曼哈頓下城建造伊斯蘭文化中心的爭議——即“世貿遺址清真寺”事件。當時，曼哈頓一位開發商提議在9/11恐襲遺址附近建造這座文化中心，特朗普公開反對，稱此舉“不敏感”，甚至提議通過購買地塊來阻止項目進行。他表示：“有人炸毀了建筑物，有人干了很多壞事。”這種言辭使他迅速成為反對該項目的主要代言人，并在政治右翼陣營中聲名鵲起。
薩姆·努恩伯格，后來成為特朗普的顧問，回憶稱：“世貿遺址清真寺事件給了特朗普一個平臺，讓他進入共和黨知識分子和建制派通常不會接觸的領域。”反穆斯林情緒成為特朗普推動“出生地爭議”運動的背景之一。他在公開場合多次暗示奧巴馬與穆斯林有某種關聯。比如在2011年3月的《勞拉·英格拉漢姆秀》中，特朗普聲稱：“有人告訴我，奧巴馬出生證明上的‘宗教’一欄可能寫著‘穆斯林’。”盡管這一說法完全沒有依據，但卻為特朗普爭取到保守派選民的關注。
“出生地爭議”的推手與傳播者
在特朗普涉足之前，“出生地爭議”早已由極右翼活動家推動。杰羅姆·科西與奧利·泰茨是其中的主要人物。科西撰寫了《出生證明在哪里？》一書，而泰茨則利用她牙醫兼律師的身份傳播關于奧巴馬出生地的謠言。特朗普的介入，使這場本屬于邊緣政治的爭議迅速走向主流。
杰羅姆·科西表示：“特朗普的興趣提升了公眾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度。”而泰茨則提到，她曾直接向特朗普團隊提供相關信息，并通過特朗普的律師邁克爾·科恩進一步聯系了特朗普本人。
白宮通訊主任丹·普費弗也承認，特朗普的名人身份為“出生地爭議”注入了新動力：“當一個像特朗普這樣的名人在全國性節目上談論這個問題時，它的影響力遠大于極右翼活動家的書籍或聲明。”
特朗普的策略：通過爭議提升自己
特朗普參與“出生地爭議”背后的政治意圖是明顯的。薩姆·努恩伯格坦言：“這場運動旨在破壞奧巴馬的受歡迎程度，并以此為特朗普與共和黨內其他候選人——尤其是米特·羅姆尼——拉開差距。”相比羅姆尼等更傾向于溫和批評奧巴馬的共和黨人，特朗普采取了更為直接甚至冒犯性的攻擊方式。他利用“出生地爭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一個不懼爭議、不擇手段的斗士。
特朗普的策略不僅是吸引保守派選民，還意在通過制造噱頭，將自己塑造成奧巴馬的“最大對手”。這種激進手段，與約翰·麥凱恩和米特·羅姆尼在面對奧巴馬時的“體面”形成鮮明對比。努恩伯格直言：“特朗普不會微笑著輸掉選舉。他更愿意通過任何方式獲勝，哪怕是打破體面。”
為了平息陰謀論，2011年4月27日，奧巴馬公布了他的長版出生證明。本·羅茲是奧巴馬的戰略溝通副國家安全顧問。
時任奧巴馬戰略溝通副國家安全顧問的本·羅茲回憶稱，總統對這一爭議感到憤怒和沮喪。奧巴馬在橢圓形辦公室的會議上直言，自己不敢相信需要通過公布出生證明來平息謠言，但認為這一步是必要的。“這是種族歧視。”羅茲提到，奧巴馬非常敏銳地意識到，這場爭議的核心并非對其公民身份的合理質疑，而是深藏于美國社會中的種族偏見。他知道，無論如何回應，這一問題都可能長期揮之不去。
2011年4月27日，為了平息特朗普煽動的“出生地”理論，巴拉克·奧巴馬總統的出生證明被公之于眾
幾天后，在白宮記者晚宴上，奧巴馬和喜劇演員塞斯·梅耶斯（Seth Meyers）嘲笑特朗普的“出生地”論，讓特朗普在觀眾席上一臉通紅，怒火中燒。杰伊·卡尼（Jay Carney）時任白宮新聞秘書。
塞斯·梅耶斯：我們不斷收到一份不斷更新的名單，上面寫著誰將出席晚宴。當看到特朗普將出席時，我們很高興。我想我們當晚對他種族歧視的玩笑中最好笑的一個是：“唐納德·特朗普最近說他與黑人關系很好，但除非黑人也是白人家庭，否則我敢打賭他搞錯了。”唐納德·特朗普有一項比其他人更擅長的事情，那就是他表明了一個立場，卻暴露了他實際上持有相反的立場。
我們之所以對特朗普冷嘲熱諷，原因之一并不是因為他是一個真人秀明星。而是因為他一直在重復著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種族主義言論。從歷史上看，如果你看看我待過的其他房間，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做過10個笑話。顯然，我們對此感到非常強烈。
杰伊·卡尼（jay carney）有著“非常美好的”回憶：在那之后，大多數媒體不再把“出生地爭議”作為話題，但我敢肯定，人們注意到特朗普的做法，以及他如何通過編造這些無稽之談來操縱話題。這仍然讓我感到憤怒。
丹·普費弗（dan pfeiffer）：在奧巴馬公布其出生證明后，主流政治話題是：特朗普是個小丑，對嗎？他是個小丑，自不量力，讓自己出丑，應該永遠退出政壇。沒過多久，每個共和黨人——甚至包括像米特·羅姆尼這樣公認的嚴肅共和黨人——都去懇求特朗普支持他們。我想我們都沒有意識到，特朗普正試圖利用共和黨基層的強烈憤怒情緒。
特朗普沒有就此罷休。2012年5月，他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主持人沃爾夫·布利策（Wolf Blitzer），“很多人認為這不是一份真實的證明。”8月，他稱出生證明是“欺詐”。最終，在2016年9月，在總統競選期間的政治壓力下，特朗普承認奧巴馬實際上出生在美國。事情并沒有就此結束。2017年11月，《紐約時報》報道稱，特朗普仍在私下斷言奧巴馬的出生證明可能是偽造的。
本·羅茲：唐納德·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的故事再怎么強調也不為過。他的整個品牌就是：我會說出別人不會說的話。沒有“出生地質疑論”，就沒有特朗普的總統職位。
“多方面”
在特朗普擔任總統大約六個月后，2017年8月11日星期五晚上，數百名新納粹分子和白人至上主義者進入弗吉尼亞大學校園，高呼“猶太人不會取代我們”和納粹口號“血與土”。這場“團結右翼”集會是為了抗議拆除羅伯特·E·李將軍雕像的提議。所謂的另類右翼成員與反抗議團體之間發生了沖突，其中包括反法西斯運動“antifa”的成員。
夏洛茨維爾市長邁克·西格納（Mike Signer）整個夏天都在處理極右翼抗議活動。理查德·斯賓塞（Richard Spencer）是“團結右翼”集會背后的關鍵人物之一。
邁克·西格納：第一次活動是在2017年5月，由理查德·斯賓塞領導，他發明了另類右翼一詞，畢業于弗吉尼亞大學。在特朗普就職典禮后不久，他就舉辦了一場活動，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家酒店帶領所有人進行法西斯禮節——齊耳短發、制服，非常嚇人。
理查德·斯賓塞：毫無疑問，如果沒有特朗普，就不會發生夏洛茨維爾事件。這確實是因為他的競選活動，以及這位民族主義候選人以一種非常強烈的方式引起公眾共鳴的新潛力。另類右翼在特朗普身上找到了共鳴。他改變了范式，使另類右翼的這種公開存在成為可能。
前三K黨領導人大衛·杜克參加了夏洛茨維爾集會，稱這是其運動的“轉折點”，該運動旨在“兌現唐納德·特朗普的承諾”。威爾·佩頓（Will Peyton）是弗吉尼亞大學校園附近圣保羅紀念教堂的牧師，他主持了一場反對集會的跨宗教儀式。當另類右翼抗議者經過時，教堂內約700人被建議留在室內以確保自身安全。
威爾·佩頓：早上我在停車場，當時各種新納粹分子和不同白人至上主義團體正在聚集和卸貨。他們從面包車和卡車上下來，有點暈暈乎乎的。我從未見過納粹黨徽和納粹禮像這樣在公開場合出現——人們戴著頭盔，拿著棍棒和盾牌。
理查德·斯賓塞：那天一整天都很混亂。那天早上我醒來，我們吃了早餐。我們不太清楚會發生什么。我當然認為這將是一場浩大的活動，但我從未想到它最終會成為一場歷史性的活動。
邁克·西格納：理查德·斯賓塞和大衛·杜克花時間攻擊我，談論這個城市的猶太市長。有一個針對猶太教堂的威脅，說：“現在是時候燒死那些猶太怪物了，下午3點開始。”反猶太主義的激烈程度是以前在美國政治生活中不可想象的。我從小就在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的美國納粹黨總部附近長大，那里有五個街區。當時，它位于一棟搖搖欲墜的房子里，就在現在的一家咖啡店樓上。我們嘲笑這個孤獨可憐的老頭，他經常出入那棟建筑。現在，你們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我很生氣，因為你們沒有看到白宮對此的譴責。
8月12日，一個名叫德安德烈·哈里斯的黑人被至少四名白人至上主義者毆打。當天下午1點45分左右，來自俄亥俄州的一名20歲白人至上主義者詹姆斯·亞歷克斯·菲爾德斯（James Alex Fields Jr.）駕駛道奇挑戰者撞向反抗議人群，造成32歲的希瑟·海耶（Heather Heyer）死亡，另有35人受傷。2018年12月，菲爾德斯被判定犯有一級謀殺罪。3月，他在另一場審判中承認了30項聯邦仇恨犯罪指控中的29項。襲擊發生當天下午，特朗普在新澤西州貝德明斯特的高爾夫俱樂部發表講話，譴責“多方的仇恨、偏執和暴力行為”。他停頓了一下，然后重復道：“多方的。”麗莎·伍爾福克（Lisa Woolfork）是弗吉尼亞大學（UVA）教授，也是“黑人的命也是命”組織夏洛茨維爾分部的組織者。賈 凱斯勒是此次集會的組織者之一。
理查德·斯賓塞：我們正在處理詹姆斯·菲爾德斯和希瑟·海耶爾所發生的可怕事故，這當然不是我來的原因，我認為也不是其他任何人來的原因。我試圖以最好的方式處理這種情況，只是說我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么，我們應該強調，這個年輕人應該得到公正的調查和公正的審判。特 mp以自己的方式誠實地說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一刻，我為他感到驕傲。
小詹姆斯·亞歷克斯·菲爾德斯（James Alex Fields Jr.）的起訴書頁面，他在2017年8月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白人至上主義集會上駕駛汽車（右上）沖撞反抗議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傷（照片：Matthew Hatcher / Getty）
邁克·西格納：這是右翼暴力民兵對城市的協同入侵。我看了總統的一段視頻，目瞪口呆，立刻為他也為這個國家感到羞恥。
麗莎·沃爾弗克：汽車沿著第四街高速行駛，與朝這個方向前進的反示威者相撞。我離撞擊點大約100英尺，場面一片混亂。我記得看到一只鞋子飛到了空中。我記得人們尖叫著。那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時刻。在經歷了漫長而痛苦的一天之后，總統的言論令人不寒而栗。總統以他談論夏洛茨維爾事件的方式談論“多方”的危險之一是，它宣揚了這種非常危險的虛假等效性。特朗普明確指出，你可以是白人至上主義者、納粹分子或新同盟主義者，但仍然是一個好人，這使事情變得更糟。
杰森·凱斯勒：總統指責雙方的做法是完全正確的。我可能比任何人都看過更多的事件視頻。因為希瑟·海耶的慘死，感到不滿的人認為大部分責任應該由另類右翼承擔。承認他們有這種情緒需求是合理的，但“團結右翼”中沒有人對那場車禍負責，只有詹姆斯·菲爾德斯本人。
威爾·佩頓：聽到總統的話時，我內心深處產生了強烈的反應。我是目擊者。我親眼看到，有一方蓄意策劃暴力。這是毋庸置疑的。
8月14日，特朗普撤回了他最初的聲明，并特別譴責了“三K黨、新納粹分子、白人至上主義者和其他仇恨團體”。一天后，他又撤回了自己的撤回聲明。他說：“雙方都有非常優秀的人。”他還補充說，“另類左翼”一直“非常非常暴力”。白人民族主義領導人對他的言論表示歡迎。
理查德·斯賓塞：2018年11月，因為亞歷克斯·菲爾德斯的審判正在進行，他即將被定罪，所以有一通自動電話打出來。電話的內容都是關于猶太市長和黑人警察局長是如何造成這種情況的，以及我們應該為希瑟·海耶的死負責。
“滾回你們的茅屋去”
特朗普兌現了競選承諾，簽署了針對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這一舉措被廣泛批評為“穆斯林禁令”。盡管其支持者稱之為“國家安全需要”，但許多人認為這一禁令明顯帶有宗教和種族偏見。同樣，他聲稱選舉中存在數百萬非法移民投票，這種毫無根據的指控成為調查選舉舞弊委員會成立的基礎，盡管州選舉官員一再聲明選舉舞弊幾乎不存在。
對于移民問題，他對非洲國家的侮辱性言辭進一步揭示了其對不同種族的偏見。據報道，他在一次會議上將一些非洲國家稱為“糞坑國家”，并質問為什么美國不能從像挪威這樣的國家引進更多移民。他還抱怨尼日利亞移民“看到美國后就不會再回到茅屋”，這一言論被認為是對非洲移民的赤裸種族歧視。
在自然災害援助方面，他的政府對待颶風哈維（襲擊了美國本土的休斯敦）和颶風瑪麗亞（襲擊了美國領土波多黎各）災后恢復的態度差異也引發了強烈批評。在颶風后的九天內，休斯敦獲得的聯邦資源是波多黎各的三倍，而個人援助資金則是波多黎各的23倍。
特朗普的支持者，如薩姆·努恩伯格，將他的言行歸因于代際差異或成長背景。他指出，特朗普在紐約皇后區成長，需要與犯罪活動和工會文化打交道，“當時人們就是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然而，這種解釋未能回答一個關鍵問題：特朗普是否有能力適應新時代的種族觀念，或是否愿意承認他的言辭帶來的社會影響。
特朗普在種族問題上的表現不僅僅是一次次爭議性言論的堆積，而是對其世界觀的反映。正如蒂莫西·L·奧布萊恩所指出：“這不僅是利用種族仇恨來推動事業的問題，而是他內心深處對世界運作方式的看法。”這種觀點提示，特朗普并非無意中引發種族爭議，而是其行為可能與一種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相吻合。
夸梅·杰克遜的評論則更為犀利。他認為，美國公眾似乎總在尋找一個“鐵證”來證明特朗普是種族主義者，找到他曾在某人的院子里焚燒十字架的那一次，這樣美國人才可以說出來他說種族歧視者。人們總是拒絕看到已經擺在眼前無數細小證據。
作者
大衛·A·格雷厄姆，《大西洋月刊》雜志的專職撰稿人。
阿德里安娜·格林，《大西洋月刊》雜志的前任執行編輯。
卡倫·墨菲，《大西洋月刊》雜志的特約編輯。
帕克·理查茲，《大西洋月刊》雜志的編輯研究員。
原編輯：阿K
本文信源：《大西洋月刊》2019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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