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東歐左翼政黨是集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共產主義政黨為主要組織類型的政黨族群。自1989年開始,左翼政黨開始以新的政黨組織形態正式登上各國政治舞臺,成為很長一段時間里唯一與右翼政黨相抗衡的政治派別。在30年的發展過程中,左翼政黨經歷了組織危機、制度適應、左右輪換與總體低迷的階段,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意識形態與政策主張。受社會主義歷史遺產等因素影響,在當前整個歐洲左翼頹勢明顯,民粹主義、極右翼等極端性、反建制政黨普遍崛起的背景下,中東歐左翼必然會維持相當長時期的低迷狀態,處于一種黨內分歧、黨外多變的復雜環境中。左翼政黨未來的復興之路取決于它們能否通過改革適應新的政治社會環境。
關鍵詞：中東歐；左翼政黨；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共產主義政黨
左翼政黨是中東歐政黨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由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共產主義政黨組成的政黨族群。無論是從意識形態、組織類型、歷史傳統,還是從黨章黨綱、施政方案、黨際交往來看,它都具有獨特的轉型特征與鮮明的地域特色。中東歐地區的左翼政黨所涉數量之眾多、實力之懸殊乃至細分之復雜,在世界上其他地區絕無僅有。
一、左翼政黨的發展階段與選舉表現
中東歐左翼政黨從劇變一開始就以議會黨的姿態與其他政黨展開了競爭,在長期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呈現出以下幾個階段性特點。
(一)組織危機與身份重塑階段
這一階段從1989年東歐劇變開始至1992年,中東歐左翼政黨總體處于非常態化、被壓制、被邊緣的狀態。1989年發生的東歐國家劇變與社會制度轉型重創了原社會主義執政黨的組織基礎。在國內外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下,原執政黨不得不倉促舉行大選,以紓解政治危機。于是,波蘭率先引入了“半自由式”議會選舉,開啟了整個中東歐地區競爭式多黨選舉體制。緊接著,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各個共和國、阿爾巴尼亞等國家紛紛效仿舉行議會選舉。在此情景下,中東歐各國執政黨與反對派力量進行了第一次公開政治博弈,結果后者以極大的選票優勢壓倒了前者。在選舉結果無法逆轉以及整體去共化的不利政治環境下,各國執政黨改旗易幟,大多數共產黨以社會民主黨化的方式實現了組織轉型。自此,左翼政黨開始以新的政黨組織形態正式登上各國政治舞臺,成為很長一段時間里唯一與右翼政黨相抗衡的政治派別。這一時期的左翼表現出三個特點:一是急于甩掉歷史包袱,重塑形象;二是各類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水火不容、各自為戰;三是左翼黨派來源復雜、派別眾多。(1)因此,處于組織危機的左翼政黨不可能在短期內有大的政治作為,而只能采取“先生存、后發展”的保守策略。
(二)制度適應與左翼復興階段
到1992年12月底,中東歐各國在憲法和法律上全部確立了多黨制,也相繼完成了首次議會選舉,政黨政治的制度化框架基本建立。因此,在經歷短暫的組織重建與制度適應期后,左翼政黨從1992年開始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陸續重返中東歐各國的權力中心。1992年的塞爾維亞社會黨、羅馬尼亞民主救國陣線,1993年的波蘭共和國社會民主黨(以下簡稱“波蘭共和國社民黨”),1994年的匈牙利社會黨、保加利亞社會黨、馬其頓聯盟,1996年的塞爾維亞社會黨及左翼聯盟,1997年的阿爾巴尼亞社會黨,1998年的捷克社會民主黨等左翼政黨或者政黨聯盟相繼在各國議會大選中勝出,一改此前右翼政黨在該地區占有絕對優勢的局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波蘭。民主左翼聯盟(以下簡稱“民左聯”)在1993年議會選舉中拿下了眾議院171個席位,優勢較為明顯。1995年3月,政府改組后,波蘭共和國社民黨主席奧萊克西出任總理。1995年總統選舉中,波蘭共和國社民黨原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當選總統。至此,波蘭的議會、政府、總統均由左翼政黨或者左翼政治家控制。這一時期,“左翼復興”“左翼回歸”被用來形象地概括左翼政黨在中東歐政黨競爭中的地位與態勢。這是由于左翼政黨逐漸適應變化了的新制度,其力量恢復的速度遠超預期,相對右翼政黨的比較優勢也更加明顯。右翼政黨的政治經驗欠缺與左翼政黨的政治經驗豐富形成鮮明的反差,而左翼政黨的地方組織機構雖已弱化,但并沒有被完全取締,黨員人數減少但并沒有消失殆盡,其領導層的精英構成、選舉組織技巧、社會統戰能力都是前官僚機構的政治遺產,政黨機器運轉的優越性顯而易見。(2)因此,左翼政黨在適應新制度后轉而出現復興現象,既得益于左翼政黨具有相對優質的政治遺產,也是多黨制運轉的基本規律使然。
(三)左右輪換與常規發展階段
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到新千年起始,所有的中東歐國家都已完成了四至五次議會選舉,大多數左翼政黨都有過兩次執政經歷,其中不乏三次或者蟬聯執政的左翼政黨,比如羅馬尼亞的救國陣線、民主救國陣線、社會民主黨分別在1990、1992、2000年先后執政,盡管政黨名稱有所變化,但是作為同宗同源同性的左翼本質并沒有變化。在這一時期,左翼政黨與右翼政黨相比較,其黨員規模、選舉實力、社會影響力、組織穩定性都體現出傳統老黨的優越性,但是在黨內代際傳承、后備力量培養、黨員監督約束、執政效能低下等治黨理政方面也暴露出一定的問題,因而左翼政黨或者政黨政府因為腐敗問題纏身、社會危機處置不當、黨員人數下降等原因而受到右翼政黨攻訐的現象屢見不鮮,甚至成為左翼政黨敗選的主要原因。比如波蘭民左聯因在1997年的水災中效率低下而痛失當年的大選。匈牙利1996年的“托奇克丑聞”導致左翼政府執政后期極為被動,接著在1998年的選舉中又不敵右翼政黨而失去政權?？傊?從90年代后期開始,“自由選舉依規舉行,選舉結果被左右翼所尊重,敗選者一方能夠和平式地移交權力給勝選者一方,各派政治家們懂得如何節制權力,也懂得如何尊重司法和應付媒體的批評之聲”(3)。左翼政黨步入了左右輪換、常規發展的新階段。
(四)總體低迷與兩極分化的階段
從2005年開始,一方面,中東歐左翼出現了總體低迷的趨向,具體表現在大多數中東歐國家的左翼政黨與此前幾個階段相比,得票率和席位數不斷下降、執政機會大大減少、分化組合的頻次有所增加等;另一方面,左翼政黨在不同的國家出現了不均衡發展狀況,如在被視為轉型“優等生”的波蘭、匈牙利、捷克三國,左翼的衰退跡象最為明顯,而在轉型“一般”的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等國家卻出現了左翼逆勢上揚的狀況。在波蘭,從2005年至今,以民左聯為首的左翼政黨在2007、2011、2015年議會選舉中的得票率不斷下滑,甚至跌出8%的政黨聯盟門檻而無緣議會。2019年議會選舉中,盡管其獲得11.17%的選票,具備進入議會的資格,但是與排名前兩位的右翼政黨近70%的總得票率差距懸殊。在匈牙利,社會黨在2010、2014、2018年的三次議會選舉中得票率分別是19.3%、25.57%、11.91%,席位數量分別為59、29、17。無論單純地從選舉數據來看,還是與執政黨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以下簡稱“青民盟”)在議會中的超級多數進行對比,社會黨的衰退跡象都是非常明顯的。在捷克,社會民主黨在2006、2010、2013、2017年的四次選舉中的議席排名分列第二、一、一、六位,但大多數時候是反對黨或者執政聯盟成員之一,尤其在2017年的議會選舉中創造了其歷次選舉中最差的成績。2018年的地方議會選舉和參議院選舉中,社民黨丟失了所有的布拉格議員資格,其他地方議員也有過多半人數被選下,在201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則以零席位的成績黯然退出歐洲議會。捷克的另外一支左翼——捷克和摩拉維亞共產黨(以下簡稱“捷摩共”)——從劇變至今在議會中一直充當反對黨的角色,在這一時期也不例外。在斯洛文尼亞,社會民主人士黨則在2008、2011、2014、2018年的四次選舉中作為參政黨或者反對黨,得票率甚至在最近的兩次選舉中不足10%。在波蘭、匈牙利、捷克的左翼整體衰落情況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等國的左翼卻是另一番情景。斯洛伐克方向—社會民主黨在2006、2010、2012、2016年的四次議會選舉中得票率和席位數一直名列第一。阿爾巴尼亞社會黨在2005和2009年的議會選舉后成為反對黨,2013年議會選舉后進入聯合政府,2017年甚至以48.34%的得票率贏得議會絕大多數并單獨組閣。羅馬尼亞社會民主黨則在2008、2012、2016年的議會選舉中與多黨組成多種選舉聯盟,如“社會民主黨+保守黨”聯盟、社會自由聯盟、自由與民主聯盟等,成功連續贏得三次大選并組建聯合政府。
二、左翼政黨的意識形態與政策主張
左翼政黨在長期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意識形態與政策主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獨具特點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觀
對待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問題是一個定性問題,是衡量左翼政黨意識形態的價值尺度與身份標識。首先,中東歐左翼政黨大多承認、同情并支持社會主義的多元探索,在價值認同上傾向于民主社會主義。這方面以匈牙利社會黨和波蘭民左聯最為典型。匈牙利社會黨在1989年第一屆黨代會上發布的《當前的綱領》中明確提出了社會黨奮斗的三大目標:民主社會主義、混合經濟下的私有財產的保護、政黨的自由競爭;在1990年第二屆黨代會上,匈牙利社會黨認為它是融合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基本價值觀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應該摒棄教條式馬克思主義,建立社會民主主義的左翼政黨,在議會中要做建設性反對派,“不能為了反對而反對”。(4)2011年,匈牙利社會黨大會通過的《匈牙利社會黨基本章程》提出:“匈牙利社會黨作為社會民主黨,是匈牙利人歷史上積淀的民族價值、左派價值和社會目標的繼承者和體現者。黨的行動遵循匈牙利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永恒原則。”(5)1999年,波蘭民左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波蘭民主左翼聯盟基本綱領》也明確指出:“建立一個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富足的、積極的、現代的波蘭,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的波蘭。”(6)其次,個別左翼政黨仍然堅守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底色,公開宣稱對資本主義的制度替代,這類政黨以捷摩共為典型。捷摩共的意識形態集中體現在1992年的綱領、1999年的《復興綱領》與《新千年前夕的共產黨》三大基礎性綱領中,明確提出捷摩共的中長期目標是建立現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同時,捷摩共將自身定位為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主義為指導的反資本主義政黨。(7)進入 21 世紀后,捷摩共一直保持傳統共產主義政黨的特色,擁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理論,堅定地維護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8)捷摩共認為,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但在方式上要避免劇烈的社會沖突,應該采用非暴力民主的手段達成。(9)在2011年雅典舉行的第13屆共產黨與工人黨國際會議上,捷摩共主席沃伊杰赫·菲利普曾直言,“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垂死掙扎,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當前全球危機面前取得了顯著的勝利。”(10)由此可見,中東歐左翼政黨并不完全否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正確性,只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實現形式上更加取向民主社會主義,奉行以和平、溫和的手段來推動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
(二)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贊成社會市場經濟
中東歐左翼政黨的經濟政策以保護中下層弱勢群體利益為出發點,極力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主張國家與市場的有機結合,強調政府對市場的嚴格監管,支持產權形式多元化,但在重要的經濟領域要求國家獨享產權,主張對國家財富重新分配,反對任何形式的剝削,建立更加公平的、全覆蓋的社會福利體系等。例如,《波蘭民主左翼聯盟基本綱領》明確提出:“我們要通過政治更好地保護弱勢群體,我們代表那些在就業、教育、財富、價值觀念及表達個人利益訴求方面處于弱勢地位的人。”(11)1997年,民左聯的選舉綱領直接向選民呼吁:“我們更關注那些很少得益于經濟增長、卻忍受著轉型代價的人們的問題。在我們的實踐中,我們直接關注社會公正的原則和保護弱勢群體的團結原則。”(12)《保加利亞社會黨綱領》明確指出:“社會黨反對資本主義的目的就是建立社會市場經濟,反對市場壓制社會。”(13)捷摩共甚至認為,國家GDP的75%—80%應該由集體所有制企業所創造。(14)《捷克社會民主黨的價值觀、目標和原則》中則提出了“捍衛和發展民主的福利國家”的宏偉目標。(15)同樣,在其他左翼政黨的黨綱、選舉綱領或者政黨領導人公開的講話中也能發現類似的聲明。顯然,左翼政黨的這一政策主張涵蓋了經濟、政治與社會的多重屬性,是統籌考量選舉政治要求與選民支持基礎的必然舉措。
(三)支持歐洲一體化
中東歐大多數左翼政黨奉行親歐盟政策(16),理論上廣泛認可歐洲一體化在增進歐洲團結、促進經濟發展、共享社會歐洲福祉以及密切文化交流上的重要作用,實踐中積極支持、參與并推動歐洲一體化建設,全力支持所在國加入歐盟,肯定歐盟的價值理念、經濟地位以及在歐洲和全球秩序中的地位。首先在各左翼政黨黨綱中都對歐盟的價值理念予以充分的肯定。《阿爾巴尼亞社會黨綱領》中特別強調“歐洲的阿爾巴尼亞”這一身份屬性,主張“在阿爾巴尼亞建設歐洲和歐洲價值觀,以獲得入盟候選國地位和盡快開啟入盟談判,推進阿爾巴尼亞回歸歐洲進程。阿爾巴尼亞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對國家發展、民主化和社會歐洲式轉型具有根本的不可替代的意義”(17)?！督菘松鐣裰鼽h的價值觀、目標和原則》認為:“歐盟是一個獨立的、自主的、社會民主的、不斷爭取和平與經濟繁榮的歐洲國家組織。”(18)《斯洛伐克方向—社會民主黨2012—2016年計劃方案的重點》中特別指出:“歐盟是決定斯洛伐克及其公民的日?，F實的組織。斯洛伐克將盡其所能,使歐盟成為一個充滿競爭的、知識型的和社會化的組織。同時,積極支持歐盟成為一個真正的重要的全球政治的參與者。”(19)其次,來自各個政黨領袖對歐洲一體化的堅定支持。波蘭共和國社民黨最有影響力的領導人克瓦希涅夫斯基、萊舍克·米萊爾、奧萊克西都是典型的親歐派政治家。米萊爾曾直言不諱地指出,在支持歐洲一體化問題上,再沒有比社民黨更合適的政黨了。因此,親歐盟政策是社民黨改變自身形象與尋求國際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組織支持的一種手段。(20)總之,在該地區所有的社會民主黨都是親歐派,這些政黨即便是處于反對派也是堅定支持歐盟的。(21)
(四)主張國際左翼組織的聯合與團結
所有的中東歐左翼政黨都加入了與其意識形態相近的國際左翼政黨聯盟組織,如歐洲社會黨、社會黨國際、進步聯盟,共產黨與工人黨國際會議成員黨中幾乎實現了對中東歐左翼政黨的全覆蓋。為了更好地協調政黨間的政策立場,某些左翼政黨甚至同時加入了多個組織,比如捷克社會民主黨、匈牙利社會黨、塞爾維亞民主黨、羅馬尼亞社會民主黨、斯洛伐克方向—社會民主黨同時加入了歐洲社會黨、社會黨國際、進步聯盟。一方面促進了左翼黨際交流、情報分享與立場統一,另一方面在涉及全球和歐洲重要議題上攜手應對,尤其是在歐洲議會中以議會黨團的形式影響各自國家內政?！督菘松鐣裰鼽h的價值觀、目標和原則》中提出,捷克社會民主黨將努力加強與歐洲社會黨和社會黨國際的交往和合作,建立聯合智囊機構,密切歐洲社會民主黨間的合作。(22)在《捷摩共長期綱領——新千年之際的“捷摩共”》中,捷摩共意識到有必要聯合起來反對超級集團、跨國壟斷組織的侵犯,成立一個全球性的聯合左翼。加強真正的左翼、工人、共產黨之間的相互聯系是格外重要的,包括與歐洲議會的左翼集團的合作。(23)顯然,左翼政黨對傳統的左翼國際聯合思想有所繼承與發揚,是在新的全球左翼大變動、大調整情況下的一種國際應對之策。
三、影響中東歐左翼政黨發展的因素
影響中東歐左翼政黨的因素很多,從歷史與現實、內部與外部、動態與靜態層面來考慮,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社會主義歷史遺產的“雙刃劍”
在當今中東歐政治語境中,社會主義歷史遺產被賦予了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甚至文化上的多重含義。無論是左翼政黨的意識形態、綱領主張及實際行動,還是右翼政黨刻意標簽化、符號化甚至歪曲化左翼政黨,社會主義的歷史遺產成為左翼政黨組織重建、形象重塑與轉型發展中難以逾越的問題,也是影響左翼政黨發展的“雙刃劍”。對此,中東歐左翼采取的應對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主動與過去劃清界限,強調新的政治身份,但以選舉為主要目的。這其中以改建社會民主黨最為典型。改建的社會民主黨通過借鑒西歐中左翼政黨的民主和改良社會主義模式來達到與過去共產主義歷史決裂的目的。這些政黨動輒強烈批評共產黨的統治,并且從轉型一開始就樹立起民主改革者的形象。(24)比如,波蘭共和國社民黨在1993年轉型為民左聯不久就立刻聲明自己為19世紀波蘭社會黨的傳承者。米萊爾也曾說,民左聯植根于“民主的和多元化的歐洲,一定程度上也保護了該黨在轉型一開始所遭受的右翼專制的打壓”(25)。二是從組織上、思想上徹底斷絕與過去的一切聯系,在實際運行中不妥協。比如,1992年成立的波蘭勞動聯盟在其綱領中宣稱要“嘗試著忽略前共產主義者和反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差異,建立一個超越歷史分歧的政黨”(26),并主張左派力量應盡快聯合起來,但公開宣布堅決不與社民黨合作。波蘭的勞動聯盟在1997年議會選舉中的得票率只有4.7%,未能達到進入議會所需的5%得票率門檻,這意味著“其打造一個與此前社會主義沒有任何關聯的波蘭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宏大計劃以失敗而告終”(27)。2001年,勞動聯盟加入民左聯,意味著該政黨作為獨立政治組織的結束。三是承認社會主義歷史的積極性,堅決不改變共產主義政黨的組織和思想。這方面最典型的是捷摩共。作為劇變后中東歐地區唯一未改名的共產黨,也是唯一未放棄反資本主義、反自由主義和反西方政治立場的共產黨,該黨堅持馬列主義的政治文化認同,是捷克黨員人數最多、聯邦議會議員數量第三、地方議會議員數量第二的政黨。同時,該黨在組織上、話語上以及行動上與其他左派政黨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28)因此,捷摩共從劇變至今在議會中一直充當反對黨的角色,唯一轉機出現在2018年的巴比什政府不信任投票中,捷摩共在換取政府承諾后投了信任票,也就成為議會內的非正式支持者。在這三種方式中,第一種曾經取得過短暫的復興,在組織上也最為強大,但目前處于消沉低落的狀態;第二種則被實踐證明完全是失敗的;第三種則是在長期受打壓的狀態下的隱忍與堅持,目前的境況有向好的趨勢。
(二)黨員組織機構與社會支持基礎
中東歐左翼政黨大多不是新制度的產物,而是前制度的遺留物,因此,左翼政黨在轉型伊始首先是傳統的群眾型政黨,有著穩定的群眾基礎和健全的黨組織機構。一個強大的政黨組織有助于穩固左翼政黨的選民支持基礎,甚至在政策逆轉情況下也能夠獲取選民的支持。(29)一開始,波蘭共和國社會民主黨與匈牙利社會黨仍然屬于傳統意義上的群眾型政黨,其黨員眾多、資金充裕、物資豐富、組織健全等諸多特征都在后社會主義環境中顯得彌足珍貴。(30)因此,在波蘭和匈牙利這兩個國家,與右翼政黨分化組合過多過頻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左翼政黨很早就體現出其組織穩定性,對選民的定位也較為明確。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捷克,建立一個強大的組織不僅使捷克社會民主黨從邊緣型政黨發展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政黨,而且從危機走向復蘇,也使捷摩共在極端敵視的環境中存續下來并發展壯大。實際上,所有傾力打造與維持強大組織的政黨都成為捷克政治中的關鍵角色,而那些對組織建設重視不夠的政黨后來都難以存續。(31)與其他右翼政黨不同,左翼政黨由于繼承了前執政黨或多或少的政治資源,包括地方行政組織機構、黨員、資金以及社會組織等,因此它們做的只是精簡而非重建黨的行政管理機構,以向著更加靈活務實的形象轉變。(32)因此,左翼政黨最大的優勢仍然是相對完善的組織機構與廣泛而穩定的社會支持基礎,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更好地利用這一優勢。
(三)政黨立場的穩定性與選民偏好的易變性之間的矛盾
政黨立場與選民偏好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在選舉研究領域,有學者稱之為“動態性代議制”,即政黨精英必須系統性地回應選民偏好上的多樣性。(33)但現實的情況則往往事與愿違。選民對不同問題的優先性考慮在每次選舉中都不一樣,這導致動態的選民偏好與穩定的政黨立場必然會發生矛盾。比如在匈牙利選民看來,匈牙利社會黨一直以來具有建制派政黨與“保守主義勢力”的雙重標簽。一方面,社會黨因為過去的歷史備受社會指責,被認為改旗易幟只是“換湯不換藥”,只不過是以不太極端的方式來透支過去的歷史;另一方面,人們又指責1919年庫恩·貝拉領導傳承的社會主義革命精神已在社會黨身上消失殆盡,社會黨總是重視中產階級的支持。(34)顯然,匈牙利社會黨的政策供給與選民需求之間的對接必然會出現階段性“錯位”,因此,社會黨的核心選民既會將其推向執政也會將其推下“舞臺”。比如,2002—2010年,匈牙利社會黨在經歷八年兩屆蟬聯執政生涯之后,以損失140萬選民支持和執政伙伴自由民主聯盟隨之解散的代價而跌下政壇。(35)一般來講,左翼政黨對政治立場的堅守基于兩方面原因,一是左翼政黨在歷史上比其他政黨更重視意識形態,它們誕生于19世紀的勞工運動,即使今天已經放棄了革命理想,仍然信守社會改良。二是社會民主黨與工聯社會運動關系緊密,反而限制了其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的彈性,即使過去這些年這種關系在弱化。(36)因此,中東歐左翼由于歷史與現實原因,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政黨立場,意識形態與政策主張的調整空間相對有限,這造成了對手黨、部分選民對該黨抱有一定程度的偏見,影響著選民對該黨的持續性支持。
(四)全方位型政黨的轉向與執政政策右傾化導致核心選民的流失
在轉型30年發展的過程中,贏得選舉進而執政成為左翼政黨的首要目標。在新的體制環境和選舉制度下,為了施展政黨的綱領政策與主張,大部分左翼政黨逐漸從群眾型政黨轉向選舉型政黨。這樣的戰略轉向意味著左翼將盡可能贏得更廣范圍的選民,而不是吸引特定的、社會經濟意義上的選區選民,“全方位型政黨”和“職業選舉型政黨”模式成為中東歐左翼深入轉型的產物。波蘭社民黨領導人宣稱:“社民黨將是一個典型的選舉性政黨。”(37)“我們贊同議會民主。因此,黨必須成為贏得選舉的有效工具,其綱領要打動潛在的選民。”(38)波蘭社民黨在1993年選舉綱領中強調“我們不是一個階級或社會階層的政黨”,而在1997年綱領中則強調其不僅僅尋求階級意義上的社會經濟選民的支持,而且積極尋求正在興起的波蘭“中產階級”的支持。(39)另一方面,執政政策右傾化在中東歐國家普遍出現。中東歐左翼以削減政府支出而出現右傾化的現象已被不同國家的不同左翼政府的執政實踐所佐證。(40)在波蘭和匈牙利,左翼政府在90年代中期執政期間推行私有化、削減政府開支、改革福利體制、加入北約和歐盟方面比右翼政黨還要激進。比如,1990—1994年,匈牙利保守的右翼聯合政府在許多戰略行業保留著大量的國有企業,1994年匈牙利社會黨執政后很快將其全部私有化。(41)長此以往的結果是,左翼政黨的核心選民對其執政立場極為不滿,而右翼政黨的部分選民反而投票支持前者,形成了“選票反轉”的現象。比如在斯洛文尼亞,當社會民主人士黨自我定位為左翼政黨時,它的選舉支持率在下降,當該黨采取非常右的政策時反而贏得了選舉支持。(42)
四、結語
在當前整個歐洲左翼頹勢明顯,民粹主義、極右翼等政黨普遍崛起或者強勢進取的大背景下,中東歐左翼必然會維持相當長時期的低迷,其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完全大于機遇。
第一,反共產主義、去共化仍然是這些國家政黨政治生活中的顯著特征,也是影響左翼政黨生存與發展的主要因素。與蘇東劇變初期非理性的政治氛圍不同,今天的中東歐政治環境雖已格外寬松,但右翼政黨總是借此打壓左翼政黨。其中波蘭最為典型。比如,今天仍在通用的1997年波蘭憲法第13條規定,禁止設立以極權主義手段為綱領或者以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為活動方式的政黨和其他組織。(43)將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等極端思想相提并論,由此可見波蘭的反共態度與法律基礎。不僅如此,新憲法頒布近20年后,波蘭右翼政黨仍然對左翼進行極限施壓。2016年,波蘭議會通過一項去共產主義法案,要求各地方政府在一年之內清除掉公共空間所有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標志,如雕塑、墓地、街道名稱及其他建筑物等。(44)除了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等國時不時也出現明令禁止共產主義政黨的一切活動甚至逮捕共產主義政黨領導人的現象,這也反映出左翼政黨在歷史問題上的長期被動與合法性困境,并且這種狀況不會隨著政局的變遷而發生實質性改變。
第二,左翼政黨也面臨著碎片化趨勢加劇的挑戰。在劇變初期,左翼政黨以穩定性著稱,但發展到今天,左翼政黨的分化組合不斷出現。或者另立左翼政黨,或者加入左翼選舉聯盟,但影響力大不如從前。以波蘭共和國社民黨為例,該黨自從成立民左聯以來,先后加入左翼與民主者黨、統一左翼、左翼黨等選舉聯盟,但收效甚微。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境況尚且如此,共產主義政黨則大多繼續以抗議性政黨在議會外圍活動。比如匈牙利左翼共產主義政黨碎片化比較嚴重,現在其他的左翼政黨主要有“政治可以不同”、民主聯盟、匈牙利社會運動、愛國主義與進步基金會,還有一些游走在議會外的左翼政黨,包括匈牙利工人黨、歐洲左翼—工人黨2006、左翼黨派、4K黨。其中像匈牙利工人黨這樣的左翼政黨只能通過公共集會的方式凸顯其存在感。(45)
第三,中東歐左翼政黨的競爭對手不限于右翼政黨。在2008年之前,左翼政黨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右翼政黨,但在2008年之后則出現新的變化。2008年經濟危機在歐洲的廣泛蔓延與持續發酵,觸發了連鎖性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問題,包括失業率高企、財政緊縮政策長時間持續、系統性金融風險加劇、政治不信任陡增等。這些新問題反過來影響著政黨政治的生態格局,導致了反建制政黨在中東歐地區的蓬勃興起。現存的和有影響力的民粹主義、極右翼等政黨大多具備反建制特征,這使左翼政黨遭遇多重“擠壓”,其選民基礎進一步被分化。“反建制政黨不僅在經濟和文化領域的涉及范圍廣泛,而且還搶占了中間派的很多領地。”(46)以匈牙利為例,從2004年起,青民盟把原本支持匈牙利社會黨的大量選民吸引到自己的陣營中;而匈牙利社會黨不但沒有爭取到更廣泛的支持者,反而失掉了原本核心的選民基礎。根據益普索(IPSOS)的調查顯示,從2010年起,一些原匈牙利社會黨支持者逐漸拋棄社會黨,轉投青民盟;這些人主要是社會底層人員和學歷較低者。(47)因此,中東歐左翼政黨如何同時應對新的競爭對手是未來相當大的一個挑戰。
總之,自東歐劇變以來,中東歐左翼政黨在推進國家制度轉型與發展中一直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其意識形態、綱領主張以及發展演進深刻反映了該黨是不可替代的一種政黨類型。尤其是2008年以來,左翼政黨在尚未完全解決諸如黨員老齡化嚴重、黨組織冗余而渙散、自身定位模糊、施政“趨中化”等老問題的情況下,政黨政治碎片化、民粹化以及極化政治等新問題又在該地區相繼涌現。在此情況下,左翼政黨的選民支持基礎進一步被分散,在議會贏得選舉的概率也在不斷下降。這使得左翼政黨處于一種黨內分歧、黨外多變的復雜環境中,未來的復興之路仍然取決于自身的改革能否適應變化了的新政治社會環境。
注釋
(1)王志連《關于東歐左翼政治力量演變的若干問題》,載于《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4年第5期。
(2)Chales Bukowski and Barnabas Racz,The Return of the Left in Post-Communist States: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Cheltenham:Edward Elgar,1999,p.2.
(3)Tomáš Kostelecky,Political Parties after Communism:Developments in East-Central Europe,Washington: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2002,p.74.
(4)Barnabas Racz,“The Socialist-Left Opposition in Post-Communist Hungary”,in Europe-Asia Studies,Vol.45,No.4,1993,p.650.
(5)項佐濤、姬文剛《世界主要政黨規章制度文獻(中東歐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頁。
(6)項佐濤、姬文剛《世界主要政黨規章制度文獻(中東歐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152頁。
(7)Goran Markovic',“Challenges of the Czech Radical Left”,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Vol.21,No.1,2013,p.70.
(8)姜琍《捷克和摩拉維亞共產黨在捷克政黨政治中地位的變化及原因分析》,載于《當代世界》2018年第11期。
(9)Vít Hloušek,Lubomír Kopecek,Origin,Ideology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East-Central and Western Europe Compared,Aldershot:Engelska,2010,p.55.
(10)Luke March and Daniel Keith,Europe's Radical Left:From Marginality to the Mainstream,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Ltd.,2016,p.219.
(11)項佐濤、姬文剛《世界主要政黨規章制度文獻(中東歐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147頁。
(12)Linda J.Cook,Mitchell A.Orenstein and Marilyn Rueschemeyer,Left Parties and Social Polic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9,p.73.
(13)項佐濤、姬文剛《世界主要政黨規章制度文獻(中東歐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頁。
(14)Goran Markovic',Challenges of the Czech Radical Left,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Vol.21,No.1,2013,p.70.
(15)項佐濤、姬文剛《世界主要政黨規章制度文獻(中東歐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159頁。
(16)唯一例外的是捷摩共,該黨在政策綱領與實際政策中奉行歐洲懷疑主義,是中東歐左翼政黨中恐歐派與歐洲悲觀主義的典型代表。
(17)項佐濤、姬文剛《世界主要政黨規章制度文獻(中東歐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111頁。
(18)項佐濤、姬文剛《世界主要政黨規章制度文獻(中東歐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159頁。
(19)項佐濤、姬文剛《世界主要政黨規章制度文獻(中東歐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166頁。
(20)Karolina Zio?o,“From Internationalism to the European Union:An Ideological Change in the Polish Post-Communist Party?”,i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42,No.2,2009,p.257.
(21)Petr Kopeck and Cas Mudde,“The Two Sides of Euroscepticism:Party Position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in European Union Politics,Vol.3,No.3,2002,p.320.
(22)項佐濤、姬文剛《世界主要政黨規章制度文獻(中東歐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162頁。
(23)項佐濤、姬文剛《世界主要政黨規章制度文獻(中東歐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第312—313頁。
(24)Michael Bernhard and Jan Kubik,Twenty Years after Communism:The Politics of Memory and Commemor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27.
(25)Marta Rabikowska,“The Ghosts of the Past:20 Years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 in Europe”,i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42,No.2,2009,p.174.
(26)Marjorie Castle and Ray Taras,Democracy in Poland,Boulder & Oxford:Westview Press,2002,p.131.
(27)A.Szczerbiak,“Electoral Politics in Poland: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of 1997”,in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Vol.14,No.3,1998,p.76.
(28)Luke March and Daniel Keith,Europe's Radical Left:From Marginality to the Mainstream,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Ltd.,2016,p.211.
(29)Margit Tavits and Natalia Letki,“When Left Is Right:Party Ideology and Polic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3,No.4,2009,p.556.
(30)Paul G.Lewis,Party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Cheltenham:Edward Elgar,1996,pp.16-17.
(31)Margit Tavits,Post-Communist Democracies and Party Organiz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108.
(32)Dan Hough,“Third Ways or New Ways?The Post-Communist Left in Central Europe”,in The Political Quarterly,Vol.76,No.2,2005,p.255.
(33)See J.A.Stimson,M.B.Mackuen and R.S.Erikson,“Dynamic Representation”,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9,No.3,1995,pp.543-565.
(34)Emilia Palonen,“Losing the ‘Left’ in Hungary?”,see from https://www.transform-network.net/publications/yearbook/overview/article/journal-052009/losing-the-left-in-hungary/.
(35)“Mapping the Hungarian Left:Parties and Movements”,see from https://www.criticatac.ro/lefteast/mapping-the-hungarian-left-parties-and-movements/.
(36)Bjoörn Bremer,“The Missing left?Economic Crisis and the Programmatic Response of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in Europe”,in Party Politics,Vol.24,No.1,2018,p.24.
(37)A.Grzymala-Busse,Redeeming the Communist Past:The Regeneration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61.
(38)A.Grzymala-Busse,Redeeming the Communist Past:The Regeneration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63.
(39)Aleks Szczerbiak,“Interests and Values:Polish Parties and Their Electorates”,in Europe-Asia Studies,Vol.51,No.8,1999,p.1405.
(40)Emanuel Emil Coman,“When Left or Right do not Matter:Ideology and Spend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in Research and Politics,January-March 2019,p.8.
(41)Kate Hudson,European Communism since 1989:Towards a New Europe Left,Hampshire:Macmillan Press,2000,pp.150-151.
(42)Margit Tavits and Natalia Letki,“When Left Is Right:Party Ideology and Polic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3,No.4,2009,p.566.
(43)朱?；荨⑸圩约t《世界各國憲法文本匯編(歐洲卷)》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頁。
(44)Dorota Niemitz,“Poland Adopts New Anti-communist Law”,see from https://www.wsws.org/en/articles/2016/05/14/pola-m14.html.
(45)“Mapping the Hungarian Left:Parties and Movements”,see from https://www.criticatac.ro/lefteast/mapping-the-hungarian-left-parties-and-movements/.
(46)See Sarah Engler,Bartek Pytlas and Kevin Deegan-Krause,“Assessing the Diversity of Anti-establishment and Populist Politic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in 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42,No.6,2019,pp.1310-1336.
(47)“Enyedi Zsolt,Fábián Zoltán,Tardos Róbert,Paátok és Szavazók,2002-2014”,in T.Kolosi & I.Tóth (eds.),Társadalmi Riport 2014,Budapest:TÁRKI,2014,p.544.
本文作者：西安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波蘭研究中心主任姬文剛教授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 2019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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