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朋友們：
三大洲社會研究所向您問好。
瑪盧·斯瓦拉吉亞姆（1931—2022）的名字恰如其分。從深度參與由印度農民和工人發起的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群眾運動，再到后來圣雄甘地將該運動塑造為爭取“斯瓦拉吉” 運動（swaraj，意為“自治”），比米雷迪·喬卡馬用這個寓意爭取獨立且擲地有聲的名字把她的寶貝女兒帶入自由運動。瑪盧·斯瓦拉吉亞姆出生于一個讀書之家，能通過進步人民組織安得拉聯盟（Andhra Mahasabha）有書看，她還有高爾基《母親》（1907年發表）的泰盧固語譯本。該書是蘇聯譯為外文的眾多作品之一，是蘇聯為全世界掃盲事業獻上的一份厚禮，由印度的共產黨人發行。高爾基的這本小說圍繞母親佩拉吉婭·尼洛夫娜·弗拉索娃和兒子巴維爾·弗拉索夫展開。母親在工廠做工，殘暴的父親去世，兒子最終參與革命活動。母親為兒子擔心，但很快就開始閱讀兒子帶回家的社會主義文學作品，同時自己也沉浸在革命活動中。這本書對瑪盧·斯瓦拉吉亞姆的一生產生了顯著影響，她在2019年的回憶錄《我的話就像子彈》（卡蒂亞妮和維馬拉根據其本人口述整理）中講述了自己的一生。
瑪盧·斯瓦拉吉亞姆10歲時讀了這本書，第二年就受到啟發，加入了安得拉聯盟發出的反對債役工號召。她決定打破種姓壁壘，向鎮上的債役工分發大米。她回憶說：“叔伯們反對我把大米分給債役工。但我堅定地認為，他們理應有自己的那份。我的行動在整個地區開創了先例，債役工開始要求獲得勞動報酬。”她的母親支持這些努力，就像《母親》中尼洛夫娜支持兒子巴維爾一樣。這些早期經歷為瑪盧·斯瓦拉吉亞姆參加1946年至1951年間震動印度泰盧固語地區的農村起義（即特倫甘納運動）做好了準備。
瑪盧·斯瓦拉吉亞姆的進步行為將她帶入了新興的農民運動并嘗試建立共產黨。她全身心地投入到組織本地區農民的工作中，并很快動員了整個地區的農民。起義開始后，她被任命為一支戰斗部隊（dalam）的指揮官，她的演講被稱為“射出的子彈”。地主們聯合懸賞她的人頭，賞金高達1萬盧比，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巨款。但她毫不畏懼，成為武裝斗爭中最受愛戴的青年領袖之一。
多年以后，瑪盧·斯瓦拉吉亞姆講述了她在20世紀40年代組織農民的經歷。婦女和受壓迫種姓達利特人晚上在稻田里勞動時，村里的空氣中彌漫著受壓迫者的歌聲。這些歌曲是關于神和他們自己的生活。斯瓦拉吉亞姆回憶說，“在月光下”，歌聲如此美妙，以至于“連睡著了的人都能欣賞到這些歌曲”。這些歌曲源于泰盧固社會盛行的民間藝術傳統，如各種講故事的形式，用歌曲和戲劇重現了關于毗濕奴神的印度神話“哈里卡薩”（Harikatha）、蘇菲派歌曲庫“帕基爾·帕塔魯”（Pakir patalu）、梵文史詩《摩訶婆羅多》中的故事《博伽瓦譚》（Bhagavatam）以及“布拉卡薩”（Burrakatha） 和“戈拉蘇杜魯”（Gollasuddulu）等非宗教習俗，這兩種習俗都用兩只鼓為歌手伴奏，講述工農故事。正是通過這些音樂形式，工人和農民對占統治地位的種姓世界觀提出質疑。正是在這部分大眾想象中，左派很早就介入了社會變革斗爭。當瑪盧·斯瓦拉吉亞姆前往至少30個村莊發動起義時，她說：“我以歌曲為載體，在人民中燃起了革命之火。我還需要什么呢？”
我們于2024年9月最新出版的第80期匯編《泰盧固人爭取土地和夢想的斗爭》的核心是文化與農民和工人階級進步活動的關系。在文盲率較高的地區和殖民教育體系中，僅通過書面文字或與人民世界格格不入的文化形式來傳播新的世界觀是不可能的。在印度、中國和越南等地，歌曲和戲劇成為政治對話的形式。在越南，共產黨組建了宣傳隊（Doi Tuyen Truyen Vo Trang），深入群眾，通過戲劇和歌曲動員村莊參與解放斗爭。在中國，戲劇引入農村可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延安十年（1935—1945）期間，共產黨文工團開始演出“活報劇”，這是由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發展而來，演員根據新聞事件即興創作戲劇。街頭劇、歌曲、墻繪、幻燈片：這些都成為了革命活動的教科書。我們的匯編著力凸顯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史組成部分的歌曲世界。
這些革命者歌曲以農民歌謠和形式為基礎，精心打造新文化元素：在歌詞中，他們摒棄農村的等級制度；在節奏中，他們讓農民發出了比在地主面前更響亮的聲音。這些歌曲的內容和形式都體現了新世界的大膽精神。
這些文化行動的歷史及其引發的變革往往被遺忘——對這些歷史的壓制在我們這個時代扮演著政治角色。很明顯，20世紀40年代的共產主義藝術家們仔細研究了早期的農民歌曲及其中蘊含的反抗歷史；然后，他們將這些歷史進一步發展，經常使用新的、充滿活力的節奏來敘述農民和工人的革命歷史。講述抵抗史的歌曲在過往基礎上創造了自己的新歷史。這就是文化的辯證螺旋式發展，對過去斗爭的記憶不斷升華，激勵新的斗爭，而對新斗爭的記憶又反過來刺激新的斗爭；每一輪斗爭都將文化形式推向其自身可能性的邊緣，為那些因為舊等級制度和貧窮而對自我認識有所削弱的人們樹立起新的信心。
我們的匯編希望揭示這段歷史的一部分，這非常契合我們藝術部的工作（欲了解更多此類檔案和理論工作，建議您訂閱《三大洲藝術簡訊》，于今年三月創刊，每月最后一個周日出版）。
哈立達·賈拉爾（生于1963年）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的巴勒斯坦領袖，也是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的當選委員。賈拉爾勇敢善良，但數十年來一直處于以色列占領軍的包圍之中。她經常被捕并被行政拘留，而且往往沒有任何指控（第一次是在1989年巴勒斯坦的一次國際婦女節游行中被捕）。自2015年以來，她在獄中和獄外度過的時間一樣長，而且獄中的時間越來越長。在獄中，賈拉爾成為女囚犯的重要代言人，并為獄友組織政治學校。2020年，哈立達·賈拉爾從以色列達蒙監獄偷帶出一封信，由她女兒在巴勒斯坦寫作文學節上作為演講稿發表；信里談到了在囚犯中開展文化工作的重要性：
書籍是監獄生活的基礎。書籍維護著自由戰士的心理和道德平衡，他們將自己的拘留視為反抗殖民占領巴勒斯坦的整體斗爭的一部分。書籍還在每個囚犯與監獄當局之間的個人意志斗爭中發揮著作用。換句話說，當獄卒試圖剝奪我們的人性并使我們與外界隔絕時，斗爭就成了巴勒斯坦囚犯面臨的挑戰。囚犯面臨的挑戰是通過閱讀、教育和文學討論，將我們的拘留狀態轉變為“文化革命”狀態。
當我讀到賈拉爾的演講時，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她寫道：“高爾基的小說《母親》成為被剝奪母愛的女囚犯的慰藉。”賈拉爾和其他巴勒斯坦女囚犯在2020年讀到《母親》時所經歷的情感，與瑪盧·斯瓦拉吉亞姆在20世紀40年代所經歷的情感如出一轍，這真是非同尋常。這提醒我們，某些類型的小說能夠振奮精神，激勵我們以難以想象的方式采取行動。
2021年7月11日，賈拉爾在以色列監獄服刑期間，她的女兒蘇哈去世。以色列人拒絕了賈拉爾參加蘇哈葬禮的申請。賈拉爾悲痛欲絕，寫了一首詩來悼念她的孩子：
蘇哈，我的寶貝。
他們剝奪了我給你最后一吻的權利。
我送你一朵花作為告別。
你的離去讓我痛苦，讓我心碎。
心痛如絞。
我依然堅定而堅強，
就像心愛的巴勒斯坦群山。
詩歌、歌曲、小說、戲劇：小說在辯證的螺旋式上升中激勵我們行動，而后描繪我們的行動，這反過來又激勵其他人行動，繼而寫出他們的故事。
2023年10月以來，以色列人更加變本加厲地對待巴勒斯坦囚犯，并將數千名新的巴勒斯坦政治犯送入已經人滿為患的監獄。現在的條件已經到了致命地步。哈立達·賈拉爾最近于8月28日發表的獄中感言令人心碎。在被關押者和前被關押者事務委員會以及巴勒斯坦社會囚犯俱樂部的律師探監期間，她發出了如下信息：
我每天都奄奄一息。牢房就像密閉的小罐子。牢房里有個廁所，上面有一扇小窗戶，一天之后窗戶就被關上了。他們不讓我們呼吸。有一個狹窄的通風口，我大部分時間都坐在旁邊呼吸。我在牢房里真的快窒息了，只能等待時間流逝，希望能找到氧氣呼吸，維持生命。高溫加劇了我被隔離的慘狀，感覺自己是在烤箱里。由于溫度過高，我無法入睡，他們還打算切斷牢房里的水源，當我要求給我的水瓶加水時，他們至少要過四個小時才會送來。隔離八天后，他們只讓我出去到監獄的院子里一次。
我們全力聲援哈立達·賈拉爾。我們將把最新匯編譯為阿拉伯語寄給她，讓她能讀到特倫甘納英雄們的歌曲，并從中受到鼓舞。
熱忱的，
Vijay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