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原文標題：Can Digital Tools Be Used for Organizing?
原文鏈接：https://marxistsociology.org/2021/12/can-digital-tools-be-used-for-organizing/#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在結合亞利桑那州和俄克拉荷馬州的教師維權行動案例，探討“社交媒體工具對社會運動的影響”這一課題時，首先區分了兩種集體抗議行動——罷工與自發游行、集會。繼而指出，在這一區分背后，罷工行動的參與者往往面臨較自發抗議更大的風險，這體現在參與者可能遭受的經濟損失上，還包括職業安穩和社會壓力等多方面因素。正因如此，罷工行動面臨對針對持懷疑態度者形成說服力的挑戰。
然而，以類似俄克拉荷馬州行動策略所提現的那樣，僅僅以“數字活動”、“線上互動”來應對這一挑戰，不僅無法使運動突破社交媒體的回聲室，還會讓組織者面臨巨大的動員和溝通成本上的壓力。這是因為，在數字化環境之下，組織者會因為個人的自我能力的懷疑、時間緊迫性的考量，在數字活動“即使性”的影響下，傾向于以“即刻的個人推動性”方式發起運動；這導致了，雖然信息和通信技術（ICTs）大幅降低了動員和溝通成本，但是反而會讓個人面臨迅速集中的大量信息，讓其身處信息處理、溝通失效的困境，施加給組織者行動參與中“專職參與”般的壓力。
面臨“數字動員”中的這一挑戰，我們必須吸取亞利桑那州經驗那樣，需要個人關系和人際接觸的介入，在行動中，從集體領導出發，邁過Facebook群組階段，走向由豐富多樣線下活動充實的行動計劃，通過這些線下活動，識別尚未參與的個人和工作場所，爭取多樣化且特定的群體，培養新的基層領導者。
當然，雖然文章強調，在風險較高的集體行動中，如罷工，強調倚靠、孵化組織的策略更為有效性。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俄克拉荷馬州式的數字動員策略毫無價值。俄克拉荷馬州的策略雖然未能在組織深度上取得顯著進展，但同樣揭示了數字媒體在快速動員和信息傳播方面的潛力和優勢，體現了ICT替代非數字化組織的潛力。這篇文章通過對兩種策略的比較，為讀者提供了豐富的現實思考和策略啟發。
作者|Eric Blanc
譯者|章太泊
要討論社交媒體工具對社會運動的影響，我們需要超越技術決定論，并進一步解決兩個尚未充分發展的關鍵問題。首先，政治策略如何影響信息和通信技術（ICTs）的使用？其次，不同的信息和通信技術使用方式如何影響運動結果？本文通過研究2018年俄克拉荷馬州和亞利桑那州的教師罷工來探討這些問題。這兩場全州行動都是通過基層Facebook群組發起的。盡管對工人來說，俄克拉荷馬州的條件似乎更為有利，但亞利桑那州的罷工卻取得了更好的效果。為了解釋這一現象，我指出，領導者的策略會大大影響信息和通信技術的作用。
俄克拉荷馬州的罷工特點是有動員而無組織，也就是說，領導者試圖在沒有組織基礎的情況下擴大抗議規模。而亞利桑那州則利用數字工具來建立組織，而不是回避組織問題。數字工具的影響還取決于爭議行為本身的性質，因為僅依賴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局限性在罷工等行動中尤為明顯。
在俄克拉荷馬動員，在亞利桑那組織
2018年春天，美國迎來了四十多年來的首次罷工浪潮。出乎意料的是，這些行動從西弗吉尼亞州開始，并在共和黨主導的州迅速蔓延。這些州有反工會的“工作權”法，禁止公共部門罷工。而且，選民在2016年投票支持了唐納德·特朗普。在亞利桑那州和俄克拉荷馬州，政府和大多數教育工作者都不承認工會是教育工作者的合法代表。相反，絕大多數參與行動的學校員工加入了發起罷工的基層Facebook群組，如“亞利桑那教育工作者聯合”（AEU）和“俄克拉荷馬教師罷工——時機已到”（OTW）。
表1.罷工表現
在“紅州起義”期間，信息和通信技術帶來的便利在促進大規模動員方面表現得非常明顯。但令人疑惑的是，為什么亞利桑那州的停工行動在較不利的背景下展開，卻比俄克拉荷馬州的罷工更加強有力呢？亞利桑那州有91.18%的教育工作者參與了罷工，而在俄克拉荷馬州，這一比例是72.06%。要理解這種差異，需要關注領導策略如何調節數字技術對運動結果的影響。
許多學者指出，信息和通信技術的便利性降低了動員和溝通成本，這使得運動有可能建立在薄弱的組織基礎上。然而，2018年罷工的經驗表明，這只是一個可能性，而不是必然結果。
從2月28日開始，在西弗吉尼亞州成功行動的影響下，亞利桑那州和俄克拉荷馬州都迅速通過數字手段推動了罷工。然而，AEU的Facebook管理員利用社交媒體推動了成功停工所需的高度集體組織，而這種做法在俄克拉荷馬州并不多見。在俄克拉荷馬，動員缺乏組織支持，而亞利桑那州成功避免了這一問題。具體而言，亞利桑那州通過以下方式實現了有效組織：首先，實行集體領導；其次，組織活動超越了Facebook群組；最后，進行了升級的行動計劃。
學者們探討了數字技術如何使個人或小團體能夠領導大規模運動。這與過去不同，以前領導者通常是與運動組織緊密相連的。然而，還沒有人研究過數字環境下個人領導的便利性如何影響運動的效果。至少，對于某些類型的抗議活動，這種便利性可能會削弱其成效。
在俄克拉荷馬州，“俄克拉荷馬教師罷工——時機已到”（OTW）的創始人阿爾貝托·莫雷洪決定獨自運作這一項目。當被問及這一決定時，莫雷洪表示，這樣做可以確保頁面上的信息“可靠且客觀”。他還覺得自己既沒有經驗，也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推動一個更具集體性的項目。
相比之下，盡管亞利桑那州的Facebook群組最初也是由麗貝卡·加雷利一人發起的，但她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單獨高效地管理和領導這個群組。于是，通過3月4日星期日的一次Facebook自行選擇的程序(self-selection process)，八位此前素未謀面的成員組成了“亞利桑那教育工作者聯合”（AEU）的領導團隊。通過數字化的方式，這些來自全州的AEU領導者在Facebook聊天和定期電話會議中進行協調合作。
盡管亞利桑那州和俄克拉荷馬州的罷工表明信息和通信技術（ICTs）大幅降低了動員和溝通成本，但這些行動也顯示，這些成本有時仍高到足以讓單獨的組織者面臨困難，即便是純粹的數字任務。在處理成千上萬的成員請求和管理數十萬條評論時，擔任管理員的工作代價不小。莫雷洪解釋說，處理Facebook群組加入請求、匯編準備罷工的學區名單、發布帖子以及管理討論的過程“就像多了一份全職工作。”在亞利桑那州，組織者的工作量同樣巨大。然而，AEU有八位領導者，每個人都投入了類似的工作量，這使他們具備了遠超俄克拉荷馬的溝通和組織能力。如圖1所示，亞利桑那州的，平均每天發布16.5條帖子，而俄克拉荷馬州平均為8.2條。
圖1. 帖子和評論數量
導致差異的第二個機制是，亞利桑那州不僅利用信息和通信技術促進動員，還用這些技術來建立線下組織，而這與俄克拉荷馬州不同。只是動員現有的支持基礎通常能有效地促成自發的集會或游行。但這種方式對于罷工等行動來說，往往不能發揮最大效果。罷工通常需要滿足以下條件：一是針對多樣化且特定的群體；二是有意爭取尚未成為支持者的個人；三是識別和培養新的基層領導者，這些領導者因在工作中積累的尊重而特別有能力爭取猶豫不決的人。
俄荷馬州和亞利桑那州不同的數字化策略展示了動員模式和組織模式之間的差異。這一點在圖2中有所體現。由于OTW缺乏識別和協調新一層中介領導者的組織工具，他們無法有效地針對猶豫不決的學校或教育工作者進行爭取。
圖2. 俄克拉荷馬州和亞利桑那州的動員和組織模式
俄克拉荷馬州的停工主要是通過信息和通信技術（ICTs）實現的，是一種無組織動員的典型例子。OTW幾乎在一夜之間成為啟動停工的核心平臺。然而，自3月的第一周確定了4月2日的罷工日期后，這個Facebook群組主要作為溝通中心使用。在許多方面，這種方法非常成功，激發了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然而，OTW并未作為有意識地針對和說服持懷疑態度者的工具。事實證明，僅靠社交媒體對有針對性地爭取未被說服者而言，相對無效。
如圖3所示，莫雷洪的工作主要是提供關于學校和政治形勢的信息，并鼓勵OTW成員參與數字活動，如填寫在線調查。相比之下，AEU管理員的帖子中涉及這些任務的比例要少得多。這個差異在組織活動和線下抗議中更加明顯。OTW更加注重數字活動，這導致俄克拉荷馬的教育工作者在數字參與方面的總量和比例都顯著高于亞利桑那的同行。這一點也在圖1和圖4中得到了體現。
AEU利用信息和通信技術的便利建立了一個由2000名學校代表組成的網絡。這些代表被稱為“聯系人”，他們負責組織各自的學校，并在AEU最高領導層與大多數教育工作者之間起到中介作用。AEU的領導人迪倫·韋格拉特別強調了這些聯系人對運動成功的關鍵作用：
事實證明，這些聯系人是整個運動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們負責把學校的老師組織起來，并了解人們的動向。他們在基層成員與AEU領導團隊之間充當了溝通渠道。沒有他們，我們無法完成這一切。
圖3. 按主題分類的管理員帖子百分比
聯系人在各自的學校里擔任運動的代表和溝通橋梁，負責說服那些猶豫不決的教師和后勤人員。正如加雷利所說：“如果你與那些需要承擔巨大風險的人沒有個人關系，就很難說服他們加入。”
最后亞利桑那州與俄克拉荷馬州形成了鮮明對比。俄克拉荷馬州在罷工前只進行了一個準備行動，而亞利桑那州則開展了16次不同的準備行動。AEU領導人諾亞·卡維利斯解釋了AEU策略背后的戰略愿景：“我們所做的一切，包括所有這些小行動，都是為了逐步升級，以建立力量和大規模組織。最開始是一些簡單的要求，比如穿紅衣服。但最終，這些行動發展到更具挑戰性的階段，比如投票決定罷工。”
AEU利用數字工具發起了許多全州范圍內的倡議和行動。其中包括每周與同事一起穿紅衣拍集體合影；教育工作者拍攝“自拍”，說明他們為何加入運動；舉行了一場超過6000名教師和支持人員參加的大規模集會；開展了一項全州范圍的活動，在汽車窗戶上寫上支持教育的標語；組織了為期三周的“走入”活動，即在學校與家長、學校工作人員和學生進行的信息交流大會；以及在四月中旬舉行的罷工投票。
圖4. 每日評論總數
這些行動不僅幫助AEU提升了組織能力，還增強了教育工作者參與高風險行動的意愿。同時，這些行動讓組織者能夠識別尚未參與的個人和工作場所。因此，從一開始，跟蹤就是AEU策略的核心組成部分。正如他們在3月5日的“為教育穿紅衣”活動中所說：“為教育穿紅衣。請在評論中寫下您的學校和穿紅衣的人數，以便我們跟蹤人數。” Karvelis后來解釋道：“通過跟蹤哪些工作場所或個人沒有參與我們的準備活動，我們能評估需要重點關注的地方。”
簡而言之，亞利桑那州的罷工領導者比俄克拉荷馬州的更為有效。這并不是因為他們避開了信息和通信技術（ICTs），而是因為他們利用這些技術推動了組織的建立。通過這種方式，他們避免了ICT的陷阱，使運動突破了社交媒體的回聲室。AEU利用數字工具促進了有針對性的人際接觸，從而組織了更有力的罷工。相反，俄克拉荷馬州的罷工顯示了ICT替代非數字化組織的潛力，但這種方法的成效相對有限，尤其是在勞動罷工等行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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