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在以色列特拉維夫附近的哈巴德村，救援人員在火箭彈襲擊現場工作。據以色列軍方和急救組織消息，特拉維夫等地7日遭到來自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的火箭彈襲擊。新華社 圖
2023年10月7日爆發的新一輪巴以沖突至今已一年有余，它改變了中東地區的戰略形勢。沖突不僅圍繞加沙地帶展開，同樣蔓延至周邊的黎巴嫩、敘利亞、也門、伊拉克等地，甚至屢次升級為以色列和伊朗這樣的地區大國之間的直接沖突。新一輪巴以沖突改變了以色列的戰略思維，暴露了中東國家之間“兄弟情義”和宗教紐帶的虛幻，更面臨著次國家行為體挑戰既有國際格局的風險。
這是10月7日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郊拍攝的以軍空襲后產生的濃煙。新華社 圖
以色列安全思維的變化
去年10月爆發的新一輪巴以沖突，改變了以色列的安全思維。以色列對于外部威脅的感知更加敏感，對周邊安全威脅的認知重新建構，對外戰略更趨主動和強硬。
首先，以色列公眾對國家安全的信心遭到重創。去年10月7日，哈馬斯向以色列本土發動大規模突然襲擊，打穿了以色列在南部邊境設立的隔離墻工事，造成了1195 名以色列人和外國人被殺，251名以色列和外國公民被哈馬斯和其他加沙地帶武裝人員俘獲。2023年的10月7日，成為1948年以色列建國后單日傷亡人員最多的一天。以色列公眾受到極大震撼，對于以色列情報的信心受到嚴重沖擊。盡管以色列情報機構——包括以色列國家安全局（辛貝特）、以色列情報總局（摩薩德）和以色列國防軍情報局——在此后的戰爭中展示出較為專業的情報優勢，但仍無法挽回以色列民眾對于以色列國家安全體系的不信任感。
其次，以色列認為，既有的打擊震懾手段已經不足以保證國家安全。以色列和加沙地帶的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先后爆發大規模沖突后，也成功地策劃實施了多起重要的“定點清除”行動，包括在伊朗首都德黑蘭擊殺哈馬斯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亞，在貝魯特擊殺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等，但無法藉此重創哈馬斯和真主黨。以色列對也門胡塞武裝的遠程攻擊，無法迫使胡塞武裝停止針對以色列本土和紅海地區的以色列船只的頻繁攻擊。
10月8日，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西部邁宰區，救援人員救出襲擊中受傷的兒童。敘利亞軍方8日發表聲明說，大馬士革西部一棟居民樓當晚遭以色列導彈襲擊，造成7人死亡、11人受傷。新華社 圖
最后，以色列認為中東出現了新的威脅包圍圈。2023年10月隨著以色列大規模攻擊加沙地帶，哈馬斯的地區盟友，包括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人民動員軍、敘利亞什葉派法蒂瑪旅等，紛紛向以色列發動攻擊。以色列認為，自己面臨的沖突范圍，從傳統上的“南防哈馬斯，北防真主黨”，升級成了“七線作戰”，即同時在加沙地帶對哈馬斯、在黎巴嫩對真主黨、在約旦河西岸對巴勒斯坦極端分子，以及對伊拉克、敘利亞、也門和伊朗發動軍事行動。尤其是今年4月和10月伊朗兩次向以色列境內發動大規模導彈攻擊，給以色列民眾造成較大的安全震撼。
在這樣的背景下，以色列轉而通過拓展防衛空間，尤其是在加沙地帶和黎巴嫩南部的緩沖區，最大限度地提升預警地理范圍。但是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建立緩沖區，必然需要使用武力，而且為了在他國維持緩沖區需要駐扎大量軍隊，這必然又會引發新的軍事沖突。咄咄逼人的姿態，能夠讓以色列獲得短期安全，但是無法讓以色列獲得長期的安全。
10月1日，以軍防空系統攔截的發射物從耶路撒冷上空飛過。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哈加里1日晚發表聲明說，伊朗從其領土向以色列發動大規模導彈襲擊，共發射超過180枚彈道導彈。新華社 圖
虛幻的“兄弟情”
中東國家面臨現實的利益考量，放棄了阿拉伯“兄弟情”和宗教“兄弟情”的道義紐帶。中東國家對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態勢，并沒有做出實質性的回應。進入2024年之后，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大規模攻擊，以及近期對黎巴嫩南部的軍事行動，都遭到了包括中東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的普遍譴責。一些中東國家言之鑿鑿，對以色列發出了強硬威脅，比如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甚至多次揚言要向以色列發動直接攻擊，埃及和約旦也多次威脅要同以色列斷絕外交關系。隨著戰爭的進行，除了以色列之外的其他中東國家似乎會團結起來組建針對以色列的政治軍事平臺。
但是無論是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國家沙特，還是與加沙地帶相鄰的埃及，都并未直接向以色列發動軍事攻擊。甚至是表現最為強硬的伊朗，也只是發動了兩次象征意義大于實質作用的導彈攻擊。中東其他國家更是僅限于在外交上表達憤怒、不滿和譴責，至多是通過多邊層面，包括阿拉伯國家聯盟、伊斯蘭合作組織、聯合國等來形成國際輿論壓力，向以色列施壓。但是在實際行動上，中東國家的援助微乎其微。
比如作為阿拉伯國家當中的“領頭羊”，2023年10月之后沙特對加沙地帶的各類捐助也只有兩億美元左右。埃及盡管在公開場合一直反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但是卻靜悄悄地加固同加沙地帶的邊境線，防止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難民涌入埃及。用埃及的話語來說，防止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人的逃亡，就是在幫助他們守衛加沙的土地，防止以色列以“無主之地”為名侵占加沙。伊朗盡管在4月份和10月份兩次大規模襲擊以色列，但是這些襲擊更多是對于之前以色列挑釁的回應，且“點到即止”，并不希望通過遠程軍事打擊行動來削弱以色列國家力量或者震懾以色列對加沙和黎巴嫩的戰爭。即使頻頻向以色列發出威脅的土耳其，也仍然維持著和以色列的外交關系，僅僅是召回了駐以色列大使，并未同以色列斷絕外交關系，也未給予加沙地帶大量人道主義援助。
10月7日，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報道新一輪巴以沖突一周年紀念活動的媒體人員在防空警報響起后臥倒在地。也門胡塞武裝10月7日說，該組織向以色列中部發射了兩枚導彈。以色列中部特拉維夫等地7日下午響起防空警報。以軍發表聲明說，上述地區遭到來自也門的地對地導彈襲擊，導彈被以防空系統成功攔截。新華社 圖
難以節制的次國家行為體
當中東國家無法有效應對以色列威脅，中東次國家行為體在和以色列的沖突中成為了主角。2023年10月之后，胡塞武裝、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什葉派民兵在中東地緣政治博弈中逐漸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這些組織不僅直接向以色列發動攻擊，而且秉持的口號反而最為堅定。通過攻擊以色列，胡塞武裝、真主黨、什葉派民兵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所在國家，比如胡塞武裝通過威脅往來紅海地區的以色列和美國船只，影響力已經遍及紅海沿岸；真主黨通過和以色列的戰爭成為了影響未來中東形勢的重要行為體。當中東國家因為各種利益考量而不愿直接介入地區紛爭之時，唯有這些次國家行為體成為了哈馬斯武裝抵抗最直接的幫手。
而這些次國家行為體發揮的作用反而影響了中東和平斡旋的效率。中東和平斡旋面臨著合法性和現實性的差異。由于中東政治存在著法理上和事實上的割裂，未來中東地區的斡旋與和平必然面臨較大的困難。
一方面，國際社會的斡旋必然圍繞中東地區國家展開，但是在實際的沖突層面，卻是不具有國際社會公認合法性的行為體在影響戰爭局勢。比如在斡旋巴以沖突過程中，國際社會一般是通過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來表達觀點，但是由于巴勒斯坦內部派系分歧，巴勒斯坦法塔赫主導下的巴民族權力機構無法控制加沙地帶，更無法直接影響哈馬斯。在以色列和真主黨的沖突中，國際社會只能通過黎巴嫩政府進行斡旋，但是黎巴嫩政府事實上無法約束黎南部的真主黨，導致斡旋往往停留在口頭和外交層面。因此未來中東地區的和平斡旋難以在短期內取得實際效果。
另一方面，沖突各方互相否定合法性使得斡旋的成果難以落實。以色列和伊朗在公開的政治話語中相互否定對方的合法性。以色列和真主黨、胡塞武裝、伊拉克人民動員軍等也都相互否認對方的合法性，進而增加了相關行為體彼此之間達成穩定和平機制的難度。在本輪巴以沖突爆發后，巴以矛盾激發了中東地區的根源性沖突和矛盾，引發了以“抵抗軸心”為代表的地區次國家行為體在意識形態上自我捍衛的動力。因此國際和平斡旋難以同時獲得以色列和“抵抗軸心”中的次國家行為體的認可。
巴以沖突延宕至今，其外溢影響不斷擴大和升級。受此影響，以色列對外安全感知更加敏感，地區政策更趨激進；中東其他國家盡管高呼口號，但卻為了國家利益而作壁上觀；出于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的考慮，“抵抗軸心”中的次國家行為體，尤其是胡塞武裝可能無法停止對以色列的攻擊。而有效斡旋機制的缺失，使得中東地區的動蕩在未來可能長期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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