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特朗普而言，總統競選已經變成了一場生命攸關的高風險活動。2024年9月15日，當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高爾夫俱樂部進行他最喜愛的運動時，一把槍正悄悄地探出高爾夫球場的草叢。所幸的是，這一次美國特勤局及時發現了槍手，槍手在被發現之后第一時間駕車逃離現場。
很快，槍手的信息就被暴露在公眾面前。白人、老年、男性、狂熱支持烏克蘭和巴勒斯坦；在2016年支持特朗普并在2020年轉向民主黨；公開認為特朗普是美國民主的敵人。
此事一出，共和黨人自然出離憤怒，畢竟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生第二次暗殺未遂事件顯然不能用偶然解釋。民主黨人則在一如既往地譴責政治暴力的同時，撇清其與槍手的關聯。至于烏克蘭人，那就更加絕妙了,他們幾乎絕口不提槍手在2022-23年多次前往基輔和國防部官員會談的情況。一時之間陰謀論四起，阿美利加的全民撕逼活動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
筆者無意于各種基于意識形態的陰謀論，本文將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問題展開：第一，這究竟是否是帶有明確政治傾向的暗殺？第二，為什么特朗普在如此短的時間就遭遇了兩次暗殺未遂？第三，二次暗殺未遂究竟會為美國帶來什么影響？
槍手是鍵政魔怔人，但不是精神病
與上一位沉默寡言的槍手不同，這位出生于北卡羅來納州的老兄Ryan Wesley Routh顯然是個鍵政高手，喜歡在社交媒體上發表政治言論。這也讓媒體獲得了大量關于他政治立場的信息。
首先被明確的是，他在2016年支持特朗普競選總統，在2024年初轉向了拜登，并且跟隨拜登的宣傳將特朗普稱之為民主的威脅，認為特朗普將奴役全美國的人民。在美國媒體瘋傳伊朗有刺殺特朗普計劃時，他甚至發帖鼓勵伊朗快點動手。
甚至早在2020年前，他可能就完成了黨派轉向，連續數年向民主黨的籌款組織Act Blue進行小額捐款（這倒是與上一位槍手頗有共同之處）。最后，他是烏克蘭的強烈支持者。2022年俄烏戰爭之后，他多次訪問烏克蘭，并與烏克蘭國防部進行會談。他甚至想要招募前阿富汗政府士兵組成國際縱隊支持烏克蘭（雖然實踐結果不如人意）。
甚至對美國媒體而言，這位槍手也不是什么陌生人。他多次作為烏克蘭的堅定支持者在阿美利加主流媒體發聲，譴責拜登政府優柔寡斷，沒有為烏克蘭提供急需的資源。除此之外，此兄還是堅定的巴勒斯坦和臺灣愛好者（一種在中文互聯網下相對難以理解的選擇）。
從槍手的意識形態畫像中我們可以承認，槍手確實在2016年投票支持特朗普，但在2020年周期就已經發生了變化，在2024年的競選周期則是明顯的民主黨支持者。他的多項關鍵主張幾乎與民主黨的主要方向保持一致。如果在2024年不認為這名槍手具有高度的民主黨黨派取向，那只能說缺乏對事實的公正評價。這顯然是一次暗殺者帶有明確政治意圖或者黨派傾向的暗殺。
民主黨顯然深知其中關節。這也是為何在此事發生之后，民主黨支持者率先提出了一種理論，即槍手根本沒有開槍，所以此事不重要或者槍手并不是想要槍擊特朗普。換言之，他們試圖從一開始就淡化或者否定可能發生的事實。
只不過之后的調查削弱了這一理論的說服力。這讓大部分民主黨支持者迅速轉向第二種理論，即槍手是一個古怪的人。用福柯的理論來說，通過將精神病排除出正常，民主黨將自己非罪化。也就是說，錯的是精神病，而不是民主黨本身。
客觀而言，這次的槍手確實存在很多腦洞大開的想法，比如認為自己能夠邀請金正恩來美國斡旋美朝關系。問題是，絕大多數例子只能證明此人極度自視過高，用國內網絡語境來說屬于鍵政魔怔人，而不是明顯的行為不一致甚至精神病。
特朗普必須成為“民主之敵”
通過上文可以發現槍手的政治立場轉變是一個符合邏輯的過程，刺殺原因也非常符合民主黨的宣傳口徑，即特朗普是美國民主的威脅和敵人。槍手的自視甚高更多是強化他的動機，賦予了他超過常人的行動積極性（從他支持烏克蘭的具體行動中可以看出，他具有極強的主動性）。但關鍵問題是誰將動機植入他的心中，并反復強化？
這也轉向筆者強調的第二個問題，即為何特朗普在短短兩個月內接連遭受暗殺未遂的原因。首先，確實不能否認特朗普本身的性格特征和行為舉止所帶來的影響。他民粹化的夸張表現極易引起民眾的兩極化反應。支持者會狂熱愛戴他，反對者也會同樣狂熱地反對他。這也是為何在2020年坊間流傳民主黨拴條狗選民都會支持它的笑話。
特朗普已經成為了一個符號，人們在這個符號上傾瀉自己的愛與恨。換言之，顯然沒有那么多人會對麥康奈爾和拜登這樣的建制派人物保有強烈的喜好偏見。特朗普的風格也成為了民主黨將特朗普抽象為民主之敵的原始素材。
其次，正如筆者在上次暗殺事件中所指出的那樣，民主黨同樣難辭其咎。正是在民主黨同溫層經年累月的塑造中，特朗普與民主的敵人成為直接相關的意象，以至于任何民主黨支持者都能自動將特朗普與民主之敵聯系在一起。這種擬造的聯系是典型的廣告手法。通過反復將兩個缺乏聯系的意象聯系在一起，觀眾會自發塑造出兩者之間的聯系。（然而現在的美國人還說得清楚他們口中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東西么）
一旦將特朗普與民主之敵聯系在一起，對特朗普的任何暴力行為都能在民主黨支持者的心中被正當化。正如以色列軍隊將巴勒斯坦民眾非人化一樣，通過除你人籍的方式，道德同情心和倫理規范不再適用。民主黨領導人對政治暴力的譴責更多是一種舞臺表演。可能特朗普為什么沒有死才是民主黨支持者難以言明的心聲。
在本次槍擊事件中，這一點表現得更為明顯。除了公式化的譴責政治暴力外，幾乎所有親民主黨的媒體都試圖淡化或者建議公眾忽視事情的嚴重性。他們強調槍手根本沒有開槍，卻忽視槍手準備好了高倍望遠鏡以及處于隱蔽位置的槍口。這種態度也無怪乎會引起共和黨支持者針鋒相對的反應。馬斯克更是公開發帖表示為什么沒有人試圖暗殺拜登和哈里斯。
最終，兩次暗殺未遂背后是阿美利加內部日益分裂的結果。在多年政治極化的催化下，兩黨愈發將對面視為非人化的存在。用埃德蒙·伯克的話說，政治共同體必須以共同的政治信任為前提。美洲獨立戰爭的原因在于北美大陸和英國本土之間的政治信任分崩離析，雙方皆將對方視為不可信任的對象，這自然削弱了妥協和合作的基礎。
阻礙內戰的還剩什么？
現在的問題是，兩黨的政客似乎都無意或者說無力阻止這種極化，甚至越來越多的政客開始主動參與到極化的進程中，推動支持者之間的對立。更為糟糕的是，這種極化甚至在各個領域都在不斷蔓延。
媒體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從傳統媒體再到社交媒體，除了少數專業報紙外，媒體的同溫層現象已經路人皆知。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支持者可能都生活在同一個地理空間的美國，但共同點也僅此而已。毫不客氣地說，如果不能扭轉非人化的過程，兩黨的支持者將愈發喪失對另一派的同理心，阿美利加的未來可能以內戰或者分裂告終。這也是二次暗殺未遂為美國將帶來的長期可能影響。
支持率可以作為一個政治極化的佐證。對特朗普而言，自從拜登退選后，哈里斯的激進民粹化打法顯然讓他有些不大適應。在總統辯論時，面對正義的三打一，特朗普也只能勉強維持住局面。不過從事后的民調看，這場總統辯論與上一場一樣，對民調沒有產生實質性影響。
這正如筆者之前提到的那樣，除了肯尼迪那次有心算無心擊敗尼克松外，總統電視辯論對民調的影響不如大多數想象得大。如果撇開一些日益具有黨派性特征的民調，我們可以發現在大多數高回應的大基數民調中，特朗普和哈里斯在搖擺州的選情沒有出現明顯變化。正如多份民調指出的那樣，在今年的美國大選中，絕大多數選民已經站好自己的位置，并且不打算改變自己的立場。
現在則更進一步，在特朗普二次暗殺未遂發生后，美國總統選舉的民調依舊沒有明顯的波動。
這無疑意味著大多數選民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對暗殺特朗普進行了政治定性。對民主黨支持者而言，刺殺一個民主之敵和刺殺希特勒一樣具有道德正當性；美國人并沒有自己宣稱的那樣反對政治暴力。就像現在，想讓特朗普死的，已經遠遠不止哈里斯。
對共和黨支持者而言，二次刺殺顯然是深層政府容不下特朗普的表現。民主黨頭面人物對政治暴力的譴責只是一種不真誠的表演。
兩方都不打算接受對方的說辭，兩方都毫不遲疑地將油門踩到到底。阻礙他們大膽行動的可能是美國憲政制度的歷史慣性。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過去的政治慣性正在消失，未來的秩序尚未建立。脫軌的列車會駛向何方，可能只能歷史才能告訴我們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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