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邁克勒（Jeff Mackler）著
米舍譯
2024年8月25日
二萬四千五百張寫著“我們♥喬”（We ♥ Joe）的全尺寸海報[見上圖]被擠在芝加哥聯合中心的幾乎所有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和與會者高高舉起，為不久前失寵并退出總統競選的種族滅絕候選人喬·拜登（Joe Biden）歡呼。
拜登—哈里斯（Harris）政府主持了國會批準的二百億美元的新撥款，用于猶太復國主義種族隔離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種族主義屠殺——目前已有四萬多人遇害，還有一萬人埋在被摧毀的社區的廢墟下——這一點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會議記錄中瞬間消失了。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長達九十頁的綱領性聲明完全沒有指責美國支持的以色列正在對巴勒斯坦民眾進行的種族滅絕。事實上，沒有一位發言者譴責“種族滅絕喬”的記錄。
民主黨戰爭販子重塑和平締造者形象
恰恰相反，面對大會堂外為期四天的大規模抗議活動，面對多次民意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美國選民支持對以色列實施武器禁運，執政的富人和企業媒體幾乎是立即就精心編造了一個謊言，說美國和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已就[巴以]停火協議達成一致。他們聲稱，這一協議只是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哈馬斯（Hamas）的頑固立場而受阻！殺人不眨眼的戰爭販子瞬間變成了和平締造者！
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日抗議活動是由“向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進軍聯盟”（Coalition to March on the DNC）以及巴勒斯坦各組織的聯盟，一個由支持墮胎權的組織共同組織的——所有這些組織都要求停火并立即停止美國對以色列的所有援助。
在這種情況下，“種族滅絕”喬和他的崇拜者們接二連三地登上了黃金時段的舞臺。拜登現在備受吹捧的“老朋友”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對他大唱贊歌，但拜登作為大屠殺總指揮、世界頭號環境污染者以及最近倡導反動移民法案的人的記錄卻消失了，該法案在方方面面都與特朗普的種族主義邊境墻政策不相上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桑德斯、奧卡西奧-科爾特斯和億萬富翁普利茲克的黃金時間
桑德斯與亞歷山德里亞·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1]一起在黃金時段展示了民主黨在今天的卡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和昨天的喬·拜登背后的團結，同時大肆發表聽起來像左派的言論，概述兩人早已放棄的“激進”觀點，因為他們不加批判地承諾效忠拜登的競選活動。在民主黨的億萬富翁精英們發出拜登只能是個失敗者、必須被拋棄的信號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們仍繼續效忠拜登。只有到那時，這些拜登的忠實擁躉才會成為忠實的后來者，迅速幫助制造好戰的民主黨人的新形象。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這些工人階級姿態的激進分子之后，伊利諾伊州的億萬富翁、酒店大亨、州長普利茲克（J. B. Pritzker）也登上了黃金時段的舞臺，他向歡呼雀躍的代表們保證，自己也是工人階級的擁護者！
拜登破壞環境的記錄瞬間被掩埋
特朗普執政期間，有兩年頒發了約四百個化石燃料鉆井許可證，還有兩年約頒發了二百個。拜登執政的第一年，即2021年，頒發了約二百五十個許可證。2022年，這一數字猛增至約四百個，2023年又增至七百五十八個！
拜登和哈里斯又主持了一項萬億美元的軍事預算，這是歷史上最大的軍事預算，為世界上最大的戰爭機器（在一百一十個國家擁有一千一百個美國基地）造成的死亡和破壞提供便利。卡馬拉·哈里斯秉承拜登的傳統，實實在在地承諾要將美帝國主義維持為地球上最具殺傷力的強權，維持地球治安，以捍衛她所定義的美國至上的“國家安全利益”。
奧巴馬和克林頓這兩位過去的企業政客總統與拜登一樣，為超級富豪主持了史無前例的減稅政策，也為軍工企業主持了同樣膨脹的超級利潤，當他們主持大規模削減重要的社會政策時，卻被奉為近乎圣人，大談自由主義的陳詞濫調。
但并非所有的美國戰爭販子都奉命充當和平使者。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國防部長列昂·帕內塔（Leon Panetta）和亞利桑那州參議員/宇航員馬克·凱利（Mark Kelly）就無法控制自己。他們在臺上大肆宣揚美國過去和現在的所有戰爭，宣揚拜登和哈里斯每天都在確認的事情——除了在芝加哥的四天——美國軍隊仍然是世界上的首席警察。他們脫稿的愛國民族主義好戰言論讓預先準備好的代表們有些尷尬，他們得到的指示是不要提及美國發動的戰爭，包括美國支持的正在加沙進行的種族滅絕和當前美國支持的猶太復國主義對黎巴嫩、也門、伊拉克、伊朗和敘利亞的轟炸。
與此同時，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舞臺上出現了可愛的兒童和青少年、家庭成員及其親戚，以及唱著歡快旋律的樂團——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讓這個全心投入大屠殺的美國主要的種族滅絕資本家政黨人性化。
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主席呼吁“投哈里斯一票”
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主席肖恩·費恩（Shawn Fain）在黃金時段穿了一件T恤，上面寫著“特朗普是個混蛋，投哈里斯一票”。盡管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通過了支持停火的決議，但它之前還是支持了拜登，這顯然是為了回報拜登逛了逛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罷工糾察線。民主黨違背了他們之前做出的所有承諾，即通過立法使工人更容易組織工會。會上沒人提到美國工會會員人數是上個世紀以來最少的時候，這一不可否認的事實在很大程度上歸咎于工會官僚機構完完全全臣服于民主黨。
最后，卡馬拉·哈里斯空洞地承諾，如果向她提交墮胎權合法化的法案，她將簽署該法案，而這是民主黨政府從未履行過的承諾，即使他們控制了參眾兩院和總統職位之時。
哈里斯“站錯歷史舞臺”的加州總檢察長記錄
殺手卡馬拉作為加州頭號警察和右翼檢察長的記錄同樣消失了。但2019年1月17日《紐約時報》一篇題為《卡馬拉·哈里斯不是“進步的檢察官”》的社論文章總結道：“這位參議員在擔任加州總檢察長時，經常站錯歷史舞臺。”這篇文章確實很好地記錄了她的歷史。
《紐約時報》所說的“站錯歷史舞臺”包括哈里斯拒絕起訴殺人警察，她推行種族主義的大規模監禁政策，支持根據州法律判處因持有可卡因而被定罪的黑人，這些法律規定的刑期比聯邦法律規定的刑期更長，而聯邦法律更常適用于白人。據《紐約時報》報道，哈里斯在黑人社區對違反《逃學法》的家長判刑的政策，也導致黑人入獄的比例過高。她未能為無辜的加利福尼亞謀殺案誣陷受害者、死囚凱文·庫珀（Kevin Cooper）辯護，這件事臭名昭著，嚴肅的人權活動家永遠不會忘記，至今仍在為庫珀的自由而斗爭，。
哈里斯在獲獎感言的最后承諾，她若當選第一位女總統，絕不是向世界表明美帝國主義現在將由一位更具同情心的人物來領導。作為對特朗普性別歧視攻擊的暗示性回應，她幾乎是憤怒地向拍出廣泛掌聲的代表們保證，美國女總統在追求美帝國主義目標時的無情程度絲毫不亞于男總統。
“未被承認的代表”不能發言
出席大會的三十名當選的“未被承認的民主黨人”的發言請求被拒絕，只能在會場外安靜地“靜坐”，以表達他們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聲援。他們被剝奪了在大會講臺上發言的時間，只得到了一個房間（大小不明，媒體視而不見）以進行小組討論。在大會對哈里斯的總統提名進行近乎一致的唱名表決時，除了一個代表外，他們的投票都是“出席”，這通常被解釋為“拒絕表態”。最終，這些“未被承認”的民主黨人未能對殺手卡馬拉的候選資格投出響亮的“反對票”。
提升民主黨的“進步”形象
在芝加哥和伊利諾伊州政治機構、企業媒體以及大規模警察動員的幫助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為期四天的精心策劃下偽裝成一個“和平與社會正義”的黨派，至少在拜登和哈里斯教唆的巴勒斯坦種族滅絕及其他反動政策中暫時毫發無損。
芝加哥民主黨市長布蘭登·約翰遜（Brandon Johnson）是芝加哥教師工會的前官員，幾個月前曾在市議會就停火決議案投下決定性一票。一個月前，約翰遜出席了拜登主持的白宮龍蝦晚宴，向肯尼亞總統致敬。在肯尼亞總統同意派遣一千名肯尼亞警察支持美國決定強加給海地人民的政府之后，拜登的一百位受邀晚宴嘉賓向他致敬。
大會前夕，在接受艾米·古德曼（Amy Goodman）的《立即民主！》（Democracy Now!）采訪時，“向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進軍”抗議的組織者、美國巴勒斯坦社區網絡領導人哈特姆·阿布達耶（Hatem Abudayyeh）贊揚了布蘭登·約翰遜在市議會就停火決議投下的決定性一票。阿布達耶的聲明只能破壞反戰聯盟既拒絕支持民主黨也拒絕支持共和黨的出色聲明。
毫無疑問，美國統治階級及民主黨高層的一個核心目標是不惜一切代價避免1968年芝加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一幕重演，當時民主黨市長理查德·戴利（Richard Daley）手下的警察殘暴毆打反越戰抗議者并對其投放催淚瓦斯。
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每一天，芝加哥警方都派出了大量警力，在抗議者集結和游行的每一個地點都十分醒目，毫無疑問，還有數千名警察在附近隨時待命。
但芝加哥警察局也做了數月的準備，進行了旨在嚴格管理抗議活動的“降級訓練”。“我們不要再談1968年了，”警察局長拉里·斯內令（Larry Snelling）說，“現在是2024年。”
事實上，幾十年來，統治精英已經學會了一兩件事，包括如何更好地將自己塑造成符合絕大多數人需求和利益的形象，同時主持懲罰性政策，削減社會計劃，將前所未有的數萬億美元轉移到臭名昭著的“百分之一”手中。雖然事實證明它無法掩蓋其強加給巴勒斯坦人民的滔天罪行，但它還是會不遺余力地改變自己的形象，因為它決定，至少在今天，美國資本主義可以在貌似自由的民主框架內以最佳方式推進自己的利益。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將此與唐納德·特朗普粗暴的原法西斯主義和種族主義仇恨的政治和個人形成鮮明對比，這就是今天的主題。大會決定拋棄拜登，將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組織成一個開放的、多種族的、包容的、民主的、美國民眾歡呼的跨部門會議，這絕非偶然。我們記得，法西斯煽動家阿道夫·希特勒將他的黨命名為“民族社會主義者”（納粹）！
對民主黨人和哈里斯的運動幻想降低了動員規模
毫無疑問，重組的哈里斯領導的民主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至少部分原因是，最初預計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抗議活動的規模為五人，盡管組織工作范圍廣泛且令人印象深刻，并且民主地采取了明確和有原則的反戰、社會正義和親巴勒斯坦的政策立場，但結果是參與者減少了不少。
據“向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進軍”組織者估計，8月19日星期一是協調和全國性抗議活動中人數最多的一天，吸引了約二萬名活動人士。在場的社會主義行動黨（Socialist Action）活動人士在人群沿著預定路線行進時進行了清點，他們認為這一數字接近八千人。警方估計為六千人。
根據我們的統計，前一天（8月18日）為爭取墮胎權和巴勒斯坦人自由而舉行的游行和集會吸引了大約一千名活動人士。8月21日星期三，由巴勒斯坦和伊斯蘭團體組成的廣泛聯盟組織的抗議活動吸引了四千人。在大會閉幕當天，約有五千人參加了抗議活動。
毫無疑問，這些較為溫和的數字是拜登被卡馬拉·哈里斯取代的產物，也是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和大眾媒體有意將民主黨人和哈里斯描繪成“停火”支持者的產物。盡管哈里斯的獲獎感言中不乏好戰的夸夸其談，但卻包含了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難表示“同情”的強制性聲明，似乎她和她的黨對今天美國支持的猶太復國主義種族滅絕沒有完全責任。
事實上，哈里斯還肯定地宣布了美帝國主義會無條件支持以色列，而當今世界上，接受美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最多的國家就是以色列。哈里斯最近私下會見了種族滅絕屠夫內塔尼亞胡[2]，并承諾會無條件地繼續支持以色列，這一點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巴以停火”喧鬧聲中被掩蓋了。
哈里斯/拜登及其帝國主義民主黨人主持著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他們是否有能力極大地化解一場旨在挑戰帝國主義種族滅絕戰爭的原則性群眾運動，這一點值得評估。
它告訴我們，今天的美國左翼力量與當年迫使美國政府結束種族滅絕的越南戰爭的那種大規模獨立運動相去甚遠；那場恐怖的戰爭屠殺了四百萬越南人，奪去了五萬七千名美國士兵的生命。
如果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抗議活動比8月18—21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投票人數多出一個數量級，那么這場運動的未來力量、政治連貫性和信心都會得到質的提升。
工人階級在關鍵問題上的大規模動員，尤其是數萬、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人的動員，本身就具有一種新的動力。它們往往會帶來新一代戰士、新組織、以民主群眾行動為導向的聯盟和領袖，這些組織和領袖都專注于從質上與資本主義現狀決裂。
昨天在政治上還不可能實現的目標，今天卻成為當務之急，提上了議事日程。遺憾的是，由約二百個組織組成的“向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進軍”聯盟目前并沒有迎來這樣的有利時機，這并不是他們的過錯。但是，勇敢的巴勒斯坦群眾以及美國和全世界為他們的榜樣所激勵的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這個時代。
隨著2024年大選的臨近，“兩害相權取其輕”仍在左翼改良主義者中占據主導地位
距11月大選只剩幾個月的時間了，我們又一次目睹了統治階級精心策劃的“兩害相權取其輕”景象，大部分改良主義左翼和社會民主主義左翼迅速轉向哈里斯和民主黨人，希望并祈禱他們能比更加明顯反動的唐納德·特朗普有所改進。自由派雜志《反擊》（CounterPunch）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埃曼·阿卜杜勒哈迪（Eman Abdelhadi），轉載自《這些時日》（In These Times）：
“哈里斯副總統，如果你希望唐納德·特朗普獲勝，那就說出來。否則，我們在說話。
請聽我們說。我們不會被語氣所安撫。我們需要你采取行動，除非你采取行動，否則我們不會離開街頭。”
拋開夸夸其談不講，任何旨在支持資本家孿生政黨或其戰爭、種族主義和固有的反工人階級政策候選人的勢力，都不可能建立結束美帝國主義戰爭的嚴肅運動，無論居統治地位的富豪們決定用哪張臉面世。昨天，“民主社會主義者”民主黨人伯尼·桑德斯是改良主義者對社會變革的巨大希望。今天，同一個桑德斯聲稱“種族滅絕”喬是他的老朋友，在拜登正式退出后才同意支持哈里斯。從不缺乏歷史記憶的桑德斯不可能忘記，他的“摯友”喬·拜登是民主黨南方種族隔離派和北方資本家自由派之間的歷史聯絡人。更準確地說，拜登是舊南方奴隸主階級的繼承者與現代北方企業資本家階級之間的團結紐帶。
2020年，民主黨的億萬富翁精英們撤回了他們自己的多名初選候選人，這讓翻新后的拜登一躍成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拜登隨即成為主要由民主黨資助的非洲裔美國人宗教團體的民權擁護者。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曇花一現的[由福特基金會資助，但在選舉時消失了]“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錯誤領導人的努力支持下登上總統寶座的。這個“黑人的錯誤領導人”是《黑人議程報告》（Black Agenda Report）執筆人格倫·福特（Glen Ford）恰如其分地創造的一個詞，事實證明，拜登能夠將約五百萬抗議者的大規模反種族主義情緒轉移到競選活動中，這些抗議者極大地動員起來，反對美國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反對警察幾乎每天兩三次殺害手無寸鐵的黑人而不受懲罰。
同樣，德克薩斯州前種族隔離參議員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作為民主黨1964年的“和平候選人”參選，對手是右翼鷹派共和黨人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約翰遜隨后將越南戰爭升級到前所未有的規模，包括美國對老撾和柬埔寨的大規模轟炸。
戰斗性社會運動因“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政策而遭受的失敗不容低估。在現代，擁有二千名成員的國際社會主義組織（ISO）[3]在支持綠黨的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和民主黨人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冒險行動之后消失了。社會主義替代黨（Socialist Alternative）[4]同樣旨在將伯尼·桑德斯作為“獨立人士”加以宣傳，并以其他方式支持當地的民主黨人，而綠黨和民主社會主義者黨（DSA）則經常為民主黨候選人競選。
民主黨：歷史上“社會運動的墳場”
在美國資本主義政治框架內還沒有出現過一次戰斗性的社會運動。事實上，民主黨一直是所有社會運動的墳墓。
歷史以復仇的方式證明，只有大規模的、獨立的、民主的、工人階級領導和控制的運動才能帶來關鍵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革。今天，美國社會運動的一個起點將是一個得到質的拓展的戰斗性民主工會運動，它以自己的名義進入政治舞臺，擁有自己的候選人，并在生產現場和政治舞臺上與老板作斗爭。這樣一個與所有被壓迫和被剝削者結盟、旨在建立一個為社會主義而戰的工人政府的勞工黨，可以作為與目前兩黨資本家壟斷主導的選舉制度有質的決裂的代表。
建設革命社會主義運動
要建設這樣一個黨，就必須有一個深深扎根于我們時代每一場關鍵的社會正義斗爭的、有覺悟的群眾性革命社會主義政黨的領導。
[1] 亞歷山德里亞·奧卡西奧-科爾特斯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黨（DSA）的國會議員。
[2] 以色列目前的總理，持極右翼主張。
[3] 美國托派組織，原為國際社會主義傾向美國支部，2001年從國際社會主義傾向中分裂出來。2019年，因內部性侵問題和政策分歧而瓦解，其后多數成員參加了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黨。
[4] 社會主義替代黨原為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美國支部，2019年脫離工人國際委員會而參與組建國際社會主義替代（ISA），前兩次總統選舉中均支持桑德斯成為民主黨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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