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小肯尼迪在一則節目中抨擊美國醫療行業：
“沒有什么比讓孩子生病更加有利可圖，所有的醫療實體都在孩子身上賺錢。”
“保險公司、醫院、醫療壟斷聯盟、制藥公司都從孩子身上吸血，他們并不會讓孩子死亡，而是讓其一生都處于生病狀態， 從而一生都需要藥物……”
“美國人被政府‘毒害’了，35%美國兒童患有糖尿病或處于糖尿病前期，60%的美國成年人亦是如此。”
其實，小肯尼迪并不是公開揭露美國醫療行業黑幕的第一人。
美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多次表示，美國處方藥的價格高居世界首位。
2019年他曾經帶了一群患有糖尿病的美國人，雄赳赳地跨過美加邊境，涌入加拿大藥店，瘋狂購買胰島素處方藥。
當時美國每瓶胰島素的價格約為340美元(450加元)，而在加拿大，同樣的瓶子平均售價約為30加元。
大家會詫異，美國是世界最大醫藥制造國，胰島素又不是特殊專利藥品，加拿大和美國的藥價為何會差十多倍？
先別急，下面老墨再跟大家具體說明。
這個事件令桑德斯聲名鵲起，也讓美國高藥價倍受詬病。
這里還不得不提到奧巴馬和他的“奧巴馬醫保”對抬高藥價的“貢獻”。
“奧巴馬醫保”本意是“全民醫保”，但是實施后，由于有更多公共財政買單，美國藥品價格反而呈現出加速上漲態勢。
而奧巴馬政府卻鮮有平抑藥價的舉措。
政府出面帶頭擴大采購，而且不討價還價，又沒有出臺限制藥價政策，換成你是美國制藥行業，這個時候誰不乘機坐地漲價？
而且美國制藥行業在政治游說和政治捐款上從不吝嗇。英國《衛報》曾報道，此前十年間，制藥商投入至少25億美元用于游說和資助美國國會議員。
美國國會約90%的眾議員、100名參議員中的97人都曾接受制藥企業的競選捐款。
例如2021年，多項旨在降低藥品價格的提案都在國會投票中遭到否決，堅持投出反對票的參議員羅伯特·梅嫩德斯就獲得了來自醫藥行業的8萬美元政治獻金。
而桑德斯的上述做法使其喪失了美國政壇第一大政治獻金來源——制藥行業的政治獻金。
可見，美國政客的立場必定向藥廠傾斜。
畢竟，吃人嘴短，拿人手短！
那么，在不打擊資本、平抑藥價的前提下，全民醫保必然成為資本的盛宴，而國家財政和個人成為了“冤大頭”。
而美國醫院呢？大多數情況下，美國醫院的首要目標是盈利，而非拯救生命。
尤其是前幾年的新冠疫情，如放大鏡般暴露了美國醫療體系徹底在金錢上“綁架”生命的本質。
嵌入式醫療腐敗以及頻頻發生的醫療罷工事件，更是證明了醫療體系已經成為侵蝕美國國民的“蠹蟲”。
今天老墨就跟大家來說說美國醫療體系的“怪現狀”。
美國藥企綁架了高藥價
對于備受批評的美國醫療體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凱斯和迪頓在《絕望之死和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中指出：美國的醫療行業并不是為了促進民眾的健康而存在，而是更擅長于增加醫療服務者的財富。
桑德斯直接抨擊美國藥企綁架了高藥價：“我們最終還是要應對藥企無盡的貪婪。有人會問，應該如何做，抑制藥企的貪婪。現實是在美國，不是國會來規范藥企，而是藥企控制了國會。”
顯然，過度市場化以及政府監管的缺失，將美國醫療體系變成了資本逐利的戰場。
其中最為顯著的表現之一是，以輝瑞為代表的幾家大型制藥企業壟斷了藥品市場，使得美國成為世界上藥價最高的國家之一。
白宮前高級顧問伊齊基爾·伊曼紐爾指出，“美國雖然僅占世界人口總量的不到5%，卻支付了世界藥品銷售價格的50%”。
數據顯示，至少有1900萬美國成年人因國內藥價過高而被迫到加拿大或墨西哥等國購藥。
輝瑞公司
此外，美國的醫療體系按服務收費做法，導致了醫療制度就如同一場“貴族療法”的表演。
在這種制度下，醫生和高級執業提供者根據他們所提供的每項服務獲得報酬。
這種模式鼓勵了更多的測試和治療，因為報酬取決于護理的數量而非質量。
美國衛生保健提供者使用CPT代碼為醫療服務和程序進行計費。
護理總費用是根據患者的診斷、接受護理的時間和護理的復雜性計算的。
美國的醫療服務價格之高也令人咋舌：就拿CT檢測來說，中國收費標準為30-50美元，加拿大為97美元，但美國竟高達896美元。核磁共振項目，中國為90美元左右，英國為450美元，但美國多達1420美元。
因此，盡管美國的醫療支出位居世界第一，但在獲得醫療保健、行政效率以及人均壽命等方面卻排名墊底。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和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美國的人均醫療支出高達1.1萬美元，遠超其他發達國家。
其中，英國人均醫療支出為2990美元，法國為3926美元，日本為4000美元。
但美國的人均壽命卻僅為77.28歲，在發達國家中名列倒數。
根據英國聯邦基金會發布的最新版11個高收入國家醫療保健評估報告，美國連續第六年在排名中墊底，凸顯了美國醫療體系為資本服務的本質。
嵌入式腐敗：醫療行業的貪腐沉疴
醫療腐敗是美國醫療體系的一大頑疾，盡管該國自詡擁有世界上最嚴格的醫療反腐法律，但醫療腐敗現象卻頻頻出現，而且涉及的金額不斷攀升。
在理論上，醫生、醫院、保險公司、制藥商等各方應該相互制衡，但實際上它們聯手“合謀”，釀成一場全鏈條式、根植于體系內部的“嵌入式腐敗”風暴。
這一現象部分源于醫療服務的商業化，使整個醫療行業以逐利為首要目標。
另一方面，監管不力和執法松懈也為醫療腐敗的猖獗提供了溫床。
許多醫療機構和公司因為腐敗行為獲利頗豐，卻很少受到實質性的制裁，這無疑進一步助長了醫療行業的腐敗之風。
數據顯示，在全美25個待遇最好的職業中，有18個屬于醫療保健和科技領域。
醫生的收入在這些職業中位居前列，年基本薪酬中位數高達10萬到20萬美元，而專科醫生的平均收入更是高達38.2萬美元（美國中位數年收入為59384萬美元）。
這是因為美國醫院收費標準是全球最高的。拿美國普通門診醫師收費來說，高出加拿大、法國的3倍之多。全科醫生年平均收入為美國人均生產總值的3.6倍，專科醫生更是高達5倍之多。
然而，這高額收入背后卻隱藏著醫生與醫療供應商之間的暗箱交易，醫生可能接受回扣或其他利益以推薦特定的藥品或服務給患者。
制藥行業更是醫療腐敗的重要參與者，各大制藥公司常常為了市場份額而不惜采取違法行為，比如支付回扣、誘導患者購買藥物等。
盡管過去幾年來美國政府對制藥公司的起訴頻繁，例如輝瑞、安斯泰來、安進、Alexion、普渡制藥公司等，但多數案件最終都以支付和解費用了結，而沒有根本解決問題。
比如，2020年3月，賽諾菲公司同意支付1185萬美元和解費用，解決了有關其以支付回扣的方式驅使慈善機構幫助支付Medicare患者自付藥品費用的指控。
醫療腐敗不僅僅是一種經濟問題，更對醫療質量及患者的生命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一些醫療公司為了牟取暴利，不惜向醫生支付回扣，要求他們推薦特定的藥品或服務給患者，不僅損害了醫療行業的公信力，還會導致患者接受不必要的治療或使用不合適的藥物，危及其生命安全。
“勞資矛盾”：醫療罷工事件激增
根據美國《貝克爾醫院評論》雜志的統計，2023年醫療行業發生了19起醫護人員罷工事件，占據了超過三分之一的罷工總數。
這一現象在美國歷史上并不常見，其背后的因素與新冠疫情導致的醫護人員短缺、醫療腐敗引發的薪資不公以及當前高漲的通貨膨脹和實際工資停滯密切相關。
值得關注的是，2023年10月，來自美國凱撒醫療集團工會聯盟的約7.5萬名醫護人員舉行了一場美國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行動。
參與者認為，長期以來醫療保健行業一直面臨著人員短缺的挑戰，導致在崗人員承受沉重工作負荷，難以為患者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
新冠疫情的爆發更是加劇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使得現狀雪上加霜。
因此，凱撒醫療工會聯盟向管理層提出了提高薪資、解決長期人員短缺、保護員工免受外包影響、提前通知遠程員工返回現場工作等要求。
凱撒醫療在內的系列罷工事件，發生在美國工會會員數量數十年持續下降、美國民眾的經濟安全感及對經濟前景的信心逐步下降的背景下。
此外，醫療腐敗導致醫療資源不公平分配，將普通醫護人員置于薪資待遇和職業發展的不公平境地，也進一步激化了醫護人員與管理層之間的“勞資矛盾”。
在美國現有醫療體系下，悲劇與抗議交織，勾勒出了一幅殘酷的現實圖景：“天價醫療費”成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醫療行業的腐敗問題愈演愈烈，醫護人員的信念迷失，罷工現象頻繁發生。
這種情況不禁讓人思考，美國的醫療體系改革未來究竟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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