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魯新左派的興起、實踐與衰落
作者：安東尼奧·薩帕塔（Antonio Zapata），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特聘教授；田楚子，上海大學文學院2021級博士研究生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5期
摘 要：秘魯新左派在發展過程中曾表現出強大的歷史韌性與多元性，為該國社會進步與思想發展貢獻了獨特的理論視角和寶貴的實踐經驗，深化了該國對社會主義思想的本土化解讀。自20世紀60年代初興起以來，秘魯新左派經歷了激進和民主兩個發展階段，在政治領域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1989年，在內外因素的雙重夾擊下，秘魯新左派最終走向衰落。秘魯新左派衰退的首要原因在于其派系矛盾無法調和、民眾支持體系的瓦解以及政府治理不力導致的信任度降低，上述因素共同導致組織內部出現結構性缺陷。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的沖擊以及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進一步加速了其衰敗進程。
關鍵詞：秘魯 新左派 激進革命 民主選舉 社會主義
20世紀50年代末，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沖突不斷，社會主義陣營中的紛爭也日益增多，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浪潮席卷全球。在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區別于傳統馬克思主義左派運動的新左派運動應運而生。受其影響，拉丁美洲（以下簡稱“拉美”）各國也孕育出一股非主流的社會主義思潮，在秘魯則體現為“新左派”這一政治主體的誕生與發展。目前，國內學術界對秘魯新左派發展過程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本文依托史實，深度剖析秘魯新左派的發展脈絡、實踐過程及衰落原因，以期為理解該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復雜歷程提供新的視角與觀點。
一、秘魯新左派的興起及其激進實踐的失敗
20世紀60年代初，新左派這一政治力量在秘魯興起，并領導廣泛的農民運動和一系列游擊活動。雖然其在激進實踐初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最終在政府的嚴厲鎮壓下以失敗收場，未能實現推翻寡頭統治、建立社會主義政權的目標。
（一）概念界定
“新左派”這一概念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末的英國、法國和美國三國，指在批判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的同時否定蘇聯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左派群體。理論上，他們與發源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新思想有一定淵源。實踐方面，他們強調行動的重要性，其活動涵蓋了反對越南戰爭、反對種族歧視等眾多議題，在全球引領了一股反主流文化運動的熱潮。
談及拉美新左派時，學術界則存在兩種不同解釋。目前，國內外大部分從事政治學研究的學者把21世紀以來執政的拉美左派政黨稱為新左派（中文文獻中也寫作“新左翼”），主要代表有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以及巴西勞工黨等。這類政黨反對新自由主義、強調社會公平、維護中下層民眾利益，近20年來推動了拉美左派政治的兩次復興。相比之下，歷史學語境中，以埃里克·佐洛夫（Eric Zolov）、華金·M.查韋斯（Joaquín M. Chávez）等人為代表的從事拉美社會主義發展史研究的學者受“冷戰”及“全球六十年代”研究框架影響，對拉美左派作出了更為詳細的界定。他們將20世紀20年代受十月革命影響而成立的左派政黨與組織稱為“傳統左派”或“老左派”，將在20世紀60年代全球新左派浪潮下興起的，不采用蘇聯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左派運動稱為“新左派”。而活躍于當今政壇，融合民眾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左派政黨及組織則被稱為“現代左派”。
秘魯學術界認為，新左派指受全球新左派運動影響，成立于蘇共二十大及古巴革命勝利后，發展道路異于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左派政黨與組織。秘魯的新左派政黨與組織沿襲了“傳統左派”的意識形態與行動目標，即以馬克思主義為基本指導思想，主張在秘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并為逐步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其“新”特質在于吸納了更為多元的左派創新思維并將其運用于形式多樣的實踐活動中。
秘魯新左派大致可劃分為五個主要派系。第一，發源于秘魯共產黨的政黨及組織，普遍反對共產黨僵化地執行蘇聯提出的改良主義政策，先后組建了以格瓦拉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游擊組織民族解放軍、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的秘魯共產黨（紅色祖國）等政黨。第二，秘魯阿普拉黨的異議者，他們反對該黨與寡頭政府簽訂的“共處”協議，組建了以格瓦拉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游擊組織左派革命運動。第三，一部分托洛茨基主義者深入農民運動，使其與教條、傳統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明顯不同。第四，受全球新左派運動影響成立的革命先鋒黨及其分支。第五，被定性為“國家馬克思主義”的政黨，雖然其自身并不宣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但行動策略與各主要馬克思主義政黨并無差異，主要代表是秘魯社會革命黨。
（二）新左派興起的背景及其激進實踐過程
國際方面，赫魯曉夫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中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引起了強烈反響。同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發，蘇聯出兵強勢干預匈牙利。在這兩起事件的刺激下，一場漫長而廣泛的反主流、反傳統抗議浪潮席卷全球。1959年，古巴革命取得偉大勝利。這場意義非凡的運動展現了一個拉美小國在帝國主義強大壓力下，通過游擊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可能性。這為廣大拉美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秘魯國內，20世紀初美國資本大舉入侵，取代了英國原有的經濟主導地位，占據了礦業、制造業以及金融行業的主要份額，致使該國經濟嚴重依賴美國。農業方面，秘魯的土地利用率極低，大部分優質土地被大莊園壟斷，農業產量極低。嚴峻的經濟狀況導致國內矛盾不斷升級，寡頭統治下的社會結構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分化，少數精英和帝國主義財團聯合掌控國家命脈，而廣大民眾則生活在赤貧之中。
此種狀況激起了秘魯勞苦大眾的反抗意識，在新左派的領導下，一場農民運動在安第斯地區的拉孔本西翁及拉萊斯谷地展開。1959年，托洛茨基主義者烏戈·布蘭科（Hugo Blanco）來到此地的喬皮馬約莊園同農民一起工作。由于其出色的領導力，很快被選為該莊園的政治代表。1961年，在布蘭科的領導下，庫斯科省農民和社區聯合會成立，他喊出“無土地，吾寧死”的口號，開展“攻占土地運動”，領導農民進行罷工，即拒絕前往大莊園進行抵償租金的勞作，成立武裝自衛隊占領莊園主以極不平等的條件租賃給他們的土地。1963年5月，布蘭科不幸被捕。然而，安第斯地區的攻占運動并沒有停止，并迫使費爾南多·貝朗德（Fernando Belaúnde）政府在該地區進行了土地改革。
同一時期，秘魯城市青年也受到了革命的感召，組建游擊隊。他們以切·格瓦拉（Che Guevara）提出的“游擊中心論”為指導，計劃在秘魯開展游擊運動，建立社會主義政權。1962年9月，在古巴接受訓練的前共產黨成員及40名左派學生成立了秘魯第一支新左派游擊隊民族解放軍。同年12月該組織離開古巴，計劃由玻利維亞進入秘魯，支援布蘭科領導的土地革命。然而，1963年5月，游擊隊在玻利維亞與秘魯交界地帶的馬爾多納多港遭遇軍警襲擊，其領導人貝哈爾被捕，游擊戰的首次嘗試以失敗告終。1965年9月，休整后的民族解放軍在秘魯南部阿亞庫喬省組建了哈維埃爾·艾勞德游擊陣線，其主要行動是對查皮莊園的攻占。這次行動的成功引起了秘魯軍方的注意，在12月的一次逮捕行動中，大部分游擊隊員及14名曾幫助過游擊隊的農民慘遭殺害，貝哈爾也于1966年2月逃至利馬后被捕。貝哈爾的再次被捕標志著該組織第二階段游擊活動的失敗。此次失敗后，民族解放軍試圖在普諾省建立一個新的“游擊中心”，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領導的游擊隊聯動。然而，1967年10月，格瓦拉的犧牲標志著該組織第三次游擊計劃的落空。這意味著以古巴革命經驗為指導的秘魯首個游擊組織的失敗。
同樣，受古巴革命啟發，1959年10月，以路易斯·德拉·普恩特·烏賽達(Luis de la Puente Uceda)為首的一批秘魯阿普拉黨青年黨員，因不滿該黨逐漸背離“反封建寡頭、反帝國主義”的初衷并與曼努埃爾·普拉多（Manuel Prado）政府簽訂“共處”協議的右傾行為，成立了新左派游擊組織反叛阿普拉，并從阿普拉黨中分裂出來。1962年3月，為與阿普拉黨相區分，反叛阿普拉更名為左派革命運動。同年4月到6月，72名左派革命運動成員分批前往古巴進行訓練。1965年6月起，該組織開始在秘魯組建游擊陣線、開展游擊運動，相繼在庫斯科省建立了巴查庫臺克陣線，在阿亞巴卡省建立了曼科·卡帕克陣線，在胡寧省建立了圖帕克·阿瑪魯陣線。然而，1966年1月，隨著該組織兩位主要領導人德拉·普恩特和吉耶爾莫·洛巴頓（Guillermo Lobatón）的犧牲，三條主要陣線相繼潰敗，秘魯的第二支新左派游擊隊同樣以失敗告終。
（三）新左派激進實踐失敗的原因
布蘭科領導的農民運動雖迫使政府在該地區進行了有限的土地改革，但卻未能成功集結全國農民消滅地主階級、推翻寡頭政權。民族解放軍、左派革命運動領導的游擊活動亦因政府的猛烈鎮壓而偃旗息鼓。秘魯新左派的首次激進實踐以失敗告終。其失敗原因可總結為以下幾點。
首先，秘魯當時并不具備進行革命的主客觀條件。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總結了革命爆發的條件：“要舉行革命，單是被剝削被壓迫群眾認識到不能照舊生活下去而要求變革，還是不夠的；要舉行革命，還必須要剝削者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只有‘下層’不愿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維持下去的時候，革命才能獲得勝利。”即以被剝削者的階級覺醒為主觀條件，剝削者面臨倒臺為客觀條件，主客觀條件相結合才能爆發一場有可能取勝的革命。然而，在深入分析新左派首次實踐的基礎后，可以發現，當時的秘魯并不具備上述客觀條件。第一，在攻占土地運動期間，正值普拉多當政，雖然該政府為寡頭主義政府，但彼時秘魯第一大黨阿普拉黨與其簽訂了“共處”協議，因此，統治階級并沒有出現難以為繼的政治危機。第二，游擊運動期間，貝朗德改革主義政府上臺，實行了有限的土地改革，緩和了群眾的憤怒，所以也不符合當權者不能維持照舊的狀態。第三，古巴革命的爆發拉動了工業品需求，秘魯經濟在此時段有所增長，因此，被壓迫階級的處境與前幾年相比并沒有急劇惡化。
主觀條件方面，雖然布蘭科被捕后，農民運動的火焰未被澆熄，但政府在該地區推行的土地改革使當地大部分農民獲得了土地。實現這一目標后，農民開始退出工會和運動隊伍，這導致后續在農村地區招募游擊戰士的行動進展緩慢。由此可見，沒有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引領，農民很難發展出堅定的階級自覺。階級基礎的薄弱加上各隊伍過于側重孤立的武裝行動，致使這一時期激進組織未能組建穩定且強大的無產階級政黨，這是導致此次實踐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
其次，從戰略戰術上來看，該階段激進組織并沒有提出完善的組織發展策略，其對游擊戰術的運用也存在問題。古巴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擁有強大的城市組織作為后盾，為其源源不斷地招募新戰士以及輸送彈藥、食品等物資。然而，在秘魯，由于主要工會仍被秘魯阿普拉黨控制，新左派未能突破封鎖，發動無產階級支持革命。因此，城市中并沒有出現穩定組織以支援農村的游擊運動。此外，左派革命運動在梅薩貝拉達地區建立了固定安全區，民族解放軍在襲擊查皮莊園后未能及時轉移，均違反了游擊戰即打即動的原則，暴露了位置，使政府軍毫不費力地摧毀了它們。
最后，革命若想獲得成功，當地農民的支持以及團隊間的合作必不可少。然而，除布蘭科的隊伍外，兩支游擊隊中沒有戰士會講當地土著語言克丘亞語，這使得融入民眾變得極為困難。組織協作方面，三支隊伍曾試想聯合起來，以布蘭科領導的農民工會為組織基礎，以游擊隊為武裝力量，共同對抗統治階級。然而，由于指導思想的分歧以及對領導地位的爭論，這一聯合一直未能成形，導致該階段革命成功的最后希望破滅。
二、新左派在民主領域的實踐及其分裂
盡管新左派在20世紀60年代開展的激進實踐未能成功，但并不意味著它放棄了在秘魯建立社會主義政權、解放廣大群眾的目標。在反思和吸取了首次失敗的經驗教訓后，其戰略逐漸演變、發展。此后，一批組織嚴謹、策略明晰的新左派政黨應運而生，并在隨后的民主選舉中以政黨聯盟的形式獲得了驚人成就。然而，由于聯盟內各政黨間存在政策差異，其內部矛盾難以調和，最終在新自由主義的沖擊中敗下陣來。
（一）新左派政黨的涌現
1968年，胡安·貝拉斯科·阿爾瓦拉多（Juan Velasco Alvarado）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軟弱無能的貝朗德政府。然而，不同于典型的軍事獨裁體制，貝拉斯科軍政府融合了國家主義、民眾主義以及改革主義特質，主張維持國家穩定，反對帝國主義壟斷，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因此，這一時期的政治環境相對開放，為新左派政黨的成立與發展提供了條件。在此基礎上，新左派政黨通過組建工會、發展工人運動，建立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大規模的左派民眾支持體系開始形成。
蘇共二十大后，包括秘魯在內拉美各國共產黨發生分裂。1969年3月，在秘魯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以豪赫·烏爾塔多（Jorge Urtado）為首的異見派“井崗”聯合羅蘭多·布雷納（Rolando Breña）領導的共產黨青年團成立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的秘魯共產黨（紅色祖國）。20世紀70年代，該黨成功組織了多次大規模的教師和學生運動，有效動員了社會力量，加速了軍政府的民主轉型進程。
另一重要的新左派政黨是成立于1965年5月的革命先鋒黨。該黨由原左派革命運動成員里卡多·納普利（Ricardo Napurí）、信仰毛澤東思想的里卡多·萊茨（Ricardo Letts）以及曾在巴黎學習并將西方新左派思想帶入秘魯的教師埃德蒙多·穆魯加拉（Edmundo Murrugarra）組建。革命先鋒黨的指導思想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融合了新左派思潮的不同派系，強調農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重視群眾工作，提倡黨員與基層群眾的合作。革命先鋒黨作為新左派政黨團體中的中堅力量，在軍政府時期的民眾運動組織以及隨后的民主選舉中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以烏戈·布蘭科為首的新左派托派政黨團體以及由貝拉斯科政府改革派軍官創建的社會革命黨亦在民主實踐過程中作出了突出貢獻。
（二）新左派的民主實踐過程
1975年8月25日，弗朗西斯科·莫拉萊斯·貝爾穆德斯（Francisco Morales Bermúdez）將軍通過非流血政變登上政治舞臺，揭開了軍政府保守主義階段的序幕。貝爾穆德斯上臺后一改此前承諾完善貝拉斯科改革的說辭，推行了一系列緊縮性經濟政策，引起了民眾的強烈不滿。1977年7月19日，在左派號召下，“七一九全國總罷工”順利開展。在大規模抗議的壓力下，貝爾穆德斯不得不屈服于工會力量，還政于民，宣布將在1978年下半年召集制憲議會，并于1980年舉行總統大選。
面對制憲議會選舉號召，新左派意識到此時開展激進革命很可能導致軍政府與右派結盟，出現類似智利皮諾切特軍政府的獨裁政權。這會使無產階級革命力量遭受致命鎮壓，重蹈游擊戰時期的覆轍。因此，為保存革命力量，新左派決定暫時退回民主領域，依靠強大的左派民眾支持體系，促進參與式民主機制的建立，以民主選舉作為政治宣傳、接觸新選民的工具，實現其持續積累民眾力量的目標。通過進入民主政治的舞臺，他們希望在資本主義秩序中心播下革命的種子，最終在條件具備時將社會主義革命列入政治議程。
1978年制憲議會選舉，新左派取得巨大成功，獲得了28%的選票。然而，1978年的成功并沒有在1980年的總統選舉中得到延續。新左派政黨多元化的指導思想使其派系龐雜，加上與傳統左派政黨以及改革主義政黨間的分歧，組建總統選舉聯盟困難重重。新左派在此次選舉中只獲得了11%的選票，與1978年的成功形成鮮明對比。經歷此次挫折后，新左派認識到，想要在民主領域取得勝利必須克服各政黨的分裂狀態，聯合“傳統左派”，組建左派政黨的統一聯盟。1980年9月，在秘魯全部左派政黨的努力下，彼時拉美最大的左派政黨聯盟聯合左派成立。9月12日，聯合左派發布宣言稱：“將為打倒帝國主義、建立由群眾、工人及農民所組成的政權而奮斗。”從上述宣言可以看出，雖然聯合左派的誕生是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選舉進程，但其發展目標始終是由選舉陣線轉變為領導秘魯革命進程的革命統一陣線。
在全體左派的共同努力下，聯合左派在1980年11月的政府選舉中獲得了24%的選票，贏得了秘魯第二大城市阿雷基帕的市長職位，并在阿亞庫喬等地取得了14個城市的市長職位。1983年，聯盟更是在當年的政府選舉中大獲全勝，獲得了29%的選票，僅落后阿普拉黨4個百分點。最引人注目的是，聯盟主席巴蘭德斯（Alfonso Barrantes）以36.5%的選票成功當選利馬市長，利馬因此成了首個由馬克思主義者擔任市長的拉美首都城市。全國范圍內，聯合左派贏得了包括普諾、庫斯科在內的33個城市的市長職位。
然而，兩次政府選舉雖取得了巨大成功，聯合左派內部的分裂也開始顯現。隨著政府執政經驗的增加，聯盟內部出現了思想上的分化，一部分政黨逐漸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拋至腦后。這種分裂傾向在1985年的總統選舉中已初見端倪。此次選舉中，年僅36歲的阿蘭·加西亞（Alan García）代表阿普拉黨以全新面貌出現在政治舞臺，一改該黨傳統守舊的形象，獲得了46%的選票。聯合左派主席巴蘭德斯獲得了21%的選票。由于加西亞選票未達50%，根據選舉法規定，將與排名第二的巴蘭德斯進行第二輪選舉以決出總統人選。然而，讓整個聯盟失望的是，巴蘭德斯不顧反對，放棄了選舉。巴蘭德斯的放棄行為成為聯合左派解體的導火索，整個陣線自此開始走向衰落。
隨著巴蘭德斯放棄選舉以及聯盟內馬里亞特吉統一黨的組建與發展，聯合左派內部形成了政見相異的兩個派別：一是由馬里亞特吉統一黨、革命左派聯盟、工農學民聯盟黨組成的激進派，他們始終以在合適時機推翻資產階級政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為目標；另一派是由社會革命黨、革命共產黨以及以巴蘭德斯為代表的新左派獨立人士組成的改良派，他們在執政過程中逐漸放棄了原有目標，主張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與資產階級結盟。
兩派對立的弊端在1986年的政府選舉中表現得愈加明顯。此次選舉中，巴蘭德斯不敵阿普拉黨候選人，未能連任利馬市長。聯盟獲得的選票與阿普拉黨的差距由1983年的4%擴大至28%。選舉的失敗進一步加速了聯盟的分裂。1987年6月，巴蘭德斯在一檔電視節目中宣布辭職，表示自此不再擔任聯合左派主席。為調和兩派爭端，在各黨協調下，聯合左派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89年1月舉行。然而，此次會議中，社會革命黨、革命共產黨以及一部分獨立人士決定追隨巴蘭德斯退出聯合左派，并于2月成立了改良派聯盟社會主義協議，宣布將以民主社會主義作為發展方向并與資產階級合作。至此，20世紀80年代拉美最大的左派政黨聯盟破裂了。1989年政府選舉，分裂后的聯合左派僅獲得了17.8%的選票。
三、新左派衰落的原因
聯合左派的分裂意味著秘魯新左派的政治實踐未能取得預期成效。在某種程度上，這反映了理想追求與現實挑戰間的深刻沖突。致使新左派失敗的客觀因素主要有兩點。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對原本屬于左派的政治空間造成了擠兌。20世紀80年代持續低迷的經濟形勢導致非正規經濟迅速發展，個人主義與實用主義不斷蔓延。面對此種情況，新左派未能及時進行政策調整，進而失去了獲得更廣泛選民基礎的機會。另一方面，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消弭，給拉美左派帶來了十分消極的影響。這導致包括秘魯在內的拉美各國左派政黨出現組織分裂、影響力減弱以及黨員數量大幅縮減等問題。左派力量遭受打擊而處于低潮，無力有效抵制各國普遍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盡管客觀因素確實引起了諸多負面效應，但其分裂的核心動因實際上來源于深入組織內部的主觀性弱點。在面對變化的社會形勢時，新左派缺乏完善的自我調節機制以發展出適應新環境的政治策略，導致了聯盟的分化。這種主觀弱點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聯盟內部的派系沖突無法調和。由于政治理念的差異，以巴蘭德斯為首的改良派與以馬里亞特吉統一黨為首的激進派之間產生了不可化解的矛盾，這直接導致了巴蘭德斯帶領眾多聯盟成員離開組織另立門戶。致使聯盟內兩派對立的深層原因可追溯至新左派政黨指導思想的多元性。盡管大部分新左派政黨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核心指導思想，但新左派理論融合了多種流派的觀點，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立場上的差異，從而使其未能塑造出較為一致的政治策略。
這種政策性分歧在聯盟內具體體現為：改良派領導人巴蘭德斯的支持者贊賞他的個人魅力及民眾號召力，認為這有利于吸引超出聯合左派原有選民的選舉支持，他們擔心黨內的激進主義可能導致選民疏離，阻礙聯盟發展。相反，激進派則認為，巴蘭德斯的個人主義和選舉主義阻礙了社會運動的縱深發展，即便贏得總統職位，他也沒有能力推行有效政策以改善社會、經濟狀況，無法為革命轉型積累力量。反之，這種狀況很可能會觸發右派的激烈抵抗，從而使左派的戰略布局遭到破壞。
總而言之，兩派未能通過整合差異拓寬其選民基礎。相反，彼此間的深刻對立進一步分化了民眾支持，削弱了聯盟與群眾間的聯系。因此，在加西亞政權面臨執政危機之際，新左派未能填補政治真空，反而為阿爾韋托·藤森（Alberto Fujimori）的崛起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二，20世紀70年代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使新左派積累了廣泛的群眾力量，幫助其在民主選舉中取得了多次成功。然而，20世紀80年代持續的經濟低迷以及兩屆右派政府的緊縮性政策導致非正規經濟迅速發展，勞動力分化，工會力量遭受嚴重打擊。此種背景下，新左派無法及時調整策略以適應新的經濟形勢，最終導致了左派民眾支持體系的瓦解。
貝朗德政府執政時期，墨西哥債務危機對秘魯經濟產生了嚴重負面影響，公司紛紛倒閉，大量工人下崗。隨著失業的恐懼在勞動人口中蔓延，工會的談判能力下降，工人開始抗拒通過工會與國家和資本對抗，轉而向非正規經濟靠攏，尋求個人解決方案。1986年，加西亞政府頒布了《應急就業計劃法案》，允許企業在運營波動期與新員工簽訂最長可達兩年的臨時合同。在這種勞務制度下，臨時員工的薪資明顯低于正式員工。因此，該法案一經頒布便導致臨時工占比飆升至56%。這些員工廣泛分布在各類公司中，流動性極高，法律保護幾乎無從談起，最關鍵的是，他們被剝奪了加入工會的權利。工會基層組織的持續發展受到了嚴重影響。
與此同時，工會領導層的狀況也不容樂觀。1977年總罷工后，約有5000名工會領導被解雇，工會領導層在進入20世紀80年代時已遭受重創。此后，兩屆右派政府均對罷工實行了嚴格鎮壓，解雇罷工領導的情況屢見不鮮，工會領導層的人員流失現象十分嚴重。此外，隨著新左派融入民主執政體系，僅存的工會領導開始將工作重心轉向政府管理，忽視了勞工運動的持續發展。由此可見，下至基層上至領導層，工會的整體力量受到了嚴重削弱。
勞動力的分化不僅摧毀了工會構架，更主要的是，它破壞了集體認同感。非正式工人的階級立場模糊，更傾向于與實用政治合作，滿足眼前需求。因此，擁有更多財政資源、政治要求較少的民眾團體以及非政府組織逐漸取代了工會和政黨，成為新型社會運動的主要載體。然而，此時新左派仍未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沒有將研究新興群眾運動、改進選民策略以及調整公眾情緒等措施納入社會政策的改革框架內。
第三，新左派在20世紀80年代幾次選舉勝利后，逐漸忽視了勞工運動的發展，將政府管理作為其工作的重心。然而，在政府管理領域，新左派也未能提出統一的基層政策將這一空間發展為爭取選民的新場域,多數由新左派主導的政府部門并未有所建樹。那么，這種情況為何會出現呢？其一，新左派執政前并未做好充分準備。盡管它始終提倡通過民主執政積累革命力量，然而經研究發現，新左派在選舉前對如何高效執政、如何充分利用政府這一“新型政治空間”以及如何在執政與積累革命力量間找到平衡這三大問題幾乎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探討與研究。其二，聯合左派內部的派系紛爭也被帶入政府管理中。激進派主張在政府管理領域開展群眾運動，完善參與式民主機制，反對與資產階級結盟。然而，這種策略遭到了改良派的反對，他們認為新左派政府的當務之急是與中央政府合作，推行更為務實的經濟、社會政策。其中一些人甚至產生了資本主義體制難以滲透，無法推翻的消極思想。兩派的主張無法折中，“對抗中央政府”與“推行中央政策”間的立場難以平衡。因此，新左派政府一直未能推行統一的執政計劃。其三，財政資源不足也是妨礙新左派政府強化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因素。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衰退導致政府收入下滑，財政赤字上升。新左派市長若想樹立威信，就須盡快找到解決方案。除前任政府遺留的財務壓力外，新左派政府還需應對其他財政問題，其中最為棘手的莫過于為從事城市基礎建設工作的大量員工提供薪酬。但鑒于中央財政緊張，政府難以及時支付員工工資，新左派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極大損害，不利于民眾工作的順利進行。
總的來看，新左派領導的政府未能有效地爭取選民支持，此前依賴的、以無產階級工會為核心的民眾支持體系也面臨嚴峻挑戰，聯盟內部存在的深層矛盾無法解決。以上主觀因素共同加劇了組織內部的結構性困境，成為新左派發展進程中的關鍵障礙。面對主客觀因素的雙重夾擊，秘魯各左派政黨在政策協調與組織整合方面愈加力不從心，聯盟的衰落似乎成為可預見的唯一未來。
四、新左派衰落的影響與啟示
1989年，聯合左派驟然解體，秘魯新左派力量不斷縮減、分化，這導致其在此后的民主選舉中未能再次掀起波瀾,深刻影響了該國的政治局勢。
首先，新左派的衰退導致秘魯政治領域出現了真空，而這一空缺間接促成了藤森的上臺。此后，藤森通過“自我政變”解散國會，召集制憲議會將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措施納入憲法。新自由主義體制在秘魯的確立導致該國民主體制出現嚴重危機，加劇了社會分裂，貽害無窮。
其次，秘魯新左派的衰落導致工人運動群龍無首，缺乏有效組織力量以抵制新自由主義資本的侵蝕。工人權益受損嚴重，工資水平大幅削減，就業保障缺失，工作條件極度惡化。
最后，新左派力量的衰落導致的最嚴重后果是左派政黨聯盟組織架構的消弭，秘魯的社會主義運動遭遇巨大挫折。聯合左派解體后，秘魯左派再未能建立具有如此廣泛代表性的政黨聯盟，此后的左派政黨或組織基本處于分散狀態，未能在21世紀拉美兩輪左派執政周期中獲得顯著成就。
放眼整個拉美，巴西、智利等主要國家的新左派大多頂住了壓力，經歷了重組與轉型，厚積薄發，在該地區兩輪左派執政周期中均有建樹，哥倫比亞左派政黨聯盟更是在2022年首次獲得選舉成功，與秘魯左派不甚明朗的態勢成了鮮明對比。鑒于此，面對新挑戰，秘魯左派亟需進行更為深入的反思與探索，汲取過往失敗的經驗教訓，在堅守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鞏固內部團結、調整戰略適應性、注重實踐創新、增強民主與包容性價值觀、構建更為廣泛的民眾支持基礎。唯有通過上述舉措，秘魯左派力量才能在今后的政治行動中恢復并壯大其生命力和影響力，促進國家自強與公民福祉的實現，帶領廣大群眾朝向更為公平、更加正義的社會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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