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美國最高院在今年大選前加急宣判了一樁亞利桑那州的關于選舉立法的案件。
在這個案子中最高院以5:4的票型支持了亞利桑那州共和黨人的要求，重拾了一部要求選民在投票時出示公民身份證明文件的法律。
最終判決中特朗普2020年提名的保守派女性大法官巴雷特和三名自由派大法官站在了一起，投下了反對票；
一向堅定保守的托馬斯、戈薩奇、阿利托大法官投下了完全贊成票；
而習慣于在如今的保守主義最高院中扮演“搖擺票”的保守派羅伯茨、卡瓦諾大法官則投下了部分贊成票。
結果出來，民主共和兩黨雙方——或者說美國左右兩邊——都不滿意。
民主黨對判決整體進行口誅筆伐，而共和黨則對 “叛變”的巴雷特大法官以及“立場不堅定”的羅伯茨、卡瓦諾大法官展開抨擊。
亞利桑那州是今年美國總統(tǒng)大選中最重要的搖擺州之一，很多人相信該州的選舉結果可能直接決定最后是特朗普還是哈里斯獲勝。
2022年時該州共和黨占多數(shù)的州議會通過了新的選民登記限制法，做出了公民身份證明文件的要求，這項措施遭到了民主黨人的激烈反對。
歷史上這并不是亞利桑那州第一次試圖通過查驗公民身份的法律。
2005年時亞利桑那州就通過過另一部類似的法案，但最終被之前的美國最高法院駁回，判定不允許在包括總統(tǒng)選舉在內的美國聯(lián)邦系統(tǒng)的選舉中應用。
民主共和兩黨互相認為對方作弊
非常有意思的是民主共和兩黨在本案中對對方的批判與攻擊。
共和黨認為民主黨反對選舉資格法都是源于他們想利用投票機制的漏洞進行暗箱操作和選舉舞弊。
一方面民主黨人有安排做票的“黑歷史”。
最近的例子就是今年的共和黨總統(tǒng)候選人初選中，民主黨出錢出力，安排民主黨人和中間人士臨時注冊為共和黨人，在各州初選中給黑莉投票，希望讓特朗普失去提名資格。
另一方面是因為民主黨大力支持非法移民進入美國，共和黨人相信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冒充美國公民給民主黨投票。
畢竟在2020年曾經催生過“陰兵過境”的傳言。
共和黨人認為民主黨利用非法移民、利用實際上已經死去但尚未完成登記銷戶的美國公民身份，給拜登造票，最終“竊取”了2020年總統(tǒng)大選的結果。
這些言論不僅僅是在普通共和黨選民中流傳，美國眾議院中有近百位共和黨籍的眾議員公開表示過相信“拜登竊取了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
民主黨對選舉資格法的看法與共和黨完全相反，但思路完全相同。
在民主黨人看來，亞利桑那州的共和黨議會之所以要制定新的選舉資格限制法、保守派最高院之所以要支持這項立法，完全是因為共和黨希望在總統(tǒng)大選中作弊。
民主黨首先認為共和黨歷史上也有許多干預選舉和作弊的黑歷史。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2020年總統(tǒng)大選前特朗普政府重新給《1887年選舉計票法》中的“糾察隊條款”開綠燈，被民主黨媒體炮轟為“給在投票點外驅趕黑人選民的3K黨糾察隊還魂”。
2020年后美國的有色人種協(xié)進會曾專門以“破壞和干預選舉”的名義針對特朗普發(fā)起訴訟。
其次民主黨認為共和黨之所以處心積慮地要在亞利桑那州推行公民身份驗證的法案，其實就是為了阻礙正常的民主黨選民投票，是一種干涉選舉的卑鄙操作。
在最高院對亞利桑那州選舉法做出判決的前一天，哈里斯在民主黨2024年全國代表大會的演講中，特意提到“民主黨要反對共和黨，保衛(wèi)美國人民的選舉自由”，公開將共和黨指責為舞弊的那一方。
可以確定的是在美國大選中民主共和兩黨都有舞弊的動機，也都在灰色地帶進行了實際的演練與操作。
所以他們都能在選擇性忽視己方的作弊行為與疑似作弊行為的同時，大聲地斥責對方是陰險小人，是美國之敵。
兩黨的默契：選擇性忽略美國票選制度的真正致命傷
在互相對罵與指責中，民主黨和共和黨有一個隱性的相同點，即他們都默契地選擇忽視美國式票選民主制度中的真正漏洞：票選制度并不能傳達民意。
因此，美國大選在很大程度上淪為了精英權貴逃避問責制的擋箭牌。
哈里斯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臺演講之前，最后一位嘉賓是北卡羅來納州民主黨籍的州長羅伊·庫博。
庫博在自己演講的最后高喊幾個搖擺州的名字，呼吁相關州的民主黨人“雄起”。
最后將其他州的選民籠統(tǒng)放在“美國人雄起”的口號下，這種下意識的分類法實際上反映了美式選舉中的某種真實：選舉最終的結果不取決于傾向明顯的大多數(shù)人，只取決于少數(shù)地區(qū)的極小一撮人。
這是長期以來美式選舉制度中為人所詬病的問題，道出了美國政客喜歡忽悠多數(shù)選民、習慣敷衍多數(shù)選民的原因。
其實在政治學的研究中，美式票選體制本身就是一種共和制——或者說反民主——的代表，秘密就藏在“票選”二字之中。
十八世紀的數(shù)學家康多塞伯爵曾經發(fā)現(xiàn)了著名的“康多塞悖論”，這一悖論用極簡的模型說明了票選制度可以導向多種結果，或者說大多數(shù)選民青睞的候選人完全可以通過各種“合法合理”的手段由看似公平公正的程序“做掉”。
康多塞
舉個例子，假設有A、B、C三位候選人，甲、乙、丙三位選民。
在甲的心目中候選人A最好，其次是B，再次是C。在乙心目中候選人B最好，其次是C，再次是A。在丙心目中候選人C最好，其次是A，再次是B。
假設制定選舉程序的人讓甲、乙、丙三人先在A和B中選人，那么A因為得到甲和丙的支持會勝出。接下來甲、乙、丙在A和C中選人，C因為得到乙和丙的支持而最終勝出。
但假設制定選舉程序的人讓三人先在B和C中選人呢？B會勝出。接下來在A和B的角逐中A則會獲取最終的勝利。
如果假設制定選舉程序的人讓三人先在A和C中選，那最后勝出的就變成B了。
那如果讓甲、乙、丙三人同時在A、B、C三人中選呢？選民偏好上出現(xiàn)了矛盾。
康多塞悖論在實踐中有許多運用，比如上文提到的民主黨暗中對黑莉的支持，希望黑莉在共和黨初選中戰(zhàn)勝特朗普。
2020年大選中特朗普公開宣稱自己對桑德斯的忌憚大于對拜登的忌憚，也是出于同樣的小心思，希望借由桑蒂斯之手把對自己威脅更大的拜登先“拿下”。
1951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阿羅在其著名著作《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中用數(shù)學論證了康多塞悖論，從數(shù)學原理的層面證明了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個體意愿不可能在群體票選中真實傳達。
換成大白話講，就是程序民主肯定偏離實質民主，大多人無法通過選票將大多人都喜歡的候選人送進白宮。
1972年，阿羅憑借在相關方面的研究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肯尼斯·阿羅
“競選州長”：對選舉無處不在的隱形干預
美式票選制度本質上是一種扭曲實質民主的體制，其實早在美國建國時美國國父漢密爾頓、杰斐遜等人就洞察了票選制度對民意的扭曲，以及這種體制會造成的嚴重黨爭的危害。
在美國建國的綱領性文件《聯(lián)邦黨人文集》中，美國國父們痛斥黨爭對國家和政治的危害，預言了政客為了爭權奪利，會在黨爭中做出沒有下限的操作。
近一百年后馬克·吐溫在其著名小說《競選州長》中描繪的種種怪象，不過是美國國父們理論模型的具象化表達而已。
利用強大的黨團機構，尤其是兩黨各自操控的新聞媒體，一邊反復宣傳“獨立媒體”的假象，一邊無所不用其極地向對方展開攻擊，正是美國國父們當初嚴厲警惕與痛斥的局面。
然而這種局面卻成為了美式票選政治中的主流與常態(tài)。
在近幾屆的總統(tǒng)大選中，“負面競選策略”成為兩黨不約而同采取的主要方針。
這種方針放棄了構建性的政策主張競爭，放棄了比拼誰更能實現(xiàn)自己對選民的承諾，轉而采取不擇手段抹黑對手、爭當“相對而言更不惹人討厭”的候選人的主軸思想。
這種思路的集中表現(xiàn)就是2020年到2024年間，民主黨將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妖魔化”特朗普以及特朗普的支持者這方面。
顯然，正是這種策略決定了美國的惡性黨爭和社會撕裂愈來愈惡化，沒有回頭路。
政商旋轉門：心照不宣的根本目的
為什么不管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中，不管是美國國父還是如今的平頭百姓，都深刻地感受到了美式票選制度的弊端與名不副實，而美國還要堅持這套前現(xiàn)代體制？
兩黨精英還要假惺惺地在亞利桑那州選舉資格法上糾纏，假惺惺地指責對方舞弊呢？
根本原因在于這是一套最方便于兩黨精英逃避政治問責、保住政治利益以及實現(xiàn)門閥繼承的體制。
在美式票選制下，政客不需要真的去履行自己競選時的承諾，食言后所承擔的最大責任也只是四年一輪換的下臺。
而下臺后的政客可以選擇去大公司、游說公司、大學或者智庫賺取高額的高管工資或顧問費，伺機再重回政治舞臺的中心。
問責制的缺失導致了美國政商精英互相勾結的普遍化以及政客可以名正言順地打造自己地盤、將權力“遺傳”給子孫后代。
在兩黨精英共同受益于這套名為“民主票選”實際上專門為“政商旋轉門”搭建的體制時，他們將所有責任都推卸到了普通民眾身上，將一切負面影響歸為“都是選民自己選的”。
在長期持之不斷的洗腦中，美國的普通民眾即使意識到了自己只是在精英權貴們?yōu)樽约毫可矶ㄖ频囊?guī)則里扮演無關緊要的角色，也無力改變大局。
只有完整理解了美式票選政治的運行模式，以及民主共和兩黨精英和民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才能真正理解兩黨現(xiàn)在關于亞利桑那州選舉法的糾紛。
表面上看是雙方互指對方舞弊，實際上這是既得利益階層的“狗咬狗”之爭，雙方在細枝末節(jié)上互相攀咬，實際上一致想保住“美式民主”這個更大的騙局，或者可以稱作“美式合法選舉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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