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斗結束中，孟加拉先鋒隊的領導人阿拉姆（Alam）和普林斯（Prince）發表了聲明：我們取得了勝利，勝利是屬于這幾個群體的：學生，民主派，教士和Left-wing。
阿拉姆和普林斯之所以將Left-wing列入名單的最末尾，不僅在于用語的習慣，大概還在于按各個群體的貢獻度排名。
在此之前，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正確地說明了這一情況：孟加拉的事業就是全世界普羅大眾和青年的事業。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自己的希望：與“吉大港”的50萬服裝廠勞動者聯合起來，在此次事件中植入體力勞動者的聲音。
然而，我們發現，謝赫·哈西娜即使是在局勢最為嚴峻的時候，也仍舊在力圖穩固服裝廠的生產秩序。這意味著，哈西娜要把服裝廠勞動者禁錮在工廠的狹小天地中。
服裝廠的勞動者沒有完全參與此次事件，直至哈西娜逃亡印度也沒有這樣。然而，新的秩序正在建立，臨時性的全國性的參謀機構正在形成。一些馬克思主義的高呼帶有某種難言的天真：果實不要被army篡奪了去，一切決策力量都要歸于工廠的體力勞動者和其他腦力勞動者。
這個口號是正確的。真正要命的是，也就是這句口號的天真之處在于，這個口號是落后于運動的，由此在孟加拉的今天，它的現實性要被嚴重懷疑。
戰斗結束中，但戰斗需要持續深化，阿拉姆和科林斯的聲明毫無疑問正確。孟加拉的新秩序正在建立：越來越多的孟加拉人開始清掃大街上的灰塵，將斗爭造成的垃圾打包入垃圾桶；高校開始有序地收拾學生的遺體，將他們安葬。
這句口號之所以是落后的、虛幻的，在于：
一是army和其他利益群體在運動中達成了某種和平默契，協商再組聯合決策力量是孟加拉大眾的共識。在戰斗進行中，army出現了明顯的分裂，同情學生的army出現，哈西娜的命令并沒有得到積極執行，如果與army進行“血與火”意義上的針鋒相對，學生的成果可能會徹底丟失。一句話，目前沒有證據表明學生爭取到了army。
二是孟加拉先鋒隊并沒有爭取到普羅大眾的大量支持。在整個事件中，按社會學家阿蘭·圖海納有關“強關系”和“弱關系”的說法，孟加拉的馬克思主義生態是“強普羅大眾”和“弱先鋒隊”，一句話，孟加拉先鋒隊是顯而易見的“尾巴”，是不是尾巴主義也很難說。孟加拉先鋒隊的聲音在整個事件中是沒有很大市場的。
1945年，偉人從延安飛到重慶，與蔣先生商議和平建國的方針，偉人給出的答案是建立一個聯合執政的制度。如果孟加拉的工廠勞動者需要參與其中，現在發出自己的聲音還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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