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夫岡·施特雷克借用了葛蘭西提出的“空位期”的概念，來描述當下全球所處的歷史階段。所謂“空位期”，是一段舊的秩序已經被摧毀、但新的秩序還未建立的不確定的歷史時期。在2016年以來右翼民粹主義浪潮的沖擊下，舊的全球資本主義“后政治”秩序崩塌了——“這個世界的政府為了不失去與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張接軌的機會，對他們國家的民主做了后民主式的、中性化的處理。”但是在舊秩序崩塌的同時，新的秩序還遠未到來。這樣的“空位期”是一個極具有不確定性的時期，“一切皆有可能，但沒有什么能帶來結果，尤其是人們期待的結果。”在這樣一個時代浪潮之下，西方社會將要何去何從？
“后政治”視域下的右翼民粹主義與歷史的“空位期”
來源：《中共福建省委黨校(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23年第4期
“后政治”（post-politics）是蘇東劇變后一些國外激進左翼學者提出的一個學術概念。它的本質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的狀況下，在西方社會形成的一種掩蓋政治性的政治統治。長期以來，這一概念并不受西方主流學術界的重視，也不為中國學界所關注。但事實上，在右翼民粹主義勃然興起、全球局勢日益走向動蕩的今天，它可以成為理解當下這個時代的一把鑰匙。
一、“歷史的終結”與“后政治”的技術治理
1989 年夏，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為《國家利益》雜志夏季號撰寫了一篇題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在這篇文章里，福山認為與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相競爭的各種意識形態（如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等），因為其政體形式的嚴重缺陷和不合理正在日益走向崩潰，勝利的自由民主制度將會成為人類歷史發展的終點，成為人類的政治的終極形式，因此他宣告“歷史”正在走向“終結”。在福山此文發表后不久，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陸續進入動蕩，并接連陷入崩潰、解體與劇變，在二戰后持續了四十多年的冷戰秩序以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完全勝利而告終。在資本主義的外部敵人消失的同時，其內部的反抗力量——左翼勢力也同時衰敗。蘇東劇變后，西方傳統左翼政黨也放棄了挑戰資本主義的嘗試和努力，以英國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西方社會民主黨集體右轉，徹底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和邏輯。一些學者批評說，英國工黨等傳統左翼政黨完成了傳統右翼政黨所無法完成的任務：自我閹割掉最后一丁點批判資本的激進維度，開始使用他們的對手（新自由主義者）的語言和政策。這也就意味著，在西方社會內部已經不存在對資本主義秩序形成根本性挑戰的政治力量，一切帶有超越性的政治理想都被廢棄了。撒切爾夫人因而宣稱，盡管資本主義不是最好的社會制度，但是人類“別無選擇”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面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后西方社會的經濟政治轉型與思想界的轉向，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在區分政治與治安的基礎上，提出了“政治終結論”。朗西埃認為在當時的西方社會中，政治已經不再是對一個替代性的更美好社會的追求，而變為了一種圍繞著“生產”和“經濟增長”而進行的“掌舵”的藝術。治安邏輯取代了政治的邏輯，政治因此走向了終結。政治的終結也就意味著民主的終結。朗西埃把當代西方虛偽的代議制民主稱之為一種“后民主”，即一種“共識性民主”。“共識性民主”以“民主”之名，實質上取消了“民主”與“政治”，真正的政治性問題在這種民主形式中被排除了。在朗西埃所區分的治安與政治的基礎上，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i?ek）等西方左翼學者分別提出了自己對于“后政治”的理解。墨菲指出，蘇東劇變后馬克思主義的隱退導致了一種否定對抗的自由主義觀念的泛濫，形成了一種遮蔽對抗的“共識政治”，“在當今時代處于支配地位的共識性政治——它遠遠不代表民主的進步——表明我們正生活在雅克·朗西埃稱之為‘后民主’的時代。”墨菲明確使用“后政治”一詞來表述朗西埃所闡述的“后民主”現象。她指出，盡管朗西埃沒有使用“后政治”一詞，但他所剖析的現象已經涉及到了“后政治”的本質問題：“朗西埃在此指出的東西——盡管它使用的是不同的詞匯——就是后政治的方法對對抗維度的抹除，而這一維度確是政治的構成部分，正是它賦予民主政治以內在的動力。”齊澤克關于“后政治”問題的討論始于 1999 年出版的《敏感的主體——政治本體論的缺席中心》一書。在這本書里，齊澤克在朗西埃“政治”與“治安”劃分的基礎上，將朗西埃的“后政治”概念與巴里巴爾的“過量”等概念結合起來，提出了自己對于“后政治”的理解。他將“后政治”理解為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模式，指出“后政治”不再僅僅是壓制政治，而是更有效地排除它，“政治（訴訟的空間，其中被排除者可以抗議加之于他們的錯誤與不公正）被從現實的符號化回歸中被排除了”。齊澤克將“后政治”的本質定義為“經濟的非政治化”，指出在自由主義取得了歷史性勝利的“后政治”時代，政治被降低為實用主義的專家治理，成為了一種強調運用“必要的專家知識與自由的審慎”來面對具體問題和需求的庸俗的務實游戲。
在這個放棄宏大政治目標、失去真正政治熱情的“后政治”時代，各種“哲學烏托邦”或“意識形態”似乎都走向了終結，具有真正對抗性的“政治”不僅被壓抑，而且被徹底“排除”了。政治被降低為一種由專家代表的治理性技術活動，而不再是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爭斗。一切社會矛盾似乎都可以通過技術性的協商、管理、調整而解決。在社會治理層面，不受干預的自由市場成為了一種被排除在政治辯論之外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一切社會公共問題也都被歸結為技術性的治理問題；在公共領域層面，大眾媒體被資本深度同化而成為了“偽公共領域”，無法發揮其應有的政治批判功能，民眾也日益去政治化和犬儒主義化；在社會運動層面，西方左翼主導下的社會運動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范疇，而走向了以身份認同和多元文化主義為核心的身份政治，因而無法形成對資本主義的根本性政治挑戰，淪為了新自由主義的同謀。
在這個時代中，自由主義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成為了所謂的“普世價值”，獲得了一種壓倒性勝利，成為“后政治”時代公開標榜的意識形態。這種“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霸權將一切試圖根本改變現存秩序的意圖或實踐指責為“極權主義”，將共產主義視為和法西斯主義等同的20世紀“政治毒瘤”。盡管自由主義者們也承認資本主義秩序中存在著很多問題，但認為這些問題只是通過調整和改良就可以得到解決的技術性問題。任何試圖超越資本主義秩序的努力，都被指責為一條可能走向“極權主義”的路徑而被禁止，“墨守成規的自由主義流氓便可以在為現存秩序辯護的過程中找到虛偽的滿足：他們知道有腐敗，有剝削，以及諸如此類的現象，但是，他們把所有試圖改變事物現狀的努力都指責為具有道德上的危險性，是不可接受的。”
二、“后政治”的危機與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
與自由主義者的樂觀預言相反，冷戰的終結并沒有帶來一個自由與和平的普遍主義世界。正如美國政治學家肯·喬伊特所指出的，蘇東劇變和冷戰的終結并不是勝利的時代，而是危機和創傷的開始，即他稱為“世界的新失序”的播種期。在他看來，所謂共產主義的終結“應該被比作災難性的火山噴發，最初和最直接的影響只圍繞著政治‘生物區’（比如，其他列寧主義政權），但它最有可能對半個世紀以來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定義并號令世界的邊界和身份產生一種全球性的影響。”“后政治”時代并不是一個政治終結的時代，是一個以去政治化的形式掩蓋著政治對抗的時代；“后政治”時代也沒有實現意識形態的終結，而是以非意識形態的形式掩蓋著真實的、激烈的意識形態斗爭。在新自由主義霸權的統治之下，人類社會圍繞著階級、種族與文明的對抗和沖突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發生后，西方社會深陷經濟危機與債務危機的泥潭之中無法自拔，移民、宗教、階級等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恐怖襲擊、難民危機等事件層出不窮。在嚴重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困境面前，在“后政治”的政治中陷入功能危機的傳統政黨和政治精英對此無能為力。在此背景下，以種族主義和排外傾向為主要特征的右翼民粹主義勢力迅速崛起，并進入西方的主流政治舞臺。在2014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右翼民粹主義性質的政黨的得票率達到了43%；右翼民粹主義分子所獲得的議會席位從2009年的38席，大幅度提高到129席，其中包括來自14個國家的15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其中，法國國民陣線黨獲得了24.9%的票數，成為法國在歐洲議會中的第一大黨。2017年，成立僅4年的德國另類選擇黨獲得了將近13%的選票，首次成為聯邦議院第三大黨，僅次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組成的聯盟黨，以及社民黨這兩大老牌政黨。近幾年來，伴隨著全球政治秩序的進一步重組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烏克蘭戰爭等事件的沖擊，西方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得到了更快速的發展。在2022年的法國總統大選首輪投票中，國民陣線黨候選人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得票率達到了23.15%，得票率僅次于馬克龍，排名第二；在第二輪投票中，瑪麗娜·勒龐獲得了41.46%的選票，盡管低于馬克龍58.54%的得票率，但二者的得票差距與2017年大選時相比，已大幅縮小。2023年6月25日，德國另類選擇黨候選人羅伯特·澤塞爾曼(Robert Sesselmann)在圖林根州松訥貝格地方行政長官選舉中獲勝，這是該黨自2013年成立以來首次贏得地方行政長官選舉，被英國《衛報》等媒體稱為德國政治的“分水嶺時刻”。在這種狀況下，一些學者甚至用“民粹主義大爆炸”（The Populist Explosion）這樣的詞匯來描述右翼民粹主義在全球蔓延的趨勢。
右翼民粹主義在西方的蔓延，無疑表明在蘇東劇變后形成的“后政治”秩序，已經難以為繼。朗西埃、墨菲、齊澤克等學者在論述“后政治”現象時，都將右翼民粹主義視為“后政治”危機的體現。朗西埃將民粹主義的興起與“后民主”時代的精英政治結合起來，指出各種基于身份、血緣、宗教的極右翼勢力或宗教原教旨主義運動的興起，都是這種“后民主”時代專家統治的產物——“財富與知識所組成的寡頭聯盟聲稱要掌控所有權力，并且拒斥人民分化與多樣化的可能。但這兩種原則的分化開始從各個方向回歸。這回歸伴隨著極右翼政黨的興起，以及身份主義者與宗教原教旨主義者的運動——他們反對寡頭共識，并訴諸舊有的出身與血緣原則，以及某種根植于土地、血緣和他們祖先宗教的社群。”墨菲在闡述其競爭性多元民主的同時，將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歸因于“后政治”時代消除了對抗的“共識政治”模式。墨菲指出，盡管自由主義宣告了集體認同的終結，但是集體性維度不可能在政治中被完全清除，這種被傳統政黨拋棄的集體認同逐漸被右翼民粹主義所重新復興。齊澤克更是明確地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視為“后政治”的必要組成部分。在齊澤克看來，盡管“后政治”的治理邏輯一直試圖排除對抗性的“政治”，但是這樣的排除不可能徹底實現，被“后政治”排除的真正政治激情，必然以一種新形式種族主義或非理性暴力方式回歸——“所以，今天‘非理性’暴力的興起應當和我們社會的去政治化有緊密的關聯，也就是和真正的政治維度的消失有關，政治已經被轉譯成社會事物‘管理’的不同層面：暴力以社會利益等方面來解釋，至于那些無法解釋的剩余只能顯現‘非理性的’樣子。”
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與存在，一方面表明“后政治”的政治已經陷入了危機，另一方面它又是“政治”重新回歸的一種表現。墨菲指出，讓-勒龐等右翼民粹主義者提出的方案當然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人們卻不能否認其話語的政治性質。”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指出，盡管右翼民粹主義者（他稱之為“新的貿易保護主義者”）并不會終結資本主義的危機，但是“他們會讓政治重新登臺，并讓那些變為全球化失意者的中層和底層人永遠活在政治的回憶中。”一方面，右翼民粹主義打破了“后政治”時代“共識政治”的幻象，提出了一些鮮明挑戰新自由主義體制和“自由-民主”霸權的政策主張。正因為如此，齊澤克將右翼民粹主義視為在“后政治”時代的政治舞臺上唯一抱著真正的政治熱情，抵抗自由民主霸權和新自由主義的力量，“新右翼民粹主義者是當今唯一用反資本主義話語對人民說話的‘嚴肅的’政治力量，盡管他們是打著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宗教的旗號（背叛我們國家的普通勞動人民的跨國公司）。”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義圍繞著“人民”與現有體制之間的對立，締造出了一種“我們”與“他們”之間的相對關系。這種關系取代了已經被弱化的左右對立，形成了一種新的集體認同和政治對抗。如伊萬·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認為，“民粹主義情緒的崛起意味著政治兩極分化和更具對抗性的政治風格的回歸。”盡管這種對抗性帶有一定的暴力和非理性色彩，但是我們要認識到這種對抗性根源于在“后政治”時代被掩蓋和壓抑的社會矛盾，它是在民眾中現實存在的政治情緒和政治訴求的表達，“右翼民粹主義組織及其運動的確夾帶了種族主義、本土主義或仇外觀點，但其控訴往往指向問題的真實所在。”
但是，主流的自由主義話語依然不愿意從政治的視角來理解右翼民粹主義，而是將其視為一種道德化的“邪惡的敵人”。在墨菲看來，自由主義話語并不是將右翼民粹主義視為一種從政治上要與之“戰斗”的對手，而是從道德的層面將其視為“邪惡的敵人”——在“好的民主人士”與“壞的極端右翼”之間劃出一條邊界。對于這些“邪惡的敵人”，主流社會并不是要跟其進行嚴肅的政治爭論，而是要將其視為某種“道德疾病”并徹底根除。他們甚至不愿意嚴肅地分析這種現象出現的政治和社會原因。在道德譴責替代了真正的政治分析的情況下，西方主流社會應對右翼民粹主義的方法，只限于劃出一條把受到感染的人隔離“檢疫”的“防疫封鎖線”。這種對待右翼民粹主義的態度，導致西方主流社會和學術界無法真正認識到右翼民粹主義所產生的原因，不愿意承認右翼民粹主義興起所暴露出的西方政治危機，因而也無法提出真正的解決方案。
三、歷史的“空位期”：舊的秩序趨于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建立
右翼民粹主義以種族主義和排外傾向為主要特征，并帶有強烈的非理性和暴力色彩。一方面，右翼民粹主義加劇了西方社會內部不同族群、宗教群體之間的矛盾，形成了愈演愈烈的暴力沖突。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指出：“右轉趨勢與大屠殺，暴力的種族主義和厭女癥等社會痼疾的蔓延相伴而生并非偶然。在美國，社會結構破裂，大規模槍擊事件的頻率在增加。每天至少有60%的幾率發生一次大規模槍擊事件，而有17%的幾率發生兩次大規模槍擊事件。在印度，極右勢力的興起帶來了私刑的泛濫，而在德國，作為德國重要政治力量的德國新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的出現與納粹式的言論和組織的興起相吻合。”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義的極端民族主義政策還將會導致全球社會的激烈對抗，甚至不排除擦槍走火、引發戰爭的可能性。正因為如此，一些學者將右翼民粹主義理解為法西斯主義的先聲。如約翰·朱迪斯指出：“今天的某些民粹主義運動與兩次世界大戰時的法西斯分子之間的確有相似性：振臂高呼的領導角色；炫耀民主規范；拿某一外部族群作替罪羊。”從其意識形態、階級基礎和運動方式來看，右翼民粹主義與20世紀的法西斯主義有諸多相似之處。從意識形態來說，二者都表現出了強烈的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傾向；從階級基礎來說，二者都是基于“壟斷資本（今天的壟斷金融）與中下層/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之間形成的政治集團或同盟”；從運動形式來說，二者都表現出了明顯的反建制化傾向，主流政黨和建制派政治人物在這個過程中被民眾逐漸拋棄。
當然，當下西方的右翼民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還不能完全等同。一方面，與具有明顯擴張主義傾向的法西斯主義相比，右翼民粹主義并沒有很明顯的擴張野心。相反，右翼民粹主義反對建立超國家、超民族的共同體，“如果說民粹主義令人厭惡，其原因也完全在于其所宣稱的排他性的國家主義，而非征戰全球的野心。”另一方面，與走向政治獨裁的法西斯主義不同，今天右翼民粹主義并沒有廢除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制的企圖。齊澤克指出：“舊時代的威權民粹主義（如法西斯主義）是要拋棄形式上的代議民主制，并真正接管國家，以強加一種新秩序。與之相比，今天的民粹主義并沒有一個連貫的新秩序愿景——其意識形態和政治的積極內容，不過是賄賂‘我們自己的’窮人、為富人降低稅率、把仇恨集中在移民和我們自己腐敗的精英外包工作等等上面。這就是為什么今天的民粹主義者并不是真的想要擺脫已成建制的代議制民主，去完全掌握權力。”因此，在當下的政治形勢之下將右翼民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等同起來，無疑“夸大了民粹主義的危險性——民粹主義政黨從不鼓吹戰爭或解散議會。”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掉以輕心，因為右翼民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并不存在著一個無法跨越的鴻溝。在資本主義危機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右翼民粹主義中所包含的種族主義因素很容易與暴力行動相結合，向法西斯主義的方向轉化。
面對這樣的時代浪潮，全球社會將要何去何從？沃爾夫岡·施特雷克借用了葛蘭西提出的“空位期”的概念，來描述當下全球所處的歷史階段。所謂“空位期”，是一段舊的秩序已經被摧毀、但新的秩序還未建立的不確定的歷史時期。在2016年以來右翼民粹主義浪潮的沖擊下，舊的全球資本主義“后政治”秩序崩塌了——“這個世界的政府為了不失去與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張接軌的機會，對他們國家的民主做了后民主式的、中性化的處理。”但是在舊秩序崩塌的同時，新的秩序還遠未到來。這樣的“空位期”是一個極具有不確定性的時期，“一切皆有可能，但沒有什么能帶來結果，尤其是人們期待的結果。”在這樣一個時代浪潮之下，西方社會將要何去何從？
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圍繞著在特朗普與希拉里之間應該選擇哪一個的問題，在西方左派中曾經引起過一些爭議。弗雷澤將這種選擇稱之為一種在“反動的民粹主義與進步的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霍布森選擇（the Hobson’s choice）”。當時很多西方左翼秉持著一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態度，認為應該選擇危害性較小的希拉里。但是在弗雷澤看來，希拉里所代表的“進步新自由主義”雖然以為女性、少數族裔和性少數群體爭取權益的“進步”面貌出現，但是它事實上代表著華爾街、好萊塢、硅谷等金融資本或服務業資本的利益，形成了一種“進步力量”與金融資本的聯盟，“在這個聯盟中，進步力量與認知資本主義特別是金融化的力量，有效地扭結在一起。”這個聯盟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事實上將廣大的白人工人階級推到了對立面。弗雷澤據此指出，西方左派在大選中所秉持的所謂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策略，所起到的效果是讓左派繼續“失聲”，從而“實際上成為滋生新的和更可怕的對手的溫床”。希拉里所代表的“進步的新自由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并不是完全獨立的事物，而是資本主義的一體兩面，都是“無限制的資本主義的產物”。因此，弗雷澤認為，盡管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義的種族主義和反移民傾向激起了很多的政治恐懼，但我們也不應當與以希拉里為代表“進步的新自由主義”聯盟以共同反對右翼民粹主義，也不用哀悼“進步的新自由主義”在大選中的崩盤。特朗普的勝利標志著以身份政治為核心議題的左翼力量與金融資本所結成的政治聯盟的失敗，但是他身為總統卻沒有能力提出一個解決當前危機的方案，也沒有形成一個新的牢固的霸權，因此形成了一個“國家權力交接時期的空白，一個可以爭奪民心的開放和不穩定的局面。”因此弗雷將這種局面視為“建立一個新的‘新左派’的大好時機”。西方的左派和進步力量應當拒絕在“進步的新自由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之間做出選擇，而應該努力“打造解放和社會保護相結合的新聯盟來反抗經濟金融化”，將被壓迫的痛苦和憤怒轉化為“深刻的社會改革和民主政治‘革命’”——這就是桑德斯的政治方案。
與弗雷澤一樣，齊澤克也反對所謂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策略。但與弗雷澤不同，齊澤克明確表達了對特朗普的支持。在齊澤克看來，希拉里代表著一種維持新自由主義共識和既有統治秩序的力量，“希拉里共識傳遞給左派的信息是：什么都能給你，我們只想留下最本質的東西——全球資本暢通無阻的運行。我們可以對你們一切文化要求讓步，只要不危及全球市場經濟就行。”也就是說，希拉里通過在文化等議題上表現出一種“進步”態度，而掩蓋了資本主義最本質的問題——經濟領域的資本剝削。而盡管特朗普站在了一種錯誤的立場，但是他打破了自由主義共識和維持現狀的慣性，“特朗普把我嚇壞了，但正因為有了這個人，自由主義中間派的霸權才不再是鐵板一塊，出現了一道裂縫。”這種狀況為新的政治重組和激進左派的重新崛起打開了空間，“在更深層的意義上，沒有特朗普，就沒有桑德斯了。”
弗雷澤和齊澤克等人之所以推崇桑德斯，是因為他代表的是一種面向經濟和階級議題的左翼政治方案。在2008年之后，在資本主義日益陷入危機的大背景下，受金融資本剝奪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日益走向聯合，掀起了反抗資本統治的運動。如2011年前后美國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以1%對99%的口號，動員了相對剝奪感最為強烈的工人階級和底層民眾，讓經濟議題重新回到了美國社會。在2016年的大選中，桑德斯把“占領華爾街”運動所提出的“99%對1%”的訴求注入競選綱領，提出了包括對富人增稅、強化金融監管、公立大學教育免費、提高法定最低工資等一系列經濟改革方案。盡管桑德斯在兩次總統大選中均未能在民主黨內“出線”，但是不能否認他在美國民眾中尤其是年輕人中強大的影響力。
“桑德斯現象”的出現，代表著從左翼立場出發對于“后政治”共識的突破。弗雷澤指出：“桑德斯打破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義共識，反對‘受操縱的經濟’——這一模式在過去三十年中以越來越大的規模重新分配財富和收入。”當然，桑德斯自身也有明顯的局限性。他并沒有從根本上變革資本主義的政治綱領與革命策略，而是依然在資產階級代議民主的框架內進行政治活動，并對希拉里等民主黨建制派依然抱有一定的幻想，帶有濃厚的社會民主主義色彩。但是他對于經濟議題和階級議題的關注，重新調轉了西方左翼的航向。對于當代西方左翼來說，只有沿著這條路徑走下去，才能突破“后政治”給西方和全球帶來的歷史困境，抵御右翼民粹主義所帶來的威脅。
第一，在指導思想方面，左翼要告別后現代主義的理論范式，重新回歸馬克思主義的“宏大敘事”與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時，沒有陷入對外在現象的經驗描述，而是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揭示出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及其演變規律，實現了對資本主義和資本邏輯的總體性批判。對于當下的西方左翼來說，只有告別沉迷于“話語”或“微觀政治”的后現代理論范式，回歸總體性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才能深刻認識當下資本主義所面臨的危機，探索出一條超越資本主義的歷史路徑。第二，在斗爭主體方面，左翼要回歸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社會運動。伴隨著西方左翼向文化和身份議題的轉向，工人階級在社會運動和社會變革中的主體地位被拋棄了。只有重新回歸階級身份，在階級同一性的基礎上實現不同社會身份的工人階級的聯合，才能使西方社會從右翼民粹主義的泥潭中解脫出來。第三，在斗爭策略方面，左翼要告別后現代主義的碎片化斗爭，而回歸集中統一的政黨政治。在反思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經驗教訓的過程中，西方左翼出于對“官僚化”的恐懼和排斥，走向了一種無政府主義式的自發抵抗運動。他們排斥政黨等“中心化”的政治組織，拒絕制定統一的、明確的反資本主義綱領，制定明確的反資本主義議程。這種狀況使得西方左翼所主導的社會運動陷于一種分散、混亂的局面，無力抵抗資本主義的全球霸權。西方左翼要擺脫目前所面臨的困境，就應當從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汲取經驗，重新發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遺產，重構一種以無產階級政黨為核心、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革命政治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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