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文明史詩》何塞·克萊門特·奧羅斯科（墨西哥）作于1932—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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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1月20日的總統就職演說中，特朗普用“美國浩劫”（American carnage）這樣的重話來形容美國現狀。1941年，即此次演講的76年前，出版商亨利·盧斯在《生活》雜志上發表文章，論述“美國世紀”以及美國的領導必將成為“不斷擴大的企業領域之活力中心”。在這兩個時間節點之間，美國經歷了“黃金時代”的巨大擴張后急劇衰落。
“衰落”這一主題在特朗普2024年的總統競選中再次出現。7月19日，特朗普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接受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時發表演說稱“我們不會讓其他國家插足，搶走我們的工作，掠奪我們的國家。”特朗普的話與他 2017年的就職演說如出一轍：“我們幫助其他國家走上富裕之路，而我們國家的財富、實力和信心卻消失在地平線上。”
七十年來，美國的自我形象已從宏偉的“美國世紀”跌落到如今充斥暴力紛爭的“美國浩劫”。特朗普所說的“浩劫”不僅發生在經濟領域，還定義了政治舞臺。刺殺特朗普未遂恰逢民主黨內部公開反水，最終現任美國總統拜登退選并支持副總統哈里斯接棒。由于特朗普在占美國人口五分之一的幾個關鍵搖擺州中支持率較高，從各方面講，都看好他在11月的大選中擊敗任何一個民主黨候選人。
在共和黨大會上，特朗普呼吁團結。但美國政客越是講“整個國家團結一心”或“兩黨合作”的虛話，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分歧就越大。兩黨都屬于極端中間派（extreme centre），且都要對民眾實施緊縮政策并確保統治階級的財務安全，故這種分歧并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態度和取向。在墮胎權等重要議題上的一些國內政策對上述分歧加大起到了關鍵作用。
《陽光燦爛的南方》羅伯特·格瓦斯梅（美國）作于1944年
報道和傳言從美國政府文件中流出，而這些文件反映了社會生活崩壞的一隅。年輕人發現自己只能從事不穩定的工作。銀行沒收低收入階層的房屋，他們也被趕出住所，這種狀況還在繼續，因為治安官和暴力催收人員在四處搜查所謂的房貸違約斷供者。謀生手段不足的普通人為避免挨餓不得不在信用卡和個人貸款機構的陰暗世界中掙扎，導致個人債務飆升。“第三次大蕭條”使沒有福利的低薪服務業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婦女）變得更加脆弱。在之前的經濟蕭條期，婦女憑著這些工作的微薄工資用“看不見的心”默默支撐著家庭，而今連這種因愛而生的凝聚力已不在。
《瑪麗內特·皮德·切切》赫克托·海波利特（海地）作于1944—1946年
7月18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關于美國的工作人員報告，報告顯示該國的貧困率 “在2022年增加了4.6個百分點，兒童貧困率增加了一倍多”；兒童貧困率的上升“直接歸因于新冠疫情時期補助終止”。任何美國政府都不會在經濟下行但軍費開支不斷增加的國情下再為數百萬家庭提供基本生存條件。報告中有一段話我印象特別深刻：
隨著循環信貸拖欠率上升，低收入家庭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此外，住房負擔能力的惡化也加劇了尤其是年輕人和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這一點從無家可歸者人數上可以明顯看出：創2007年開始統計這一數據以來新高。
美國大片土地現已荒蕪：廢棄工廠為燕子在煙囪上安家騰出空間，舊農舍成了冰毒實驗室。鄉村夢破碎令人悲哀，艾奧瓦州農民之苦與巴西、印度和南非農民的苦難相差無幾。那些以前從事大規模工農業生產的人不再為美國資本積累周期所需，變得可有可無。
當中國在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加強全球基礎設施建設時，美國已陷入了自己的銹帶與爛路窘境。
奉行緊縮政策的美國政界不可能控制，更不用說扭轉這種螺旋式下降趨勢。緊縮政策吞噬社會生活，摧毀人類在現代世界生存的一切。幾十年來，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政黨淡化各自的歷史傳統，成為彼此的影子。就像馬桶里的水呈螺旋狀沖進下水道一樣，統治階級政黨打著鼓勵創業、促進增長的旗號，已然快速轉向支持緊縮政策、允許財富畸形向上分配的極端中間派。
無論在歐洲還是北美，如今極端中間派在全球北方飽受社會弊病的人口中正日益失去其合法性。減稅和增加軍費開支等所謂刺激經濟增長的丑陋提案在30年前聽起來還可接受，現在卻空洞虛偽。政治階層對于經濟增長停滯和基礎設施破敗的問題拿不出有效對策。在美國，特朗普采用政治權宜之計來談論國家問題，但他自己的解決方案——例如認為邊境軍事化和貿易戰升級能夠奇跡般地創造出“讓美國再次偉大”所需投資——實際上與他的競爭對手一樣空洞。盡管美國政府頒布了一系列鼓勵生產性投資的法案（如《降低通貨膨脹法》、《創造有利半導體生產的激勵措施和科學法案（芯片法案）》以及《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但卻未能解決必要固定資本形成方面的巨大缺口。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幾乎沒有除債務外的其他來源。就連美聯儲也懷疑美國能否輕易將其經濟與蓬勃發展的中國脫鉤。
《讓我們奮斗》莫伊塞斯·貝塞拉（洪都拉斯）作于1971 年
人們很容易用“法西斯主義”這樣的詞來描述特朗普和歐洲各類右翼領導人的政治傾向。但這種用詞并不準確，因為它忽略了一個事實，即特朗普等人組成的是對民主體制還算適應的特殊極右翼。極右翼利用國家衰落之痛加上愛國主義語言，喚起感到“被遺棄”了至少一個世代的人們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從而戳穿新自由主義的花言巧語。然而，這種特殊極右翼派的領導人并沒有把國家衰落歸咎于新自由主義，而是歸咎于工人階級移民和自己國家出現的新文化形式（特別是社會對性別和種族平等以及性自由接受度不斷提高）。極右翼并沒有向民眾提供能扭轉這種衰落的新計劃，它與極端中間派一樣興致勃勃地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
與此同時，由于無法與極端中間派決裂，精疲力竭的自由主義力量只能高呼他們是比極右翼更好的選擇。這是一種使政治生活淪為極端中間派不同陣營的殘缺選擇。得要真正的突破才能擺脫這種浩劫，但無論是特殊極右翼還是自由主義都無法實現這種突破。
《瑪雅市場》安吉麗娜·奎克·伊斯塔默（危地馬拉）作于2014年
1942年，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出版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熊彼特認為，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失敗企業的倒閉會導致一系列商業衰退。他說，鳳凰在企業倒閉的灰燼里從“創造性破壞”中誕生了。然而，即便“創造性破壞”最終產生了新的企業及就業機會，它所造成的浩劫也可能導致政治轉向社會主義。雖然美國尚未出現向社會主義邁進的趨勢，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已被這種可能性所吸引。
1968年，馬丁·路德·金在遇害前一晚說，“只有當天足夠黑時，你才能看到星星”?，F在看來已經夠黑了。雖然也許不是這次、下次或下下次選舉，但很快選擇范圍就會縮小，現已不具合法性的極端中間派就會消失，新計劃就會萌芽。這些計劃將改善民眾的生活，而不是利用全球北方的社會財富來恐嚇世界并只讓少數人致富。星辰目已及，奮力手可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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