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在“減稅”問題上，絕大多數美國人并沒有做出有違自身利益的選擇。社會輿論常常把“減稅”等同于“藏富于民”，似乎只要是“減稅”，對民眾來說就是件好事。然而，從近年來美國政治現實來看，許多美國人不但不領特朗普政府“藏富于民”的“情”，反而堅決反對“減稅”。出現這種情況，根本原因在于，“民”并不是一個整體，同一個公共政策給不同社會群體帶來的影響往往是不一樣的。在特朗普政府的“減稅”計劃和拜登政府的“加稅”計劃中，都會有不同的利益集團或社會群體收獲利益，成為“藏富于民”中的“民”，但是還有另外一些不同的利益集團或社會群體的利益會在“減稅”或“加稅”中受到損害。具體來說，根據自身經濟狀況和“減稅”/“加稅”的不同影響，美國社會大體上可以被分為三個階層，“減稅”計劃對它們分別會帶來以下影響：
第一，共和黨“減稅”計劃的受益者是中小企業主和中產階層。他們既沒有遷出美國和全球避稅的能力，也不可能花高價（像富豪那樣）請專職稅務師和律師[1]為自己“規劃納稅”（避稅）或是通過慈善基金等方式避稅[2]。因而，“減稅”法案就會直接減少他們每年的納稅支出。并且，有可能通過刺激經濟增長、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主要是制造業藍領崗位）等方式進一步增加他們的經濟收入。他們是“新右翼”運動的主體，是特朗普賴以贏得2016年大選進而長期掌控共和黨的核心力量，也是“減稅”計劃的社會基礎。需要強調的是，這些群體并不是美國社會分層中處于最下層的窮人，從2016年大選和2020年大選的民調結果來看，特朗普支持者的收入水平整體高于希拉里和拜登支持者的收入水平。
第二，美國收入最低的社會群體的利益反倒會因為共和黨“減稅”計劃而受到損害。“高稅收，高福利”/“低稅收，低福利”，兩者總是相互伴生，這也是共和黨和民主黨常年針鋒相對的美國政治焦點議題。除了極少數資源型國家（例如石油資源豐富、人口不多的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等中東國家），從來不存在某個國家很少收稅，但是公共福利非常好，公共設施非常好，電費、水費、油價極其便宜。所以，對美國那些處于最低收入階層的低端服務業從業者和無業人群來說，“減稅”計劃首先損害了他們的利益。雖然遠期經濟增長可能會彌補他們的損失，但是這張畫中的大餅并不確定，并且過于遙遠。
具體來說，在美國社會的經濟分層中，最窮的群體并不是白人藍領，而是未就業依靠福利生存的人和在低端服務業、建筑業、農業、清潔業等行業就業的非洲裔、拉美裔美國人以及非法移民。對他們來說，其一，由于收入較低，“減稅”主張對他們支出的減少微乎其微，因為他們按照原來的稅收政策也不需要交多少稅甚至本就處于免征區間；其二，較低的受教育水平也使得他們較難勝任“減稅”計劃可能間接創造出的制造業工作崗位；其三，為了財政平衡需要，削減稅收的同時必定伴隨著削減福利，這反而會損害對公共福利依賴度較高的他們的現實利益。因此，他們一直更支持主張“加稅”并增加福利的民主黨，是在2016年、2020年和2024年大選中支持希拉里、拜登和民主黨的關鍵力量。真實世界中很少發生席勒教授所描述的“窮人支持給富人減稅的特朗普”這樣的故事情節。
并且，上述第一類和第二類社會群體雖然大體上都屬于不占有生產資料的“無產階級”[3]，但是兩者卻存在尖銳矛盾，因為第二類群體的公共福利往往來自政府向第一類群體征收的所得稅。正如共和黨新星、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自稱“特朗普的忠實追隨者”的J·D.萬斯在他2016年出版的暢銷書《鄉下人的悲歌》（這本書在特朗普勝選后紅極一時，被稱贊寫出了特朗普支持者的心聲，萬斯能夠成為最年輕的聯邦參議員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本書）中所寫的：
我怎么也不會理解，為什么我們的生活就像是一場掙扎，而那些靠著政府的慷慨贈予活著的人卻能用上我只能在夢里用上的花哨玩意兒……每隔兩周，我都能領到一份微薄的工資單，能看到從我的工資里面扣除的聯邦和州政府的所得稅。而我們那個藥物成癮的鄰居買丁字牛排的頻率可能比我領工資的頻率還高。我窮得不能給自己買丁字牛排，但在山姆大叔的強制下，我的錢最終被別人拿去買了。這就是我在17歲時的心態。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阿嬤口中的“工人的黨”——民主黨并不像他們被吹捧的那么好。……政府在付錢給那些啥都不干的人！這些人在嘲笑我們的社會！我們這些努力工作的人反倒因為每天工作而受到嘲笑！[4]
第三，跨國公司所有者和大富豪們較難從共和黨“減稅”計劃中受益，甚至可能遭受很大損失。我曾分析過跨國公司海外避稅的利益機制。大富豪沃倫·巴菲特經常說的一句話是：“我的秘書繳納的稅比我還多。”在奧巴馬執政期間，巴菲特一直支持“加稅”計劃，反復建議政府多從自己這樣的大富豪身上征稅以幫助窮人和支援國家建設，反對共和黨的“減稅”倡議，也因此被很多美國國內和國外的媒體視為“富人的道德表率”。然而，從2008年到2016年，8年過去了，巴菲特繳納的稅款（比例）始終還是要遠遠少于他的秘書。為什么？不是奧巴馬政府沒有采取“增稅”措施，也不是美國聯邦、州和地方幾級稅務機構不想多收些稅，而是因為巴菲特避稅避得太好了。正如共和黨“茶黨”議員曾經憤怒回應巴菲特的，“你要是覺得稅率低了，少搞點避稅手段，就可以多繳稅了”。換言之，奧巴馬的“增稅”計劃只能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名義稅率，富人的實際納稅率和納稅金額依然很低。
美國大富豪中也有少許“避稅不力”的特例，特朗普可能就是其中一個。2017年3月，特朗普傳記作者、調查記者戴維德·約翰斯頓（David Johnston）在微軟全國廣播公司的一檔節目中曝光了特朗普2005年的納稅稅單。這份稅單曝光前民主黨、各路媒體乃至特朗普的共和黨內對手們摩拳擦掌，認為即將抓住特朗普的避稅把柄，準備大干一場。然而，最終這份曝光的稅單顯示，特朗普在2005年的納稅比例達到了25.3%。這一數據令美國主流媒體異常失望，紛紛譴責曝光者約翰斯頓和微軟全國廣播公司立場有問題，是特朗普的臥底。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納稅比例超過20%的情況在美國大富豪中極其罕見（雖然這一稅率依然顯著低于美國收入較高的中產階層的實際稅率）。也就是說，特朗普的“減稅”法案有利于他自己這樣的不善于全球避稅（因為他的產業主要是在美國的地產及相關產業）的少數富人，但是并不利于大多數和他一樣富有的人。
所以，在2016年大選中，特朗普曾經的富豪朋友們大多支持希拉里，大手筆投入為其助選，喬治·索羅斯旗下的索羅斯基金會甚至涉嫌支持乃至策劃多起反特朗普的街頭暴力活動。同樣，特朗普的2020年大選和2024年初選的籌款工作也并未得到多少美國富豪的支持，相反拜登則代表民主黨再度贏得富豪與資本的青睞[5]。我們常常能看到，許多美國知名富豪和大公司輪番單獨或者聯名寫信反對“減稅”計劃，高呼“我的錢太多了，應該多拿一些去建設國家、幫助窮人”。如此高尚的“道德血液”在極少數富豪和極少數大公司身上流淌著，或許可以相信，但是，要說美國大多數富豪和大公司都是如此，相信的人就是“幼稚”了。
多說一句，美國政治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大多數社會群體和利益集團都能做到“屁股決定腦袋”。在這里“屁股決定腦袋”并不是貶義。事實上，在政治中能做到“屁股決定腦袋”是非常難的。某種程度來說，之所以美國的民主政治確有其成功之處，就在于大多數人（不論貧富、不論知識水平）都能做到“屁股決定腦袋”，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按自己的利益選擇立場、謀劃行動，美國政治諸多運作由此展開。相比之下，一些國家的民眾卻未必能做到“屁股決定腦袋”，反而可能“被人賣了還幫著數錢”。
注釋：
[1]對工薪階層來說，請專職的稅務師和律師太貴了，花費超出了他們可能獲得的避稅利益。
[2]美國富豪捐出全部或部分資產成立慈善基金會是很常見的，例如沃倫·巴菲特、比爾·蓋茨、馬克·扎克伯格等名人。實際上，這主要是避稅手段，根據美國稅法規定，只要每年將3%的資金用于公益事業，慈善基金會就可以免稅。并且，美國慈善基金會開支可以包含高額的行政費用，例如可以用基金會的錢給子女開高薪，自己家族的許多開支也都可以由基金會來承擔。近年來，桑德斯等民主黨名人也越來越多地將矛頭指向富豪們通過基金會逃避遺產稅的行為。
[3]馬克思主義所定義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關鍵區別是“是否占有生產資料”，即是否擁有可以帶來財富自我增殖的資本。依靠勞動還是依靠資本，這會讓不同群體產生截然不同的政治訴求，進而讓國家治理產生不同路徑的選擇。
[4]萬斯.鄉下人的悲歌.劉曉同，莊逸抒，譯.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131
[5]相比頗為不順的2016年大選籌款工作，特朗普的2020年大選、2024年初選籌款情況要好不少，募集了更多資金。但是，與2016年和2020年的桑德斯類似，特朗普巨額競選資金很大一個來源是20美元左右一次的小額捐款。多家大企業則一反常態地聲明，將不再為共和黨的競選活動提供政治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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