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拜登競選團隊發布聲明稱，4月份其籌集的資金低于特朗普競選團隊與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共同籌集的資金。拜登和民主黨競選組織在4月共募得5100萬美元，而特朗普和共和黨機構籌集了7600萬美元。
雖然這是特朗普首次在月度籌款金額上超過拜登，但截至5月初，拜登賬上還有1.92億美元的競選現金，相當于特朗普的兩倍之多。
越是臨近競選白熱化，競選捐款金額越發龐大。這么多錢老墨看了也眼熱，但老墨最近跟絕大部分美國普通選民有一樣的困惑：“他們捐的錢究竟去哪兒了？”
為此，老墨查閱了一些關于美國政治捐款的資料，發現這確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
你的捐款會被“挪作他用”
假如你是一個居住在加利福尼亞的墨西哥移民，生活勉強維持溫飽。有一天，一個名叫“保護我們的醫保”（Protect 0ur Care）的組織呼吁你捐款支持民主黨的醫改政策。
你聽了他們的宣傳，覺得這個政策對你確實有利，于是你當場捐了10美元。你以為你這10美元會被這個組織花在加州的醫保宣傳活動上？
錯！你的錢會被“保護我們的醫保”交給一個名為NVF（New Venture Fund，“新創業基金”)的基金，跟近百個其他非營利性組織募捐到的錢一起，由NVF統一進行財務收支管理，合并財務報表。
這樣做的好處是：公眾只能獲悉NVF及其下級組織總計收到的捐款數額及來源，而無法了解每一位捐款人的捐款最終用在了哪些宣傳活動上，最終目的是隱藏大財團、大富豪對政客的游說行為以及對立法和決策過程的影響。
實際上，你捐的錢被花在加州的概率非常低。加州本身就是一個深藍州，民主黨哪怕不花錢宣傳，在加州也能穩操勝券；真正需要花錢的是那些搖擺州，可是在搖擺州募捐卻遠不如在加州容易。
于是，你捐的錢會被民主黨想方設法從加州“挪用”到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威斯康星、佐治亞……在這個過程中，前面提到的NVF就像是一個資金池。你把錢捐給“保護我們的醫保”后，它會把錢上交給NVF。
NVF還有一個上級組織：Arabella咨詢公司，這是民主黨高層注冊成立的營利性企業，受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實際控制。
Arabella發現威斯康星州選情膠著，急需一波“女性墮胎權”議題宣傳的加持，于是Arabella會指示NVF從資金池里劃撥一筆經費(你的10美元也在其中)，以“捐款”的形式交給一個名叫“女性平等”(Women’s Equality)的組織用于在威斯康星當地開展墮胎權宣傳活動。
Arabella咨詢公司的標志
更夸張的是，你的錢還有可能被“跨資金池”調用。除了NVF外，Arabella咨詢公司還有至少三個這樣的“資金池”，其中一個“1630基金”專注于搖擺州的競選宣傳活動。
假設某天密歇根州突發一起校園槍擊案，而1630基金正好手頭資金不足，它會立刻向Arabella求援；Arabella會指示NVF立刻“捐款”給1630基金，再由1630基金把錢分配給密歇根當地的控槍宣傳組織。當然，該組織肯定也是由1630基金統一進行財務管理。
這還不是最離譜的，你的捐款甚至會被挪用制造假新聞！NVF收到“保護我們的醫保”上交的你的10美元之后，還有可能將捐款重新分配給一個名叫Acronym的組織（同樣財務上掛NV統一管理），該組織又創立了三個次級組織，其中有個名叫“信使編輯部”（CourierNewsroom）的組織專門負責捏造共和黨的負面假新聞。
為順暢所募資金在整個網絡中的流轉運行，民主黨往往任命同一個人兼任不同組織的負責人，例如Arabella的創始人Eric Kessler（克林頓當局時期的環保部門官員）同時兼任1630基金的主席。
老墨歸納梳理了一下，民主黨這個Arabella網絡的大致結構是這樣的:
你的捐款會被“中飽私囊”
如果說你的捐款只是被“挪用”，或許你心里不太舒服但勉強還能接受;那么如果你的捐款被“中飽私囊”直接進了大金主的私人腰包呢？你還能這么心平氣和嗎？
“保護我們的醫保”是一個按照美國《國內稅收法》規定注冊成立的社會福利組織。它募集來的資金只能用于開展與醫保有關的活動，并且必須將所有開支向公眾披露。
但它開展活動總要請人策劃吧？總要通過公關公司請一些名人到場站臺吧？總要打廣告吧？這就為大金主們將政治捐款“洗”成私人財產創造了機會。
這些大金主往往會創辦各種咨詢、公關和廣告服務的公司，然后大金主們所資助的組織在開展活動時雇用這些公司提供咨詢、公關和廣告服務，支付服務費用，從而合理合法地將政治捐款放入私人口袋。
以NVF為例，它的上級組織Arabella是它最大的獨立服務承包商之一，NVF及其下級組織每年向Arabella支付的咨詢服務費都在500萬美元以上。看到這兒，你應該明白為什么從NVF往下都是非營利性組織，而NVF的上級組織Arabella卻是一個營利性企業了吧？
美國的億萬富翁尤其青睞這種“政治洗錢”模式。
過去，美國的政治游戲本質上是一種以即期現金換取遠期政治收益的交易，即金主們出資支持他們各自看好的政治候選人，一旦候選人當選，通過出臺某些利好政策、提出或投票支持某些利好法案來回報金主。
這種交易模式存在一定的風險--如果被投資的候選人未能當選，前期投資就“血本無歸”了。而現在這種模式則為大金主們對沖了一部分政治投資風險，樂觀情況下甚至能賺取一些即期現金收益。
如果將美國政治游戲比喻成金融市場，就是“莊家”金主從“散戶”金主身上賺取即期現金收益，而“散戶”金主仍然只能寄希望于遠期的政治收益。
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金主的資金實力達到“莊家”級別，就幾乎不可能虧損。因此，超級富豪，尤其是巴菲特、索羅斯這樣的金融投資界富豪，越來越傾向于支持民主黨，因為民主黨的資金足以“坐莊”。
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名下有兩個組織，分別為“開放社會基金會”（0pen Society Foundations）和“民主聯盟”（Democracy Alliance），都是Arabella的重要合作伙伴。
其中“民主聯盟”是一家會員邀請制的俱樂部，會員無一例外都是資產上億美元的超級富豪。兩個組織在2020年大選周期向Arabella捐款共計2.75億美元。
索羅斯與他的“開放社會基金會”
同樣得益于這種“洗錢”功能，民主黨籌款網絡中的組織發展極為迅速。NVF成立于2006年，早期發展平穩，至2013年時凈資產達到8000萬美元，此后隨著民主黨籌款網絡化運作的興起而開始飛躍式發展，僅2018年一年的收入就達到了4.05億美元。
前面提到的NVF另一個下級組織Acronym成立于2017年，2018年收入為130萬美元，2019年收入則激增至940萬美元。其實，Acronym背后的投資人是領英的創始人Reid Hoffman，而領英出資支持Acronym的第二年就收到了來自NVF的投資，Hoffman這一筆投資可謂是“左口袋出，右口袋入”。
此外，1630基金2015年的年收入為560萬美元，到了2018年其年收入竟然達到1.44億美元，且全部來自Arabella之外的捐款人。
眼瞅著有這么好使的“政治洗錢”手段，共和黨當然也不可能無動于衷。特朗普當年的“狗頭軍師”史蒂夫·班農曾成立一個名為“我們修墻”（We Build The Wall）的組織，說服保守派選民捐款來游說國會通過修建邊境墻的法案。
怎么樣，聽起來是不是跟我們前面說的“保護我們的醫保”組織勸人捐款的手段如出一轍？
天真的美國人總共捐了幾百萬美元給“我們修墻”，結果嘛，其中一百多萬被班農用來私人旅游和償還信用卡，該組織的其他高層領導也或多或少地拿了一些，大家二一添作五把捐款瓜分了。至于修墻的事兒嘛，嗨，特朗普都沒搞得定，咱們一個非營利組織能干個啥？
班農在“我們修墻”組織活動現場
說到特朗普，這種事兒他也沒少干。2020年大選期間，特朗普就曾授意其大女婿庫什納批準成立了一家名叫AMMC（美國制造媒體咨詢公司）的空殼公司。
特朗普競選團隊用從選民那里募捐而來的競選資金向AMMC大量購買競選策劃和廣告服務，而AMMC本身也沒有能力提供服務，而是充當了一個中介的角色，拿著特朗普團隊支付的錢再向其他服務商二次轉包。
就這樣，特朗普團隊兩年多時間通過AMMC共支出6.17億美元，直到被人查出來AMMC的總裁是特朗普的兒媳婦拉拉·特朗普，副總裁是副總統彭斯的侄子約翰·彭斯，財務總監是特朗普競選團隊的首席財務官希恩·多爾曼……
至于未上報的這些支出究竟花在哪兒了，我想不用贅述各位也應該能猜到了吧？別急，還有更讓人驚掉下巴的呢！
《商業內幕》發現，特朗普團隊長期向一家由前特朗普競選經理帕斯卡爾成立的帕斯卡爾戰略咨詢公司購買咨詢服務，而特朗普競選團隊的雇員工資居然一直都是由帕斯卡爾戰略咨詢公司支付的！
通過這種方式，選民的捐款不僅沒能在他們所關心的議題領域發揮作用，反而幫助支付了本應由特朗普本人支付的團隊雇員工資。
各位墨友，這下應該明白為什么絕大部分美國普通選民會經常困惑于“我捐的錢究竟去哪兒了”吧？這么復雜的關系，一般人不花點時間和精力，也很難理解透！
但無論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些錢絕大部分并不能實現美國普通選民期許的議題，而它最終去向不外乎兩個“口袋”：一是政客們的口袋，二是大金主的口袋。
美國現在所謂的民主競選，某種意義上無非是一個“莊家割散戶韭菜”的游戲而已。政客們賺得盆滿缽滿，金主們割得心滿意足，豪紳的錢如數奉還，百姓的錢三七分賬，“讓學”（讓子彈飛）果然值得申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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