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再次制造了令人發指的大屠殺。
上周日（26日）晚，以軍使用了美國制造的2000磅炸彈襲擊了拉法的塔爾蘇丹難民營，逾50人死亡、數百人受傷，遇難者大多是婦女和兒童，其中很多是被活活燒死的。此前，以軍已將該難民營所處地區列為“安全區”，還要求加沙民眾撤離到這里。
此外，以軍在當晚還空襲了加沙的另外十余處平民避難所，造成了約200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自去年10月以來，戰爭直接或間接造成了3.5萬巴勒斯坦平民死亡。
遺憾的是，對于這場令人發指的大屠殺，無論是西方的媒體還是國內的主流媒體，均沒有給予太多的關注。
不過，一直對自己的阿拉伯兄弟隔岸觀火的埃及，似乎要被這場大屠殺拖進來了。據以色列多家媒體報道，以軍與埃及士兵在拉法口岸發生了交火，一名埃及士兵在此次“罕見”交火中死亡。
以色列在埃及邊境的大屠殺，更像是要進一步驅趕數以百萬計的巴勒斯坦人，將戰火隨同巴勒斯坦人的難民營一起，引到埃及的西奈半島，以徹底掌控加沙地帶，并進一步覬覦西奈半島這塊“應許之地”。
被以色列逼到了這一步，正在因糧食危機困擾的埃及現政權，恐怕不得不有所回應了。
歷史上，埃及曾被譽為“帝國糧倉”，為羅馬帝國四處征伐提供糧食保障。然而現如今，埃及已經成為“最大的小麥進口國”，糧食自給率不足兩成，86%的小麥依賴進口，其中絕大部分進口自俄羅斯和烏克蘭。
俄烏戰爭的發生讓埃及很快面臨巨大的糧食危機，不得不尋找新的糧食進口來源。在這個背景下，埃及成了中國最大的糧食出口地。
這不能不說是莫大的諷刺：回到70年前，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還要少于埃及；70年過去了，埃及竟然還要從人口第一大國進口糧食。
1952年革命發生前，腐朽的法魯克王朝統治著埃及，占人口極少數的封建地主和資本家壟斷了埃及主要的土地、工廠和商店。在農村地區，不足6%的人口控制著全國65%的耕地，其中擁有200公頃以上耕地的大地主，只占土地所有者總數的0.1%。
1952年，納賽爾領導的“7·23革命”推翻了法魯克王朝的腐朽統治，在埃及廢除了封建君主制。
掌權后的納賽爾首先在埃及進行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迫使大地主將土地分成小片出售給貧農，無法售出的部分被政府以債券收購，然后分給了農民，一定程度上在埃及實現了“耕者有其田”。
遺憾的是，納賽爾政權的統治基礎基本由埃及的小資產階級統治精英組成，他們妄圖搞階級調和，要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外的“第三條道路”。
納賽爾將右翼的伊斯蘭分子與左翼的共產黨人統統關進了監獄，在城市工廠鼓吹勞資合作，在農村則是停留在平分土地、讓農民單干的小私有制階段，并沒有效仿中國繼續走農業合作化、集體化道路。
處于單干狀態的埃及農民，根本無力進行基礎農業設施建設以及維修，更不可能進行種子改良；
因為土地的碎片化，埃及政府一開始免費發放的大量農機無用武之地，最終閑置報廢；
埃及本來有大片沙漠邊緣地帶可以改良成耕地，而單干狀態下的農民根本不可能去完成土壤改良和國土整治這樣的宏偉工程；
因為無法規模化經營，農業生產力水平與工業生產力水平差距越拉越大，埃及本土農產品價格無論相比國際糧價還是相比國內工業品價格都不可能有優勢，小農種地的積極性越來越低，私人資本就更加不愿意投資大概率賠錢的農業，這導致埃及的農業投入逐年下降，糧食自給率不斷走低……
觀察以上種種因素，我們再對比毛澤東時代中國的農業方針，就不難發現埃及無法實現糧食自給的根本原因。在埃及這面鏡子面前，我們也不難發現，那些鼓吹“分田單干讓中國人吃飽飯”的說法是多么的荒謬！
1970年，薩達特上臺后進一步修正了納賽爾的路線：歸還了大資本的財產，讓富農回到政權中來，為抑制左翼思潮，與右翼的穆兄會達成政治交易，實現了與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階級結盟……
1981年，穆巴拉克上臺，延續了薩達特的路線，極力推動私有化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一方面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淪為城市無產階級，進一步促進了埃及農業的破產，糧食全面依賴國際進口；另一方面，阿拉伯傳統文化的回歸，促進了埃及人口的爆炸式增長……兩方面原因共同造成了埃及今天的糧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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