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新一輪沖突已持續半年多，在這段時間里以色列的殘暴與無能在世人面前展露無遺，就連歐美內部的反對聲潮也一浪高過一浪，前有亞倫布什內爾自焚抗議，近日美國高校抗議運動也已經在西方各國擴散。
然而以色列在美國的堅挺下變本加厲，從沖突初期聲稱聯合國“已經沒有一盎司的合法性”，到拿美國停止交聯合國會費威脅聯大決議，最近更是公然在聯大上演撕毀聯合國憲章的戲碼。要知道，上一個撕毀聯合國憲章的人，現在墳頭草都幾尺高了。
這個國家為何瘋狂至此？之前我們在《以色列，越現代越野蠻》與《讓<圣經>違法，可能只是美國政客在喜迎末日》等文章中通過民族國家，宗教，錫安主義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
今天，西班牙，挪威，愛爾蘭三家已經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可以預計，這是歐盟國家們在巴以問題上態度轉向的開始，一旦歐盟核心法德也開始搖擺，當下這個版本的以色列的命運大概也將進入倒計時。
至此，在民族國家和宗教兩個維度之外，我們還需要一塊拼圖，用來跳出當下流行的猶太人影響力與美國地緣政治視角，來解釋以色列與歐美當代意識形態的共生關系，以及以色列為何最終走向瘋狂。
大屠殺——歐美的正義神話
以共產主義運動視角來審視二十世紀現代史，實際上德國的法西斯化最終挽救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不只是戰爭造成的工業產能清出，雅爾塔體系下的二戰史觀為現代社會塑造了一個終極反派——納粹。在歐美思想界的解釋里，它代表了現代社會工具理性能造成的最大災難，即大屠殺。
在歐美學者，如阿倫特的概念中，大屠殺不是一種簡單的殺人事件，殺人事件是出于利己的動機，由私人意愿施展。大屠殺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戰爭犯罪”，因為大屠殺是納粹德國工具理性運作下的主權機器實施的，對于猶太人的犯罪和戰爭進程關系甚至不大，集中營的毒氣和火爐并不能替納粹德國阻擋蘇軍勝利的步伐和盟軍第二戰場的穿插。
漢娜·阿倫特對此區分了“對人性的犯罪”與“對人類的犯罪”兩個概念。“對人類的犯罪”則是針對“人”這個普遍概念的犯罪，并且很大程度會成為一個持續性的范例或者機制，所以這種犯罪是對“人”本身普遍性的威脅。
因為這些觀念，所以歐美思想界不認為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所作所為是屠殺，因為日本人的屠殺不是“現代性的”，和古代的濫殺沒有區別。
而最終，西方文明里代表正義的那一方獲得了勝利，并且一直致力于防止悲劇重演。二戰后西方整個思想發展史都建立在對大屠殺與現代性悲劇的反思之上。
然而拋開與納粹德國的戰爭看，在那之前和那之后，美英法等國家有什么本質性變化么？帝國主義陰影仍然籠罩于全球，強權仍然熱衷發動戰爭，不平等與壓迫秩序沒有本質改變，頂多是從舊殖民變成新殖民。
但就因為有納粹德國的出現與失敗，歐美掌握了關于文明，正義，屠殺，反人類等一系列定義權，通過將納粹與所謂極權主義相關聯，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全球反帝反殖共運歷史主線篡改成了所謂文明民主社會對抗邪惡極權國家的主線。
以色列——歐美神話現世體
但就像上面說的，一方面，歐美不認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作為是大屠殺，另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戰勝國們也不會認為自己造成的各種戰爭罪行是屠殺，所以盡管如阿倫特認為大屠殺是“普遍性的威脅”，但真能拿出來反思與建構的還是只有納粹屠殺猶太人。
沒有納粹屠殺猶太人，那二戰勝利之后的美英法等國仍然是等待被革命的帝國老爺劊子手。所以，以色列這個國家之所以能成立并順利發展，大屠殺反思學之所以能被架上神壇，在地緣政治等等現實因素外，本質上也是歐美需要用大屠殺傻事來維持自身在二戰后的正義神話。而歐美思想界的行動則自覺或不自覺契合了這種神話建構的需求。
哲學家雅思貝爾斯就指出了這種神話建構的矛盾。在當年艾希曼審判時，雅思貝爾斯不緊不慢地唱了個反調——為什么一個普遍性的人類犯罪會由一個以色列法庭來進行審判？
顯然，針對一個普遍犯罪的審判應該由一個代表“人類全體”的主體來進行，而不是一個單一受害國家。如果僅有一個單一受害國家執行審判，反而“從輕”了，因為存在一個核心問題：以色列主持這項審判不可能既代表了自己的利益又代表了人類的利益。
以色列審判如果是以主權國家的立場，來審判艾希曼的戰爭罪行和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這沒有任何問題。但是以色列卻是在整個西方社會政治共情的話語里代表普遍人類來進行審判，這里就存在一些現實國際利益交換帶來的“縫合”。
說白了，現實機制上以色列的存在是在英國這個傳統殖民帝國治理退場后，美蘇戰后意識形態邊緣張力、地緣政治需求和聯合國大國協調機制的撮合下的產物，由阿拉伯世界民族國家發展較晚造成的國際政治空白，讓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立足并逐步蠶食發展。
那么這種“縫合”，就是同樣作為二戰遭受苦難的我們，對于以色列目前制造的歷史敘事感到怪異的原因。整個錫安主義意識形態建構的整個過程，本身就“縫合”了人類價值普遍性和民族性，在普遍性上用“上帝選民”“應許之地”的宗教敘事和戰后人類價值反思，來搭建以色列的宗教民族身份認同和“選民身份”。
另一方面錫安主義卻又以巴勒斯坦為中心來觀察猶太歷史，他們無視了生活在巴勒斯坦的所有民族，集中凸顯猶太人在當地的歷史痕跡，用“沒有土地的民族來到沒有民族的土地”(A land without a peopl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這個著名口號將巴勒斯坦視為“空地”(empty land)。這塊“空地”是猶太人歷史上理應傳承的“故土”，這塊故地甚至是等待它真正的主人“猶太人”才獲得“救贖”。
“普遍性”和“民族性”的“縫合”還體現在另一方面，戰后反思文化和青年反戰主義興起，歐美思想界針對納粹國家的運行機制和戰爭原發性誘因基于“普遍人類”立場上開展了研究，于是我們看到了對于工具理性、德國某些文化根源的批判和分析，也對戰后到冷戰初期“世界和平”機制的可能性有所展望，甚至在當時“聯合國”還被認為是人類實現永久和平的一個進展。
而在這些共同性反思和否定性批判中，圍繞的核心是“受害者”本身被當時的政治空間放在了一個何種位置，但是由于西方文化批判界的偏狹，往往就將二戰中“整體的受害者”替換成了眼前的“猶太人”，而不包括亞非拉受害者。
當然這種偏狹也在于歐美思想文化界急需一個典范來提升批判的力度，正如同利奧塔需要一個視覺交疊的“面容”，猶太人受難敘事本身就是文化界要給全人類打造一個代表批判本身的具化形象。
這兩者“縫合”的核心主體構成了作為政治象征符號的“以色列”，以色列的存在意義并不是單純建立一個獨立猶太國，也不是單純給散落在各國的猶太人找到了一個“居所”，而是將“離散民族”通過世界圖景和宗教文化轉化成“定居民族”，而整個猶太文化在世界文化場域的敘事，也就是其所爭取的反種族主義代言人身份，就有了一個實體國家的依托。
所以，猶太人主導的猶太文化國際組織一直熱衷于把“反以色列”和“反猶主義”綁定，反對以色列甚至批判以色列就等于反猶，除了以色列政治利益本身，還包括避免整個猶太世界性敘事建構的破滅。
薩義德很不客氣地批判這種由西方思想界幫助建構的猶太敘事本身是一種“殖民化”，從世界敘事里面裹挾“文明”身份的猶太人對“被文明化”的阿拉伯人進行了一種特殊形式的殖民侵占，一種宣稱“救贖”的占領，并且借助各方力量抹殺了巴勒斯坦人的歷史存在。
這又回到了薩義德自己東方主義批判的那句名言——“他們不能表述自己，就只能被人所表述”，此時和歐洲文明糾葛上千年的阿拉伯人就成了“東方”，而巴勒斯坦人更是被當作歷史書的幾處閑筆。被打造出來作為政治象征的“以色列”成功用“解放”敘事的由頭，把巴勒斯坦人從合法性身份上進行了放逐。
而更可悲的是阿拉伯世界本身在傳統殖民帝國退場后的利益糾紛，使得被邊緣的巴勒斯坦人成了這次十字軍國家和埃米爾們爭斗中無人關心的耶路撒冷“舊民”。
從當前的歷史尺度來看，薩義德和雅思貝爾斯雖然很有預見性地看到了以色列和錫安主義意識和身份建構中內在的矛盾，但是他們的文化幼稚病又把過多地希望寄托在了并不團結的巴勒斯坦組織，甚至于寄希望于聯合國這個既不“聯”也不“合”也并非“國”的奇特組織。這也是西方知識分子們一種普遍的寫照。
齊澤克倒是注意到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和西方世界的博弈和沖突。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傳統防御性現實主義視角下，以色列并不會真正消滅哈馬斯，因為哈馬斯和周邊真主黨等組織一直是以色列用來通過持續性軍事干涉來維持在近東戰略空間的工具。但是內塔尼亞胡改變了這一切，吞并加沙和西岸，建立起一個河海的“大以色列”，似乎成了目前以色列政客的目標，而內塔尼亞胡居然還不是最激進的存在，甚至他很大程度裱糊了以色列撕裂的政黨內政。
所以以色列這大半年在加沙的所作所為，極大程度上造成了“以色列”這個政治象征，這個二戰以后歐美正義神話的現世體變成了現世撒旦，讓各個領域的戰后世界神話敘開始“脆裂”。
我們看到的是西方世界“精英建制派”集體和“青年運動力量”的斷裂和對抗，在西方世界建制派對以色列“明面上譴責，實質上支持”的背景下，不同立場的青年群體正訴諸街頭抗議，并且和建制派陷入噤聲、威脅、逮捕和媒體全景式放大的公共政治僵局中。
從歐美對現世神話的構建需求出發，也就自然破除了某種猶太人控制世界的陰謀論視角。而對于以色列來說，自然是以此興，也將以此亡。錫安主義和代表了人類普遍價值的“以色列”間的自在矛盾爆發，最終讓當代以色列走向了自身的否定面：
從普遍性上來說，你不能裹挾戰后反戰主義和左翼自由主義的世界思潮來實踐種族主義的罪行。
從民族性上來說，你不能搶奪實質性地區霸權和戰爭利益的同時還想從世界敘事和西方當代政治價值中找到辯護。
為了實現這些自相矛盾的目標，以色列就越是需要彰顯自己神話現世體的身份，越是要將反以色列的一切行為綁定在反猶主義的神牌上。
顯然，以色列這種做法對歐美戰后神話是致命的，它最終促使了“反反猶主義”的滋生，既然反以色列是反猶主義，那么人們就將選擇反猶主義。齊澤克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去年至今在巴以問題上總是說一些奇奇怪怪模棱兩可的言論。他可能實質想說的是，“反反猶主義”真正壯大后，有些東西就危險了。西班牙和挪威承認巴勒斯坦國表態就是歐盟不想死抱著神話敘事跟美國走到黑，尋求轉向的試水。
但以色列已經回不了頭了，或者說作為戰后西方神話的現世體，它在某種程度上有能力拖著這個神話中的所有人沖進深淵。最終，要么是西方世界建制力量和以色列一起澆滅了西方青年力量和非西方世界力量的星火蔓延，要么是以色列從此在歷史中實質性消失，已經沒有了中間道路。
這或許是“上帝的選民”們在神啟中從來未曾預見到的悲慘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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