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是第三次抵達利馬。未及觀察，就要告別了。
從大山大河歸來，海濱的利馬對于我們像個光怪陸離的異己。
秘魯地圖，選自索颯《把我的心染棕》
如果說安第斯山是印第安人生存的故鄉熱土，亞馬遜是雨林人蟄居的一隅角落，那么利馬城，如馬里亞特吉所言，則是殖民主義的孿生物：
[秘魯]何塞·卡洛斯·馬里亞特吉《關于秘魯國情的七篇論文》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下文節選于此
利馬是由一個征服者、一個外國人建成的，最初只是來自遠方的一個指揮官的營帳……作為貴族時代的產兒，利馬生來就帶著貴族的稱號。從命名時起它就叫“諸王之城”（Ciudad de los Reyes）……后來，總督轄區制把它當作南美洲西班牙政權的所在地。最后，獨立革命——這場土生白人和西班牙人、而不是土著居民的運動，宣布它為共和國的首都。
幾個世紀里，無數金銀礦產像安第斯山脈的血液一樣流到利馬海邊，無數次深山里的反抗聲浪被大海的濤聲淹沒。白色的、亞白色的利馬，與古銅色的安第斯，墨綠色的亞馬遜，是調色板上迥異的色彩。秘魯的印第安人運動落后于玻利維亞、厄瓜多爾這另兩個安第斯山國家10年，是否與后兩者的政治中心拉巴斯和基多都處于山區有關呢？
今天的利馬市擁有640萬人口，約占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強。像十倍放大了的青島、上海或大連，利馬帶著抹不去的殖民地情調，空氣里飄散著隔世的塵埃。
利馬被聯合國宣布為“人類文化遺產”，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所擁有的木雕懸式陽臺。利馬城建立伊始，靠征戰分封、巧取豪奪發財的西班牙武夫、貴族、暴發戶紛紛修建豪宅。兼具實用和裝飾雙重作用的木雕陽臺成為利馬要人顯富的一景。他們雇傭的細木工匠盡展才華，使彼彼相鄰的陽臺各具千秋。殖民地時代的陽臺以綠彩為主，雕工細致的窗板、扶欄上鑲嵌著從塞維里亞運來的陶瓷馬賽克。這種陽臺的原型來自安達盧西亞地區，但它在利馬的密度甚至超過了西班牙本土。
利馬是“陽臺之城”
在中心廣場上就能看到這種華麗的古老建筑。利馬有“陽臺之城”的美名，引來許多專家研究考證，詩人風雅附會。邀請我們的老校長就是在這一領域有造詣的西班牙藝術史教授。據稱，殖民地時代的西班牙男性不允許家中婦女拋頭露面，因此利馬貴婦人闊小姐就通過帶有百葉窗的陽臺觀賞街景，偷覷過路的美男子。有趣的是，這種西班牙南部的建筑樣式，其發明者是敘利亞、大馬士革、開羅等地區的阿拉伯人。
張承志《鮮花的廢墟：安達盧斯紀行》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
“懸崖區”巴蘭科（Barranco）是一個中等階層愛去的地方。它建在跌向海灘的小山坡上，是沿一條通向海濱的大深溝修建起來的歐洲風情街區，地勢高低錯落，別有韻致。剛來秘魯時，老校長曾帶我們到這里的老咖啡館品嘗秘魯小吃。我們第一次嘗到了夾餡土豆泥團（papa rellena），即往土豆泥里塞入橄欖，雞蛋，牛肉，辣椒等餡兒。還有夾雞肉的玉米馇粽子（tamal）, 嫩玉米做的“烏米塔”（humita），加桂皮粉的白色水果汁，用玉米為原料制作的發酵飲料“奇恰”（chicha）。看來，利馬市中產階級有滋有味的生活還是很有傳統的。
巴蘭科區的周末熱鬧得很，街上人頭攢動，不知內情的還以為人們在游行。
安第斯山區的凍干土豆（Chuño），剝了皮的土豆可做成白Chuño，沒剝皮的則是黑Chuño；凍干土豆可以儲藏多年，支撐著印卡人民和軍隊；野生土豆含有大量龍葵素，具有一定毒性，安第斯先民們通過多年培育，才將野生土豆培育成高產而耐寒的土豆。剛出土的土豆富含水分，不耐儲藏，因此印加人會設法排干一些土豆的水分，依靠安第斯天然的嚴寒來長期儲存土豆。
一路打聽有沒有免費演出，找著找著，來到了一個叫做Ovalo的橢圓形小廣場，這下開了眼。
——廣場中心有一個凹形看臺，中心場地大約有30平方米，一臺功放調節著幾只音箱。周圍停滿了小汽車，遠處有幾個窮人賣小吃的挑子。
用Chaki taklla(一種人力腳踏犁，由木桿和石質或金屬尖頭組合而成，可用來犁地)種地的印卡農民
仔細一觀察，這里的“群眾”并不是公園里常見的唱歌跳舞的年輕人，而是一些白人或準白人紳士和太太。他們在舉行詩歌朗誦和交誼舞會！朗誦句子里飄出“愛情”、“痛苦”之類的詞匯，臃腫但不失優雅的身段準確地跟隨著城市情調的探戈樂曲翩翩扭動。
在舞曲的間歇中，一個滿頭銀發、老者風范的主持者大聲致詞：
“還記得1992年我們在這里反對‘光輝道路’暴力活動的游行嗎？今天我們要說：不要光輝道路，不要圖帕克·阿馬魯，我們要詩歌！”（Sendero Luminoso, ¡no! Túpac Amaru, ¡no! Poesía, ¡sí!）
每一個“no”（不要）和“sí”（要）都得到在場者亢奮的呼應，氣氛極其熱烈。但環顧四周，幾乎沒有一張我們所熟悉的山區人面孔，少數打工者也只是站在最外圈冷漠觀望的“外人”。
光輝道路（Sendero Luminoso）是秘魯一個左派的毛派反政府游擊隊組織，自稱為秘魯共產黨，其目標是實行共產主義
原來這是一場中產階級的聚會。他們所說的詩歌就是他們的政治。
后來我才知道，詩歌政治所影射的，是“光輝道路”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戰略轉移”：他們把活動范圍從農村擴展到城市，在“望花區”搞了一次汽車爆炸，爆炸中死了不少人。
索颯《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仇恨是深刻的。昨天在“秘魯研究所”找人未果，卻在附設書店見到了一本有關“光輝道路”的連環畫，里面全是恐怖的殺人場景。想買了留作資料，都覺得惡心。這樣的“妖魔化”宣傳逐漸使得秘魯的游擊隊問題已經沒有了正面討論的余地。
中美洲反美民族英雄奧古斯托·塞薩爾·桑地諾，1893年出生于尼加拉瓜，自幼痛恨美國人和它的傀儡尼加拉瓜政權，年輕時就在墨西哥投身反美斗爭；1926年，桑地諾率領29名淘金工人起義，在尼加拉瓜北部山區組成了游擊隊，留下拉美地區廣為流傳的名言，“即使所有人都投降，我也不投降，我寧愿戰斗死去，也不愿做個奴隸活著。”1933年桑地諾領導尼加拉瓜取得了反美愛國戰爭的勝利，然而于1934年2月21日遭到美國指使代理人軍閥索摩查的暗殺。
從安第斯山那些“青銅種族”，到“望花區”這些白人面孔，我們明白了很多道理，也對復雜的前景擔憂。“革命”擺脫不了殘酷，哪怕尼加拉瓜桑地諾解放陣線曾想借“解放神學”神父的力量來推進“仁慈”的革命。“反革命”也毫不留情；記得在哪里讀到，推翻阿連德的政變發生后，美國駐智利的什么官員曾意味深長地披露：“沒有一個階級愿意退出歷史舞臺。”
1961年7月23日成立的尼加拉瓜愛國民主組織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西班牙文：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簡稱“桑解陣”）以桑地諾的名字命名，首要目標是通過武裝斗爭推翻索摩查獨裁政權。經過長期武裝抗爭后，1979年桑解陣的武裝部隊逼近首都馬那瓜，7月17日索摩查下臺，桑解陣在7月19日進入馬那瓜，20日新政府內閣宣誓就職。
但是，在有限資源與現存發展模式－分配方式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時，“和諧”、“改良”究竟有多大的回旋余地？
告別秘魯前的周日，正值“首都民間舞蹈節”在展覽宮露天劇場開幕。
首都民間舞蹈節
一群群稚嫩的娃娃，從小班、中班到大班的年齡，身著鮮艷的印第安民族服裝，輪流上臺表演、比賽。他們的小手里舉著的牌子上，分別寫著代表哪個地區、哪種舞蹈。也換上了民族服裝的老師吹著哨子在最前邊領著，在旁邊連吆喝帶轟趕地指導著，不時帶領孩子們用印第安語喊幾句話，唱幾句歌。臺下的父母高興得像孩子一樣，用相機照下子女幼小的身影。演出從中午持續到晚上10點。我不知孩子們是否意識到，他們所表演的“民間舞蹈”，無一不暈染著濃厚的原住民色彩。
索颯《把我的心染棕》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上）文匯出版社2022年9月新版（下）
娃娃們憨憨的面孔顯示出各種膚色。看著他們認真的動作，聽著從他們嘴里發出的克丘亞語，艾馬拉語詞句，心里不由一陣感動。在這個印第安人占40%的國家里，在這片曾遭受300年殖民奴役的土地上，在這個文化混雜了500年的大陸上，是否真的能誕生出一個巴斯孔塞洛斯所盼望的“宇宙種族”（Raza Cósmica）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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