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 ·
保馬今日推送甘陽老師的《修昔底德與“修昔底德陷阱”》一文。“修昔底德陷阱”的說法源自于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他認為：當一個大國崛起時，其與既有統治霸主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本文作者從“戰爭與和平”這個主題引入，以古希臘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蘇冷戰為例，結合歷史上多位政治家對“修昔底德陷阱問題”的觀點，明確了中美當前所面臨“修昔底德陷阱”嚴峻的形勢問題，呼吁大家在面對“戰爭與和平”的關系上，要在敬畏歷史的基礎上整裝待發，要懷有一種如履薄冰的敬畏之心！
本文系作者2021年10月15日在“華東師范大學校慶七十周年系列講座”上的演講內容。原文發布于2021年12月31日“澎湃新聞”。感謝甘陽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我今天講這個題目，是因為我相信“戰爭與和平”問題正浮現為我們這個時代最重大的問題。我比較希望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里，應該至少有一門關于“戰爭與和平”的課，以我的了解，目前絕大多數大學都沒有。原因也不難理解，一方面承平日久，戰爭似乎離我們很遠，另一方面這門課講起來難度很大。我今天講的內容，是我在清華大學給本科生開的一門通識課的最后一講，這門課的名字叫“古希臘文明”。我想借這個機會和華師大以及上海的朋友分享一些非常不成熟的想法，希望聽到大家的批評。
“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詞，現在在中美兩國都家喻戶曉，但我覺得對于在大學里人，還要進一步追問幾個為什么。首先我們應該感到非常驚訝：今天的西方人居然會認為，一個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寫的一本書、說的一句話仍然可以用來描述、理解二十一世紀人類最重大的事務——中美關系。我問學生，中國這么多先秦經典，難道就沒有一本書、一句話，可以形容今天的中美關系嗎？當然有，比如《左傳》。只是我們不會這么想。這是一個很值得反思的問題。傳統和經典在西方是活的，并不僅僅是專家們研究的材料和對象，仍然和現代的思維交織在一起，而一個活的傳統必然會加深文化和學術的厚度。相比之下，我們的傳統和經典至少到目前，還沒到活躍在我們心中的地步，更多只是專家們研究的對象和材料而已。我覺得中華文明要真正全面復興，一個必然的前提是，我們的經典被全面重新激活，進入我們的思考，否則我們的思考會非常單薄。
關于修昔底德和“修昔底德的陷阱”，我今天主要講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現代西方人用修昔底德這樣一個兩千多年前的歷史學家的觀點，描述和分析當代最重大的事件，并不是第一次。修昔底德被用于分析當代大國間的關系，首先發生在美蘇冷戰時代。七十幾年前，美蘇冷戰甫一開始，美國人普遍把美國和蘇聯的關系看成雅典與斯巴達關系的重演。這一看法深刻地影響了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的發展，二戰以后成熟的國際政治理論和修昔底德關系密切。
第二，正因為當時的修昔底德閱讀與西方人對冷戰的思考緊密糾纏在一起，這反過來極大地影響并改變了西方人對于修昔底德的閱讀方式。在冷戰期間，主流的修昔底德學界和國際政治學界，開始質疑、挑戰，以致顛覆修昔底德最根本的論斷——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他們認為這個論斷是錯誤的。我一直提倡讀經典，但我們和經典之間并不是單向的關系，要么頂禮膜拜，要么嗤之以鼻，而是雙向的關系，即經典之為經典，意味著當代人可以對它重新提出問題，挑戰它、質疑它，以此豐富它本身提出的問題。因為基本論斷被置疑，大概在冷戰后期，修昔底德的地位開始下降。
如果說二十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戰結束以后，西方的史學、古典學、國際政治理論界，都以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為己任，那么第三個問題就是：為什么到二十一世紀中美關系問題凸顯的時候，西方人又突然重新跳回這個陷阱？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古希臘兩大史家中，希羅德多德地位飆升，修昔底德地位下降，但到了2012年，修昔底德又重新浮出地表。
我們來簡單回顧一下圍繞中美關系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美國政治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最早在2012年8月22日在《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發了篇短文（“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斷言“定義未來幾十年全球秩序的問題將會是：中國和美國能夠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此后，這個說法開始在中美學界、政界小范圍流行，而真正讓它名噪一時要等到三年后，2015年9月24日，艾利森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網站上再度發文（“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他之所以要掐這個時間點，是因為當時正值中國國家主席正式訪美，并將在第二天，9月25日，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晤。他這篇文章的第一句話就是：在中美元首本周的會談當中有一個問題顯然不在他們的議程當中，下一個十年（in the next decade）——他說得很準確，不是“以后”“未來”，而是下一個十年，即2025年前——中美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毫無疑問艾利森這么說是為了顯示或炫耀他的“前瞻性”。艾利森此人地位不太尋常，他是典型的美國政學雙棲動物，學術界地位上，他在1977至1989年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擴張時擔任院長，無數各國政要都是他的門下，政治上，他從1985年開始擔任五角大樓國防政策委員會成員至今，最高官位是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以他的身份，加上他以對中國極為了解的形象示人，在這個時間點，發表這樣一篇文章，顯然會收獲極大的媒體效應。
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乃基于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里的一句引文，這是艾利森對這句話的翻譯：It was the rise of Athens and the fear that this instilled in Sparta that made war inevitable.（1:23）轉譯為中文就是：正是雅典的崛起，以及因這崛起而日益在斯巴達積蓄的恐懼，使戰爭不可避免。照艾利森的意思，到了二十一世紀，這句話里的“雅典”可以置換成“中國”，“斯巴達”可以置換成“美國”。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位置關系表述。2017年，他把這篇文章擴展成了一本書（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中文版（《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陳定定、傅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也很快就出來了。
順便提一下，2016年，艾利森和斯坦福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大西洋月刊》發文并在肯尼迪政府學院發表《應用歷史宣言》（Applied History Manifesto），提議成立白宮歷史顧問委員會（White House Council of Historical Advisers），委員會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解答圍繞中國崛起的關鍵問題。要知道，十年以前，弗格森和艾利森的觀點還是完全不同的。弗格森和一個經濟學家在2006年生造了一個英文單詞“Chimerica”，即“中美聯生共同體”，他樂觀地認為，二十一世紀將由中美共治天下，美國是最大的消費國，中國是最大的生產國，天然互補。但至少到2016年，弗格森已經完全倒向艾利森，這個變化非常快。
艾利森在將近十年前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時，中國各界一片嘩然，西方世界也頗為愕然，但如今這個詞我們已經耳熟能詳。他和弗格森關于成立白宮歷史顧問委員會的提議，似乎沒被任何一個美國總統采納，我看卻在中國有點回應，現在我們文史哲三科里，歷史的地位已經非常突出了。問題是，我們談過去談歷史，很大程度上談的依然是關于過去的知識。艾利森和弗格森在《應用歷史宣言》里引了史家邁克爾·霍華德（Michael Howard）的一句名言，“我們對現在的所有信念都取決于我們對過去的信念”（all we believe about the present depends on what we believe about the past）。重視過去，他們重視的是對過去的信念。我想這可以給我們啟發，關于過去的知識堆積得再多，也不如從過去中獲得信念重要。
一
由此，我們現在可以回到我今天要講的第一個問題。對于修昔底德，我們沒有必要追溯很遠的歷史，最近的歷史，也就是美蘇冷戰的歷史，就是我們最值得重視的歷史。
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這個名字，稍微年齡長點的中國人都熟悉。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以后，國共內戰前夕，國共和談三人小組中的美方代表，就是這位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馬歇爾在美國的地位非常之高，他在二戰期間成為盟軍最高司令，幫助羅斯福總統出謀劃策，對于各大戰場全局在胸。不過他在中國栽了跟頭，調停內戰的努力以失敗告終，這是他一生當中唯一的一次失敗。1947年初從中國返美后，馬歇爾1月21日就任美國國務卿，6月5日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宣布了歐洲復興計劃，即著名的“馬歇爾計劃”。二戰結束后，東歐已是共產主義的天下，西歐雖然還基本不是蘇聯陣營，但當時法國第一大黨是法國共產黨，意大利第一大黨是意大利共產黨，它們都完全具備執政能力，而且大戰剛過，滿目瘡痍，物資匱乏，歐洲又接連遭遇嚴冬，美國最大的憂慮便是，西歐也將倒向共產政權。于是“馬歇爾計劃”應運而生：持續四個財年用一百三十億美元援助西歐，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無償贈予，百分之十是貸款。“馬歇爾計劃”是美國在冷戰的第一次勝利，直接挽救了歐洲戰后極端困難的局面，確保了西歐沒有馬上滑向蘇聯陣營。
我想請大家注意的是馬歇爾1947年2月22日，也就是他擔任國務卿之后，宣布“馬歇爾計劃”之前，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演講。他說：
流行看法認為，只有對未來有指導意義的過去才值得我們關注。對此我不敢茍同。通常情況下，唯有深刻地理解過去，我們才能對它的教訓和智慧了然于胸，才會形成可以點燃靈魂的信念（convictions）。就今日國際關系的基本問題而言，我極其懷疑任何人能以透徹的智慧和深刻的信念來思考問題，如果不是至少在心中重溫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時代以及雅典的覆滅。（“Speech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February 22, 1947,” 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vol. 6, “The Whole World Hangs in the Balance,” January 8, 1947-September 30, 1949,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9）
馬歇爾“不敢茍同”對歷史采取一種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看法，這不可能讓我們從歷史中得到任何真正的教訓。在他看來，只有對一部西方史中負面的和正面的東西了然于胸，才會形成堅定的信念。就“今日國際關系的基本問題”，也就是美蘇兩極世界格局的問題而言，他認為必須“重溫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時代”，尤其是“雅典的覆滅”——這是這段引文的結語，也是它的重心所在。
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
伯羅奔尼撒戰爭
冷戰初期，不僅是馬歇爾，美國朝野都非常自然地借助雅典和斯巴達爭霸的歷史，來看美國和蘇聯爭霸。二者確實有相當高的可比性，都是兩個同盟之間的斗爭：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打到了彼此的盟邦；冷戰期間同樣形成了兩大軍事同盟，北約和華約，盡管如今華約不復存在，俄羅斯已經到了被北約“包圍”的地步。修昔底德研究界數一數二的人物、普林斯頓大學的W. R. 康納（Walter Robert Connor）教授在1977年發表的一篇文章（“A Postmodern Thucydides?,”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72, No. 4 [Apr. - May, 1977], pp. 289-298）里說得很清楚，他們這一代人閱讀修昔底德和理解冷戰是交織在一起的（a Cold War reading of Thucydides），他們通過閱讀《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去理解冷戰，又通過冷戰的發展來重新思考修昔底德的問題。
美蘇對峙漫畫
北約華約對峙圖
這種交織關系也深刻影響了西方的國際政治理論傳統，其時主要流派的理論家都明確以修昔底德為宗師，通過對修昔底德不同引用，來概括自己整個路向。古典現實主義引用了這句話：“只要有權力就統治，這是不可移易的自然法則，我們相信這法則對神是真理，我們知道這法則對人是真理。”（5:105）對于古典現實主義，人性就是追求權力、追求統治，所以這一派也叫人性現實主義。有學生讀了這句話后問，今天的人不追求權力，只要掙錢。我說，錢是什么？錢在現代就是最大的權力，錢多了天然就想統治他人。
另一個變種，結構現實主義，也叫防御性現實主義，引用的就是艾利森用來描繪“修昔底德陷阱”的話。這是一個常見的譯法：“雅典勢力的不斷壯大，引起拉克代蒙人的恐懼，從而迫使后者開戰。”（1:23）如果說古典現實主義認為，每個當事者都會積極追求權力和統治，結構現實主義則強調，所有國家都被動處在與他國的關系之中。在國際關系結構中，任何一個國家的變動都會引起另一個國家的反應，一個國家突然做大，一個國家突然消亡，別的國家都會受影響，這一派把體系結構，而非人性作為自己的出發點。以下是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代表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他的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2001；王義桅、唐小松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7頁）里對于三種現實主義的區分：
這些主要的國際政治理論基本都在冷戰期間成熟，掛鉤到修昔底德這個鼻祖，再連接以往傳統，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論。冷戰結束以后，當然有很多其他理論派別，比如國際制度主義、自由主義提出和現實主義不一樣的看法，但主張這些理論的最好的學者都會明確說，他們的看法并不是現實主義的替代，而最多是補充。比如認為國際組織可以緩和國家間的沖突，當然是個良好的愿望，一定程度上也是可能的，但是絕大多數時候，這種情形并不存在，今天海牙國際法庭有個什么說法，明天聯合國通過哪項決議，如果美國不執行，中國反對，俄羅斯否決，可能影響現實嗎？國際政治學界大都承認一個前提：國際關系領域是一個無政府地帶，奉行叢林法則，盡管與此同時，始終存在著一些建立各國相對可以接受，但又非常脆弱的規則的努力。
我想特別強調，政治現實主義絕對不等于好戰。米爾斯海默說，“真正的現實主義者都堅決反對美國介入越戰，攻打伊拉克，反對美國的干涉主義”，“只有自由派們才會四處發動戰爭，宣講道義”（《大國政治的悲劇》，445頁）。現實主義者最嗤之以鼻的，就是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用民主、人權之類的高尚名義發動戰爭，他們認為這是最大的危險。古典現實主義的代表、憑《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1948）奠定國際政治學科基礎的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批評杜魯門主義時說，“如果一國強調道德原則而忽視國家利益，它會難逃國家自我毀滅的危險”（“The Primacy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18, no. 2 [Spring 1949], p.212）。摩根索是德國猶太人，1937年逃到美國，在美國各地生活過后，他發覺美國人特別喜歡標榜他們的一切，言之鑿鑿國際政治行為是出于高尚的道義，是為了幫助別國，他認為這完全是自欺欺人，美國的國際行為當然都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摩根索兩度擔任美國國務院顧問，后因反對越南戰爭而被約翰遜總統解職。摩根索認為，戰爭與和平的問題關乎國家核心利益，而所謂國家核心利益的“最低要求”有三要素：領土、政治制度、文化核心。只有在涉及領土完整性，或者對方要顛覆你的基本政治制度，瓦解你的文化核心的時候，才可以發動戰爭，除此以外，任何戰爭都是沒有理由、沒有必要的，會偏離國家核心利益。摩根索非常準確地判斷出，遙遠的越南并非美蘇的必爭之地，其政治訴求是民族主義、反殖民主義，美國沒有介入必要。
《國家間政治》第七版
同樣，米爾斯海默也認為伊拉克戰爭是一場沒有必要的戰爭（an unnecessary war），是徹底錯誤的冒險。米爾斯海默非常勇敢，他專門寫過一本《以色列游說集團與美國對外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2007），挑戰、批判以色列和美國的猶太人集團，他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被這些集團綁架了，完全偏離了美國國家利益。可以說，現實主義者非但不是戰爭狂熱分子，他們對戰爭反而極為慎重，反復強調戰爭是最后手段，是極為恐怖的事情。相比之下，愛好戰爭的似乎往往都是自由派和“白左”，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哈貝馬斯支持科索沃戰爭，2003年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西方各路“自由鷹派”媒體人都眾口一辭、趨之若鶩，雖然他們平常可能也會批評美國，但這次篤定認為美國做對了，代表了道義。毛主席當年對尼克松說他“喜歡右派，比較高興這些右派當政”（《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427頁），或許原因就在這里。
冷戰時代，美國以雅典自居，它的中心問題是，如何避免重蹈雅典的覆轍。正因如此，我前面引用的不論是馬歇爾，還是摩根索的話，都透著凝重和肅穆，絲毫沒有沾沾自喜、洋洋自得。沒有人知道，如果美蘇之間爆發戰爭，誰會是贏家，所以謹慎成了他們的基調。歷史上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以雅典全盤失敗告終，而美國確實很像雅典。美國在二戰以后躍升成為全球第一強國，雅典也在波希戰爭后進入了黃金時期。另外，冷戰時期，核戰爭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核武器誕生后，所有對于戰爭的考慮都發生了變化。1960年代初冷戰高峰期，美國制定的第一個核戰爭統一作戰計劃（The 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 SIOP）預計，戰爭第一周能夠給包括中國在內的蘇聯陣營造成三點六億至五點二五億人死亡（Matthew G. McKinzie, etc., The U.S. Nuclear War Plan: A Time for Chang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June 2001, p.114）。要知道，六十年代初全球總人口就三十億出頭，其中歐洲三點五億，美國兩億不到，蘇聯兩億出頭，中國六點七億，印度四點五億。這樣一個核戰爭的前景是所有人都不能接受的。因為美蘇沖突的核心地帶是歐洲，歐洲也就成了當年反核反戰的中心。
鑒于上述這些原因，當時西方人必然要重新思考修昔底德的問題。假如修昔底德的論點是成立的，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不可避免，雅典的戰敗也不可避免，那美國的前景也就在意想之中。然而這一切真是不可避免的嗎？雅典必然要遭受這樣的命運嗎？
二
現在我們可以進入對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閱讀。修昔底德這本書非常特別，確實是高手的寫作。就結構而言，整本書在自我反諷和自我解構。全書一共八卷，讀完第一卷后沒有人會對戰爭的走向感到懷疑。雅典和斯巴達戰起，當然雅典必勝，斯巴達必敗。雅典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船有船，相比之下，斯巴達民窮財匱，人口稀少，海軍薄弱到不值一提，最糟糕的是，它雖然有個同盟，卻極為松散，斯巴達也談不上擁有同盟的領導權。而這恰恰說明這本書整體是一個運動的結構，開頭雅典處在巔峰狀態，整個希臘文明處在巔峰狀態，然后一路往下走，一直到谷底，到最后第八卷，不僅是雅典在戰爭中的失敗，也是人性的失敗，是希臘人精神和道德的全盤瓦解。
這種自我消解在每一卷里都有體現。比如，我們中國人十分熟悉、經常正面——或者說片面——引用的伯里克利葬禮演說，出現在第二卷的三十五到四十六章，但緊隨其后的四十七到五十二章，修昔底德就寫了雅典瘟疫。伯里克利發表的是國葬演說，他極盡溢美之詞，贊頌雅典的偉大，就是為了證明為國捐軀的將士死得其所，因為他們是為這么偉大的雅典而死，在死亡中顯示了雅典人的全部品德。西方人也好引用伯里克利的這些話，好像說雅典多么高，就是在說西方多么高。然而第二年爆發的瘟疫，把伯里克利所說的一切徹底瓦解了：
因為這個災禍有這樣壓倒的力量，以致人們不知道下一次會發生什么事，所以對于宗教上或法律上的每條規則都毫不關心。過去所遵守的喪葬儀式，現在都不遵守了……許多人缺乏埋葬時所必需的東西，因為他們家庭中的人口已經死亡很多了，所以采取最可恥的方式來埋葬……他們發現另一個火葬堆正在燃燒著，他們把他們抬來的尸體方在別人的尸體上，就跑開了。
在其他方面，由于瘟疫的緣故，雅典開始有了空前違法亂紀的情況。人們看見幸運變更得這樣迅速，這樣突然，有些富有的人忽然死亡，有些過去一文莫名的人現在繼承了他們的財富，因此他們現在公開地冒險作放縱的行為，這種行為在過去他們常常是隱藏起來的。因此，他們決定迅速地花費掉他們的金錢，以追求快樂，因為金錢和生命都同樣是暫時的，至于所謂榮譽，沒有人表示自己愿意遵守它的規則，因為一個人是不是能夠活到享受光榮的名號是很有問題的。……至于神祇，他們認為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樣的，因為他們看見好人和壞人毫無區別地一樣死亡。至于違犯人為的法律，沒有一個人預料他能夠活到受審判和處罰的時候；反而每個人都覺得，對于他已經下了更為沉重的判決，正懸在他的頭上，他想在這個判決執行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樂趣……（2:52-53，譯文引自《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謝德風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159-160頁；另可參徐松巖譯本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207-208頁，及何元國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121-122頁）
修昔底德的這些章節充滿春秋筆法。葬禮是一種凸顯人性光輝，體現人之為人的儀式，表明人區別于動物，會在死后得到尊重。之前陣亡將士國葬典禮有多么隆重，儀式有多么繁復，瘟疫發生后的埋葬就有多么不堪，此刻人性已經蕩然無存。伯里克利所說的這一切都是那么脆弱，一場考驗就可以鑒別出雅典的整個人性結構不堪一擊。如果是一個真正品德堅定的民族，不至于在一場災難當中就立即墮落到這個地步。
我們接著來看艾利森演繹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一卷二十三章，這是全書的總綱，歷來被特別注重。修昔底德史書的開頭大約二十章，被稱為考古學敘述，講的是伯羅奔尼撒戰爭以前的雅典、斯巴達和希臘，到二十三章，他開始討論戰爭是什么。“以往最大的事件就是波斯戰爭了，但那場戰爭在兩場海戰和兩場陸戰后就很快塵埃落定。如今這場戰爭的時間卻漫長得多，在這漫長時間里它給希臘帶來的災難更史無前例。”（1:23.1）波斯戰爭是“以往最大的事件”，但顯然伯羅奔尼撒戰爭更大，它是到修昔底德的時代為止希臘最大的戰爭。那到底是最大的榮譽，還是最大的恥辱？是人性的最高點，還是人性的最低點？修昔底德的答案恰恰都是后者。想想我們中國抗戰十四年，全面抗戰八年，已經精疲力盡，不能忍受了，所以抗戰結束以后，誰發動內戰，誰就是罪魁禍首，而伯羅奔尼撒戰爭打了整整二十七年。“從來沒有這么多的城邦被顛覆，被夷為廢墟……從來沒有這么多的人流離失所，從來沒有這么多的人被殺戮，有些是在城邦與城邦之間的戰爭中被殺死，有些則是在城邦內部的自相殘殺中被殺死……地震……日食……旱災……饑荒……以及殺人最多的瘟疫，所有這些自然災禍都和這場戰爭一起降臨。”（1:23.2-3）在戰前的所謂希臘啟蒙時代，人們可能是不相信災禍的，就像現代人只相信科學，戰爭則把人原有的信仰都顛覆了。修昔底德說，“戰爭是教導殘忍的教師”（3:82）。我們和平時代接受的教育，都是不要殺人，不要放火，不要強奸，不要偷盜，不要說謊，這些是文明之所以存在的前提，戰爭意味著所有這些和平時代的文明基本規矩被徹底破壞，意味著殺人是常態，奸淫擄掠無處不在。
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后，斯巴達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實際上整個希臘文明都被判了死刑，即便它后來還茍延殘喘了一段時間，但不久就被馬其頓征服，然后被羅馬征服，再后來是拜占庭帝國、奧斯曼帝國，一直到十九世紀希臘才獨立，可以說，現在的希臘和古希臘并沒有什么關系。也就是說，這場戰爭對于古希臘所有城邦而言是徹頭徹尾的災難。那它到底是怎么發生的？雅典人那么聰明，斯巴達人那么謹慎，難道都沒有想過這場戰爭通往的是徹底的自我毀滅嗎？所以修昔底德接著追究戰爭的原因：“這場戰爭開始于（公元前431年）雅典人和伯羅奔尼撒人撕毀了他們自己十五年前（前446年）簽訂的《三十年和約》。至于雙方撕毀和約的原因，我將首先記載他們相互責難的理由和紛爭所在，以使后人不必再問為什么希臘人之間發生如此大規模戰爭的直接原因。但這場戰爭未明言的真正原因，我相信是雅典勢力的不斷壯大，引起拉克代蒙人的恐懼，從而迫使后者開戰。”（1:23.4-5）
在修昔底德這里，戰爭有兩個原因：“直接原因”和“真正原因”。修昔底德的措辭想表達的意思非常清楚，“直接原因”是不重要的，只不過是雙方“相互責難的理由”，重要的是“未明言的真正原因”，而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之所以會產生，便是戰爭的“真正原因”——雅典的崛起和斯巴達的恐懼——使戰爭不可避免。但正是在關于戰爭原因的認識上，冷戰時期的修昔底德界、國際政治界發生了轉向。與修昔底德相反，其時學者們恰恰認為：戰爭的直接原因，特別是危機或戰爭導火線，是國際政治的重要獨立變量。沖突的直接原因和戰爭的深層原因同等重要。避免戰爭的發生有賴于高度重視沖突的直接原因，即化解危機的能力。
唐納德·卡根（Donald Kagan）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作為冷戰時代極有影響的一本書，就是這一轉向的代表。卡根今年剛剛去世，他在耶魯開了幾十年的“古希臘史導論”“戰爭的諸起源”，是耶魯最熱門的通識課，他的大兒子（Robert Kagan）也是政學雙棲動物，是共和黨高參、新保守主義的旗手。《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出版于1969年，同時寫給普通讀者和專家，它是卡根四卷本“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論”（1969, 1974, 1981, 1987）的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本。卡根在書的開篇就對經典發問：
修昔底德認為這場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他]對雅典帝國的崛起以及斯巴達的反應進行了精彩的描寫，使人覺得除了戰爭，雙方似乎別無選擇。……我們不禁要問：《三十年和約》所創造的緩和局面難道就不可能持續下去嗎？難道沒有其他政策可以替代那些導致戰爭爆發的政策嗎？難道為了自身利益，斯巴達或雅典就一定要訴諸戰爭嗎？（曾德華譯、李雋旸校，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7-8頁）
他的結論很清楚：
修昔底德是第一個對戰爭的深層原因和表面原因進行區分的人。……他認為深層原因比表面原因更加重要。……他的這種觀點得到了廣泛的接受。……我們的研究表明，他的判斷是錯誤的。……有充分理由認為，這兩個大國以及他們的盟邦本來可以一直和平相處下去。因此，我們認為，引起戰爭的并非這些深層原因，而是那些在戰爭前夕發生的危機事件。（341-342頁）
卡根的發問我完全同意，但他的具體論斷、他對直接原因的解釋我幾乎全都不同意。卡根的解釋基本都站在雅典的立場上，他寫的是雅典和斯巴達，心里想的全是美國和蘇聯，以致書里隨處可見“極化”（polarization）、“陣營”（power blocs）這樣的當代術語被跨時代使用，以及各種二十世紀的歷史事件被跨時代類比。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直接原因當然有不少，最廣為人知的是埃皮丹努（Epidamnos）城內亂引發的科林斯（Corinth）與其殖民地克基拉（Korkyra）的爭端。雅典之所以愿意出兵與克基拉聯手，對抗隸屬于伯羅奔尼撒同盟的科林斯，完全是出于利益考慮，因為克基拉的海軍勢力位列希臘前三（1:36），這支力量不可拱手讓給伯羅奔尼撒人（1:44）。然而根據卡根的解釋，對于戰爭爆發，科林斯人“責任最大”（349頁），我認為這并不符合修昔底德的意圖。
我們從修昔底德的后文可以看出，所謂擁有強大海軍的克基拉，并沒有在戰爭當中起到雅典當初希望它起的作用，另外，克基拉是一個非常下作惡劣的城邦，它在內亂時野蠻地自相殘殺（3:69-85），完全破壞了希臘世界最基本的文明法則，可以說它是整個希臘世界道德、精神敗壞的起點。當然修昔底德的修辭手段很高明，施特勞斯（Leo Strauss）說過，對于筆下的人物和政治，修昔底德“所有的評判都不完整”，他還常常“不經意地顛倒了事件的時序”（《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重生》，郭振華、彭磊等譯，葉然校，華夏出版社，2017年，150-151頁），而一些事件的敘述語境變了，意義也就變了，還有一些史料的文本，他的記錄也不完整，比如卡根書里提到《三十年和約》“沒有整份和約的副本或轉述”，我們只能通過“零零散散的引用”，“拼湊出它的內容”（131-132頁）。盡管如此，我覺得修昔底德史書的基調和線索還是清楚的，它是在檢討雅典的問題，雅典的一系列膽大妄為，導致它缺乏自我約束。
拋開具體的解釋，我們至少可以明確，冷戰時期的整個研究重心轉向了對直接原因的考察。甚至好像二十世紀西方在國際政治的最大的進步，就是重新認識直接原因，或簡稱危機。美國政治學家勒博（Richard Ned Lebow）1981出版的《和平與戰爭之間》（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副標題就叫“國際危機的性質”。他在這本書題為“反駁‘修昔底德陷阱’”的結論章斷言，“戰爭的直接原因在沖突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嚴重國際危機“能夠決定戰爭是否爆發，還是和平得以延續”，“它們還可以加劇國家間沖突，或者成為改善沖突的深層原因，從而避免戰爭的爆發”（趙景芳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391頁）。
在核戰爭時代，必須通過一切方式去研究如何才能避免戰爭，否則就等于接受宿命論。后來拋出“修昔底德陷阱”話題的艾利森本人就是危機決策大家，他研究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的成名作《決策的本質》（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71, 1999）是國際政治學界轉向戰爭直接原因分析的標桿性著作。在詳細分析了三種關于古巴導彈危機的解釋模式后，艾利森坦言：“沒有任何一個事件如古巴導彈危機事件那樣能更清晰地顯示，核戰爭不大可能發生與不可能發生之間存在著怎樣的令人恐怖的區別。一個人對古巴導彈危機事件了解得越深，也就越會相信現實中核戰爭是本可能會發生的。”（王偉光、王云萍譯，商務印書館，2015年，445頁）在這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十三天之后，我們能夠逃過一劫，某種程度上要歸功于偶然因素（chance）。所以艾利森說，“我們對于核危機和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沒有任何理由感到樂觀”（448頁）。今天，決策和決策研究變得非常復雜，任何重大決策都要協調方方面面的利益，就像肯尼迪講的，“決策的終極本質對于觀察者來說，仍是無法理解的——對于決策者自身來說，事實上也經常是如此”（12頁）。
整個冷戰期間，修昔底德和國際政治研究的總的傾向，都是試圖跳出修昔底德的決定論，避免他所說的不可避免的情況發生，因此研究重心轉向了戰爭的直接原因和引發戰爭的危機，西方學界相信或者希望人有能力解決危機。艾利森本人當然深知其中道理，但他在2012年又突然重新回到“修昔底德陷阱”，大談深層原因，這就不同尋常。
三
接下來，我從兩個方面比較西方最近兩次挪用修昔底德的差異。
先說第一個方面。冷戰期間，美國以雅典自居，視蘇聯為斯巴達，這意味著它必須吸取雅典的教訓，謹慎行事。在修昔底德的描述里，雅典人最大的特點是敢做任何事（daring），他們敢于創新，敢于冒險，敢于突破，但問題是雅典人不知節制（moderation）為何物，所有的事情都過分；斯巴達人的特點則是慎重，他們極為的節制、緘默，做決定和行動總比別人慢半拍。美國在冷戰時期只有學會節制，才能避免重蹈雅典的覆轍。
而在如今的中美關系中，美國視中國為雅典，自己成了斯巴達。美國人老覺得自己比中國人慢半拍，覺得中國人在沒有止境地超越，于是他們形成了一種古怪的心態，再加上美國是冷戰勝利國，近三十年來舉國上下一直洋洋自得，這兩種心態疊加，就使美國和冷戰時表現得非常不一樣，忘記了節制。整個冷戰時期，我相信美國的精英階層在國際關系上是相當謹慎的，所以他們會把越戰視為雅典遠征西西里的現代版本，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決定。當時政學精英總體上都有很強的自我節制感，民眾也很慎重，但現在并沒有。
中美能否避開“修昔底德陷阱”
再說第二個方面。冷戰導致人們更注重戰爭的直接原因，而不是本世紀再度現世的“修昔底德陷阱”所強調的、使開戰不可避免的深層原因。一旦突出深層原因，就有可能模糊或輕視戰爭的直接原因。我想強調，深層原因或“修昔底德陷阱的結構性壓力”是真實存在的，無論在當年還是今天都是如此，但是正因為深層原因的存在，才必須高度重視使戰爭成為可能的直接原因。艾利森描述“修昔底德陷阱”，突出了“恐懼”的概念，但在修昔底德那里，其實有一個“榮譽-恐懼-利益”的三重結構。在我看來，所謂深層原因不能只歸結為“恐懼”，尤其面對今天的情況，而更應聯系到“榮譽”。伯羅奔尼撒戰爭開打前，一個身處斯巴達的雅典使團在斯巴達公民大會上發言，意圖阻止戰事發生，在他們相近的兩段表達中，我們看到了三個概念的不同排列順序：
驅使我們雅典人的首先是恐懼，其次是榮譽，最后是利益。（1:75）
（人性）受制于三種最難以克服的因素：榮譽、恐懼、利益……弱者臣服于強者，萬古不變。（1:76）
這里順序變化的原因很簡單：七十五章講的是波希戰爭的時代，面對來勢洶洶的波斯帝國，出于恐懼，當時還弱小的雅典必須奮起抗擊；等到戰爭結束后，雅典已經成為希臘世界的最大城邦，那這三者就可按人性的順序排列：榮譽、恐懼、利益。十七世紀以來，霍布斯、亞當·斯密等人都認為，人為榮譽而發生戰爭是最愚蠢的事情，榮譽是虛無縹緲的，這成了西方近代思想的一個重大轉折點。于是，恐懼仍列第一位，因為霍布斯認為，人的自然本性是怕死，尤其怕暴死，除此之外，整個近代西方的一個思想沖動便是要用利益來取代榮譽。利益是實實在在的，它可以計算、量化、交換，但榮譽不能，不少學者認為，用利益取代榮譽是資本主義在西方成功的一個前提。
近代思想家貶低榮譽，卻忽視了榮譽問題仍然涉及最根本的人之間的沖突。艾利森后來到寫《注定一戰》的時候，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說，“美國和中國至少在一個方面是相同的：……兩國都把自己視為例外……兩個第一的沖突將使調整變得非常痛苦”（200-201頁）。他隨后繼續引用李光耀的話：“美國被一個自己長期視為頹廢、軟弱、腐敗和笨拙的亞洲民族所取代，雖然不是在世界范圍內而只是在西太平洋地區，這在情感上對美國來說仍是很難接受的。美國人的文化優越感將使這一調整變得尤為困難。”（201頁）這里說的當然都是榮譽。
所以艾利森這本書接近尾聲的地方，實際上就落到了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的沖突”。我一直認為，對于二十一世紀，西方世界只有一本書是有前瞻性的，那就是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6）。羅爾斯、哈貝馬斯都停留在二十世紀，他們認為人類以后會沿著二十世紀西方走的脈絡一路走下去，他們根本沒想過會有中國的事情，只有亨廷頓慧眼獨具。今天，我相信已經沒有人會懷疑，冷戰結束以后將近三十年的所謂全球化時代，都是按照亨廷頓的預見發展的。晚清中國士大夫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近幾年西方的一些人則開始說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自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現代開始以來，西方——歐洲加上后來的美國統治全世界的結構，突然可能被一個非西方的文明挑戰，這讓部分人難以接受，他們覺得統治民族的尊嚴和榮譽被冒犯了。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個別很小的國家，和我們未必有什么利害沖突，近來一下子表現得非常激進。但是，中國不可能放棄文明全面復興的目標，這是甲午戰爭以后一代代中國人的夢想，中國人不甘于做二流。當初亨廷頓提出“文明的沖突”的命題時，遭到很多誤解，我想再次澄清，亨廷頓從來沒有主張文明之間發生沖突，只是他判斷，二十一世紀最大的沖突單位不是階級，不是性別，而是文明。而我認為，不是恐懼，不是利益，而是榮譽，才是目前文明沖突的根本。
艾利森畢竟是冷戰過來的老派人，他在《注定一戰》里指出，“‘相互確保摧毀’戰略在美蘇競爭間所施加的約束”意味著，“一旦兩個國家擁有無懈可擊的核武庫，熱戰就不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雙方都必須妥協，即使它們會覺得無法忍受”（278頁）。古巴導彈危機以后，隨著各種雙邊危機處理機制的建立，大家基本認為核戰爭的可能性已經非常小了。但艾利森提醒我們，“如今，許多美國政策制定者把[冷戰時代的真理]看作‘古代歷史’”，“當代美國領導人中沒有人參與過那次歷史”（279頁）。當美國的政治決策者不再具有當初的謹慎，今天核戰爭的危險反而可能高于過去。
在《決策的本質》中文版前言（第3-5頁），艾利森列出了冷戰時代中美之間經歷的五次核危機：第一次，1951年，朝鮮戰爭，美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要求杜魯門總統對中國使用核武器；第二次，1954年，解放軍炮轟金門，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對中國大陸動用核武器；第三次，1958年，解放軍再次炮轟金門，美國又考慮動用核武器打擊大陸沿海城市；第四次，1963年，中國第一次試爆原子彈前夕，美國考慮由美蘇共同對中國核打擊以防止中國成為核大國；第五次，1969年，中蘇邊境沖突，蘇聯建議美蘇共同對中國核打擊，遭尼克松總統否決。我相信早期的幾次核打擊計劃，最后沒有變成現實的唯一原因是，這可能導致美國和蘇聯的核戰爭，而不是美國人對在中國用核武器有特別的忌諱。
所以我想再提一個——艾利森肯定不愿意講的——種族歧視與核戰爭的問題。西方人對在亞洲使用核武器的意愿顯然要高于在歐洲。冷戰時代歐洲成為反戰反核基地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如果那時核戰爭爆發，歐洲注定毀滅，而今天歐洲人或許認為這和自己無關。1995年廣島轟炸五十年，本來美國官方要發行一枚印有蘑菇云狀爆炸景觀的郵票來紀念所謂“核勝利”，結果招來全美一片反對之聲。羅爾斯帶頭寫了非常激烈的文章(“Fifty Years after Hiroshima,” Dissent [Summer 1995], pp.323–327)，認為廣島轟炸乃罪惡滔天（great evils），逾越了一個民主國家在戰爭中所應遵循的正義原則和道德約束。斯坦福的國際關系學者伯恩斯坦（Barton J. Bernstein）也寫文章指出，當年美國完全沒有必要非使用核武器不可，而且令人驚訝的是，使用原子彈這么重大的決定在當時并非深思熟慮、反復權衡后所做出，因為不使用原子彈這一可能性從未被認真討論過，整個決策過程更完全未經國會辯論（“The Atomic Bombings Reconsidered,”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1995], pp.135-152）。我們不妨追問：如果原子彈在德國戰敗以前就試制成功，盟軍方面會不會毫無顧忌地立刻將之用于轟炸德國？很多研究者都認為，如果用于歐洲戰場，盟軍方面的決策一定會慎重很多。盡管人人厭惡納粹，但英美人并不懷疑仍有很多正派的值得尊重的德國人。1995年的時候，我寫過一篇長文（《廣島核轟炸再反省》，重刊于《讀書》2000年第八期，19-27頁）討論這個問題，我想這個問題在今天并沒有消失，尤其當美國把自己看成斯巴達，憑空生出許多道義感的時候。
我最后想用兩句話來結尾。一句是古羅馬的格言：“想要和平嗎，備戰吧！”（Si vis pacem, para bellum）一句是《左傳·成公·成公十三年》里的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就是摩根索所謂國家核心利益三要素里的文化，如果做一些引申的話，我們不妨說，祭祀這一行為方式，同時是在培養人的敬畏之心。一個注重祭祀的人，會培養出一種敬畏天地、敬畏神明、敬畏祖先、敬畏歷史的謹慎的德性。所以我們一方面要認識到，和平不是求來的，但另一方面，在談論戰爭與和平問題上，我們要有一種如履薄冰的敬畏之心，如果陷入口水之爭，輕易言戰，那會非常危險。回到講座一開始的話，我認為“戰爭與和平”問題正在浮現為，甚至已經成為當代世界最重大的問題，我覺得這樣的問題需要我們以敬畏之心來認真對待，認真思考，認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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