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據報道，近日特朗普政府突然解除了前國務卿基辛格、奧爾布賴特等多位知名外交政策專家在國防政策委員會中的職務，被美媒視為其最后階段的“又一次清洗”。隨美國大選的塵埃落定，有關美國對華戰略走向的討論也愈演愈烈。鑒于特朗普時代已拉開“新冷戰”序幕，即將登場的民主黨政府會如何行動，引發多種猜測。但大多數觀察家悲觀地認為，中美關系無法回到過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指出，這種悲觀態度反襯出以往對中美關系的盲目樂觀，事實上，當2008年中美發展階段進入臨界點時，就已經不能脫離政治而簡單地從經濟“壓艙石”來看二者關系。要理解美國對華政策的既有轉變和未來方向，就必須從長時段的歷史與政治邏輯出發，理解從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到2018年特朗普發起貿易爭端這具有特殊戰略意義的“關鍵十年”。這十年里發生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難以逆轉的變化，以及中美在變化過程中各自作出的調整，決定了未來更長時間內的總體局面。
鑒于本文篇幅28000余字，且邏輯層層遞進、論域縱橫交錯、信息含量巨大，編者不作觀點摘編和點評，留待讀者閱讀和思考。文章原載《東方學刊》2020年第3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2020年5月，美國國務院發布《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方針》(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報告，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公開承認改革開放以來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失敗，至少表明經過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貿易戰中的摸索，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套應對中國崛起的新戰略，而這份報告和 2017 年的美國國家安全報告，恰恰可以看作是美國繪制的應對中國崛起新政策的綱領性文件，實際上證實了這幾年全世界的觀察家甚至普通民眾早已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中美關系無法回到過去的年代。
事實上，“中美脫鉤”“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戰”“文明沖突”等論述早已成為美國公共話語中的流行概念，美國政府的這份新戰略報告強調以“基于原則的現實主義”(the principled realism)對中國發起全面圍堵遏制的“新冷戰”，但不同于美蘇單純基于意識形態的“冷戰”，美國對中國發起的這場“新冷戰”雖然有意識形態的“原則”分歧，但更是基于“現實主義”的美國國家利益，在利益競爭的背景下，美國也會為了其國家利益而與中國在有關領域中展開合作。
如果說美國政府的這份文件宣告改革開放以來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政策失敗，那么也意味著同時宣告美國在“后冷戰”以來建構“新羅馬帝國”的世界帝國理想在現實中遭到失敗，因此美國謀求針對遏制中國而建構出大西洋體系和印太體系。這就意味著所謂的“中美脫鉤”不僅包括技術、產業領域的脫鉤，而且包括地緣政治上的重新布局。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美國建構“新羅馬帝國”的夢想的破產與美國對中國接觸政策的失敗乃是同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因為不能征服中國，不能獲得中國的支持，美國不可能建立起世界帝國。
在這一點上，美國從進入亞洲以來，歷屆政府均有清晰的認識。從 1949 年美國朝野討論“何以失去中國”，到 2018 年美國朝野討論“何以誤判中國”，遵循的都是同一邏輯。那么，中美關系何以走到今天這個狀態?如何理解在此之前的中美關系?為什么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發生如此重大的轉變?我們究竟應當如何應對美國發起的“新冷戰”?我們應當如何從全球大格局中定位并建構新的中美關系?這些問題無疑是我們這個時代必須思考和面對的問題。
本文簡單地追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美關系，試圖提出“關鍵十年”這樣一個概念，即要理解改革開放以來中美關系從美國對華友好接觸政策轉向“新冷戰”遏制政策的結構性變化，必須高度重視從 2008—2018 年這決定中美關系走向的關鍵十年。
2008 年西方爆發了金融危機，而中國舉辦了舉世矚目的奧運會，這往往被看作是“中國崛起”的標志;2018 年特朗普對中國發起貿易戰，這標志著中美關系的根本性改變。這十年之所以關鍵，就在于對美國而言，是民主黨的奧巴馬政府試圖對其內外政策進行大調整的十年；對中國而言，則是中國政治領導人更替和政治路線重新定調的十年，也是積極有為開展“偉大斗爭”的關鍵十年。
中美兩國同時在調整政治路線和國家政策的背后都有一個共同的預設問題：中國崛起帶來怎樣的世界秩序?
美國期望通過接觸乃至“顏·色革命”將中國納入美國建構“新羅馬帝國”的軌道，從而將中美關系定位為“主—從”結構的盟友關系，而中國則將中美關系定位為平等伙伴的“新型大國關系”。由于兩國對未來圖景的構想差距過大，以至于中美關系不可避免地走到今天的局面。因此，中美關系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兩國如何從現實出發來構思未來世界圖景。
歷史的天命：中美兩國的命運交錯
在某種意義上，從 1963 年“中蘇論戰”到 1972 年尼克松訪華，也差不多可以看作是決定中蘇關系乃至全球格局的“關鍵十年”。它無論在地緣政治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都深刻地改變了“冷戰”的歷史，甚至奠定了“冷戰”結束的政治基礎。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78 年之后，改革開放的中國開始全面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而這個時候也正好趕上蘇聯開啟“改革與新思維”的年代。可以說，蘇聯和中國都不期而遇地走在結束“冷戰”這個歷史大背景下。蘇聯的改革開放不僅導致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而且導致蘇聯帝國的解體，從而為美國迎來建構世界帝國的機會。而后冷戰時期的美國通過“沙漠風暴行動”完美地展現了其構想中的“后冷戰世界新秩序”，即美國建構“新羅馬帝國”的世界帝國時代。雖然主流學者基于國際關系理論的傳統假定，稱之為“單極世界”或“一強獨大”等。
然而，正如克林頓在競選中針對老布什的經典名言：“笨蛋，經濟才是關鍵。”(It’s the economy, stupid.)美國要建立起世界帝國，不能僅僅依靠傳統的軍事征服，而更為關鍵的是如何通過經濟手段控制全球。因此，克林頓政府的全球戰略就是從軍事擴張和控制轉向在全球進行經濟擴張，從而將整個世界納入美國治理的經濟體系中。
在美國的全球經濟戰略中，中國是最大且最具有潛力的市場，因此如何打開中國市場、在經濟上控制中國成為克林頓政府經濟擴張戰略中的重心。而美國的全球經濟擴張戰略與“南方談話”之后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戰略不期而遇。因為在經歷了1989年的艱難時刻之后，中國保持了國內政治穩定，但是在國際政治層面采取“韜光養晦”戰略，全力以赴推動經濟發展。因此，1990 年代的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地方仿佛變成了一個巨型企業，每天關注經濟數字的飛速增長。
正是在共同轉向經濟這個大背景下，中美之間政治上雖然存在著政治意識形態的分歧，甚至出現各種各樣的政治摩擦，但在經濟領域卻始終能夠保持著高度合作。一方面，美國的過剩資本和技術與中國廉價勞動力和廣闊市場形成了天然互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國有企業改制上市大環境下，美國外資很容易廉價地收購大量優質的中國國有企業，從而獲得超出想象的巨大收益。這種經濟合作在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推動了美國經濟和國民生活進入前所未有的繁榮。
可以說，中國在政治戰略上的韜光養晦成就了美國建立世界帝國的野心。在重大國際行動中，中國始終謹慎地站在美國一邊，而在經濟戰略上的改革開放，更符合美國全球經濟擴張、建立經濟霸權的利益。由此，“克林頓時代”成為美國在“后冷戰”以來通過推動“全球化”戰略來建構世界帝國的最美好時代，但這其中有相當多功勞應歸于中國，歸于中國對美國在全球經濟擴張中的“助推”。
美國經濟實力的增長進一步激勵了后冷戰時期美國建構“新羅馬帝國”的政治野心，共和黨小布什上臺之后，在新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影響下，將中國定位為政治意識形態敵人，成為實現其“歷史終結”的打擊對象，以至于在中國南海發生了撞機這種擦槍走火的事件。一時間，中美之間面臨前所未有的政治和軍事緊張。
然而，“9 •11”事件后，美國不得不調整其戰略，展開了長達十年針對伊斯蘭世界的“新的十字軍東征”。而中國在這種背景下差不多成為美國的戰略伙伴，特別是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為美國經濟持續繁榮提供的巨大動力，也為美國建構世界帝國提供了充沛的經濟資源。甚至當以美國為首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遭遇 2008 年金融危機之際，恰恰是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幫助西方資本主義體系順利地度過危機，以至于有西方學者認為是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拯救了西方資本主義”。
在這種背景下，中美之間逐漸形成了政治與經濟適度分離的兩條平行線。雖然中美在政治利益和意識形態上存在這樣那樣的分歧，但由于中美密切的經濟合作成功地化解了這些政治上的分歧。中國甚至也逐漸學會了利用美國工商界的力量進行政治游說，通過經濟上的“讓利”來緩和美國對中國在人權問題、臺灣問題、香港問題、南海問題上的政治和軍事壓力。由此，在中國人的輿論中，一度出現了中美在經濟上合作互補的“中美夫妻論”，中美經貿關系穩定乃是中美關系穩定的“壓艙石”理論。
然而，從美國戰略看，中美經貿關系的“壓艙石”服務于其建立“新羅馬帝國”的全球戰略。美國展開規模巨大的伊斯蘭戰爭，不僅需要中國在政治上的支持，更需要中國在經濟上的支持。當美國陷入伊斯蘭戰爭，中國卻在“韜光養晦”中不斷加速經濟發展。特別是 2008 年美國經歷金融危機而出現經濟萎縮，而中國經濟繼續高速增長。中美經濟力量的此消彼長到達了一個打破平衡的臨界點，不僅美國在華投資的企業家感受到中國地方政府官員對他們的態度有所轉變，我們在公共媒體上還可以看到中國企業家竟敢教訓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美國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的原因是美國把錢用在了戰爭上。一些中國地方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的這種傲慢恰恰表明他們并不一定真正理解中美關系的實質，他們并沒有看到當中國經濟增長發展到某個臨界點，似乎要挑戰美國的“新羅馬帝國”時，那中美關系的“壓艙石”必然也就不存在了。
因此，讓很多中國人納悶的是，為什么那么多美國的企業家，甚至在中國發大財的企業家，并不像以前那樣要求美國政府對中國采取經濟友好政策，而是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發起貿易戰。這背后固然有經濟的因素，即這些美國的在華企業感受到來自中國政府和企業的壓力，這些企業在中國無法獲取像過去那樣的暴利，但更主要的因素不是經濟，而是政治。對于一些迷信中美關系“經濟壓艙石”的人，如果依然相信通過經濟上的“納貢”能夠獲得世界帝國的政治庇護，那么美國保守派會用類似克林頓的名言來回應：“笨蛋，政治才是關鍵!”真正使中美關系發生轉向的乃是經濟變化引發的政治利益，即“中國崛起”威脅到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戰略，那么如何將經濟上崛起的中國在政治上納入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中，就成為美國調整對中國政策的關鍵。
2008年，中國舉辦了一場豪華完美的奧運會，讓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中國崛起的面貌。美國戰略界開始檢討美國的全球戰略的得失。其中不少人檢討美國在“9 •11”之后的戰略失誤，認為以美國共和黨為核心的新保守主義過分沉迷于意識形態上的“十字軍東征”，將全部精力投入伊斯蘭戰爭，而忽略了中國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的崛起。這種觀點差不多成為推動美國政府戰略轉型的主流觀點。為此，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戰略重心就從伊斯蘭世界轉向應對中國崛起。
于是，美國總統奧巴馬于 2009 年宣布從伊拉克撤軍，2011 年迅速擊斃了本 • 拉登，隨后名正言順地宣布從阿富汗撤軍。美國在伊斯蘭世界的戰略收縮，就是為了將力量轉向應對中國。2011 年奧巴馬政府就提出了“轉向亞洲”戰略，2012 年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宣布美國逐漸將 60%的戰艦部署在太平洋。2014 年，美國甚至策動菲律賓就南海問題提出國際仲裁，在南海問題上向中國施壓。而就在這一年，臺灣發生了“太陽·花運動”，香港發生了“雨·傘革命”，云南和新疆則發生了嚴重的暴恐襲擊事件。顯然，美國所發起的這一連串動作，目標毫無疑問是為了遏制中國崛起。
然而，美國的這一套戰略對中國并沒有產生明顯的效果，相反中國在經濟上持續增長，產業升級效果顯著，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和互聯網公司雨后春筍般成長起來;在政治上，新一代領導人順利完成交接，并通過一系列政治法律改革鞏固了黨對國家各項事業的領導;在軍事上，不但開始制造航母，更重要的是南海吹填造島并實現軍事戰略部署，從而突破了美國對馬六甲海峽的絕對控制，與此同時，新式武器不斷裝備;在地緣政治上，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構筑新的政治版圖;在意識形態上，提出了現代化的“中國方案”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無疑對美國的世界帝國圖景構成了根本性的挑戰。
在這種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全面修正奧巴馬政府應對中國的全球帝國戰略。在特朗普政府看來，奧巴馬政府全球戰略失敗的根源在于迷戀傳統的多邊主義，從而讓美國承受過重的國際義務和負擔，以至于美國對中國的政策陷入矛盾：一方面希望政治上遏制中國，可另一方面卻不得不在經濟上依賴中國，這種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必然削弱政治上的遏制。為此，特朗普政府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將戰略重心轉向經濟，從奧巴馬政府在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轉變為發起貿易戰打擊中國經濟，并試圖通過重振美國經濟來維持美國的全球霸權。
可以說，從 1993 年到 2009 年克林頓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的 16 年是中美之間政治上相對緩和而經濟上密切合作的黃金時代。從 2008 年中國舉辦奧運會到 2018 年特朗普發起中美貿易戰的前后10年，是中美之間在經濟上繼續保持相互合作但在政治上不斷摸索重新定位的“關鍵十年”。正是在這“關鍵十年”的發展中，美國得出對中國采取接觸戰略的失敗。特朗普之所以當選美國總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源于自由派的民主黨政府對中國采取的接觸政策的失敗。為此，美國自由派檢討為什么中國讓“美國的期望落空”，甚至從二戰期間馬歇爾調停國共兩黨開始，反思歷屆美國政府過高估計自己左右中國發展前途的能力。
而在美國保守派看來，這恰恰證明美國自由派對中國戰略的失敗。這種失敗不僅刺激美國保守派通過炒作中國問題而重新奪取政權，而且讓美國自由派在中國問題上失去了話語權、主導權。當美國自由派學者聯名對特朗普總統發出“中國不是敵人”的政治呼吁時，美國保守派馬上聯合署名支持特朗普的對華強力立場，其中一個重要理由就在于“主張與中國接觸的這一派(the China-Engagement School)的支持者不斷告訴美國政策制定者，一旦中國的經濟現代化達到充分程度就會變成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但這一切過去根本沒有發生”。因此，我們要理解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就必須理解美國自由派在“關鍵十年”中對中國采取的“接觸”戰略。
“和平演變”與“中美共治”：美國對華的“接觸”戰略
在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發起貿易戰之際，美國戰略界發起了“誤判中國”的討論。這次討論與1949 年后美國討論“失去中國”一樣，表明美國對中國政策上的連續性。從《中美望廈條約》開始，特別是美國對中國推出“門戶開放”政策開始，美國就將中國看作其邁向世界帝國的墊腳石。美國在中國進行持續不斷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投資，從而希望將中國變成依附于美國的重要政治力量，這個定位盡管表面上是平等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略盟友，而實際上則是“主—從”結構的“附庸國”。在美國戰略構想中，中國之于美國，猶如印度之于英國一樣，是其建立世界帝國的重要戰略基地。
因此，1949 年美國內部對為什么“失去中國”的檢討，實際上就是在檢討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為什么扶持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最終導致失去了清末以來不斷取得的特權。而在 2017 年，美國對為什么“誤判中國”的檢討，實際上也是在檢討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為什么寄希望于中國內部民主自由化而失敗，從而失去了“遏制”中國崛起的最佳時機。我們只有理解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戰略布局，才能理解中美貿易戰在大國較量的“修昔底德陷阱”背后，有更深層次的關于發展道路、政治體制、文明傳統和地緣政治的較量。
二戰之后，核武器的使用使得大國較量很難訴諸直接的武力沖突，這就意味著世界帝國的權力更迭很難采用歷史上慣常采用的戰爭和軍事征服手段，而必須探索新的方式，這就是“冷戰”的方式。“冷戰”不是沒有戰爭，而是沒有發生使用核武器的大規模世界大戰，相反始終通過代理人進行小規模的、范圍可控的軍事沖突，與此同時，戰爭從單純的軍事戰場沖突變成了一場更為隱蔽的總體戰，即采取政治、經濟、科技、金融和文化領域的全面較量和不斷滲透進行“和平演變”。
這兩種戰略成為“冷戰”的常規手法，前者就是圍堵遏制，后者就是接觸誘導。由此，“冷戰”的重要性不僅在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現代化發展道路之爭，更是兩種帝國戰略方式之爭。蘇聯更多采用比較原始的、暴烈的軍事脅迫手段，而美國則采用更為現代的、更為柔性的“和平演變”的接觸誘導手段，最終追求“不戰而勝”。我們只要對比 1949 年之后蘇聯影響中國的方式與改革開放之后美國影響中國的方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兩種建構世界帝國的技藝存在巨大差異。
（一）體制改革與“和平演變”戰略
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實際上基于一套簡單的現代化理論，即經濟私有化和市場化，必然推動市民社會的興起和文化價值觀念的自由化，最后必然帶來多黨政治的政治民主化。而一旦實現政治民主化，則所有競爭的政治勢力最后必然投靠資本力量。正如列寧早就指出的，資本主義多黨制的實質就是資產階級控制的一黨制。美國可以通過掌握全球資本來控制意識形態、控制各種政治力量，最終建立起以華爾街為首都的世界帝國。
當然，華爾街的金融體系必須以掌握全球軍事暴力為后盾。美國自由派建構者的世界帝國有許多美好的稱呼，比如“自由帝國”“金融帝國”“資本主義帝國”“人權帝國”“民主帝國”等等，但這都是對“新羅馬帝國”的具體闡釋，即不再像羅馬帝國那樣單純訴諸暴力，而是采用更為復雜、更為抽象、更為精巧的多種手法。這多種手法相互配合，構成“和平演變”戰略。
在漫長的“冷戰”歲月中，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新思維剛好落入美國“和平演變”的戰略中，因激進的經濟私有化、思想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而迅速解體。中國在 1980 年代同時啟動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也同樣遭遇了“和平演變”。幸運的是中國渡過了這個難關，保持了政權穩定和國家統一。與此同時，蘇聯解體恰恰作為前車之鑒，讓中國在經濟發展中對“和平演變”始終保持著高度的敏感和警惕。盡管如此，美國始終沒有放棄對中國的“和平演變”戰略，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為“和平演變”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基礎。
從經濟上看，市場化經濟發展迅速培養起一個經濟力量雄厚的商業階層。他們在經濟上與西方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中最大力量乃是高度依附于西方的金融資本階層。形成一個跨國的、隱形的買辦階層。這個階層崇尚西方文化、認同西方世界，利用金融資本、裹挾著政府權力來獲取高額壟斷利潤。這個階層深度滲透到媒體、教育等各個領域中，試圖掌握中國的文化領導權。甚至于這個階層希望通過私有化和民主化獲得更多的財富和更直接的權力。
比較之下，在中國共產黨宣布“三個代表”之后，大多數從事實業的民營企業家始終關注自己的“政治待遇”問題，他們要為自己的財產和市場經營尋求政治保障。為此，民營企業家通過各級工商聯、政治協商會議、人民代表大會、黨代表大會穩步地進入政權建制中，甚至一度將民營企業家能否進入中央委員會看作民營企業家政治待遇的風向標。
當然，如果將整個民營企業階層看作是推動民主化的動力，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政治上也是幼稚的。事實上整體民營企業階層希望中國政治保持穩定，尤其是希望穩定的政府遏制民主化帶來的民粹主義傾向。然而，由于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對外高度依賴西方資本和技術，他們不僅受到資本力量的盤剝，又遇到國有企業的壓力，也沒有能力參與到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國家政策辯論中，若缺乏正確的輿論引導和政治教育，這個階層也會成為推動“和平演變”的力量。
從政治上看，在中國政府主導推動的市場經濟改革中，整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少官員變得日益腐敗。他們要么主動尋租，要么被商人所“圍獵”，從而和商業階層形成利益裙帶關系，以至于中國經濟發展一度被批評為“裙帶資本主義”。這種官商勾結形成了各種山頭、團伙和利益集團，資本勢力在黨和政府中不斷滲透，編織并扶持自己的利益關系網絡，甚至尋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而不少掌握高層權力和國有資產的權貴也開始幻想著通過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名正言順瓜分國有資產，像蘇聯的高官一樣搖身一變為權貴大亨。由此在各種“圈子文化”中散布出來的“沉船論”，使得不少官員的政治立場發生動搖，并為自己偷偷安排后路，甚至將資產、家屬和子女安排在國外，以至于出現了“裸官”這種現象。在后來中央開展嚴厲反腐敗斗爭中，有很多官員就是因為喪失政治方向和政治意志、貪污腐化和“兩面人”而受到懲處。
從思想文化上看，近代以來美國對中國的長期文化滲透培養起一個穩定的親美文化階層，他們信奉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接受美國人關于“歷史終結”的論述，以一種“不可一日不拱卒”的宗教熱忱投入到配合美國“和平演變”的事業中。由此，商業資本和自由派知識分子控制的文化傳媒體系在系統地宣揚自由、平等所帶來的價值相對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這股文化思潮在系統歪曲、丑化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歷史、全面攻擊和解構中國共產黨樹立的道德楷模和英雄形象的同時，卻在不遺余力地美化、懷念民國時代。一時間“民國粉”成為文化潮流，“小鮮肉”成為年輕人的審美偶像。一句話，整個中國的文化中產階層在追逐財富的紙醉金迷中日益走向沉淪。
2008年盡管是中國崛起的標志年，但同時也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自由派主張在經濟改革取得成就之后必須盡快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否則不僅經濟改革難以繼續下去，而且連經濟改革已取得的成果都難以保住。這種輿論希望利用中國政治領導人權力交接的關鍵時期，全力推動關于自由人權、憲政民主等政治體制改革議題，推動中國走向民主化。而此時，美國在中亞、中東推動的一系列“顏·色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在實踐中“顏·色革命”已經和國際政治力量、互聯網技術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套高度技術化、可以標準化培訓的顛覆政府的政治操作手冊。在這種背景下，自由派也開始嘗試運用新興互聯網手段來組織公共抗議事件，甚至連美國駐華大使都出現在公共抗議現場，試試在中國開展“顏·色革命”的水溫。而此時臺灣的“太陽·花運動”、香港的“雨傘·革命”和新疆分裂勢力的恐怖主義已經在外圍對中國政治發展構成巨大壓力。
市場資本主義及其享樂主義的意識形態在中國的高歌猛進，必然引發波蘭尼所說的“社會自我保護”機制。“老左派”“新左派”和“保守派”在中國強勢崛起。特別是 2008-2018 年這“關鍵十年”中，不僅中美關系走到了十字路口，而且中國政治發展道路也到了十字路口。一方面，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聲音不僅在自由派群體中呼聲很高，就是在黨內也有不少類似的公開主張，若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以進行下去；但另一方面，伴隨中國人的自我意識、文化自覺、文化自信不斷成長，泛左翼政治也在崛起，并與文化保守主義結盟。
在這種思想文化大分化的背景下，中央始終強調“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也“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然而，中國究竟走什么道路？各種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交織在一起，一度甚至處于白熱化狀態。可以說，這十年不僅是中國歷史發展上的關鍵十年，也是中美關系歷史上的關鍵十年，甚至是人類歷史上的關鍵十年。
（二）“中美共治”的戰略誘導
在這“關鍵十年”中，雖然奧巴馬政府“重返亞洲”將矛頭對準中國，但還沒有像后來特朗普政府那樣采取直接對抗的“遏制”政策，而是采取一種“和平演變”的戰略誘導政策。
2008 年美國爆發了金融危機，在這種背景下美國迫切需要在經濟蓬勃發展的中國的幫助和合作，更重要的是美國金融資本也在逃離金融危機的西方，而希望在經濟蓬勃發展的中國獲得巨大利益。因此，西方資本力量也不希望采取“遏制”戰略。在這種背景下，奧巴馬政府寄希望于多邊主義來約束中國，將中國吸納到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中并安排一個恰當的位置。一方面在經濟上推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希望在美國主導下建立新的貿易規則來迫使中國接受美國的治理，另一方面在政治軍事上重建盟國體系，加強對中國的軍事政治圍堵。如果說這些策略屬于外部推動，那么奧巴馬政府推出的重大策略調整就是在設定中國國內“和平演變”議程的同時，也通過設定中美關系來誘導中國進入美國設定的世界帝國體系。
因此，正是在這種時期，美國政策決策者提出種種關于中美關系的新構想。最著名的構想就包括伯格斯騰提出中美之間建立非正式特殊關系的“兩國集團”(G-2)，形成“中美共治”格局，佐利克提出美國應當讓中國成為國際事務中的“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弗格森提出的“中美國”(Chimerica)以及基辛格等人構思的“太平洋世界”等等。這些概念一方面反映出美國因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開始高度重視中美關系，但另一方面是作為戰略誘導，引導中國將自己的利益與美國利益高度捆綁，從而形成“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利益格局，以維持中國出口而美國進口、中國儲蓄而美國消費、中國制造而美國金融的分工合作體系，從而將中國有效地納入到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中，成為控制亞洲的“遠東之錨”(布熱津斯基語)。在這個體系中，即使形成一個“太平洋體系”，那也是參照“大西洋體系”。美國賦予中國的地位類似于英國或者日本的地位，成為美國治理世界的得力助手。
可以說，面對中國的崛起，推動中國在國內政治中走“和平演變”的民主化道路與在國際政治中以“中美共治”誘導中美合作，是美國對華政策相互配合的兩個方面。一方面，一旦完成對中國的和平演變，就必然產生一個高度依附美國的政權，從而有效地實現“中美共治”的戰略安排。但另一方面，一旦接受了“中美共治”的格局，中國就必須在政治上高度依附美國，就像日本那樣處于“附庸國”的地位。
但是，“中美共治”的提出對國內不少人無疑是巨大的利益誘惑。在他們看來，從 1840 年以來，在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上，要么被西方侵略殖民，要么被西方封鎖排斥，現在中國既然能夠在美國的幫助下走出“歷史三峽”，甚至能獲得世界頭號強國如此的禮遇，難道對美國的仁慈和善意不懂得感恩、不值得歡欣鼓舞擁抱嗎?這實際上相當于恢復到國民黨時期的美國東亞戰略盟友的地位。當時中國名義上也是與美國和英國作為平等盟國共同處理遠東國際事務。
可事實是，二戰后中國作為戰勝國僅僅希望收回香港的新界地區都被英國拒絕，至于決定戰后遠東政治格局的雅爾塔會議根本就沒有民國政府什么事，中國事務依舊操持在美蘇這些大國的手中。然而，在“歷史終結”論的背景下，中國自由派無論對中國政治的構想，還是對中國在全球戰略格局中的定位，始終處于政治不成熟的幼稚形態，甚至將曾經的國民黨政府所擁有的國際地位視為其最高政治理想，在民主自由的旗幟下享受“美國治下的和平”。
然而，無論是“和平演變”戰略，還是“中美共治”戰略誘導，從克林頓政府到奧巴馬政府，其所采取的對華政策取得了總體上的成功。所謂“總體上成功”就是不斷推動中國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與美國進行接軌，從而建立起美國與中國在現有國際體系中相互溝通、協作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幾十年的中美友好關系培養了一個相對熟悉美國、信任美國的精英階層，從而為中美關系的穩定和友好關系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和文化意識形態。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中俄關系，就會發現盡管中國在國際戰略上與俄羅斯建立了更為信任和穩定的政治盟友聯系，但中俄之間至今缺乏有機的經濟聯系和文化紐帶，無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彼此都沒有培養出一個能夠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相互理解和信任對方的精英階層。
而這種經濟和文化聯系從長遠看必然有利于維持中美關系在未來的健康發展。因此，這種經濟和文化力量在中國完全有可能發展為促進中美早日結束沖突、走向合作的積極、健康力量，但也可能演變成為配合美國“新冷戰”的破壞力量，甚至有可能墮落為摧毀中國政權、促使中國走向分裂和內戰的邪惡力量。
“戰略機遇期”: 中國的戰略抉擇
早在2012年，格雷厄姆 • 艾利森就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來概括新興大國與傳統大國之間不可避免陷入爭奪霸權的現實困境。為此，他甚至在 2017 年出版專著討論中美關系可能陷入戰爭的風險。“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在美國激起巨大反響，它成功地凝聚了美國對華強硬的鷹派力量，無論自由派，還是保守派，都可以在這個概念中找到對中國發展經濟戰爭、金融戰爭甚至軍事戰爭的正當理由。在這個意義上，中美貿易爭端不過是美國鷹派力量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的力量測試。與之相配合的是，美國正在按照“新冷戰”的思路在科技、金融、政治、文化意識形態乃至軍事領域對中國發起系統的遏制戰略。
如果將中美關系看作“修昔底德陷阱”的個案，就在于提醒我們必須重視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如果僅從 2007 年與 2008 年之交的中美關系的發展看，當美國爆發了金融危機，中國究竟救不救美國?若不救美國，美元體系可能破產，不僅中國外匯面臨貶值，更重要的是也會拖累中國經濟，甚至有人認為美國有可能發動戰爭來轉嫁危機。
在這種背景下，“救美國”一方面是兩國經濟高度捆綁下的理性選擇，但另一方面“救美國就是救中國”普遍輿論恰恰反映出中國對美國的友好立場。雖然，中國一方面大規模購買美國國債，另一方面通過 4 萬億投資拉動中國經濟發展，從而幫助西方度過了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但恰恰是在這次事件中暴露出中國經濟自身的脆弱性以及在全球經濟中面臨的巨大風險。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經濟要保持健康和發展，就必須調整發展戰略；而這種新的經濟發展戰略在客觀上會挑戰美國的全球經濟霸權。這尤其體現在三方面：
（一）中國的產業升級政策打破中美之間既定的經濟分工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暴露出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出口的經濟脆弱性，雖然中國政府通過強有力的投資拉動保持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這種作為“世界工廠”大進大出的經濟發展模式本身遇到了難題。一方面，勞動密集型的低端制造業所依賴的“人口紅利”逐漸喪失，保護工人權利的勞動法的實施引發巨大爭議，這意味著中國勞動力的成本不斷上升，以至于南方沿海一度出現“用工荒”;另一方面，低端制造業消耗大量的原材料，帶來環境污染等一系列社會問題，這就意味著單純依靠勞動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業已不可持續，中國經濟要繼續保持穩定健康發展，就必須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換代。
在這種背景下，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廣東省在 2008 年率先推出“騰籠換鳥”的經濟戰略，推動向落后地區轉移依靠勞動力的低端制造業，廣東沿海地區致力于發展中高端制造業。從此之后，用高附加值的“中國創造”來提升“中國制造”逐漸成為國家引導經濟發展的政策。而中國“高鐵”成功地取代了傳統的服裝鞋帽，成為“中國制造”的最新名片。如果說 3G 時代中國技術在跟隨，4G 時代中國技術在參與，那么 5G 時代中國技術開始領先，中國技術追趕速度可見一斑：類似華為、大疆等中國高科技制造企業迅速成長，而互聯網企業更是蓬勃發展，甚至走在了世界前列，最新的人工智能產業更成為中國產業發展的重中之重。
在歷史上，中國錯過了三次工業革命浪潮，而這一次中國政府努力與西方國家站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同一條起跑線上。雖然中國比較落后，始終在追趕西方，但政府和公共輿論始終關注的是如何利用后發優勢，實現“彎道超車”。因此，引領科技發展成為中國科技創新的目標和追求。這種努力最終凝聚在 2016 年的《中國制造2025》行動綱領中。其中，中國提出實現制造強國“三步走”的戰略目標：第一步是到 2025 年邁入制造強國行列;第二步是到 2035 年中國制造業整體達到世界制造強國陣營中等水平;第三步是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綜合實力進入世界制造強國前列。中國高端制造領域的強勁崛起在不斷蠶食美國高端技術的壟斷利潤。其中，蘋果手機和華為手機的全球市場占有率此消彼長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種發展態勢意味著穩定中美關系的“經濟壓艙石”本身出現了裂痕。
（二）作為地緣經濟的“一帶一路”倡議與亞投行
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之際，中國的鋼鐵、水泥、電力等領域積聚了巨大的能量。2008年西方發生金融危機，中國 4 萬億經濟刺激產生了巨大的經濟能量。然而，這些經濟能量無法在國內消化，若無法釋放出去，中國經濟增長必然陷入停滯。雖然中國政府采取一系列“去產能”的改革措施，并調低經濟發展速度，但都不足以消化過剩產能。而此時，美國、歐洲對中國的投資并購活動開始進行嚴格的審查和限制，這就意味著中國必須在西方之外尋找新的投資增長點。為此，中國政府將目光轉向西方之外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加快在非洲的投資和建設，以至于中非關系成為中國外交的戰略重點。
2009 年，原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提出中國利用過剩產能來援助亞非拉后發達國家的“共享經濟發展計劃”，這個計劃立刻被人們看作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這樣的倡議到后來發展為 2015 年中國政府正式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該倡議顯然針對“太平洋體系”而來，在美歐陷入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發展需要在美歐之外開辟新的空間，而中國產能過剩剛好與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相配合。不過，“一帶一路”倡議將經濟合作重點放在古代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而這恰恰是中國古代朝貢貿易體系展開的歷史空間。這樣的戰略構想立刻讓人聯想到 1840 年之前處于世界經濟巔峰的明清中國，這似乎預示著中國會脫離美國塑造的世界經濟體系，開始建構以自己為中心的經濟體系。
由于“一帶一路”地帶上的國家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它們亟需國際投資來拉動本國經濟增長。為此，中國牽頭組織成立了國際金融機構亞投行，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亞洲區域基礎建設的互聯互通化和經濟一體化進程。由于中國在基礎設施裝備制造和建設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工程制造能力全球首屈一指，從而為中國在全球釋放產能提供了金融力量的強力支撐。
亞投行的設立雖然用美元來投資，但它作為第一個由中國主持的國際金融機構，有助于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由于基礎設施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需要政府支持，因此“一帶一路”經濟帶建設不僅是經濟合作，必然涉及政治、安全等領域的合作，從而與“上合組織”形成相互支撐，有利于鞏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良好政治關系。當中國將“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看作是構建互聯互通、合作共贏的發展典范時，在美國看來，這個舉措無疑是在挑戰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和政治秩序，以至于美國從一開始就采取消極抵制的立場和態度。
（三）人民幣國際化：對美元霸權的挑戰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要不要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使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來推動全球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之所以形成出口導向型的經濟，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亟需“出口創匯”，賺取美元然后用美元來引進全球的高技術產品。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經濟發展從一開始就是“美元驅動”。然而，隨著中國在全球出口的大規模增長，美元外匯儲備也不斷增長，特別是2008 年之后，一度最高增長到 4 萬億美元。由于美國對中國進行高技術封鎖，中國賺取巨額美元外匯無法購買美國的高技術產品，最后往往用來購買美國國債，從而被美國國債市場所“捆綁”。這種深度的金融“捆綁”需要有經濟和政治上的擔保。
而美國為刺激經濟發展往往采取量化寬松政策，增發貨幣，導致美元不斷稀釋貶值。中國辛辛苦苦賺取的外匯儲備面臨著不斷貶值，甚至無法償還債務的風險。更有人擔心，如果中美政治關系不能保持穩定，美國是否能維持國際信用償還國債。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增長需要進口大量的石油，而石油與美元價格綁定之后更加劇了中國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健康發展，需要在全球經濟活動中逐步擺脫對美元的過分依賴，以分散經濟風險、維護經濟安全。事實上，早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人民幣雖然不是國際貨幣，但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對與中國有密切經貿往來的東亞、東南亞國家起到了穩定經濟的巨大作用，從而第一次建立起人民幣的國際信譽。2008 年之后，“去美元化”一時間成為許多國家的戰略選擇。一時間，中國、日本和韓國提倡建立東亞自貿區，以至于出現組建“亞元”作為國際貨幣的構想。然而，由于美國從中挑撥離間，東亞自貿區談判一度停頓。
由此，中國單獨行動，開始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用強大經濟能力將人民幣變成全球經濟往來通用的國際貨幣之一。2008 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始推動人民幣跨境流動，隨后在香港建立人民幣跨境結算中心。中國還與俄羅斯、韓國、一些東南亞國家以及非洲、拉美和歐洲的國家簽署雙邊本幣互換協議。2015 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正式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的貨幣籃子，使得人民幣成為美元、歐元、英鎊、日元之后的第五種重要國際貨幣。中國也在逐漸推動將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從而與香港金融中心形成呼應。就在中美貿易戰期間，2019 年 1 月，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聯合發布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行動計劃（2018—2020 年）》，明確提出到 2020 年將上海建成以人民幣產品為主導、具有較強金融資源配置能力和輻射能力的全球性金融市場。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美元之所以繼續扮演國際貨幣角色，一方面由于美國具有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另一方面由于美元被巧妙地綁定為石油定價的貨幣，從而形成全球“石油美元”體系。然而，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不僅維持了人民幣的穩定，而且中國對石油的巨大穩定需求有助于穩定國際石油價格。因此，在世界“去美元化”形勢下，石油輸出國，特別是俄羅斯、伊朗、委內瑞拉等受美國制裁的石油輸出國，紛紛與中國簽署用人民幣結算的石油供應協議，既可以穩定中國的石油供給，又能讓石油輸出國免受美元波動和貶值，從而實現雙贏。那么，人民幣能不能與石油之間建立穩定的交易關系?中國很早就開始籌劃用人民幣交易的石油期貨市場，而正是在中美貿易戰中的 2018 年 3 月，上海石油期貨交易開始低調運行，為此中國實際上籌劃了十幾年。
可見，從 2008 年美國金融危機到 2018 年特朗普發起貿易戰的十年，一方面是美國加快對華“和平演變”的十年，但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緊緊抓住戰略機遇期的“最后窗口期”，在經濟領域加速升級的時代。正是中國經濟在這十年中的全面升級使得中國在美國眼中成長為挑戰其世界霸權的最大力量。
美國對中國發展的恐懼最集中地體現在曾經擔任特朗普競選首席戰略師并將特朗普推上總統寶座的班農(Stephen K. Bannon)的一系列言論中。無論經濟上的民族主義、政治上的民粹主義、思想文化上白人至上的保守主義，還是退出很多國際協定、禁止穆斯林移民乃至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等政策措施，特朗普政府施政方略的直接思想來源首先就是班農。正如班農所言，如果美國放任中國梯次實現“中國制造 2025”“一帶一路”以及 5G 等前沿技術領域的相關目標，首先就會讓中國變成信息革命下的技術強國，然后就是經濟強國，最終則是金融強國。中國一旦實現這些目標，美元體系構建的美國金融霸權就會坍塌。
在他看來，給美國壓制中國發展的時間窗口期只有 5 年左右，因此對中國發起經濟戰乃重中之重。一旦美國錯過這個時機，就很難有翻盤的機會。因此，他不僅支持特朗普政府打擊華為，甚至認為不僅要限制和制裁華為，更要將中國企業從美國支配的世界經濟和金融體系中踢出去。沒有人喜歡班農的這種極端言論，然而，恰恰是這些言論讓人們看到政治的現實真相。政治不同于道德，必然包含著赤裸裸的利益爭奪和實力較量，以及這種爭奪和較量所帶來的支配與被支配、統治與被統治關系，這都屬于政治的永恒主題。班農和特朗普的言論之所以能夠在民眾中激起巨大回響，就在于這種言論激發出美國人對中國發展的恐懼，而這樣的恐懼正在將中美關系帶入“修昔底德陷阱”。這就意味著中國必須面對這場越來越緊迫的貿易戰、金融戰、地緣戰乃至軍事戰爭。
政治的復歸：“新的偉大斗爭”
就像任正非所說的那樣，華為雖然想到有與美國山巔決戰的一天，并為此做了充分準備，但當美國突然對華為下手的時候，華為還是沒有預料到美國的打擊面如此廣、執行打擊力度如此堅決。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很早就想到必然有一天要面對美國的打壓。就在“9 •11”事件發生之后，2002 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十六大將 21 世紀頭20年定位為“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個“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定位就在于中國要緊緊抓住因美國反恐戰爭而與中國形成高度合作的難得機會，全力以赴發展經濟，因為“發展才是硬道理”。這里所說的“硬道理”就是突出中國經濟實力決定了中國在中美關系乃至國際關系中的分量和地位。
在這次大會上，中央同樣提出面對在技術領域和經濟領域中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態勢要迎難而上，充分利用中國的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推動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和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這條工業化道路被形象地稱為“彎道超車”。這就意味著中美經濟發展在技術領域的競爭是必然的。
（一）“政治”的誤區：政治的技術化、法律化和治理化
盡管如此，當美國對中國發起貿易爭端時，很多人并沒有認識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嚴重性，依然相信中美關系的“壓艙石”理論以及由此形成的基本看法：中美關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壞也壞不到哪里去”。這種理論一方面來源于中美關系過去幾十年在經濟上相互分工合作所帶來的政治上低度合作的歷史經驗，而忽略了中國經濟在產業升級、“一帶一路”基礎開發和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巨大進展與美國經濟構成的競爭態勢所引發的關系變化。另一方面，由于過去幾十年中國在政治上“不爭論”、在中美合作背景下集中力量發展經濟的大背景，導致在社會上形成一種普遍缺乏政治意識的經濟思維，從而混淆了經濟與政治的辯證關系，不是從政治的角度看經濟，而是從經濟治理的角度膚淺地看待政治，以為政治就是一場生意，僅僅是一種利益交換，而沒有看到政治包含著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在價值信念、文化認同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爭奪和競爭。
從“不爭論”到“硬道理”，政治階層在雄心勃勃推動經濟飛速發展的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形成了用經濟思維來解決一切治理思路，尤其是形成用經濟思維來解決政治問題的治理思路，導致政治意識的模糊、政治思維的停滯甚至政治本能的消亡。政治階層不再用思想政治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而是用經濟手段來緩和或者掩蓋政治問題。在國內，面對社會分化和利益分歧，形成一種“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幣解決”的經濟維·穩思路。甚至面對愈演愈烈的“臺獨”勢力，我們試圖通過擴大兩岸經貿關系來解決;面對涉及香港管治權的政制發展爭執，也試圖通過不斷“送大禮”來緩和;面對新疆愈演愈烈的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也寄希望推動經濟發展來解決;而面對國內不斷發生的群體性事件，更是通過花錢擺平。
可以說，中國的精英階層在這種經濟持續增長、國際國內和平穩定的歌舞升平環境中漸漸成為喪失政治意識、政治意志甚至政治本能，從而把“治理”問題與“政治”問題相混同，或者說混同了“利益政治”(politics)與“文化政治”(the political)，以為“政治”僅僅是討價還價的利益分配，可以通過“人民幣擺平”，從而將政治問題等同于如何分配財富、解決糾紛的技術化的治理問題。這種“利益政治”忘記了人在本質上不是僅僅關注物質財富享受的動物，而是一個有靈魂、有精神、有價值追求的高級生命。而“政治”（the political）在本質上就是致力于探索并建構這種有價值、有追求、有信念、有理想的共同體生活。
因此，政治必然涉及對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探索，必然涉及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沖突，必然要面對“諸神之爭”乃至“文明沖突”。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的根本乃是爭取人心的藝術。我們面對新疆、西藏、臺灣、香港的問題，首先不是經濟發展和物質財富的問題，而是文化教育、價值觀念、政治理念的問題，是如何捍衛人心中的領土問題。而面對國內日益分化的意識形態，人們需要的不僅是財富的增長，更重要的是重新樹立做人的信念、生活的準則和生命的理想信念。
事實上，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秉持的就是這種“文化政治”的根本理念。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導致“文化政治”的主題被窒息。特別是基于利益的政治技術化、法律化和治理化窒息著鮮活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思想，政黨也因此日趨官僚化，滿足于用行政命令來指揮群眾，而不是深入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新興中產精英階層理想信念喪失、道德價值滑坡、歷史虛無主義盛行，不懂得在政治上區分敵人和朋友，不再關注如何在政治思想上爭取群眾的支持，不再關注民族精神與政治意志，不再討論歷史發展走向和中國的發展道路，以一種“歷史終結”的“末人”（last man）心態來看待政治，以為中國政治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務于維持中美關系穩定這個根本大局。甚至有人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就是要利用全球市場分工形成的比較優勢，而反對通過產業政策來推動產業升級。表面看起來是一個經濟政策問題，而背后實際上是政治問題，即避免損害中美關系大局。
在經濟發展的客觀事物邏輯中，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并與美國形成競爭態勢，甚至面臨著“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險。然而在政治的主觀能動領域，整個社會精英階層缺乏危機意識和政治意識，缺乏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從而陷入和諧社會、中美永久和平的歌舞升平中。中國經濟發展的客觀態勢和中國政治精英的主觀能動心態形成了一種危險的斷裂，以至于絕大多數人未能意識到這場悄然臨近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 2012 年中共十八大號召全黨“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然而很多人并不理解“新的偉大斗爭”的真實含義，甚至有人擔心“斗爭”概念的提出要恢復到過去的階級斗爭時代，從而將“斗爭”看作是“老左派”的陳舊思想，而沒有看到這個“新的偉大斗爭”就是針對必將到來的“修昔底德陷阱”展開的偉大斗爭，也是針對美國建構“新羅馬帝國”展開的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
（二）“政治的復歸”：挑戰“歷史終結”的“中國方案”
面對這種危險局面，十八大之后，中央領導人首先展開黨的建設和政治思想教育，從高壓政治反腐到思想建設、作風建設和組織建設，重新激活執政黨的思想性、政治性和人民性，為執政黨重新注入政治活力，恢復其政治信念、政治凝聚力和戰斗力。正如十九大報告中對十八大以來五年的總結中所說的：“五年來，我們勇于面對黨面臨的重大風險考驗和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以頑強意志品質正風肅紀、反腐懲惡，消除了黨和國家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黨內政治生活氣象更新，黨內政治生態明顯好轉，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顯著增強，黨的團結統一更加鞏固，黨群關系明顯改善，黨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煥發出新的強大生機活力，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堅強政治保證。”
正是在此基礎上，中國共產黨著手解決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試圖解決但始終未能解決的改革的目標和方向問題，也就是中國道路的發展方向問題。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這兩次會議上，緊緊圍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問題，明確提出從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逐漸趨于成熟和定型”。這就意味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不再可能走向西方民主化的道路，而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這種發展道路上，“黨的領導”不僅通過黨規黨法納入國家法治體系中，而且通過憲法修改明確寫入憲法的正文中，這就在憲法上堵死了“和平演變”的可能性。
而在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就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做出更為具體的制度建設。更重要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僅在中國保持不變，而且要為全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在 2016 年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 95 周年的大會上，中央公開宣布“歷史沒有終結，也不可能被終結。……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而在 2017 年的十九大報告中進一步主張中國的發展道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在美國看來，這無疑是對其建構世界帝國的“歷史終結”意識形態的公開挑戰。這必然要引發美國對中國態度的轉變。
可以說，從 2012 年十八大到 2017 年十九大的五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關鍵性的五年，是面對必然來臨的“修昔底德陷阱”爭分奪秒、只爭朝夕的夯實基礎的五年，是圍繞這場偉大斗爭全力推動政治全面復興的五年。為此，中國在經濟上，全力推動信息網絡等涉及國家安全的核心技術的國產化，防止美國在核心技術上控制中國;通過“一帶一路”來擴展中國的海外市場，防止美國打壓中國在歐美的市場;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人民幣石油期貨交易，防止美國發起的能源戰爭和貨幣戰爭。在軍事上，通過反腐、政治重建和制度改革來重塑軍魂，通過南海加速人工造島以贏得地緣戰略的先機，通過加速軍事現代化讓軍隊在實彈演練中適應戰爭需要，加速新型武器的研發和制造在整體上提升國防實力，以應對可能出現的一切軍事戰爭。在國際關系上，強化建構并鞏固中俄的戰略合作，加強與周邊國家以及歐盟的合作，盡可能擴大中國的國際政治空間，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來應對美國的世界帝國理念。
經過這五年的努力，2017 年的十九大報告宣布一個新時代的來臨，隨之而來的憲法修改更是讓美國失去了通過代際領導人更迭來介入中國政治，實現和平演變的可能性。在美國看來，這無異于宣告美國過去延續很多年的“和平演變”戰略失敗，由此美國必然調整其對中國的戰略。事實上，美國調整其對中國的戰略早就在中國的預料之中。在十九大報告中，“斗爭”更是成為整個報告的關鍵詞之一。這相當于提前宣布面對美國即將發起的打壓舉動的政治立場：勇于斗爭，絕不投降。
盡管如此，十九大召開之后，很多人依然不能理解“斗爭”這個詞的含義，以至于當美國制裁中興通訊并開始向中國發起貿易爭端之初，很多人將其歸咎于十九大之后中國輿論中出現“厲害了我的國”的高調宣傳，而看不到中美關系面臨“修昔底德陷阱”這個結構性矛盾。直到美國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要價越來越高，尤其是毫無證據就扣押孟晚舟，赤裸裸基于美國利益而打壓華為，這些殘酷的現實教育了人們，使得很多人逐漸轉變了態度，意識到如果沒有 2012 年以來未雨綢繆的一系列艱苦努力，如果沒有黨的堅強領導與領導核心的穩固和意志堅定，中國根本不可能以今天這樣的從容淡定來應對這場“持久戰”。
總而言之，在國際關系上，中國拒絕“中美共治”誘惑，反對將自己“捆綁”在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戰車上，而是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中美建立真正平等、友好協商的“新型大國關系”。而這樣的中美關系顯然不符合美國的世界帝國構想，這樣的政治構想是目前美國無論自由派或者保守派政府都無法接受的。這就意味著美國自由派通過“接觸”來改變中國、讓中國服從“美國治下的和平”（a Pax Americana）的希望落空了。正如美國保守派在支持特朗普的公開信中所說的：“中國共產黨并不認同現存國際秩序的原則和規則，這個國際秩序就是在美國治下的和平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和平與全球繁榮時期。” 這無疑道出了中美沖突的政治真相。
我們要注意，美國保守派在這里赤裸裸公開地宣稱“美國治下的和平”。這個概念就來源于羅馬帝國所創造的“羅馬治下的和平”（a Pax Romana）。在這種背景下，美國自由派開始討論為什么“誤判中國”的問題，為什么美國幫助中國經濟發展，可發展起來的中國非但沒有變成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戰略幫手，反而變成了挑戰“美國治下的和平”的戰略競爭者。為此，他們將原因歸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體制，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看作美國建構“新羅馬帝國”統治世界的絆腳石。在這樣的政治邏輯中，要建構“新羅馬帝國”就必須展開針對中國政治體制的“新冷戰”。正是在這樣的邏輯中，我們可以理解美國對中國的普遍失望，尤其美國對華長期友好人士的失望，也包括基辛格這樣的保守派人士的擔憂。這種失望無疑類似于 1949 年司徒雷登離開中國時的失望。而這種失望的反彈很容易形成一種心理上的怨恨，這種怨恨恰恰構成美國民主黨中不少人士主張對華“新冷戰”的心理起源。
特朗普政府在批評過往政府“誤判中國”的同時，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取代了過往“戰略合作伙伴”的定位。可以說，由于美國民主派主導的對華接觸戰略的失效，才使得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無論在國內政治中有多大分歧，都會在對華政策從“接觸”轉向“遏制”，從“合作”轉向“競爭”。這種戰略其實是美國從應對蘇聯的“冷戰”的歷史經驗中形成的。如果說過往美國對華政策的“接觸”戰略主要依靠“中國的內部力量”，那么美國對華采取的“遏制”戰略則必須親自“赤膊上陣”了。這就意味著特朗普政府會對中國發起政治、經濟、外交、軍事、輿論和文化等各種手段的遏制和打壓。這種打壓不僅僅是中美貿易戰以及對華為公司的打擊，而且可能發展為科技、經濟、金融、安全和軍事領域的競爭。這種競爭必然引發推動兩國“脫鉤”的主張。
目前，美國在高科技文化教育領域開始出現針對華人的“獵巫”行動，開始禁止中國學生進入美國高技術領域留學，在技術、資金領域限制中國企業與美國的經濟往來。這種“脫鉤”論的背后是一種“新冷戰”理論，形成類似冷戰中“兩大陣營”的“一個世界，兩個體系”(oneworld, two systems)相互競爭的“新冷戰”格局。
這種“新冷戰”不同于當年“冷戰”中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界，而是采取一種新型的基督教帝國的“開除教籍”的理論，既然中國不服從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體系，不信仰美國新教的自由民主理念，那就將中國開除出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
在這個意義上，“新冷戰”的“新”就在于中美兩國的分歧不再是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而是基于對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以及由此引發的對全球秩序安排的不同理解。一句話，“新冷戰”就是美國建構唯我獨尊的“新羅馬帝國”與中國主張共商共量共建共享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爭奪人類未來前途的斗爭。
“亨廷頓忠告”：“誤判”中國的意識形態根源
從 1948年美國討論“為什么失去中國”到 2018年美國討論“為什么誤判中國”，假如我們把這看作是美國在歷史關鍵時期對華政策的重大失誤，那就有必要檢討為什么美國對華政策會重復發生如此巨大戰略失誤?
這無疑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理論問題。就本文關心的問題而言，我們會發現這兩次不同時代、不同形式的對華政策都有一個共同的意識形態根源。一方面美國政府始終堅信經濟市場化和文化自由化必然推動政治民主化，建立多黨競爭的自由民主政體;另一方面他們堅信一個民主化的政府必然是一個親美政府。而這兩個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不同主題之所以能夠有機結合在一起，就在于堅信一種獨特的“歷史終結論”，即認為人類歷史發展最終的生活方式就是自由民主政體，而美國就是這種自由民主政體的典范，美國就代表人類未來必然要實現的生活方式。這種理論典型地體現在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中。
由此，我們才能理解美國為了在中國建立一個親美政府，就會不遺余力地推動中國全盤西化或美國化;同樣，中國自由派為了推進中國走出“歷史三峽”的政治民主化事業，就會毫不猶豫地親美媚美。他們的政治目的不盡相同，但都遵循同樣的意識形態邏輯。正因為如此，只有從理論上檢討這兩個被美國和中國的自由派奉為圭臬的“歷史終結論”，才能理解美國為什么會“誤判中國”并最終“失去中國”。事實上，福山的導師、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對美國政治意識形態中的這兩個命題進行了全面、徹底的反思，這無疑是現實主義者對自由主義理想主義者的忠告。
（一）后發達國家政治現代化的導師不在華盛頓
在早期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頓集中反思并批判了美國二戰后在第三世界國家中推行民主化運動所帶來的秩序解體，由此導致了沖突、混亂、屠殺、暴亂、割據、戰爭以及革命等。基于對這些歷史經驗的反思，亨廷頓在政治學理論上提出要區分“現代性”（modernity）與“現代化”（modernization）：前者乃是在歐洲歷史經驗中所體現出來的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之后的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市場經濟、自由法治、憲·政民主等等；后者乃是從傳統社會的權威解體到建立新的社會權威的具體歷史過程。如果說前者屬于規范性分析，那么后者就是政治歷史的分析。在這個具體的歷史進程中，有的國家成功了，有的國家失敗了，即使在現代性的發源地歐洲，英美往往被看作是成功的例子，而法國大革命之后的政治不穩定往往被看作是失敗的例子。
正是基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亨廷頓在其著作中集中批判了西方政治理論中將自由民主政體看作是最高政治理想的意識形態教條，從而主張政治的首要問題并非自由民主，而是如何避免陷入“人對人是狼”的無政府狀態，這種無政府狀態被亨廷頓稱之為“政治衰敗”。因此，在亨廷頓看來，政治的首要問題不是政體問題，而是權威問題，就是如何建立穩定的政治權威，由此才能奠定政治秩序，避免政治衰敗。而這個理論無疑是亨廷頓與福山的“歷史終結”理論的根本分歧，后者是一種規范理論，而且將政治的根本問題集中在政體問題上。直到后來福山才面對現實修正其理論，關注國家的治理能力。
因此，作為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一部分，伴隨著市場經濟摧毀了傳統經濟，導致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理性化和自由化的生活方式摧毀了傳統的信仰、道德和社會生活規范。然而在傳統權威隨之解體之后，如果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民主程序所生產的權威，那政治民主化就會遭遇最大的危險：陷入無政府狀態的政治衰敗之中。二戰后美國在非洲、拉美和東南亞推動的政治民主化普遍遭遇到這種政治衰敗。
正是從如何克服政治衰敗這個問題入手，亨廷頓考察了不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下產生的不同途徑。比如土耳其在民主化進程中遭遇到政治衰敗，最后是通過建立“軍人政府”恢復了政治秩序。而在中國，是通過共產黨政府有效地克服了政治民主化帶來的幾十年的混亂和內戰，恢復了政治秩序。正是基于對歷史事實的尊重，即使在“冷戰”的意識形態背景下，亨廷頓依然高度贊成了蘇聯和中國通過共產黨一黨執政來克服政治衰敗，實現了有效的政治治理。因此，他認為“第三世界”能夠有效實現政治民主化的導師不是在華盛頓，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華盛頓的模式帶來的是政治衰敗，而莫斯科和北京的模式建立的是有效的政治秩序。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亨廷頓明確反對意識形態化的激進民主化主張，而主張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有效壓制民主意識形態化產生的過高預期，并建立更多能夠讓公眾參與的民主制度渠道，從而鞏固并提升民主政治的權威。
（二）美國推動全球化必然催生世界各地的反美政府
亨廷頓的理論實際上不僅回答了為什么美國在1948年失去中國，而且回答了為什么美國在2018年誤判中國。辛亥革命這種激進的民主化運動摧毀了中國的傳統權威，而未能有效建立現代民主的權威，民國政府始終處在混亂、割據、內戰的政治衰敗之中。直到中國共產黨訴諸更為激進的社會動員手段，才結束了政治衰敗，重新樹立了現代的政治權威，即取代傳統皇帝權威的現代人民主權權威。
然而，二戰后美國在全球推動的民主化運動，首要目的就是建立一個依附于美國的世界，也就是建立起一個依靠口岸城市的中產階層和知識分子支配內地農村的半殖民地政府，而這樣的政府必然由于內部的分裂而播下政治衰敗的種子。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積極推動經濟市場化、思想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往往會導致政治衰敗，而美國積極策動政治民主化就成為推動這些國家陷入政治衰敗的罪魁禍首，以至于這些國家為了克服政治衰敗，必然建立起更強有力的政治體制，而這樣的政府必然帶有“反美”的政治自主意識。
“后冷戰”以來的歷史同樣證明了亨廷頓的洞見。蘇聯解體既是美國推動“和平演變”的成功案例，但也同時是政治民主化引發政治衰敗的典型案例。民主化導致國家解體，“休克療法”的激進市場化改革導致經濟崩潰，國民財富被西方一夜洗劫，曾經讓美國畏懼的世界強國變成了衰敗國家。因此，如果俄羅斯要走出政治衰敗，重建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那這個政府不可能是親美政府，而必然是反美的政府。因此，普京的崛起與俄羅斯的反美之間有著內在關聯，親美必然帶來政治衰敗，而要走出政治衰敗必然要反美。
1980年代中國也是自由化思考泛濫的時代，然而恰恰是中國政府及時遏止了自由派在美國支持下發起的“顏·色革命”，中國才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思路下，保持政治權威和政治穩定，并由此加速了市場經濟的改革。在這個過程中，蘇聯激進民主化進程導致國家解體和經濟崩潰的政治衰敗就像一面鏡子，讓中國更進一步看清楚民主化進程中的政治衰敗陷阱，看清楚美國在中國推行“和平演變”的真面目。此后，美國雖然不斷加大對中國“和平演變”的力度，但是中國政府始終對美國及其支持的中國自由派以“政治體制改革”之名推動“和平演變”的戰略保持著高度的警惕，并將這條政治民主化道路稱為“改旗易幟的邪路”。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美國之所以誤判中國，或者中國經濟改革并沒有走向美國設定的和平演變道路，恰恰在于中國的政治家們自覺地聽從了“亨廷頓忠告”。這與其說是由于他們閱讀亨廷頓的著作，不如說是從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的歷史經驗和蘇聯解體的政治現實中獲得的經驗教訓。對政治家而言，歷史和現實才是鮮活的政治教科書。
當然，我們不能說二戰后美國在全球推動的政治民主化戰略的目的就是要搞政治衰敗。事實上，政治衰敗的政府，哪怕是親美政府，也并不利于美國建立世界帝國的全球戰略，因為衰敗政府往往需要美國投入很大的力量來支持，甚至將美國拖向災難的邊緣。比如美國為了支持李承晚政府不得不投入到朝鮮戰爭中，為了支持吳庭艷政府卻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美國需要的是具有穩定的治理能力但卻親美的政府，這種親美不是依靠美國的扶持，而是對美國文化和美國價值觀念的認同。二戰后的歐洲和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
因此，美國的全球戰略的重要一環就是不遺余力地推廣美國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建立自由民主政體。然而，美國忽略的是，一旦將民主政治與美國的文化價值觀念捆綁在一起，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國家都會面臨一個艱難的文化政治選擇：究竟是選擇認同美國文化，還是選擇認同本土文化？毫無疑問，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都在推動這些國家認同美國文化，然而，當這些民主化國家走出政治衰敗，實現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之后，必然激發其民族自豪感，從而更加傾向于認同本土文化，而不是美國文化。今天土耳其政府逐漸背離凱末爾奠定的改革路線，重返伊斯蘭道路，無疑與美國在中東推動的“顏·色革命”有關。
事實上，在《文明的沖突》中，亨廷頓就進一步揭示出美國在全球推廣美國生活方式和文化價值觀念的悖論。在他看來，在美國推行民主化的進程中，受美國影響的第一代人往往是親美的，從而認同美國的文化價值觀念。然而，隨著這些國家采納了自由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國家越是發展就越容易激發起民族自豪感，這些國家不是走向西方化或美國化，而是走向本土化，甚至從親美走向反美。事實上，以 2008年“奧運火炬事件”崛起的“四月青年”為代表，在意識形態上推動中國崛起并挑戰美國霸權秩序的恰恰是一代又一代留美的中國青年。因此，在亨廷頓看來，“冷戰”結束，全球不是走向美國生活方式一統江湖的“歷史終結”，而是走向即將到來的“文明沖突”。在他看來，除了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的沖突，就是基督教文明與中國儒教文明的沖突。
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精英階層都認同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要么是歐美的資本主義文化，要么是蘇聯的社會主義文化。然而，隨著中國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推動的國家崛起，中國人在文化上逐漸告別了“全盤西化”的思路，不再執著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分歧，而是積極推進西方文化的本土化改造，回到中國自身的歷史傳統中，由此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也越來越強。這不僅體現在民間“國學熱”中，而且在中國精英階層中文化保守主義強勁崛起。更重要的是，新一代政治領導人更是強調復興中國文化傳統，中共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共十九大又增加了一個關鍵的“文化自信”。如果說前三個自信表達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不同，那么最后一個“文化自信”強調的是中國文明傳統復興。
由此，中美貿易爭端之前特朗普訪問北京的時候，我們的領導人和他在故宮中暢談的是中國五千年從未中斷的文明歷史。這就意味著中國可以接受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文化自由等等這些來源于西方歷史傳統的觀念，但中國決不可能走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更不會復制美國的生活方式，而是要基于中國歷史所形成的文明傳統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現代化道路，這也是中國政府始終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意義。中國和美國兩個大國只有在文化歷史傳統上、政治發展道路上、意識形態觀念上做到相互平等尊重，才能讓中美關系步入正軌，建構新型大國關系。
由此，在“后冷戰”的歷史中，任何強有力的國家或者試圖建立強有力政府的國家，必然是公開地或者潛在地“對美國說不”的國家，俄羅斯如此，中國如此，伊朗如此，土耳其如此，朝鮮如此，曾經的伊拉克和利比亞也如此，甚至默克爾的德國和馬克龍的法國也如此。這與其說是由于世界進入“強人政府”時代，不如說是由于世界其實進入了“后美國時代”。
這與其說是這些政治強人個人的政治選擇，不如說是全球政治歷史的內在邏輯的產物，即“深度全球化”推動全人類形成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必須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建構新型國際秩序，反對美國在西方帝國主義傳統上建構世界帝國成為全人類共同的使命。因此，美國“新羅馬帝國”建構還未完成，就遭遇到包括中國在內所有世界大國的抵抗和反對。美國今天所走的道路實際上是在重復蘇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所走的建立世界霸權的道路。因此，馬凱碩指出，今天美國在世界上的行為像當年蘇聯的行動，而中國在世界上的行為就像冷戰中美國的行為。
結論
今天，大多數對中美關系的觀察家可能會持一種悲觀態度，認為中美關系會越來越差。然而，這種悲觀態度恰恰是由于對過去幾十年的中美關系預設了一種過分盲目樂觀的想象，即認為中國在逐漸與國際接軌的過程中服從美國建構的世界帝國。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樂觀想象也預設了歷史終結論的規范性前提。然而，如果我們對這個規范性前提有所理論上的反思，如果我們對全球歷史和中國歷史有基本的了解，就會意識到這種樂觀的想象不過是一個短暫的歷史時刻。
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始終是一個獨立安排自身事務和發展道路的全球性大國。在新中國初建時期，中國不惜同時面對蘇美兩個世界超級大國的壓制而探尋自己的發展道路。而今天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更不可能服從美國單方面強加給中國的世界帝國秩序。更重要的是，僅僅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中國若服從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戰略安排，就意味著美國將中國推到征服俄羅斯、中亞和伊斯蘭世界的最前線。這顯然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地處歐亞大陸和太平洋世界的中間地帶，決定了中國必須在地緣政治上建構自己的世界。
事實上，如果沒有“冷戰”這個大背景，就很難出現里根、撒切爾、鄧小平合作推動的全球市場經濟復興;如果沒有“9•11”事件所改變的全球格局，就不可能有中美在經濟上的全面合作。當然，如果沒有中國的崛起，如果沒有十八大以來中央強有力領導以及堅持走中國自己的道路，也可能不會出現中美貿易戰，或者即使出現中美貿易戰也會以另一種方式解決。然而，在這些歷史偶然發展的背后始終有一個不變的歷史主題：全球秩序的未來究竟是美國所構想的“新羅馬帝國”的圖景，還是在聯合國的背景下多元文明共同發展的圖景?或是中國在“天下主義”的傳統范式中推動形成新的全球秩序？中國崛起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未來全球秩序究竟持怎樣的圖景？中美關系只有放在對未來圖景的思考和建構中才能找到恰當的定位。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對目前的中美沖突以及中美關系的未來保持樂觀，即中美關系不再是“冷戰”背景或“9•11”背景下的委曲求全的彼此合作，而是在彼此的較量中探尋歷史發展的方向。這種較量有可能失控導致全面沖突乃至戰爭，但是也可能在彼此較量中探尋到彼此無法逾越的底線，從而在這個底線的基礎上尋求合作。“在斗爭中求團結”恰恰需要彼此冷靜的政治判斷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對美國而言，或許要放棄“歷史終結”的意識形態，放棄對中國“和平演變”的幻想，讓中國按照自己的歷史傳統尋找自己的發展道路，這也意味著美國或許要修正其“新羅馬帝國”的構想，真心實意地把中國作為一個平等的對手和伙伴，在斗爭中尋求合作，從而接近中國所提出來的“新型大國關系”。這或許意味著兩國的競爭和合作成為常態，而這種競爭恰恰激發出兩個國家內在的活力，而合作就在于解決每個國家無法單獨解決的難題，尤其是全球性難題。
事實上，美國國務院最近推出的《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方針》報告就已經透露出這種思路，即“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并不期望試圖改變中國的國內治理模式(domestic governance model)……中國最終是否走向自由開放秩序的原則只能由中國人民自己決定。我們認識到北京而非華盛頓才代表中國政府的行為并對中國政府的行為承擔責任”。這至少從文字上表明美國放棄了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戰略。這無疑是在過去“關鍵十年”中國積極展開“新的偉大斗爭”的部分成果，即盡管美國表明中美之間在“原則”上的根本分歧，但美國在“現實”的立場上尊重中國人民對國家治理制度的選擇，并將中國看作是一個“競爭的大國”。正是基于這種“有原則的現實主義”立場，美國在與中國展開競爭、對中國進行全面遏制的同時，并不排除在符合美國利益的基礎上與中國進行“合作”。
對中國而言，或許也要秉持“有原則的現實主義”的立場，盡管我們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原則，清晰地認識我們與西方在社會和文化價值方面的分歧，但我們秉持“現實主義”的理性立場，冷靜地看待我們自身和我們要面對的整個世界。
我們必須認識到，今天全球秩序的基礎性框架是西方幾百年來奠定的，一個依照規則治理的世界恰恰可以在不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締造一個人類共同合作的世界。中國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首先就必須認真學習和消化西方締造世界的有益成果，并在這個世界框架的基礎上推進全球合作。
我們也要清楚地認識到，“后美國的時代”必然是一個沖突、混亂的時代，中國必須依賴全球大國合作和睦鄰友好體系來解決各種可能出現的問題。“后冷戰”短短幾十年，美國建構世界帝國的野心慘遭挫敗，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歷史終結”的盲目使命感和拯救人類的“虛假美德”導致其野心超過實力。如果說蘇聯解體是中國的一面鏡子，讓中國始終保持清醒的政治意識，那么美國的衰落也是一面鏡子，讓中國始終保持戰略克制、克服拯救人類的文化虛榮，始終將戰略重心放在國家建設上，不斷增強中國的實力，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因為在國際競爭的世界上，“實力才是硬道理”。
而要增強國家的實力，就必須思考如何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如何建構一個能夠激發每個人生命力和創造力的生機勃勃社會，建構一個依照規則治理的法治國家，以應對全球越來越激烈的技術競爭、人才競爭、體制競爭和文明競爭。無論是蘇聯解體，還是美國衰落，內因始終是決定性因素，因此中美競爭未來的結果根本上取決于我們的內政建設。
在影響中美關系走向的“關鍵十年”中，中國始終著眼于內政建設，在推動經濟發展同時始終著眼于解決貧困問題，推動中國社會內在團結而迅速崛起，由此才有底氣和能力應對美國的挑戰。比較之下，美國恰恰是內政不修，金融科技寡頭掠奪財富，制造業空虛，貧富差距拉大，才會出現民粹主義與金融寡頭相結合的特朗普式的寡頭政體。因此，“王者不治化外之民”，唯有我們逐漸形成穩定的美好生活方式，其他國家才會學習我們的經驗和生活方式，從而才有可能自覺不自覺地用我們的生活方式來塑造世界。就像這次疫情管控，西方國家無論多么不愿意，最后也都像我們一樣戴上口罩，采取相應的社交隔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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