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本文為斯蒂格利茨4月1日所發文章。他認為美國政府剛剛通過的經濟救助計劃比原來預想的要好。他強調該方案中給每位年收入小于75000美元的公民發放1200美元的重要性，因為根據美聯儲的問卷調查，40%的美國人拿不出400美元的應急資金。他認為，方案中禁止美國公司用政府救助資金回購股票是正確的。他進一步建議，政府給陷入困難的大公司的貸款應采取“帶有認股權證的可轉換債”。斯蒂格利茲此文寫于五天前，當時他用的領取失業救助人數的登記數據還是330萬，但現在這個數據已經是660萬。美國經濟危機的迅速發展和應對方案值得我們密切關注。
剛剛通過的聯邦法案，是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經濟后果所做出的反應，令人印象深刻。但我們不應將其稱為“刺激性”方案。這是一個不恰當的詞匯：今日所發生的一切，與2008年不同，2008年經濟因金融業問題而面臨需求的不足，因此，刺激成為必需。但今天，問題不在于缺乏需求，而在于COVID-19導致的經濟塌陷。
當務之急，就是要確保我們有良知的經濟學，以保障我們的健康——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必須要援助醫院，為什么必須有帶薪病假。但除此之外，為了防止出現極端貧困和生活壓力，我們還需要保護我們的公民(否則上述問題必定會出現)并使我們的經濟在冠狀病毒的傳播得到控制后有一個良好的復蘇基礎。當前美國經濟需要的，是讓金錢能夠迅速流動到恰當的人手中，且需要維系工人與雇主間的關聯。
在這一方面，聯邦法案明智地力爭完善美國的失業保險制度，在所有發達國家中，美國的這一制度是最弱的，包括保險范圍(享有福利的工人比例)和補貼率(福利占正常工資的比例)。不出所料的話，失業保險制度將面臨巨大的負擔。上周有330萬工人登記領取失業救濟金，這使美國失業的人數較2月份的580萬增加了約50%。最新的增長數字可能會降低，但只是因為很多人已經無法通過失業辦公室辦理登記。為自由職業者和零工經濟者提供保險，也是聯邦法案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將有助于確保這些人在緊迫時刻獲得救助，但這也導致失業救濟人數進一步增加。延長失業工人的保險期并且提升支付，也將構成關鍵條款，保護20%至30%左右行將失業的勞動力。
該法案還試圖通過向年收入7.5萬美元或以下的個人提供1200美元補助費，或向年收入15萬美元以下的夫婦提供2400美元補助費，防止人們陷入困境，盡管這并不足以保障大多數美國人的財務狀況穩定。特朗普政府曾指出可能在兩周內分發支票，但這無疑是一個幻想。光是法案的通過，就花費了兩周時間，現在政府又聲稱還要再花三周的時間，這些資金才能到達在美國國稅局登記造冊的納稅人手中。那么對于其他人而言，資金的抵達則要需要更長的時間。在有這么多美國人僅靠工資過活、連400美元應急資金都拿不出的情況下，這一拖延可能是災難性的。
這一情況的緊迫性在于：如果家庭支付不起房租給房東，房東也就支付不起賬單，一系列連鎖反應就此發生，我們就可能會陷入一個在未來也很難再啟動的經濟僵局。我已經在其他危機中看到過這種結果，我們不想讓它再次發生。
考慮到這些問題，此次立法收進的許多其他國家已經引入的條款就顯得尤為重要，例如保護負擔聯邦抵押貸款的房屋不受房主驅逐和止贖，以及暫停聯邦學生債務的利息。但這項立法還不夠廣泛和深入：它本應包括暫停所有房主驅逐、抵押貸款止贖、未清償貸款的信用卡和汽車的收回。考慮到信用卡公司收取的高利率，信用卡的延期尤為重要。沒有它，許多家庭將無法管理自己的債務。
除了對個人施以援手，我們還必須維持經濟和金融體系。常規的貨幣和財政政策雖然有幫助，但還不夠，因為供需雙方都陷入了混亂。在2008年，貨幣政策或許阻止了銀行體系的崩潰，但并沒有幫助經濟迅速復蘇。今天也是一樣。
2008年的信貸緊縮是自上而下的，主要可歸因為銀行的不良行為。而今天的危機是自下而上的，因為當人們的收入來源枯竭時，他們將無法支付賬單，整個經濟就會產生連鎖反應。正因如此，我們需要比2008年更多的自下而上的回應。1200美元的支票至關重要。小企業還將需要聯邦立法中所包括的各種優惠，包括某些稅目的延期納稅，小企業管理局提供的分期還款、贈款、低息貸款等。
然后是公司緊急救助的問題。很多公司會選擇做大規模股票回購，把錢放下來以備不時之需，這是對機會的揮霍，把錢給這樣的公司，并不是什么辦法。這種老式的涓滴經濟學從未奏效過。什么是救助公司，什么又是救助股東及債券持有人，這是我們要做出區分的。我認為，貸款應該采取附認股權的可轉換債券的形式，這樣納稅人就可以獲得足夠的風險補償，利息應該與他們過去的行為聯系起來——如果他們通過股票回購讓自己處于這種境地，或者他們是避稅者的話。而且這筆錢的領取應該有基于就業、治理、勞動待遇和環境的條件。
民主黨成功地對最可能激怒民眾的行為進行了限制：比如納稅人的錢被用來支付高管過高的工資或回購股票。民主黨還阻止了公司轉移資產和裁員。
說起這套方案最缺乏的，當屬充分的優先順序意識。我們忘記了經濟學的第一課：由于資源稀缺，我們需要設定優先的當務之急。當我們的國家無法維持基本服務時，是否還應該救助豪華酒店?當我們的大學受到捐贈損失的嚴重打擊和外國學生入學率下降的威脅時，我們是不是可能削減開支，包括削減對貧困學生的資助?僅僅因為一個行業領域更有能力且愿意為更多的游說者買單，或者因為它能做出更大的競選捐款，并不意味著它更應該得到幫助。
雖然這不是完美的立法，但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政府最初提出的許多措施，比如工資稅的削減，都不會起到作用。這項措施不會把錢送到最需要錢的地方。幾乎不會有錢分流到工人身上，而失去工作的工人什么也得不到。更糟糕的是，這將是另一次企業利潤稅削減。2017年的減稅沒有產生投資，也沒有提高工資，而是帶來了近萬億美元的股票回購。
這些措施也不會拯救所有關閉的餐館和其他小企業——這是為減緩冠狀病毒傳播的措施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們能夠迅速動員起來，它將拯救數以百萬計沒有收入來源的美國人，使他們免于經濟崩潰，它可以避免可能出現的自下而上的金融危機，一旦戰勝疫情，它將使我們處于一個更好的復蘇位置。
非常時期需要非常措施，而現在就是非常時期。
作者：斯蒂格利茨，美國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曾擔任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克林頓政府期間曾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以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著稱于世。他最新的著作是《人民、權利和盈利：不滿時代需要進步的資本主義》。
譯者：李雨萌，華東師范大學法學院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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