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2019年是東歐劇變30年，關于1989年導致“天鵝絨革命”的關鍵因素再度被重解。回顧過去30年，東歐各國轉型仍在途中，新舊挑戰交織而生。中東歐國家在融入歐洲問題上存在共識，但預期與結果相距尚遠，出現了“新舊歐洲”的心理圍墻和“二等公民”之感。當前，“民主制度”依然脆弱、經濟發展未達預期、標志國家穩定的人口狀況出現劇烈變動等是中東歐各國面臨的嚴峻問題，也是當代中東歐政治社會狀況的突出特點。
關鍵詞
東歐劇變;中東歐轉型;前景與挑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蘇聯的幫助下，歐洲中部及巴爾干地區的南斯拉夫、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匈牙利、民主德國，相繼建立了共產黨或工人黨、勞動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此后，這八個國家以政治、地理概念的雙重含義，被稱作“東歐國家”，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開始奉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路線，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實行多黨制，對東歐各國產生重大影響。迫于國內外各種壓力，東歐各國執政黨對黨內外反對派妥協退讓，直至放棄社會主義原則，實行政治多元化、多黨制。從1989年6月波蘭團結工會奪得波蘭統一工人黨政權，成為東歐劇變中第一個倒下去的多米諾骨牌開始，到1992年1月，東歐8國執政黨無一幸免均丟失政權，釀成震驚世界的世紀性悲劇。劇變后，南斯拉夫分裂為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黑、塞爾維亞、黑山、北馬其頓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為捷克與斯洛伐克，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統一。原東歐8國劇變分裂后的13個國家，與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統稱中東歐16國(東西德統一后不在此列)。原東歐地區由此形成中東歐16國的新地緣政治概念。回首歷史，30年后如何看待影響東歐劇變的關鍵因素?轉型 30年后的中東歐各國面臨著什么樣的現狀和挑戰?本文嘗試對以上問題進行分析探討。
1989年“天鵝絨革命”：
關鍵因素再度重解
東歐劇變被歷史學家稱為非暴力的“天鵝絨革命”。東歐8國除羅馬尼亞外，均是通過不流血的方式實現從社會主義制度向自由資本主義制度轉變。關于“天鵝絨革命”成功的原因，世界歷史學家有許多概括和總結：如有照搬蘇聯模式并受制于蘇聯、無獨立自主權利的歷史原因;有經濟困難導致經濟危機并誘發政治危機和民族矛盾的內部原因;有戈爾巴喬夫改革給東歐國家“松綁”、其對外政策引發東歐國家各黨分裂蛻變的蘇聯因素;有西方國家以貸款、貿易、科技和意識形態滲透等各種手段誘惑施壓至“和平演變”的西方因素等。以當代視角審視30年前東歐劇變的原因，既有規律性結論的延續，也有新特點的呈現。其中，俄羅斯學者對當年“天鵝絨革命”關鍵因素的解析，值得關注和思考。
冷戰時期，蘇聯和東歐國家共同建立了社會主義陣營，是華沙條約組織、經濟互助委員會合作伙伴，有著緊密的政治、經濟、軍事聯系。長期以來，在以蘇聯為首的政治經濟軍事同盟中，東歐各國均依賴于蘇聯，各國領導人獨立自主領導國家的權限和能力受到制約。東歐各國執政黨內部都積累著一些嚴重問題，如沒有建立起保持高度團結統一的中央集體領導核心;沒有或者不甚正確地堅持馬克思主義;黨風不正，官僚主義盛行，以權謀私的腐敗現象滋長;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出現嚴重困難等。
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蘇聯對東歐國家的政策發生了根本改變。戈爾巴喬夫對社會主義陣營缺乏興趣，不愿意顯示“蘇聯的主導作用”，一改之前蘇聯將東歐國家視為外交主要優先事項的慣例。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任后首次與華沙條約組織國家最高領導人會晤便概述了蘇聯與其盟國關系的新原則：“我們是平等關系，蘇聯尊重各國的主權和獨立，在各個領域開展互利合作。承認這些原則同時也意味著各方需承擔對本國局勢的全部責任。”“從現在開始，他們不得不依靠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自己的生活。”
由此，俄羅斯學者認為，蘇聯和東歐國家社會主義政權的垮臺，均始于蘇聯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改革。蘇聯改變了對東歐國家的政策，一方面賦予這些國家更多的行動“自由”，另一方面又剝奪了他們維持現有政權的思想支柱。但蘇聯的政策實際上是只給這些國家進行“民主化”、西化的“自由”，并不允許這些國家擁有加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權力。隨后，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局勢惡化，人民要求經濟和政治改革，國家失控。1989年，波蘭團結工會就奪取了政權。1990年，東歐各國都舉行了多黨選舉。東歐國家的反對派運動(包括多民族國家公開的分離主義運動)被認為是日益增長的“民主化”的體現而得到戈爾巴喬夫支持。同年，戈爾巴喬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革命“和平事業”作出的貢獻得到西方的“表彰”。
由此可見，一方面，戈爾巴喬夫決定“松綁”“解綁”蘇聯與東歐持續了40年的緊密關系，摒棄了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權論”，看似對東歐各國的主權和意愿給予“尊重”，但另一方面，戈爾巴喬夫又要求東歐各國按照蘇聯改革的“新思維”進行國內政治改革，同時不再對東歐各國改革進程和后果負責。如俄羅斯學者所說，盡管東歐劇變過程中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有所不同，但事實證明，當掌控國家和社會的力量消失時，各國政權即迅速崩潰，從而產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民主化”輕松勝利的錯覺。如果蘇聯沒有“松綁”“解綁”與東歐的關系，且東歐各國有能力掌控國家和社會，就不會有真正的政治變革。在東歐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中，正是蘇聯“革新社會主義”的過程導致了這些國家的反對派力量迅速增強，加大了其與政府的對抗，使得這些國家的執政黨權威迅速衰落。由此可見，戈爾巴喬夫對東歐各國的新政策是1989年“天鵝絨革命”的關鍵因素，這一政策實際上只許東歐各國倒向西方，進行所謂的“民主化”改革。
融入歐洲的共識：
預期與結果相距尚遠
“天鵝絨革命”后，轉型中的東歐各國均以歐美國家為樣板，確立了三權分立原則，實行議會制和多黨制。經過轉型初期的陣痛和不斷調整重組，近兩年來中東歐國家的宏觀經濟整體向好，經濟平穩增長，平均增長水平高于歐元區國家。一些國家已邁入發達國家行列。但是要全面評價和判斷東歐國家的狀況，還需要從歷史和現實、局部和整體、平面和立體的關系上進行把握，從劇變后30年來東歐各國融入歐洲的一些突出特點上把握。
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華約解散后，世界政治及軍事形勢發生了劇烈變化，北約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軍事組織。東歐各國均向北約尋求安全保護。1992—2017年，波蘭、匈牙利、捷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克羅地亞、黑山等國相繼加入北約。2019年2月6日，北馬其頓共和國與北約29個成員國代表在布魯塞爾簽署協議，正式成為第30個加入北約的國家。同時，中東歐國家也都尋求加入歐盟。2004年以來，歐盟“爆炸式”東擴，先后吸納了12個中東歐國家加入，各國普遍升起對融入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積極期待。
劇變初期，西方曾向蘇聯承諾北約不會東擴。事實證明，此承諾毫無約束力。在劇變后的30年間，北約五輪東擴的目的主要就是吸收中東歐國家加入，目前已正式接納14個中東歐國家。俄羅斯對北約的信任度已經耗盡。俄羅斯總理梅德韋杰夫在接受俄羅斯《生意人報》采訪時表示，蘇聯和華約早已解體，兩大軍事集團對抗的情形早已不存在，北約甚至連繼續存在的必要都沒有了。然而北約卻在不斷東擴，始終視俄羅斯為潛在對手，一直都以俄羅斯為打擊目標。
中東歐各國為何如此渴望加入歐盟和北約?波蘭裔美國作家伊娃•霍夫曼認為，東歐“自由化”后，當地民眾認為他們終于回到了歐洲的懷抱。這里所指的回到歐洲不僅是在地理上，更是在文化價值上。因此，東歐各國爭相加入歐盟，要成為“歐洲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再者，東歐國家在經濟上急速轉型，有賴于西歐給予資金、技術和援助。東歐自此融入市場經濟并在政治上轉向“自由”和“民主”，“新歐洲”正式登上國際舞臺。從歷史與地理、文化傳統與民族感情的角度看，以加入歐盟和北約為標志性步伐融入歐洲，對中東歐國家而言具有高度共識。
俄羅斯政治學家認為，從中東歐國家加入北約的迫切程度看，“國家越弱，它就越需要外部給予合法性。東歐各國劇變后，維護國家安全均需要北約”。波蘭是1992年首批請求加入北約的國家。因為“絕大多數波蘭人認為東方對其具有強烈的威脅性，所以他們歡迎北約在波蘭加強軍事存在。波蘭的民族主義者積極與北約和美國合作，以降低對俄羅斯的恐懼。從這個意義上說，通過北約來扶持東歐各國的民族主義者，可以視為西方采取的總策略的一部分”。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后，在歐債危機、難民危機、英國“脫歐”及歐盟內局部與整體利益摩擦上升的背景下，中東歐國家與歐盟在內政外交等問題上分歧日益增多。近年來，在歐盟重大問題決策的話語權上，中東歐國家逐漸被“邊緣化”，成為歐盟中的“二等公民”。中東歐國家民族自尊受到傷害。“新歐洲”國家仍然被認為需要在“民主化”框架內不斷努力。即使是匈牙利、波蘭、捷克等國也常常被歐盟定義為不合規的國家。“新歐洲”國家認為他們的聲音從來沒有任何意義。因為西歐國家習慣于對“新伙伴”的要求持懷疑態度。例如，歐盟提出建設“多速歐洲”設想，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表示反對，呼吁歐盟國家應避免“多速”，謀求同速發展，但歐盟依然通過了“多速歐洲”計劃。對此，“新歐洲”國家雖不愿接受，但也無應對之策。
此外，“二等公民”之感還體現為中東歐國家自主原則受到侵蝕、主權受到挑戰。中東歐各國加入歐盟后，與歐盟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差異開始顯露，并在內政治理問題上多次沖突，引發歐盟控制與中東歐國家反控制的斗爭。隨著歐盟一體化深入推進，成員國主權界限日益模糊。在難民分攤問題上，歐盟居高臨下對成員國發號施令，遭到中東歐國家堅決反對和抵制。盡管不斷受到歐盟的打壓，但是由于在經濟上離不開歐盟，中東歐國家秉持“斗而不破”的原則與歐盟周旋，在一定范圍內尋求妥協依然是其主要訴求。
可以想見，30年來的融合過程遠非一帆風順。歐盟內部所謂“新舊歐洲”的心理圍墻，如何化解彼此間的歧見或障礙，歐盟成員國在共同安全及外交政策上是否團結一致，乃是歐盟當前面臨的重大問題。當然，中東歐各國仍然會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美國和西方。歷史與現實問題使得中東歐國家人民沒有太多選擇。
轉型30年仍在途中：
新舊挑戰交織而生
從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到融入歐洲的高度共識，中東歐國家一直努力通過“民主化”向市場經濟和多黨制的“民主制度”轉型，以期真正融入歐洲獲得國家和民族的發展。但是30年來，中東歐各國的轉型仍未完成，依舊面臨著“民主制度”的不盡如人意、經濟發展未達預期、人口結構性問題突顯等困難和挑戰。
一、“民主制度”依然脆弱且面臨挑戰
中東歐各國實行多黨制后，政黨政治逐漸走向制度化，議會成為國家政治的中心，已基本進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體范疇。同時，前東歐各國原有的馬克思主義主流文化喪失主導地位，被各種潛在的或外來的政治思潮(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等)取代，這些思潮在制度變遷中起著催化劑的作用，不同程度地左右著政局和社會的變化。從近年來中東歐國家議會選舉和政府變動情況看，多數國家政黨政治格局尚未定型，出現新黨迅速上位、一黨獨大等新傾向。中東歐各國的“民主制度”還遠不夠穩定和成熟，如匈牙利和波蘭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政黨力量增強，西巴爾干國家的“民主制度”依然脆弱等。
有俄羅斯學者說，回顧中東歐國家近30年的政治生活，有一點非常清楚：這些國家在1989年“革命”中的口號和思想以及對所獲“自由”的最初興奮很快就消散了。1989年后，東歐國家同時進行的經濟和政治轉軌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充滿了流血與沖突、混亂與無序、民族分離與仇恨等要素。因此，中東歐國家“民主化”轉型過程有一個奇怪的倒退式邏輯：在1989—1990年“民主革命”中所謂的“政治上成熟的人”，曾經毫不猶豫、不惜一切代價對抗“共產主義怪物”，推翻了社會主義政權，但在將社會主義趕走后又變成了需要教育的孩子。這個比喻說明中東歐國家已經迷失在劇變時所追求的“民主制度”和“政治自由”中。中東歐國家的“民主制度”之路究竟怎樣走，30年后仍未有明確答案。
也有國外學者認為，東歐劇變之后，一些成功實現了“民主化”轉型的東歐國家在經濟和政治領域都經歷了一系列重要變化;正因為有了“民主制度”的保障，這些國家才得以成功實現公平與效率兼顧的經濟改革，進而融入歐盟經濟體，駛入經濟發展的快車道;同時，“民主制度”也理順了東歐國家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系，使得政府能夠切實地對選民負責;正是因為選擇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道路，這些東歐國家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當年“社會主義”曾許諾過的美好愿景。如果單純從中東歐國家轉型30年的歷程看，這些國家的確已經走出了轉型的陣痛期，大部分進入了增長階段，其中一些國家還呈現出較好的發展態勢。但如果把中東歐各國的發展置于世界大背景下看，當年期待回歸歐洲加入發達國家行列的中東歐國家，雖然經濟有所增長，卻依舊遠遠落后于西歐。
二、“四分之一的東歐人比1989年更窮”
伊娃•霍夫曼在《回訪歷史：新東歐之旅》一書中寫道，雖說當年劇變算是和平過渡，但大家似乎還未準備好便著急從社會主義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轉變。大規模的私有化使不少國家財產落入特權階級手中，制造出壟斷國家財富的經濟寡頭。他們被老百姓指為國家竊賊，加劇了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平等。
俄羅斯《生意人報》近期刊發《四分之一的東歐人比1989年更窮》一文，對東歐各國的社會經濟狀況進行了分析，指出在近30年的“市場化道路”之后，東歐國家消除貧困的進程仍然令人擔憂。2017年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報告指出，盡管東歐國家在社會主義陣營崩潰后經歷了多年的經濟改革，但許多居民變得比以前更加貧窮。“東歐地區23%的公民的收入現在甚至低于1989年。”市場改革中受益最多的是最富有的10%的居民，他們的財富在過去25年增加了82%，而最貧窮的10%的居民財富僅增加了17%。瑞士政治學家馬塞羅福阿說，歐盟無法為其新成員國的公民提供在社會主義陣營崩潰之前的社會福利。獨聯體監測組織和歐洲政治分析家斯坦尼斯拉夫•比什霍克說，“歐洲一體化撕毀了中東歐國家舊的經濟鏈，數十萬‘新歐洲人’作為勞務移民流入西方。歐盟只是補貼‘新歐洲’成員農業等初級領域，而不關心高科技產業。因此，東歐國家生產陷入衰退后，就業和稅收、退休金和其他社會福利自然不會增加。東歐民眾的情緒已經從‘歐元恐慌’轉向‘歐洲悲觀主義’”。文章還指出，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西方其他金融機構的計劃，“鐵幕”崩潰后，整個東歐都將開始建立新自由主義經濟。在歐盟及西方眼中，“后共產主義”國家的發展注定將完全依賴“高級伙伴”的意愿。東歐國家的經濟結構都發生了變化，但主要是以犧牲以前未曾開放的服務和金融部門的快速增長為代價的。沒有一個“轉型經濟體”(包括最成功的波蘭)在人均收入方面達到了西方的水平。在與社會主義制度分離近30年后，東歐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仍遠遠落后于西方，這不僅會影響其人均收入，還會影響養老金等福利。即使在相對繁榮的捷克共和國，人均養老金也僅為德國或法國的四分之一。
三、標志國家穩定的人口狀況出現劇烈波動
1989年至今，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人口總數都是線性增長，但東歐和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均出現了人口數量減少或者劇烈波動。
2018年6月法國《世界外交報》刊發《東歐正在瀕臨死亡》一文，對東歐劇變后各國遭遇的前所未有的人口災難進行了分析，指出1989年底柏林墻倒塌后，東歐國家人口大規模外流到西歐國家以尋求更高的工資并一直延續到今天。東歐國家損失的人口數量比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都要多，主要原因是低出生率、高死亡率和大規模移民。在過去30年中，占國家人口總量14%的人離開了羅馬尼亞，摩爾多瓦是16.9%，烏克蘭是18%，波斯尼亞是19.9%，保加利亞和立陶宛是20.8%，拉脫維亞是25.3%。除勞動力資源外流外，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不健全導致東歐國家(特別是男性)的死亡率急劇上升，同時出生率還在不斷下降。除人口減少外，東歐國家的人口結構越來越不合理，年輕、活躍群體不斷減少。根據聯合國的統計，世界上10個因人口不斷減少而“瀕危”的國家都在中東歐。到2050年，這些國家的人口將再減少15%—23%。例如，匈牙利自2004年加入歐盟以來，已有5000名醫生、技術人員前往西歐國家，他們大多年齡在40歲以下，在匈牙利每月只能得到500歐元的工資，但在奧地利每周就可以得到1000歐元。其他一些國家如波蘭、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斯洛伐克等國，數十萬具備中等技術資格的專家(如護士、木匠、機械師等)都遷往西方。這個過程并不是自發的，而是西歐國家有計劃、系統地從加入歐盟的東歐國家掠奪人才。
顯然，東歐國家的人口危機如果無限期地持續下去，將不可避免地威脅到這些國家的生存。但目前為止，這些國家并未出臺有效防止人口“瀕危”的舉措。在東歐國家還存在另一種現象，即因貧困、缺乏前景和家庭關系破裂等使得民眾不愿生育，且中東歐國家明確拒絕接受移民。在2015年歐洲難民移民問題爆發時，斯洛伐克和捷克分別只接納了16名和12名難民，而匈牙利和波蘭則沒有接受任何難民。這也成為歐盟內部的一個政治問題。關乎中東歐國家穩定發展的人口變化，既是一個短期內無法改變的困境，也將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產生長期影響。
結 語
作為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中東歐各國的發展有其特殊性，在重塑與蹉跎中想真正融入歐洲與西方，既需要克服由于歷史原因導致的缺陷，又需要跳出現實的“新歐洲”與“老歐洲”之比的思維困境，揚長避短，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歷史上中東歐國家曾經飽受戰亂之苦，依附于大國，被當作戰略前沿陣地而深受其害。面對歷史教訓，中東歐各國需盡可能保持自身獨立性，以減少地緣政治束縛和大國博弈帶來的影響。近年來，在積極發展同歐美等西方國家關系的同時，注重與俄羅斯、中國、印度等國的務實合作，不斷加強同中亞、拉美、非洲國家的交流，成為中東歐國家發展對外關系的新亮點。總之，在歷史與現實問題相互影響、國內政治局勢不穩定因素猶存、經貿發展機遇與風險并行，尤其是在近年來中東歐地緣政治重回美歐視野的特殊背景下，如何開辟一條符合自身實際的發展道路，是中東歐各國面臨的時代課題。
作者：李瑞琴，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文章來源：原載于《當代世界》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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