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怎么去看待特朗普?我有一個比方，從長期來看，特朗普對中國是一劑良藥。良藥苦口，剛開始喝的時候一定是非常苦澀，而且還會有一定的副作用，需要去適應它。但是面對未來的國際形勢以及中美關系可能出現的各種矛盾，他將讓中國非常清醒，丟掉幻想，而且被逼著必須做最壞打算，做一些預案。這種警惕或者憂患意識，都是被逼出來的，我們不可能去淡化它或者裝著沒事。
中美關系的一些思路要修正
過去幾十年來形成的對中美關系的一些觀點、思路，現在看起來都有必要修正，甚至要拋棄了。比如說“經貿是壓艙石”，或者是“斗而不破”，或者是“好不到哪去，也壞不到哪去”，現在看起來都得修正。中美關系從中長期來看，這不僅是一場貿易逆差的問題，也不完全是把制造業驅趕回美國或者是可以增加美國藍領就業的問題。問題的實質，還是中國已經發展到了這個位置，然后表現出來的制度自信，以及對于區域和全球問題展現出來的有比較長遠目標這樣一個發展階段，美國人就受不了。美國覺得我們這個“老二”看起來有很大的機會，很大的潛力，甚至要取代美國的地位，至少已經開始平起平坐。為此美國寧愿犧牲短期的經濟利益，不惜跟中國全面叫板。
本來，中美關系曾被美國學者比喻為“連體嬰兒”。中國提供了大量價廉物美的制造業產品，讓美國人民長期享受低物價、低通漲的好處，使美國的中產階級和中下階層能夠維持很高的購買力。然后中國賺了外匯又來買美國國債，讓美國長期維持低利率。美國在這樣的一種關系里其實是占盡好處的。而它現在寧可割舍這些經濟實惠，顯然就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算盤的問題。這實際上是戰略圍堵、戰略遏制。所以我認為，中美今后從貿易戰進一步升級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能它不限于貿易，也不限于投資、科技、金融、網絡等等，乃至于在特別的戰略敏感的議題上、熱點上出現局部性的碰撞，包括南海，包括臺海，看起來都不能排除。
現在美國的國會其實已經形成了對中國的一種類似宗教熱的仇視和敵意，而且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是基本一致的。在國會只要有人聯署這類議案，很快就都是兩黨共同聯署。這個氛圍已經非常清楚，就是把中國當作一個頭號的對手，最潛在、最大的一個威脅，我覺得這樣一個看法已經形成了。我們也不要對美國的中期選舉抱有太多期冀。
過去對中國比較友好的人士，包括在華爾街和很多跨國企業有影響的人物，現在在這種大的氛圍之下，當然不敢輕易表態。另外他們也很困惱，以前這些人一方面跟中國的高層有很好的溝通渠道，同時也能和白宮通氣，在過去一年里也都斷了聯系。
中美貿易戰不會短期收兵
總而言之，貿易戰短時間之內就會很快鳴金收兵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在這樣一種大的判斷之下，我認為特朗普這盤棋不可能下得很好，他這個班子沒有什么章法。但是從他的角度來講，犯點錯也沒多大關系，因為國家大、底子厚，就是亂棒把你打昏、把你打錯了也沒關系。他基本就是這樣的，非常強勢。但他沒想到，中國已經不像當年“廣場協定”時的日本，嚇唬他兩下就退讓了。在中美貿易摩擦之前，美國以前碰過的所有經貿對手沒有不被他嚇退求饒的，它還沒有碰過真正的對手。
中國要有新的布局
美國自己也需要全面考量和認識，在這個過程里，美國經濟有哪些環節是它的虛弱的地方。它在很多方面享受中國供應鏈中價廉物美產品好處的不同階層的消費者和企業，它們的忍痛程度會有多大，這些都是一些變數。
從中長期來看，中國要做最壞的打算，同時要繼續推進、加強跟美國以外其他地區的經貿、科技等各方面的合作。第一個是以歐亞大陸作為依托的新的全球化布局。當然美國可能會從旁搗亂，不管是多邊的合作框架也好，或者雙邊合作框架，在心理上要有繞過美國的準備，包括在金融、貿易、能源、互聯網等方面。我們現在是要加緊腳步做這些事情，使對外經濟打開新的格局。在美國手中控制的、對我們來講是咽喉跟命門的要害環節，都要有應急預案和替代機制。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多邊體制、全球治理體制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且相對來講是最牢靠的，這個作用中國要發揮得更好。關于WTO，美國想退又不想退，它想在里面對WTO規則做一個比較大的改變。退不退群是它的事，而中國要花很大的精力來做自己的事。要取得跟歐盟、日本、韓國乃至印度和金磚五國這些多邊體制的一致性。不僅是WTO，甚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現在都面對一個潛在的危機，因為這一輪SDR的配額的檢討正在進行，它要檢討的方向、指向已經很清楚，就是美國和歐洲、日本必須減少配額比率，將更多的配額讓出來給新興市場國家，因為它的經濟板塊和份額，已經跟IMF中的配額和比重不匹配了，但美國一直從中作梗。
中國首先要把自己的體制做一些調整，要加強自己的軟肋，保持自己經濟增長的動能，有效控制各種金融風險，這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根本的。
我覺得中國體制有自己的一些優勢，但各級的地方領導要有更強的膽識去推動地方制度改革的試驗，或者對地方的經濟發展做些更有力的推進。中國有很好的能夠帶動自己經濟發展的體制優勢，不要讓它弱化。
另外，中國的金融體制和實體經濟中存在很多脫鉤與矛盾的問題。盡管央行常常不得不放水，但這些水最后是不是能夠滴灌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實業上，或者讓很多企業愿意進行中長期投資，進行升級，跨入新的領域?如果沒有很好的融資機制做后盾，就很難支撐我們的經濟向一個穩定的、有活力的高質量型增長模式轉型。
最近我碰到一些臺商，他們也在苦惱，因為他們的產品列入了美國下一輪2000億美元出口產品征稅清單。他問我該怎么辦?我向他們建議，只要跟你的美國客戶是長期供應關系，而且在你這個特定的產品領域里面份額很大，你可以放心，他的訂單一時之間絕對轉不了。他當然希望你吸收一部分關稅，但是你應該堅持，因為按通常的國際貿易慣例，合約都是這樣規定的：即關稅由進口方(買家)承擔。你應該勸他，可以通過漲價來吸收關稅，而不是反過來剝供應商一層皮。關稅本身和美國的很多物價以及通漲的作用關聯很緊，傳導機制很快，很快會在沃爾瑪等大賣場反映出來。這會讓美國很多過去切實受惠于中國的緊密經貿關系的利益攸關者，開始把他們的不滿和反對態度表達出來。也許不見得馬上逼著特朗普要改弦易策，但是國會就會幫他開后門，事實上國會已經開了很多后門。國會最近通過的這些關稅法案給他們豁免的也很多，這樣貿易戰打起來就有一點雷聲大，雨點小，這個對緩和形勢也有幫助。
還有一些勞動密集型的、最后組裝或縫制階段的這些生產活動，也可以做一些好的規劃，讓它的一些產品分別出口到越南、印尼、印度、非洲等等。主動做一些規劃，然后讓類似的產業以及跟它搭配的這些廠商能夠有序地往外多出口。而且貿易出口品種可以轉型，國內廠商可以轉而提供這些加工業所用的機械裝備，或做高價值零部件的供應者。日本過去就是這樣做的，把他的低價值加工環節轉移到東南亞，但日本還是出口附加價值最高的部分，只不過利用他們海外比較低的勞動跟土地成本進行最后階段的組裝，這也避開了跟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
¨ 本文是根據作者在2018年9月9日“中美關系前景探討”研討會上的發言摘編。
* 朱云漢，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顧問，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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