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光偉：《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練成

《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練成

許光偉

　　【作者按語】此文是布道國學馬克思主義的初始之作，也是拙著《保衛<資本論>》較早的系統性書評。2017年《資本論》150年紀念慶典活動有待學術盤點，然則，“2017中國十大學術熱點”確乎將當年的《資本論》研究列入。2017年第12期，《保衛<資本論>》作者以“《資本論》與條目體——兼析政治經濟學的學科規范”(載《經濟學動態》)作為對《資本論》研究的一個年度總結;2018年第1期，則更是接連推出力作，如：“以‘中國人資格’讀《資本論》——紀念《資本論》發表150周年”(載《中國圖書評論》)、“文化版《資本論》研究芻議——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載《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作為對新的一年的學術期許。可以期待2018年“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的活動，必將又揭開有研究深度的新的《資本論》學術征程。在此特殊時期，我們重發這篇文章，是想說明一個簡單道理：凡讀《道德經》者，明《資本論》邏輯也，中國經濟學之入門也！以此就教于廣大讀者，并作為2018年春節的賀歲禮物。

　　——此文刊于《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第8輯，經濟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P16－P36。現在原文貼出，不做任何改動。　　

　　摘要：善讀善用《資本論》，同時，也要善于進行中華轉化;注意從中發掘中國元素，以開放的態度統一中華歷史和世界歷史，創造新的工作境界和新的理解境界——“國學馬克思主義”。一句話，沒有民族內涵和工作體式作為支撐，任何門類或流派的經濟學都將不可避免地淪為理論空殼，免除不了成為一堆邏輯的空殼。這是現代語境中“創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必然要求。嚴格意義看，《資本論》是“12部史”：轉化史I、轉化史II、資本生產史;運動史I、運動史II、資本流通史;生活史I、生活史II、資本積累史;范疇史I、范疇史II、資本批判史。表明：馬克思的航程乃是“歷史”到“邏輯”，再到“歷史”。它的內在的方法、邏輯和工作話語是“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這是中華條件下的馬克思的“我的辯證方法”工作語境，由此，我們可以在歷史探究方面合并敘述“農業史的經典著作——《道德經》”和“工業史的經典著作——《資本論》”。《資本的生產過程》可以說明為歷史發生學的“邏輯”;《資本的流通過程》可以說明為系統發生學的“邏輯”;《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可以說明為現象發生學的“邏輯”;《剩余價值理論》可以說明為認識發生學的“邏輯”。其首篇則是對以上邏輯的一個“導引”以及“總括”。將歷史發展過程說明為由這些“史”的內容和形式的統一規定所構筑，乃是升華了《資本論》的工作邏輯。這是絕對的歷史主義和行動主義，自然是對“結構主義”、“科學主義”、“形式主義”的最大反動。進一步又可以說，《道德經》和《資本論》的“研究同構”乃是確立社會科學的一個根基。

　　關鍵詞：《資本論》;《道德經》;邏輯;辯證法;發生學;歷史;理論;批判;事的科學

　　一、資本生產規律或第一卷：

　　“道”(即發展過程)的內容與形式統一

　　《資本論》是怎樣的科學?物的科學，還是事的科學?一般而言，前者適用于自然史即工藝學領域，后者適用于人類史即社會發展領域。恩格斯說這兩個科學是統一的。統一的觀點，一般稱為“辯證唯物主義”，統一的方法則是“唯物辯證法”。但恩格斯同時強調：“社會發展史卻有一點是和自然發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們把人對自然界的反作用撇開不談)全是沒有意識的、盲目的動力，這些動力彼此發生作用，而一般規律就表現在這些動力的相互作用中……相反，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這個差別對歷史研究，尤其是對各個時代和各個事變的歷史研究如何重要，它絲毫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歷史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結論是，“無論歷史的結局如何，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愿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歷史。”[1]

　　因此，與社會科學有關的理論的構造圖式實際上可稱之為“行動理論或圖式”。《資本論》四卷所完整刻畫者，資本的社會歷史生產圖式、資本的流通行動圖式、資本的生活交往圖式，以及資本的認識圖式。“行動(規定)”的加入，使得“事”和“物”分開。物的科學追索“物的世界圖景”，相反，事的科學追索“事的歷史圖景”，中國人稱之為：“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2]事的科學相對物的科學而言，更加關注時間過程的優先性，這是把時空規定區分開來之后，再予以統一的一種科學工作模式。就其特點而言，實際上是把“主客一體”或“主客兩分”的工作模式區分和轉換為“客觀過程-主觀過程”(歷史和邏輯統一工作模式)進行研究，在這當中，并且強調了客觀形成和發展過程(即客觀批判)的先決性和根本決定性作用。這樣就得到了“道”“德”分別闡述條件下的事物發展的運動規律及其認識，而事物的本質就體現在“道”和“德”的統一性當中。

　　循此思路，《資本論》全部四卷的工作內容被安排為：“道”——“德”——“道和德”，其中后者又分成：“道和德的生活形式”與“道和德的認識形式”;一般而言，前兩者共同構成對事物發展的本質研究，后者構成現象研究，以及建基于生活批判和現象批判的認識研究。囿于特殊原因，《資本論》第一卷是一部相對獨立完整的作品，即兼顧了“本質研究”和“全體研究”。至于余下內容，馬克思這樣交代：“這部著作的第二卷將探討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二冊)和總過程的各種形式(第三冊)，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冊)將探討理論史。”[3]顯然，接續的“第二卷”(第二冊和第三冊)是本質轉入現象;“第三卷”(第四冊)則是由整個客觀批判啟動的主觀認識過程(批判)。

　　所謂“道”，即切合事物發展本質的時間規定或時間過程。我們撇開《資本論》首篇，完整地看第一卷的后六篇，可以清楚地觀察到這一規定性。它的總體考察路徑是歷史生產啟動社會再生產過程，使用的兩個基本范疇是“資本”(表述“剩余價值生產”)和“資本積累”(表述“資本積累過程”)。顯然，前者是“內容”，后者是“形式”，它們是時間上的母子發生發展關系。關于這種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的統一，馬克思這樣系統地論述到，“我們已經知道，貨幣怎樣轉化為資本，資本怎樣產生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又怎樣產生更多的資本。但是，資本積累以剩余價值為前提，剩余價值以資本主義生產為前提，而資本主義生產又以商品生產者握有較大量的資本和勞動力為前提。因此，這整個運動好像是在一個惡性循環中兜圈子，要脫出這個循環，就只有假定在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種‘原始’積累(亞當·斯密稱為‘預先積累’)，這種積累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而是它的起點。”[4]

　　馬克思上述話的意思應該理解為：指認該種生產方式是歷史的規定和范疇，它不是天生就有，是于歷史過程生化和不斷發展而來。《資本論》鎖定的是“不斷生長的對象(規定)”，故此，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第一卷優先研究“生產方式”的發展規定，同時是這個研究前提下對“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把握。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是現實地促成了“貨幣轉化為資本”：“在原始積累的歷史中，對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起過推動作用的一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劃時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5]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言，顯然，剩余價值生產是“雞生蛋”，資本積累過程是“蛋生雞”。但這不是什么反復循環運動或套套邏輯，而是母子的相互推進、彼此互促的歷史發展。于是，絕對剩余價值生產被確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質”，相對剩余價值生產被確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量”。這是一種徹底的事物的性質分析。

　　前面我們講到，在本質的下面區分“道”和“德”，有利于區別“物”和“事”以及“時”和“空”，同時避免了對上述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的誤解。這些因素促使馬克思于強調客觀批判的主導地位與作用的同時，在具體表述上決定仍舊采納黑格爾的固有表述方式：質——量——形式。在第一個環節上，它剔除了純物的規定，因為剩余價值來自“剩余勞動”和“價值”，“但是，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的概念縮小了。資本主義生產不僅是商品的生產，它實質上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因此，生產工人的概念決不只包含活動和效果之間的關系，工人和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而且還包含一種特殊社會的、歷史地產生的生產關系。”結論是，“把工作日延長，使之超出工人只生產自己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的那個點，并由資本占有這部分剩余勞動，這就是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構成資本主義體系的一般基礎，并且是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起點。”在第二個環節上，它剔除了純量的規定——絕對的不變的孤立的數量規定，以至于，“從一定觀點看來，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之間的區別似乎完全是幻想的。相對剩余價值是絕對的，因為它以工作日超過工人本身生存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絕對延長為前提。絕對剩余價值是相對的，因為它以勞動生產率發展到能夠把必要勞動時間限制為工作日的一個部分為前提。”[6]

　　徹底的事物的性質分析使得歷史化的規定——這里指的是“質和量的統一”，作為發展內容和歷史實體。同時，這個“實體”需要實現機制和發展手段方面的“實體的形式”的規定，因為后者本身是前者的一個組成部分;通俗地說，前者是“母”，后者是“子”。對資本家階級而言，此所謂：“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7]眾所周知，《資本的生產過程》和《資本的流通過程》都討論“再生產”，但意旨不同，一者關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性質分析，一者實則關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社會實現形式的研究。但是，這兩者是關聯的，馬克思由此說：“因此，對積累過程的純粹的分析，就要求我們暫時拋開掩蓋它的機制的內部作用的一切現象。”[8]

　　二、資本流通規律或第二卷：

　　“德”(即運動過程)的內容與形式統一

　　所謂“德”，即切合事物發展本質的空間規定或空間(擴張)過程。人們不應忽視這一點：資本循環乃是關乎資本運動的質性的研究，即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性質分析所直接衍生的范圍。“在第一冊中，我們只是在為理解第二階段即資本的生產過程所必要的范圍內，對第一階段和第三階段進行過研究。因此，資本在不同階段所具有的不同形式，它在反復循環中時而采取時而拋棄的不同形式，在那里沒有加以考慮。現在它們就成為研究的直接對象了。”并且，“為了純粹地理解這些形式，首先要把一切同形式變換和形式形成本身無關的因素撇開。因此，這里不但假定商品是按照它們的價值出售的，而且假定這種出售是在不變的情況下進行的。所以，也把在循環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價值變動撇開不說。”[9]

　　馬克思的后一句話挑明了《資本的流通過程》的討論主題：從運動的全過程，查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為什么”的規定，即它“何以可能”。用今日的經濟學話語說，馬克思首先需要勘察“企業的生存問題”(“不破產”的運動條件)，這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質”。接續的勘探活動集中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量”的方面：一次循環叫資本循環，多次循環叫資本周轉。這些“量”的剖解同樣隸屬質性的研究，是對性質分析的深入過程。但是，這里的“質和量的統一”有了變化：第一，資本運動是既定的，或者說，它仍舊不是討論“個別資本”的生成運動，而是以總資本的運動生成為討論前提，以及對前提本身進行規定的深挖;第二，資本的個體選擇行動整體制約于社會選擇行動，換言之，它的討論對象是“產業資本(規定)”;第三，產業資本的質和量的統一是剩余價值生產的質和量的統一的組織化的過程，即社會機制的形成(過程)，其彰顯總勞動和總商品(規定)發生發展的歷史過程。依據這三點概括內容，我們可以把資本運動在“內容”和“形式”上區分成兩個環節：企業資本和社會資本。

　　企業資本把握資本運動的“完整的內容”，即質和量。馬克思在具體表述上，其實采用的是質→量，即質推動量的方式。《資本論》的“企業”應理解社會經濟結構的形成的概念，如上所論，它不僅僅作為組織載體和機構，而且作為社會運動的實施者以及組織和實施的機制。所以，資本循環是“形成的質”，與之對應，資本周轉是“形成的量”。對質的研究而言，生產關系的質性分析要求全面把握資本運動形態，即各種運動資本(職能)的性質;對量的研究而言，運動的資本的“性態”的不同則進一步要求全面把握履行職能的資本的運動方式，從而可能達到對“運動全體”的性質的了解。

　　上述研究是對社會資本實施分析的基礎。“這個總過程，既包含生產消費(直接的生產過程)和作為其中介的形式轉化(從物質方面考察，就是交換)，也包含個人消費和作為其中介的形式轉化或交換。一方面，它包含可變資本向勞動力的轉化，從而包含勞動力的并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在這里，工人是他的商品——勞動力的賣者，資本家是這種商品的買者。另一方面，商品的出售，包含工人階級對商品的購買，也就是說，包含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在這里，工人階級是買者，資本家是向工人出售商品的賣者。”[10]

　　因此整體看，“企業資本-社會資本”表述方式就是“資本-資本積累”的再說一遍：“在本書第一冊，我們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既作為孤立過程，又作為再生產過程來分析，我們分析了剩余價值的生產和資本本身的生產。資本在流通領域所經歷的形式變換和物質變換被假定為前提，而沒有進一步加以論述。”[11]

　　然而，正如企業資本的概念相對資本本身來說，是生產的質轉化為同時兼有“流通的質”的社會生產規定，社會資本概念是實現了的“資本積累”，即社會總產品實現條件下的社會再生產。道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轉化為德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轉化分析本身構成了對于“本質”的生長過程的一個內在的探索。這些分析聚集起來形成了揭示“規律”的一系列的有機的步驟。也再一次地申明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的這一研究規定：規律本身需要一種內在結構與之相契合，所謂：“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

　　三、資本生活規律或第三卷：

　　“道和德的生活形式”(即生活過程)的內容與形式統一

　　平均利潤及一般利潤率趨于衰減的規律被馬克思稱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從而同被推動的總資本相比，會相對減少，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12]這是因為，資本生活規律是資本本質——資本之道和資本之德，即規律規定——的外化形態。這個規律首先是從總體來看的，是從生活過程的全體規定來觀察到的發展現象，因此，它仍然有社會分配實體的“內容”和實體內容的“生活形式”的生長規定。這其實是查明資本主義交換關系的“是什么”的規定，即從生活末梢的一端上觀看它的“如何發生”。

　　馬克思接下來詳細地講到，“盡管這個規律……顯得如此簡單，但是……以往的一切經濟學都沒有能把它揭示出來。經濟學看到了這種現象，并且在各種自相矛盾的嘗試中絞盡腦汁地去解釋它。由于這個規律對資本主義生產極其重要……是一個秘密……以往的一切政治經濟學……從來不懂得把它明確地表述出來;它們從來沒有把剩余價值和利潤區別開來，沒有在純粹的形式上說明過利潤本身，把它和它的彼此獨立的各個組成部分——產業利潤、商業利潤、利息、地租——區別開來……從來沒有徹底分析過一般利潤率的形成……在說明利潤分割為互相獨立的不同范疇以前，我們有意識地先說明這個規律。這個說明同利潤分割為歸各類人所有的各個部分這一點無關，這一事實一開始就證明，這個規律，就其一般性來說，同這種分割無關，同這種分割所產生的各種利潤范疇的相互關系無關。”[13]

　　《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即道和德，委實是從生活方面展開對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全面調查，因而是對“資本本質”的再說一遍，由此展開本質，得到本質的全部運動現象——實體資本的生活現象和直接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虛擬資本的現象生活。集結起來看，“實體資本-虛擬資本”既是資本的生活過程的運動，同時又必然是對“資本本質規定”的從生活方面的再說一遍。亦即，一方面，資本-企業資本-各種實體資本的鏈條鎖定了“平均利潤率”的內涵邏輯：社會總剩余價值對全體預付資本的工作關系;另一方面，資本積累-社會資本-虛擬資本的衍生運動鏈條，則進一步牢牢地鎖定“一般利潤率下降趨勢”的工作邏輯及其生活形式。同時，也正是由于實體生產不斷地轉化為自己的對立面的規定——通過流通過程和信用活動的中介，導致虛假形態大行其道，大張其德。這個“總過程”摹寫的是資本主義分配關系的“社會生態”：構成“經濟實體”的，是等量資本得到等量利潤的社會分配原則，這是由流通啟動的生活過程，即社會分配規定的“內容”;構成“實體的形式”的，則是由該種分配原則所進一步“養活”的分配過程，換言之，即是由生活過程啟動的“虛擬過程”。在這里，實體資本是“實在的”，虛擬資本則不可避免地帶有“社會虛假”成分。

　　各種分配范疇在這之中得到定格，剩余價值演變成“各種收入”。以至于，他們的理論發言人要不遺余力地鼓吹一個公式——“三位一體的公式”，遮蓋和粉飾經濟學批判以及現象發生學，并用技術和物象的拜物教盡力捂住現象發展的邏輯，制造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關系上的種種理論無知。但是，這些收入自身也不斷“革命”起來，有時候甚至會赤裸裸地走到人們的跟前，從而，越來越脫去“自然形態”偽裝，用自己的聯合的“分割剩余價值”的交往行動的事實否決“三位一體的公式”!

　　這是蟲子變蝴蝶、蝴蝶走向深秋的發展關系。馬克思據之給出如下的結論：“這個一定的歷史形式達到一定的成熟階段就會被拋棄，并讓位給較高級的形式。分配關系，從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一定的歷史形式，同生產力，即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這兩個方面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一旦有了廣度和深度，就表明這樣的危機時刻已經到來。這時，在生產的物質發展和它的社會形式之間就發生沖突。”[14]

　　四、剩余價值理論史或第四卷：

　　“道和德的認識形式”(即認識過程)的內容與形式統一

　　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言，全部的認識發生學是“剩余價值-各種收入”。因為發展本質、運動本質寫就“生活現象”，換句話說，生活本質也就錨定在由生活過程批判(規定)主導的現象中。《剩余價值理論》的寫作由生活過程批判始，以對“收入及其源泉”以及“庸俗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認識為歸結。之所以如此，亦是因為這樣的批判的認識行動貫穿于整個的資本主義的歷史生活進程，與之休戚與共。以下集中談談由剩余價值理論史工作發掘的“認識規律”方面的一些特點。

　　《資本論》作為“理論部分”刻畫的對象是“客觀批判過程”，尤其“社會客觀批判過程”，即整體追問與細致調查資本的“如何來”“為什么”“是什么”，換一表述，即系統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作為“對象規定”的“如何來”“為什么”及其“是什么”的系列問題。客觀批判寫就“主觀批判”。以上是馬克思在一版序中的交代。其中關鍵的話語是：“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的發展階段……但這表明，甚至在統治階級中間也已經透露出一種模糊的感覺……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15]二版跋中，鳥瞰了全部的認識發生學，稱其結果是，“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觀念上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因為，“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甚至被他在觀念這一名稱下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16]

　　這種結果是從《剩余價值理論》(主觀批判的工作結局)倒過來看的認識結果。要之，資產階級經濟學一步跳過歷史和系統的發生學，一步躍入“現象發生學”，而又采取非批判的邏輯工作體例與研究態度。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話說，即在其看來，“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上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其意義在于，“例如，17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等開始，但是他們最后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系，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這些個別要素一旦多少確定下來和抽象出來，從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等等這些簡單的東西上升到國家、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的各種經濟學體系就開始出現了。”不足之處，沒有產生批判意義的“認識發生學”。所以，“后一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同時，“黑格爾陷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其實，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17]

　　馬克思的意思是，既然資產階級認識工作的實質內容是“抽象上升為具體”，那么，批判的行程必須依舊是如此，從而，整個批判工作看起來就是“由生活(批判)啟動的認識過程”。這就是《剩余價值理論》開篇的寄語——總的評論——的寓意：“所有經濟學家都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不是純粹地就剩余價值本身，而是在利潤和地租這些特殊形式上來考察剩余價值。”[18]但其實，資產階級理論家自身也是明了的：“在闡述理論史的本書第四冊將更詳細地談到，古典政治經濟學一直把剩余價值的生產看作生產工人的決定性的特征。因此，由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對生產工人所下的定義，隨著它對剩余價值性質的看法的改變而改變。例如，重農學派認為，只有農業勞動才是生產勞動，因為只有農業勞動才提供剩余價值。在重農學派看來，剩余價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19]

　　這種主觀過程的抽象到具體，其實就是依據客觀批判過程的主觀認識的生產，——表現為范疇關系的定格化。例如《資本論》第四卷將包括對“價值(形式)”、“貨幣(形式)”、“市場價值(形式)”，以及“剩余價值(形式)”、“資本(形式)”、“生產價格(形式)”的系列邏輯鏈條的批判性認識與生產。關于這一點，馬克思本人的講法是：“歷史部分甚至要根據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20]因此，內容和形式的“對接的關系”將更為廣闊。不過，其中有一個原則可以肯定：上述邏輯鏈條的環節的括號內的規定，都應該指的是“具體”，括號前面的皆是“抽象”。抽象到具體被實踐化了，成為各個發展環節和運動環節的“內容與形式的現實具體的歷史統一”。

　　歸納起來說，這種認識生產包含的批判意義即在于，根本弄清楚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領域內的各種“母子”工作對應關系，以確保找到“事物的發生”“事物的發展”“事物的生長運動”之間的固定在認識上的種種內在聯系。在這種情形下，“質-量-形式”的內在結構對把握“規律”而言，仍舊有重大意義。例如對實體資本而言，其作為“職能資本”體現的是“交換關系的質”，其作為“競爭資本”體現的則是“交換關系的量”，這是生活形式的考察;如果具體到認識形式的把握，那么，剩余價值本身既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質(規定)”的認識，同時也必然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量(規定)”的認識。這種二位一體的功能和性質集結在剩余價值規定的身上，使其作為了資本的認識范疇，或者干脆說，它就是資本的認識形式。某種意義上，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發展所呈現出來的一個帶有自覺性的“自我認識”。恩格斯在他為《資本論》第二卷寫的序言中，提供了這樣一個有趣的理論現象：“實際情況就是這樣。馬克思從洛貝爾圖斯那里‘剽竊’的內容又是怎樣的呢?洛貝爾圖斯說：‘資本家的剩余價值是從哪里產生的，這個問題我已經在我的第三封社會問題書簡中說明了，和馬克思一樣，不過更簡單、更明了。’”“因此，核心問題是：剩余價值理論;事實上不能說，洛貝爾圖斯還能從馬克思那里把別的什么東西說成是他所有的。因此，洛貝爾圖斯在這里自封為剩余價值理論的真正創始人，而馬克思從他那里剽竊了剩余價值理論。”[21]

　　恩格斯把“剩余價值”看作《資本論》的中心構造，把它作為和“唯物史觀”并列的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之一。據此，我們可以把《剩余價值理論》的認識結晶歸結為“剩余價值認識規律”，——發現這個規律，當然不是馬克思的個人功勞，也是資產階級理論工作者的集體功勞。而在本質上，它“是17世紀中葉以來的政治經濟學史。”[22]由此追溯，資本生活規律可以工作命名為“剩余價值分配規律”，資本流通規律可以工作命名為“剩余價值實現規律”，以及資本生產規律可以同時工作命名為“剩余價值生產規律”。如此一來，資本主義生產所呈現的“自我(批判)認識”，即“剩余價值”，就能夠作為認識規律的規定性來予以工作對待，實際上，它是資本主義客觀批判和主觀批判的總的“認識形式”。

　　五、《資本論》首篇(價值之道和價值之德或價值規律的內容與形式)

　　——基于發生學邏輯的深剖

　　人們一向對《資本論》首篇結構輕描淡寫、敷衍了事，那是因為缺乏“一部整史”的工作觀念。這種缺乏導致人們迷惑于這樣的事件：為什么馬克思一會說價值，一會說貨幣，時而是實體關系，時而是特定的社會經濟形式。存有這樣的疑問：“馬克思刪去了第四個‘自相矛盾’的價值形式(我們可以在第一版中找到)，并且用‘貨幣形式’來取代它，這和‘價值的一般形式’相比，在形式上沒有差別。唯一的差別是由商品本身的社會活動引起的。貨幣形式的提出不僅意味著要拋棄精確的‘結構發展’途徑，而且也使第一章(商品形式的分析)和第二章(商品本身的社會活動的分析)中描述的不同程度的差異變得模糊起來。其結果是在許多討論中，這兩章的地位和目的仍然非常不明確。在第一章中貨幣已經被認為是價值形式分析的結果，為什么第二章還要把貨幣作為一個結果來描述呢?”[23]資產階級思想家總是缺乏整體歷史發展觀，總把本質和形式攪和在一起，以至于不能搞清楚事實真相。另外一方面，從事馬克思文本研究的工作者可能也沒有真正超越這一高度，致使其弄不明白有關于價值的“道和德”的探討能夠實踐地導向“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式的解體”的分析。以致產生以下誤判：“從價值被簡單認為是勞動出現的社會形式這種觀點中，我將繼續論證價值是一個人為的形式，像吸血鬼一樣依附在勞動上并榨取其血汗。馬克思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指出，不可能從勞動開始證明商品是勞動所采用的一個形式，因為這個形式是外部強加于勞動的，人們必須從商品的高級形式——流通形式開始。通過交換，勞動被抽象化，從人類勞動中抽象出來，因為是交換形式在被消耗的勞動與商品等值之前首先建立了所需要的社會合成。但是馬克思沒有看到這里暗示了一種詮釋方法，首先論證價值形式，接著提出依據，把問題的焦點集中到產品上，而不是從生產(即‘價值’)開始，接下來讓人困惑地把非價值因素放到商品形式的范疇中。從辯證法的角度看，馬克思的開頭很武斷。他以被交換的物品是勞動產品為前提，這個觀點從對生產方式興趣廣泛的歷史唯物主義得到表面上的證實，但是要想沿襲黑格爾辯證法的模式就需要一個沒有任何強加條件的絕對的開頭。只有在論證了流通形式之后才能夠為系統地揀選那些重要的商品，即勞動產品，提供依據。綜上所述，交換引出了沒有任何預設內涵的自成一格的形式，因為所有的使用價值都缺失了，不僅是所有確定的實用性，而且價值范疇本身。這個形式在交換中被設為假設前提，在交換后被實現，但卻不在交換過程中出現。”[24]

　　上述學者不明白：規律的內在結構是“質-量-形式”的規定性。這種結構是馬克思制訂《資本論》首章邏輯安排形式的基礎。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一樣，《資本論》首章執行的是“預先要說出的那些結論”。這是對《資本論》邏輯的一個預演和鳥瞰，以此為跳板，《資本論》首篇邏輯的工作主旨是生產“價值規律”，達成這個問題上的客觀批判過程與主觀批判過程的統一。而如此一來，整本著作就有了堅實基礎。

　　在具體工作體例上，《資本論》首章運用的邏輯是“存在批判-本質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現象學批判”。[25]這么做，則是為了使人們能夠認清資產階級“物的科學”之本質，從而把研究路向徹底扭轉為“事的科學”之工作需要。《資本論》的工作以對“物的存在”的批判為開局，這里面首先談到的即是政治經濟學對象的認識形式及其質和量的規定。“歷史發生學”移在了第二節，這里面討論的是“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規定)，側重點在于揭示“生產關系的質、量統一”。接續的第三節是表述的重點，通過對“系統發生學”及相關的“現象發生學”的把握，全面揭示“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質、量統一”。并且，第三節內容側重在“量的運動關系”的闡述方面。其實，這是對第一、二節內容的直接補充。因此還談不上從正面來闡發“系統發生學”和“現象發生學”，這些內容就有必要予以“再次補充”，于是有了首篇結構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第三節內容說明“價值形式”，這其實是全部形式規定的理解基礎。既然頭兩節內容創造性地提出了價值規律的“道的內容”和“德的內容”，那么，它們的形式方面的規定就必須得到系統地交代和說明。馬克思選擇的闡釋結構是“抽象勞動(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量)”，即著眼于從價值形式中解析它的生活形式，獲取價值規定的歷史的實在內容。在價值形式發展的最初階段，抽象勞動，即價值的質的規定，獲得簡單的社會形式，然而這是偶然的，馬克思稱之為“等價形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價值的量的規定，獲得直接的自然形式，馬克思相應稱之為“相對價值形式”。“我們的分析表明，商品的價值形式或價值表現由商品價值的本性產生，而不是相反，價值和價值量由它們通過交換關系被表現出來的方式產生。”[26]抽象勞動生成的偶然的狀態決定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表現是自然直接的規定。可見此時，“價值量的實際變化不能明確地、也不能完全地反映在價值量的相對表現上。”[27]

　　在接續簡單價值形式的發展階段，抽象勞動獲得總和的或擴大的社會形式的規定，這表明了價值實體規定的快速地社會成長。這種等價形式的特殊表現的規定使得“社會標準”得以確立，以此獲得穩定的相對價值形式。我們再看看馬克思的相應表述：“在第一種形式即20碼麻布=1件上衣中，這兩種商品能以一定的量的比例相交換，可能是偶然的事情。相反地，在第二種形式中，這種外表所隱藏的東西馬上就顯露出來了……(因此)顯然，不是交換調節商品的價值量，恰好相反，是商品的價值量調節商品的交換比例。”這樣，價值本身真正表現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凝結：因為形成這個價值的勞動現在已經十分清楚地表現為這樣一種勞動，“其他任何一種勞動，不管它具有怎樣的自然形式，即不管它是縫、播種、開采鐵或金等等，現在都與凝固在麻布價值中，從而表現出它的人類勞動性質的勞動等同。”總而言之，“總和的相對價值形式使一種商品和一切商品發生社會關系。”[28]

　　總和價值形式通過抽象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真正意義的對接，使商品成為“世界的一個公民”了，這就為后續的一般價值形式奠定了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所謂一般價值形式，實際是“相對價值形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形成”以及“等價形式=抽象勞動”的發展規定。在這個發展階段上，抽象勞動直接是社會化了的規定，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形成則遵循馬克思所說的，乃是由“平均的社會生產條件”與“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等等因素所決定的社會量的規定，顯然，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社會標準”。至于“貨幣形式”對于“一般價值形式”進一步的歷史改寫，那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所謂“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生產力的歷史發展，使商品生產選擇了有金屬冶煉和鑄造工藝作為基礎的物質技術體系，用來支撐自身的廣闊地發展。這種發展最終使得抽象勞動具有了貨幣的社會抽象表現，即貨幣的社會形式;貨幣成為了一切商品的抽象代表，即一般商品。在最后這個階段，抽象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規定上可謂是“完全對接”了，以至于是二位一體的規定性。這其實是抽象勞動的歷史發展，是質和量兩方面規定的歷史發展，是這個“存在者(規定)”形成和不斷社會外化的發展過程，從而，也是“質”不斷化為“量”的過程。這一過程實現了“價值之道”和“價值之德”的歷史同一，然后在表述上，多少是采用“邏輯”的方式，這需要實際的歷史——第二章和第三章——予以補充。

　　《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是對價值之道、價值之德實施的歷史視角的認識批判，或者說，也就是摹寫“價值的認識形式”。如果我們把它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進行對照，可以發現：馬克思這里運用的是“白描手法”，即努力撇開文化史，專注“歷史的敘述”。這種以“立”代“破”的運筆方式在于高度彰顯“商品的精神現象批判”的歷史性，并進一步把它歸結為“歷史現象學批判”。所以馬克思寫道：“一些公式本來在額上寫著，它們是屬于生產過程支配人而人還沒有支配生產過程的那種社會形態的，但在政治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中，它們竟像生產勞動本身一樣，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政治經濟學對待資產階級以前的社會生產有機體形式，就像教父對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樣。”[29]“這種種形式恰好形成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種范疇。對于這個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即商品生產的生產關系來說，這些范疇是有社會效力的、因而是客觀的思維形式。因此，一旦我們逃到其他的生產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籠罩著勞動產品的一切魔法妖術，就立刻消失了。”[30]“為了不致涉及以后的問題，這里僅僅再舉一個關于商品形式本身的例子。假如商品能說話，它們會說：我們的使用價值也許使人們感到興趣。作為物，我們沒有使用價值。作為物，我們具有的是我們的價值。我們自己作為商品物進行的交易就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彼此只是作為交換價值發生關系。”[31]“可見，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于：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由于這種轉換，勞動產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或社會的物……這只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系，但它在人們面前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因此，要找一個比喻，我們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腦的產物表現為賦有生命的、彼此發生關系并同人發生關系的獨立存在的東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產物也是這樣。我把這叫作拜物教。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品來生產，就帶上拜物教性質，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商品世界的這種拜物教性質，像以上分析已經表明的，是來源于生產商品的勞動所特有的社會性質。”[32]勞動自身的靈魂分裂了，勞動的歷史的二重發展醞釀了“商品的精神現象”，這樣就使得我們要著手來解決以下問題：“(1)資產階級經濟學性質究竟從何而來?(2)為什么以及如何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3)這一批判的意蘊和意義。”[33]

　　六、以事的科學審查《資本論》邏輯

　　——幾點評議

　　1.有人疑問《道德經》和《資本論》的“同構”，它何以成立呢?難道就是為了說明《資本論》的結構邏輯的統一?對于前者，我們不能狹隘地來理解這種“同構”，而要把它視作社會科學的基礎的規定。對于后者，要知道《資本論》的邏輯一貫并不是通過強制性地實現“統一”來達到的。另外，實現《資本論》邏輯的一貫到底也不是根本的工作目的，我們的根本的目的是確立社會客觀批判的原則及其工作流程：社會客觀過程→社會主觀過程→政治經濟學范疇(即“理論認識的生產”)。

　　2.有人擔心在事的科學中，發生學有“泛化”之可能。這一擔心也是不必要的。發生學是《道德經》工作條件下的辯證法的中華用語，而絕不是對“辯證法”實施了又一次的詮釋學，更不是什么文本意義的、與資產階級語用學直接對抗意義的“中華語用學”。所以，關鍵的問題還是在于如何正確把握社會歷史的出發點規定。

　　3.接著上述觀點和論證思路，我們繼續對起點規定進行工作上的澄清。馬克思為他的將要最終成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著作擬制一篇并不算特別巨大的“導言”，其限定起點規定是“生產批判”，所謂：“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而相反，“被斯密和李嘉圖當作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屬于18世紀的缺乏想象力的虛構。”[34]馬克思后來的論述轉向“價值的起點”，所謂：“這一分冊包括：(1)價值，(2)貨幣，(3)資本一般(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兩者的統一，或資本和利潤、利息)。這將是一本獨立的小冊子。”馬克思從對李嘉圖理論的批判中發現：“李嘉圖闡述利潤問題的同時卻與自己(正確的)價值定義發生了矛盾;這種矛盾使他的學派完全放棄了基礎，并成為最討厭的折衷主義。”他聲稱：“我認為，我已經搞清楚了這一問題。(無論如何，經濟學家們在進一步觀察時將會發現，總起來說，這是個難題。)”[35]《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針對重農學派的批評是：如果“放棄價值概念本身，因而也就是放棄在這個領域內取得科學認識的一切可能性。”[36]因為畢竟，“價值概念完全屬于現代經濟學，因為它是資本本身的和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最抽象的表現。價值概念泄露了資本的秘密。”[37]

　　4.《資本論》起點規定辨識。《資本論》是“書寫歷史”的批判邏輯和理論體系，藝術的高度是“社會客觀批判”。因此，必須在“批判=發展”的規定上來理解馬克思的依據歷史的理論認識生產，掌握他的批判理論以及《資本論》中蘊含的人類發展理論，理解和掌握二者的統一，而內在地實現“兩部歷史”(以個人的勞動為基礎的小私有制商品生產和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商品生產)的無縫對接，整體凸現與把握歷史發展的規律性。

　　5.關于“歷史和邏輯的統一”。《導言》的革命在于完結了“歷史”和“邏輯”的統一規定。循此思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自從向讀者公開以來，一直備受邏輯爭議。工作厘清爭議的辦法：不單單是重回文本，整體把握文本結構的問題，更為主要方面的工作是把《資本論》的結構和《導言》所主張的批判與發展理論的邏輯發展“對接”起來，找到這個“總的導言”(結論)和“證明”(《資本論》)之間的聯系。二者的恰當關系應建立為一種“工作統一結構”：歷史發生學(《導言》第一節，《資本論》第一卷)——系統發生學(《導言》第二節，《資本論》第二卷)——現象發生學(《導言》第三節，《資本論》第三卷)——認識發生學(《導言》第四節，《資本論》第四卷)。此邏輯“同構”顯示的是馬克思工作主張的一貫性，即書寫歷史。也就是說，通過歷史自身“說話”，認識者完成了對歷史活動的把握，發掘出經濟社會的內在邏輯。“歷史”作為對象的全部歷史活動，“邏輯”作為研究對象的“自我認識規定”。這樣，規律的發現被定格于“歷史”和“邏輯”統一的認識活動中了。這種對象-研究對象的實踐化的發生進路，是發掘人格化范疇的經濟行動的方法、一種整體的“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工作方法。

　　6.關于“商品批判和資本批判的統一”。綜上所論，馬克思整合“兩部歷史”的邏輯紅線是“商品批判——資本批判”。所謂“生產批判”與“價值起點”的統一，就是工作結晶出“商品批判”的規定。撇開辯護邏輯的馬克思的做法是，作為《資本論》開篇所討論的“商品”只能是個別存在的現象，其由類存在的共同體的規定所引出，但是，后者的討論只能延遲在以后(即在《資本的流通過程》中)進行，讀者如果有耐心，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個例是從商品總體引出的工作現象，從而決定在一開始只能討論它的構造的基本方面，即由總體所賦給的那些事實因素。而個例從來不會脫離總體。這種討論性質很順利地延伸到“體現(或包含)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事實上，這是對因素加以匯總后所得到的“直觀的”然而“有機的”總體。接下來的“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的討論，因而是從總體上看“因素”的性質，實際上，它揭示現實世界中事實因素得以生產出來的背后的歷史發展過程。一句話，“商品批判”引導了勞動的二重發展——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勞動的二重發展則歷史和邏輯地導出了“資本批判”。在這一方面，我們盡可能地看看馬克思自己的表述吧。(1)“要闡明資本的概念，就必須不是從勞動出發，而是從價值出發，并且從已經在流通運動中發展起來的交換價值出發……從勞動直接過渡到資本是不可能的。”[38](2)“商品，作為資產階級財富的元素形式，曾經是我們的出發點，是資本產生的前提……我們敘述的順序，也是同資本的歷史發展相一致的;對于這種歷史發展來說，商品交換，商品貿易是產生條件之一，而這個產生條件本身又是在這樣一些不同生產階段的基礎上形成的，所有這些不同生產階段的共同之處是：在這些生產階段中資本主義生產還完全不存在，或者還只是零星地存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考察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那么在這些社會中，商品既表現為資本的經常的元素前提，又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直接結果。”[39]因此，(3)“我的出發點是勞動產品在現代社會所表現的最簡單的社會形式，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現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這里我發現，一方面，商品按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價值，另一方面，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從這個觀點來看，它本身就是‘交換價值’。”(4)“另一方面，這個vir obscurus忽略了，就在分析商品的時候，我并不限于考察商品所表現的二重形式，而是立即進一步論證了商品的這種二重存在體現著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有用勞動，即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的具體形式，和抽象勞動，作為勞動力消耗的勞動，不管它用何種‘有用的’方式消耗(這是以后說明生產過程的基礎);論證了在商品的價值形式的發展、歸根到底是貨幣形式即貨幣的發展中，一種商品的價值通過另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即另一種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現出來;論證了剩余價值本身是從勞動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價值中產生的，如此等等，所以在我看來，使用價值起著一種與在以往的政治經濟學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但是——這是必須指出的——使用價值始終只是在這樣一種場合才予以注意，即這種研究是從分析一定的經濟結構得出的，而不是從空談‘使用價值’和‘價值’這些概念和詞得出的。因此，在分析商品時，即使在談它的‘使用價值’時，我們也沒有立即聯系到‘資本’的定義，當我們還在分析商品的因素的時候，就談資本的定義，那純粹是荒唐的事。”[40]

　　7. 關于“經濟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統一”。“歷史”和“邏輯”都具有中華的民族工作內涵，我們當然不能用“康德主義知識論”看待它們。用事的科學來審查，其目的就是建立“大中華歷史”工作規定，以實現“歷史”和“邏輯”的全方位的統一。整體看，中華歷史是客觀批判和社會客觀批判及與之契合的主觀批判和社會主觀批判的結合統一。但其與西方體系仍有不同，重要的表現即是“產品社會”的工作傾向性。這種體式使勞動的二重發展“家國”化了，“身份”化了。這導致迥乎不同的語言生產方式，“文化”更多替換了“生產方式”直接作為“總體性規定”的表征。因此，整體把握文化與生產的關系要多管齊下、多路向地予以揭示。經濟史、思想史(馬克思稱之為“理論史”)、文化史代表的是“文化”的不同向度，同時反映的是與生產方式有關的“客觀批判史”和“主觀批判史”。“應該在這里提到而不該忘記的各點：(1)戰爭比和平發達得早……生產力和交往關系的關系在軍隊中也特別顯著。(2)歷來的觀念的歷史敘述同現實的歷史敘述的關系。特別是所謂的文化史……順便也可以說一下歷來的歷史敘述的各種不同方式。所謂客觀的、主觀的(倫理的等等……(3)第二級的和第三級的東西，總之，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系。國際關系在這里的影響。……(4)對這種見解中的唯物主義的種種非難。同自然主義的唯物主義的關系。(5)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辯證法，這樣一種辯證法，它的界限應當確定，它不抹殺現實差別。(6)物質生產的發展例如同藝術發展的不平衡關系。進步這個概念決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義上去理解。就藝術等等而言，理解這種不平衡還不像理解實際社會關系本身內部的不平衡那樣重要和那樣困難。例如教育……可是，這里要說明的真正困難之點是：生產關系作為法的關系怎樣進入了不平衡的發展……(7)這種見解表現為必然的發展。但承認偶然。怎樣。(對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響。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8)出發點當然是自然規定性;主觀地和客觀地。部落、種族等。”[41]

　　8.結構主義的錯誤與科學抽象法的位置。要之，《資本論》不是純粹的理論建構。要義有二：其作為“科學認識論”，更多的是方法，而不是理論;其作為“理論”，不是認識論的讀法，以及作為“純粹方法”(即方法論)，嚴格意義說，也不是邏輯(學)的讀法，相反，更多的是歷史(規定)。因此，它顯然不是“結構主義化”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自己曾經有些惋惜地說‘《資本論》應用的方法，不常為人理解’。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以后不久，人們對于《資本論》的方法，就有種種矛盾的解釋。有人說是用形而上學的方法，有人說是用批判的分析法，有人又說敘述的方法是辯證的。當馬克思在第二版跋中清算了這樣那樣的說法，肯定地說他的方法是辯證方法以后，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改良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又針對著他的辯證方法來進行曲解和攻擊。”“從上面的說明，我們似乎可以毫無疑義地肯定以下兩個論點：1.馬克思自己和恩格斯都認定，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中，都是把辯證方法看作研究資本主義現實關系的‘現實方法’，或研究資本主義基本生產關系的基本方法。這無疑是照應著整體或總的對象而提出的總的方法。2.他們對于一切其他從屬于總的方法或辯證方法的方法，則都只認定它們是分別在一定場合、一定范圍，處理不同問題起著助手的作用。它們的作用，是有一定的條件限制的。列寧指示我們：‘應用分析的方法還是應用綜合的方法，這決不是(如常常所說的)我們隨心所欲的事，——這取決于那些必須認識的對象本身’。我想這個原則，適用于前面講到的抽象分析的方法，也同樣適用于由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辯證認識方法。”[42]這種特殊的理論生產是將理論或方法論看作“歷史的狀態”，并且遵循方法論→理論的工作路線，而這其實即是馬克思所主張的“邏輯”。所以，理解先于行動、認知先于歷史實踐的理性主義實踐活動把對“科學性”的追求看作馬克思理論的唯一目標，實際上以“非法的姿態”重構了馬克思的方法。總體看，“科學抽象法”形成的是對于資產階級“科學物象法”的一種工作批判，但性質仍然是主觀批判方法和邏輯。那種將科學抽象法的位置予以“不恰當地抬升”的做法，是直接奔向《資本論》第四卷了，從而把“思想史”等同于全部歷史批判規定了，這是對馬克思所強調的“我的辯證方法”規定的一種工作顛覆。種種跡象表明，這種思潮試圖以“思維構筑的秩序世界”阻止對歷史進程的分析。其寓意在于驅除客觀邏輯——批判=發展，爾后，達到于馬克思思想軀體中最大限度地存留“結構主義”工作殘渣之目的，從而具有極大的理論與認識上的危害性。

　　9.最后一點，究竟如何讀《資本論》呢。歸根結底，是“善讀”“善用”“善轉化”!如果諳熟歐洲歷史，且對莎士比亞的語言藝術有很好的理解，那么這位“歐洲先生”事實上很容易讀懂《資本論》，所以即使史學家們沒有掌握太多的經濟知識，對馬克思的論證和邏輯思路也是了如指掌的。進一步，如上指出，我們的“中國先生”為什么讀不懂《資本論》呢?蓋因對歐洲史的了解的一鱗半爪，且不懂得歐洲語言的生產方式。那么“中國先生”如何能夠讀懂和用好《資本論》呢?顯然綜上所述，貴在“轉化”。重要的一點，就是明確，我們學習研究《資本論》的目標乃是通過確立“中國政治經濟學”，最終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為此，我們適時提出“回家、回歷史、回中國”之學術理想和工作口號。這就需要把“歷史的對接”——中國和西方、古代和現代——作為重中之重的工作來予以對待，以確實培育“國學馬克思主義”于現代語境中的生長路徑。

　　此文原名：【《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練成？——兼談如何寫《保衛<資本論>》】，《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8輯。

　　基金項目：【《資本論》與中國經濟學實踐創新研究】（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基金項目，編號：15YJA790073）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248頁。

　　[2] 語出《禮記·大學》。

　　[3]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頁。

　　[4]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0頁。

　　[5]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3頁。

　　[6]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2-584頁。

　　[7] 語出《道德經》第五十二章。

　　[8]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2頁。

　　[9]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頁。

　　[10]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0頁。

　　[11]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1頁。

　　[12]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6頁。

　　[13]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7-238頁。

　　[14]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0頁。

　　[15]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13頁。

　　[16]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19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頁。

　　[19]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82-583頁。

　　[20] 《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85頁。

　　[21]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頁。

　　[2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4頁。

　　[23] 海因里希：《重建還是建構?關于價值和資本的方法論爭論，以及來自考證版的新見解》，載貝洛菲爾等主編《重讀馬克思——歷史考證版之后的新視野》，徐素華譯，東方出版社，2010年，第109頁。

　　[24] 亞瑟：《價值的虛幻本體論》，載布朗等著《批判實在論與馬克思主義》，陳靜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17-318頁。

　　[25] 許光偉：《<資本論>商品章的邏輯解析》，《江漢論壇》2014年第7期。

　　[26] 《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38頁。

　　[27] 《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31頁。

　　[28] 《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41頁。

　　[29]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8-99頁。

　　[30]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頁。

　　[31]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1頁。

　　[32]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頁。

　　[33] 許光偉：《<資本論>商品章的邏輯解析》，《江漢論壇》2014年第7期。

　　[3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頁。

　　[35] 《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30頁。

　　[36]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5頁。

　　[3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0頁。

　　[3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5頁。

　　[3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頁。

　　[4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12-414頁。

　　[4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8頁。

　　[42] 王亞南：《<資本論>的方法》，《經濟研究》196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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