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日晨，土耳其裔美國著名左派學者、歷史學家阿里夫·德里克因病逝世。今天推送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的柯瑞佳所寫的《紀念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2017)》一文，以表紀念。德里克在全球范圍的知識和政治領域中有諸多介入，其著述涉及有關后殖民主義、后現代主義、第三世界主義等問題的討論。更為可貴的是，德里克關注中國，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特別是激進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之間的關系，有著濃厚的興趣，并做了深入獨到的研究。海螺推出此文，希望國內有更多讀者了解這位思想家。
照片攝于1983年12月南京大學，德里克居第一排中間
紀念阿里夫·德里克（Arf Dirlik）
（1940-2017）
柯瑞佳 (Rebecca E. Karl) 馮淼譯
我第一次遇見德里克是在1989年，確切地說是1989年的秋天，在南京大學歷史系為德里克組織的一個晚宴上。我是被一個朋友帶去的，這朋友覺得我會感興趣見見這個從杜克大學來的教授。我當時患了很嚴重的喉炎，幾乎說不出話來。卻不知怎的，那天在我沙啞的嗓音中和不斷要求喝更多白酒的需求下，Arif和我居然聊得很久，很深入。從那以后，我一直和德里克保持對話。
阿里夫·德里克(Arf Dirlik)
Arif是我在杜克大學攻讀博士期間的導師。他是一個非比尋常的導師。他教會我很多東西。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他教會了我在學術、生活和工作中如何毫無顧忌地激進，如何激進得毫無顧忌。我們很多人都知道有時候Arif并不容易相處;他是一個知道如何羞辱別人和記仇的人。但他是一個嚴肅的思想家和學者，并且堅定地致力于激進主義的可能性。很多人可以因為這個原諒他。
Arif依靠美國富布賴特獎學金來到美國，在羅徹斯特大學學習科學。當時正值六十年代的中國革命，他被這個革命深深地吸引了;并不是因為對中國革命任何浪漫的想象，而是他認為這個革命體現了激進主義的可能性。他轉到了歷史系并且在Harry Harootunian還有其他一些人的幫助下創建了自己的課程——在此期間依舊受到富布賴特獎學金的資助!這些導師都出身一般家庭，這讓他們對德里克的指導非常規地向激進主義展開了一扇門。我一直享受想象那個神奇的場景：亞美尼亞人和土耳其人在紐約上州聚在一起喝酒，他們如此投入地對談，之間產生的友誼甚至彌合了導致世界歷史上最殘酷的、至今依舊被否的屠殺的分歧。他們之間有數十載的友誼和思想陪伴：Arif和Harry, Harry和Arif。還有那么多讓這樣的思想碰撞持續下去的人，以至于他們創造的空間為我們其余的人所啟用。
《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德里克 著
Arif的第一本書《革命與歷史》(譯者注：1978年英文版出版)嚴肅地挑戰了當時美國的中國史研究。這本書認真嚴肅地考察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論爭，認真嚴肅地考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歷史所作出的努力。當時正值毛主義開始全面退潮，Arif仍舊認真地對待馬克思主義;Arif拒絕接受對激進主義的全面否定，即使在當時很多從事中國史研究的學者開始拒絕承擔他們之前對中國革命的全面承諾;當時的德里克所持有的是一種政治，不僅僅是一種立場……在中國學的圈子里Arif并沒有得到好評，因為當時的中國學正圍繞著反激進主義和政治徹底撤離學術的準則重組。
《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左)和《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右)，德里克 著
Arif接下來的幾本書——《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和《中國無政府主義的起源》以及與他的老朋友和盟友莫里斯·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共同編輯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革命經驗》——都可以看成是他第一本書問題意識的延伸：激進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貢獻是什么?中國對馬克思主義和激進主義的貢獻是什么?Arif對這些重要而基本的歷史問題的關注之深度和強度是很少學者能夠匹敵的。
我和德里克在1989年相遇的時候，他剛剛發表了《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并完成了《中國無政府主義的起源》的初稿。在那個沙啞的晚宴之后的一個后續的正式會面上，他送給了我這書還有一份初稿。他希望下次會面時我能提出一些批評和建議。得到這樣的任務，我嚇壞了，他如此缺乏等級輩分的做法也讓我始料不及。我現在真的想不起來我之后見他時說了些什么，我知道我花了幾個小時讀這兩本書，并且決心要和他攻讀博士。
《全球現代性：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現代性》，德里克 著
Arif之后的出版物數量之多簡直可以稱為一個軍團。誰能忘記他對九十年代初的后殖民主義辯論的介入?還是他有關后現代主義的爭論?還是第三世界主義的爭論?還是……Arif的許多介入在全球范圍內的知識和政治領域都是非常重要的，通過翻譯被廣泛地閱讀著。我不會說Arif的作品是有影響的，因為我知道他討厭“影響”這個理念。因為他從來沒有停止過提醒我們，“影響”是一個占星術的概念，不是一個歷史的概念。
Arif的學術產量是可怕的;他有非凡的工作能力。他貪婪地閱讀，跨越學科和各種界限。他成稿迅速而且堅定，沒有任何浪費的詞匯也不浪費任何思路;他在大大小小的渠道持續地出版，互聯網變得無處不在的時候，他也在網上發表。即使這樣，他還是有時間給其他人的作品提出十分透徹的建議;有時間參與訓練學生;有時間閱讀別人的初稿和論文;有時間參加會議和在國外教書;有時間喝酒、吸煙、享受美食、烹飪和娛樂，就好像他除了閑聊沒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去做一樣。他也還是有時間照顧他的伴侶Roxann Prazniak，做他的孩子和她兒子的父親。
我想交給別人來寫一個更正式的對他學術工作的評價;我現在只能寫這樣一個簡短的個人見證。我將永遠懷念相識那個Dirlik，他以他罕見的政治堅定，他的誠實，以及他的智慧和膽識立足于這個世界。他在這個領域里從來沒有得到他應該擁有的認可，但是他得到了他最終更加在乎的跨領域的認可。他一直是一個不符合常規的人。也許就應該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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