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生物安全戰略走向

　　生物安全屬于非傳統安全，是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近期有多種跡象表明，美國特朗普政府上臺半年多來，其生物安全政策將實現重大轉變，或將重塑當前國際生物安全形勢和格局，進而對國際社會的科技、外交和安全造成一定影響。

　　特朗普2017年入主白宮以來，堅持美國優先戰略，對前任奧巴馬政府的某些政策和戰略，例如氣候政策、醫療政策，幾乎都是打算推倒重來。在生物安全領域初看也是如此。盡管面臨很大反對聲音，但特朗普政府2017年5月提出的《2018年國防授權法案》，對前任政府《2017年國防授權法案》中重點提出的“國家生物防御戰略”及相關重大舉措只字未提，甚至要求將重要科技與情報機構國家生物防御分析與對策中心經費徹底削減并使之關門大吉。

　　然而，2017年7月，美國總統國土安全和反恐助理托馬斯·博塞特在阿斯彭安全論壇上正式表態，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新的綜合性生物防御戰略，以防止恐怖分子利用大流行性疾病和生物武器對美國進行攻擊，并表示該戰略將在2017年秋季發布。不到半年的短短時間，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政策出現重大轉折。綜觀形勢，可以說，特朗普即將推出的生物安全新戰略是美國政府內外因素綜合反饋的結果，是形勢發展的邏輯必然。

推進國家生物安全新戰略的深層原因

　　生物安全形勢處于大變局的關鍵時期，美國科技界主張必須有新作為。美國當前面臨的生物安全形勢并不樂觀，傳染病疫情不斷，新技術被濫用、生物恐怖風險增加，實驗室生物安全漏洞頗多。而越來越多的美國專家還認為，隨著生物科技的發展，現有的生物安全形勢和生物防御體系正變得岌岌可危。最權威的，莫過于奧巴馬任上的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PCAST)，在其任期最后評估報告中指出的，美國生物安全治理體系，“在對各方力量組織協調和預算投入方面，特別是在應對新興技術和非傳統威脅方面，還存在許多薄軟環節”。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的專家認為，合成生物學、基因編輯、神經技術、傳染病科技等正在快速發展，“生物科技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國家安全圖景”;而高級情報研究計劃局高管，更是將生物安全、網絡技術和人工智能并列為美國國防安全的三大領域。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也在慕尼黑安全峰會等多個場合，呼吁警惕新技術濫用導致的全球性疫情;英特爾公司首席醫療官則宣稱，DNA癌癥療法或將引起新的生物武器威脅。因此，在美國科技界主流派別看來，國際生物安全形勢已經處于關鍵轉折期，美國必須有所作為。

　　生物防御符合特朗普團隊執政基本方略。生物安全整體上是從屬于國家安全綜合范疇的重要新興領域，各大國都很重視。“9·11”以來，反恐，包括反生物恐怖，已經成為美國歷屆政府都不容回避的主要政策議題，超越黨派之爭。特朗普本人對此曾十分關注。早在2000年，作為改革黨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出版名為《我們應得的美國》一書(實為別人捉筆)，書中特朗普將生物武器與核武器視為同一危險級別，并表達出“生物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只是時間早晚問題”的主張(早于“9·11”事件)。書中還特別辟出一章，闡述了其生物風險挑戰解決之道。無論之前特朗普本人或其團隊對生物安全領域的真實認知是否靠譜，生物安全議題在其上臺之后就不能回避也不容回避。實際上，特朗普已經于2017年6月30日簽署了《確保美國農業與食品安全法案》即“反農業恐怖法案”，該法案強調“確保美國食品、農業和獸醫系統安全，免受生物恐怖與高危突發事件的威脅”“將加強農業領域生物事件應急資助”。因此，可以想見，反生物恐怖可能是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新政策的基本出發點或一項重要內容。

　　新政府各部門“不等不靠”，力推生物安全科技發展和協同治理邁上新臺階。美國生物安全相關部門并沒有因為政府換屆或新政府政策不明、高層領導未到位或者預算削減，而處于失語或觀望狀態。相反，沿著前任小布什政府《21世紀生物防御》和奧巴馬政府《應對生物威脅國家戰略》確立的生物安全科技發展和治理框架，主要部門在推進生物安全科技發展、協調生物安全治理方面幾乎沒有停頓。例如，國防部宣布設立化學生物防御項目基礎設施負責人崗位，將化學生物防御項目進一步向深入推進;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宣布對“安全基因”重大項目投資6500萬美元，對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基因組編寫計劃”試點投資，試圖在基因編輯這一新興技術領域建立技術制高點和生物安全話語控制權;國防威脅降低局則開展生物病原體資源信息研究項目，夯實生物防御的生物資源物質基礎。在生物安全協同治理方面，國立衛生研究院啟動重組與合成核酸分子研究指南的修訂事項，強化學術研究規范;政府問責辦公室持續發布相關生物安全或生物威脅調查報告，從自身機構職責角度出發，對美國生物防御體系“吹毛求疵”，力圖修補體系漏洞;環境保護署首次批準RAN干擾技術和基因驅動技術的使用等，加快成果的推廣應用。因此，美國政府部門相關生物安全工作雖然受到政府換屆影響，但實際上并未受到根本沖擊。

　　美國科技智庫主動發聲，為生物安全新政提出方案建議。對于當前國際和美國面臨的生物安全復雜形勢的判斷，美國生物安全領域的知名智庫可謂“洞若觀火”，并積極提供智庫思想和政策建議。例如，2017年以來，作為美國政府半官方頂級智庫，美國科學院在合成生物學、基因組編輯、生物安全監測計劃、合作威脅降低計等方面，幾乎同時進行研討，并拋出《確定合成生物學潛在生物防御漏洞的擬議框架》等在業界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研究報告，為美國政府部門修訂戰略目標和方針舉措提出系列建議。此外，美國生物防御藍絲帶委員會、約翰霍普金斯生物安全中心、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蘭德公司等智庫或其雇員也紛紛發聲，圍繞生物犯罪與生物恐怖追蹤、國家生物安全戰略、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等主題，提出系列建議。

美國國家生物安全新戰略的可能指向與局限

　　美國如果推出生物安全新戰略，無論該戰略是否包含有更多新的其他實質性內容，從長期看，這可能進一步強化美國長期以來在生物科技及生物安全科技領域的龍頭地位，但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其面臨的生物安全形勢，而且還會進一步復雜化現有的國際社會生物安全形勢，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談判和履約造成新的障礙，對國際安全環境形成新的壓力。伴隨生物安全新戰略，在未來2~5年內，美國還是有可能繼續提出幾個類似合成生物學、基因組編輯、新穎腦神經技術的概念，從而繼續維持生物技術和生物安全科技的主導、主動地位，在新型生物制劑、實驗室安全、兩用研究、傳染病控制、反生物恐怖等方面，享有一定先發優勢。同時，美國智庫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美國生物安全科技布局和生物安全治理體系也有望進一步改善。

　　特朗普的國家生物安全新戰略出臺與實施也不可能一帆風順。人事問題是首要問題。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特朗普政府安全團隊，特別是與生物安全相關的關鍵部門多個崗位20多名領導層人員目前依然出缺，其中包括美國白宮科學政策辦公室主任、健康與人類服務部準備與應急事務副部長、國務院海洋環境和科學事務副國務卿(協調生物防御和大流行疾病)、國際安全和武器不擴散事務副國務卿(協調美國生物武器公約履約事務)、國防部負責核化生防御事務的副部長等，國家生物安全新戰略的制定與實施涉及的相關協調事務必然繁雜、耗時。其次，特朗普政府的反精英主義思想以及大幅削減相關部門預算，導致戰略政策導向與舉措落實之間產生新隔閡。例如，盡管美國科技界對生物安全的聲調很高，但在投資、產出與安全需求之間如何平衡，作為務實主義和反精英主義的代表，特朗普團隊估計還在拿捏把握。因此，可以推測，盡管特朗普政府有主觀意愿，并提出在2017年秋推出一個綜合性生物安全新戰略和實施計劃，但也有充分理由估計，這在短期內較難實現，也很難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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