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覺醒及其危險
斯拉沃熱·齊澤克 著
王立秋 譯
2017年11月7日，朱迪斯·巴特勒協助組織了在巴西圣保羅召開的一次會議。盡管那次會議的主題是“民主的終結”，并因此而與跨性別者的話題無關，但一群右翼的抗議者還是跑到了會場外的街道上，在那里焚燒巴特勒的肖像并高喊“Queimem a bruxa!”(葡萄牙語的“燒死那個女巫!”)。這個古怪的事件，是那個冗長的證據列表上最近的一個——這些證據證明了，今天，性差異以兩者互補的方式政治化了：一是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的“流體化”，二是，新保守主義的反撲。
我們應該為《共產黨宣言》中那個著名的，對資本主義的動力機制的描述補充這樣一個事實，即，全球資本主義也使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了。類似地，在性實踐的領域“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因此，資本主義傾向于用一種不穩定的變動的認同和/或取向的增殖，來取代標準的規范的異性愛。正如我之前已經論證過的那樣，今天對“少數”和“邊緣”的贊頌是主流的多數的立場，甚至抱怨自由主義的政治正確的恐怖的極右翼，也要把自己呈現為一個瀕危的少數的保護者。或者，以那些批評父權制的人為例，他們不停地攻擊父權制，好像父權制依然是一種霸權的立場似的，而完全忽視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已經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過的那些話：“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父權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那些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們對父權制的意識形態與實踐的批判上的左翼文化理論家們還在無視這些話呢!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這一張力呢?我們應該克制地在支持跨性別者的認同的流體化的同時，批判其局限性嗎?而如今，突然出現了第三種質疑傳統的性別認同形式的方式：女性大規模地出來指控男性的性暴力。但媒體對此事件的報道的所有專題和特寫，都不應該使我們的注意力偏離實際在進行的事情：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不亞于一次劃時代的變革，是一次大覺醒，它開啟了平等的歷史上的一個新篇章。兩性之間的關系已經被管制、安排、質疑、破壞了數千年。而如今，抗議方不是LGBT+少數，而是一個多數：女性。這事情并不新鮮。它是一件我們一直以來都(至少，含糊地)知道，卻不能(不愿意，沒有準備好……)公開談論的事情：那就是，從性的方面剝削女性的數百種方式。如今，女性正在把我們關于平等與互相尊重的官方聲明的陰暗面掏出來，而我們從中發現的，除了其他事情外，還有這一件，那就是，我們時興的，對“穆斯林國家女性受壓迫”的批評是多么地虛偽和片面(過去是，現在也依然是)。現在，我們必須直面我們自己的剝削與壓迫(女性)的現實了。
就像在一起革命性的劇變中都會發生的那樣，在眼下的這次大覺醒中，也會有不計其數的“不義”，反諷，等等。比如說，我懷疑，路易·CK的行為——盡管這些行為本身令人憤慨且極其下流——是可以放到與直接的性暴力相同的層面上來考慮的。但再一次地，所有這一切都不應該讓我們分心;相反，我們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問題上。盡管一些國家已經開始提出一種新的后-父權的性文化了(看看那個三分之二的兒童是婚外出生的，且女性在公權力機構中占據的職位多于男性的島國)，但是，我們面臨的核心任務之一，依然是要弄清楚，在我們繼承下來的求愛程序的這次劇變中，我們得到了什么，和失去了什么。
首先，我們必須建立新的規則，來避免一種不育的，充滿恐怖與不確定性的文化。一些聰明的女性主義者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注意到，如果我們試圖想象一種在政治上完全正確的求愛的話，那么，我們得到的，將會是一個驚人地接近于正式的市場合同的東西。問題在于，性、權力和暴力的糾葛，比我們預期的更加緊密，所以，被認為是野蠻的元素，也可以被性化，也即，被投入性欲。畢竟，施虐與受虐也是性活動的形式。清除了暴力和權力游戲的性，也可能以變得去性化、變得非性化而告終。
第二個任務是，要保障正在突現的事情，不限于富人和名人的公共生活，更要涓滴、滲透數百萬平常的“不可見的”個體的日常生活。
最后(但這點同樣重要)我們還要探索如何把這次覺醒與正在進行的政治、經濟斗爭關聯起來，也就是說，如何防止它被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及實踐)挪用為另一種確保其首要性的方式。還記得那許許多多的受到指控的人——從哈維·韋恩斯坦開始——是如何通過公開聲稱他們會去接受治療來回應指控的嗎?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令人惡心的姿勢!他們的行為不是私下里的個人病態的案例;他們是主流的男性意識形態和權力結構的表現，而應該被改變的，恰恰是后者。
哈維·韋恩斯坦與好萊塢女星
差不多在哈維·韋恩斯坦的丑聞開始刷屏的同時，天堂文件也出來了。難道他們(韋恩斯坦與天堂文件)被曝光這件事情給我們的一個基本教訓，不正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即，極其富有的人在他們的特區生活，在那里，他們不受公法的約束——嗎?麥卡·懷特(Micah White)用以下兩點總結了這個教訓：
“第一，世界各地的人民，無論他們生活在俄羅斯還是美國，都受到同一個極小的，由富裕的精英組成的社交圈子的壓迫，這些有錢人過分地控制著我們的政府、公司、大學和文化。/……/存在一種全球性的金權政治，這些富豪用同一批公司來隱藏自己的錢，他們之間的共性，更甚于他們與自己國家的公民的共性。這就為全球社會運動做好了準備。/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他們的泄露指出的是，我們的地球已經分化為兩個分離的、不平等的世界了：一個世界住著二十萬名超高凈值人士，而另外的七十億人則被拋到了一邊。”
在這里，我們并沒有真的學到什么新的東西，因為對于這一切，我們一直以來都有著模糊的意識。新的地方不僅在于，現在，我們模糊的意識得到了精確的數據的肯定，更在于我們所謂的公共習慣——這里遵循的是黑格爾的說法，Sitten(倫理)——的變化，現在，看起來，我們的公共習慣對腐敗的容忍度低了很多。我們不應該把這個新的情況理想化：反腐斗爭是很容易被保守主義的反自由主義力量挪用的，長久以來，“太多的民主會帶來腐敗”就一直是他們的座右銘。相反，我們應該借機開辟一個新空間：要求權貴服從法律，就系統不可能真的負擔得起這樣做的后果，也就是說，就避稅天堂和其他非法的金融活動是全球資本主義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而言，可能是顛覆性的。
往這個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是要想清楚，為什么沒有人會因為U2和波諾(波諾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已經在幫助非洲的窮人了)或夏奇拉偷稅漏稅并因此而從公權力那里騙走了大筆、大筆的錢，而要求人們不要再聽他們的歌?抑或，為什么沒有人會因為英國皇室把他們的部分財富放到稅收綠洲而要求削減給他們的撥款……而路易·C.K對幾位女士露了雞雞這個事實，馬上就毀了他的事業。這個新瓶子里裝的，難道不是布萊希特的格言“和建銀行比搶銀行算什么?”的舊酒嗎?騙大錢是可容忍的，而對幾個人露雞雞則會讓你立刻遭到驅逐。[注：這點得益于杰拉·克萊契克(Jela Kre?i?)。]
我們必須努力，這樣，這次覺醒才不會又變成又一個證明政治合法性乃是基于主體的受害者地位的又一個案例。今天的主體性的基本特征，不正是把自己經驗為從根本上為自己的命運負責的主體，與把自己言語的權威建立在一種在不受其掌控的環境面前的受害者地位上的主體的古怪結合嗎?如此，一切與另一個人類存在的接觸，都被經驗為一個潛在的威脅：如果別人抽煙，如果他們用垂涎的眼光看我，那么他們就已經在傷害我了。這個受害者化的邏輯，在今天被普世化了，它已經遠遠超出了性騷擾或種族騷擾的標準案例。想象日益增長的償付損害賠償要求的金融工業吧，從美國的煙草工業待遇，到納粹德國的大屠殺受害者和被迫從事勞動的勞工的索賠要求，一直到美國應該為過去的奴隸制對非裔美國人的剝奪，而賠償他們數千億美元的要求。這種認為主體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受害者的主題概念，涉及這樣一個極其自戀的視角，從這個視角來看，一切與他者的遭遇，看起來，都是對主體的不穩定的想象之平衡的潛在威脅。如此，這樣的主體，不是自由主義的自由主體的對立面，而毋寧說，它本來就是自由主義的自由主體的補充。在今天的主流形式的個體性中，心理主體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斷言，矛盾地與那種認為自己是環境的受害者的感知重疊起來了。
在我最近住過的斯科普里的一家賓館里，我的同伴問，我們的房間允不允許吸煙。前臺給她的回答很獨特：“當然不能，那是法律禁止的。但屋里有煙灰缸，所以吸煙不是問題。”我的驚奇還不止于此：當我們進入房間的時候，桌子上還真有一只玻璃煙灰缸，煙灰缸底部印著一幅圖，圖上是一根被圓圈套住，被畫上斜線的香煙——意思是，禁止吸煙。所以，這不是我們通常在寬容的賓館里會遇到的那種游戲，一般，他們會小心翼翼地偷偷告訴你，盡管官方明令禁止，但你小心點，站在打開的窗子旁邊，或以類似的方式，還是可以抽的。但在這里，(禁止與允許之間的)矛盾被公開地設定，并因此而被取消，被當作不存在了。也就是說，在這里，前臺和煙灰缸要傳遞的信息是：“這是被禁止的，你該這樣做。”
回到正在進行的覺醒：其危險在于，個人自由的意識形態會以類似的方式，毫不費力地與受害者的邏輯結合到一起，這樣，自由實際上就被悄悄地化約為“說出自己受害”的自由了。這樣的發展會使覺醒的激進的解放的政治化變得膚淺，使女性的斗爭變成那一系列的，反對全球資本主義和生態威脅、為一種不同的民族、反對種族主義等等的斗爭中的又一場斗爭。
本文譯自Slavoj Zizek, “A Great Awakening and Its Dangers”, 原載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a-great-awakening-and-its-d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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