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見觀察員/趙蒙旸
每當人們想到沒有領導、沒有中心的社會運動，腦子里最先想到的肯定是“占領華爾街”。不管是前幾年大家對其組織模式的激賞，還是如今對其“嘉年華”式的抗爭模式的反思，它總是被放在那一長串“成功/失敗運動”列表的開頭。這串列表從倫敦延伸到伊斯坦布爾，再從里約傳回到巴黎，目前還在不斷被刷新。
檢討各類去中心化社會運動的失敗，似乎已經成為了學界和行動界的流行做法。例如，Todd Gitlin為代表的激進左翼就認為，占領只是一個時刻(Moment)，而不是一場運動。傳播學者Zeynep Tufekci警告大家注意各類網絡化社運的脆弱性，Craig Calhoun則認為占領華爾街的遺產只局限在文化層面。在左翼學術明星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今年出版的新書
但是，在激進社會運動走入瓶頸期的焦慮下，人們參與各種高瞻遠矚的戰略討論，卻往往容易忽略一些更直觀的問題。比如，占領華爾街運動真的沒有給社運界留下什么重要的、可見的遺產嗎?
在今年發表于Socius期刊的研究中，社會學家Adam Reich追溯了占領華爾街發生前后12年紐約市社會運動組織的生態，發現這場運動事實上在傳統的社運組織場域留下了深厚的遺產。這些遺產也構成了之后Fight For $15，Black Lives Matter等運動的動員基礎。
Reich從2013年開始，以滾雪球的方式陸續向熟識的紐約社運骨干發出邀請，要求他們提名自己所認識的其他社運組織者。一年后，他得到了一份566個組織者的名單，他們隸屬于296個不同的社會運動組織，涵蓋種族平權、性別平權、移民權力、環境保護等各類專業領域，也包括Teamsters，UNITE HERE等新老工會。在LexisNexis數據庫中搜索這些社運組織的新聞，可以得到媒體關于這些組織共同參與活動的報道。如果兩個組織同時出席某個活動——這種共同出席可以是同時參與抗議，也可以是共同參加發布會或者起草聲明——可以認為它們之間更有可能存在合作關系。
將組織間的合作關系做成網絡后，數據顯示：2011年9月“占領華爾街”開始以后，紐約社運組織之間的網絡密度顯著增強了。這種增強是以九月為分水嶺的突然躍升，而不是長期的漸變。
不僅如此，整個社運組織網絡的內部分化程度也降低了，不同的派系和行動領域之間不再有明顯的隔閡。這與埃及革命后期各派行動者的分化趨勢正好相反。這也說明，紐約公民社會合作紐帶的加強不僅僅出現在同一領域內，更發生在不同領域間。
Reich的數據也反駁了理論家們關于“占領華爾街”的影響轉瞬即逝的判斷。事實上，社運組織間的聯系紐帶在占領后至少保持了四年，并一直在逐步增強。
為了保證媒體數據不會有太大偏差，Reich進一步依賴公開的報稅數據，考察了一百多個紐約社運組織在2011年到2013年間共享理事會成員的趨勢。結果不出所料，占領發生以后，共享理事會的情況更普遍了。對于那些直接介入了占領運動的組織來說，理事會網絡的密度增長了36%;對于沒有參與的組織來說，增長也達到了29%。
這進一步說明了“占領華爾街”對整個社會運動領域的輻射影響：雖然只有部分社運組織以團體的名義直接參與了占領，但運動在事后促成了整個組織場域的合作。
當然，為了力求前后比較的精確，這項研究的分析局限在“占領華爾街”運動發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的正式組織。不少非正式的運動網絡未被計算在內，我們也無從得知占領后新成立團體的運作情況。
大規模的革命和社運，既可以由組織網絡本身推動，也可能成為搭建組織關系的平臺——早在1991年，已故社會學家Roger V. Gould在著名的巴黎公社研究中，就用國民自衛隊招募與城市鄰里關系的空間數據證實了這個重要命題。時隔二十多年，Reich采用更長期的觀測數據，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在當下，很多人開始懷疑，正式的社會運動組織對于推動抗爭來說究竟還有多大作用。Reich的研究則引導大家重新關注公民社會組織的力量。當然，這不意味著無領導、去中心的運動模式已經破產。相反，社會運動的迷人之處恰恰在于，即使社運參與者對正式組織懷有戒備，意想不到的組織力量也會從中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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