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拉姆·阿羅尼安 阿爾瓦羅·蘭赫爾 魏文編譯
資本主義國際的存在，運動的動員，極端右派的自由意志論顯然得到大量資金支持：通過一大批基金會、研究所、非政府組織、中心和公司互相之間通過隱蔽的線索互有聯系，其中突出的有“阿特拉斯經濟研究基金會”或“阿特拉斯網絡”。
2017年5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了阿特拉斯網絡拉丁美洲自由論壇，阿根廷總統毛里西奧·馬克里和秘魯--西班牙作家馬里奧·瓦加斯·略薩出席。論壇討論了如何在所有的級別上打敗社會主義，從大學校園的野外戰斗到在一個國家動員起來罷免一個憲法政府，如同在巴西發生的那樣。
應當強調的是，眾所周知，拉美國家一些與阿特拉網絡有聯系的領導人最近獲勝了：保守的阿根廷政府的一些部長，玻利維亞的參議員，巴西自由運動的領導人，這些領導人幫助打敗了巴西前總統迪爾瑪·羅塞夫。李方在《攔截》雜志上一份詳細的報道指出了這件事。
阿斯特拉網絡在不同的國家幫助改變了政權，這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一種延伸。與阿特拉斯網絡合伙的智庫得到美國國務院和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該基金會是美國“軟實力”關鍵的臂膀，它直接得到很有勢力極端保守的億萬富翁科赫兄弟的贊助。
國家民主基金會和國務院擁有行使職能的公共機構，如行動中心和提供路線與資金的中心，比如泛美發展基金會(PADF)、自由之家、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它們是分配方針和資金的主要角色，交換條件是在它們參與的不對稱的戰爭中收到具體的結果。
阿特拉斯網絡有450個基金會、非政府組織和思索與施加壓力的團體，活動預算為500萬美元(2016年)，由支持它們和合作的“沒有贏利目的慈善”基金會提供，其中有巴西自由運動和在阿根廷參加攻勢的組織，如“相信、發展與思考”基金會，這是一個加入毛里西奧·馬克里創立的共和建議黨的智庫;在委內瑞拉有反對派的力量，有在智利的總統選舉中的右派候選人塞瓦斯蒂安·皮涅拉。
阿特拉斯網絡在巴西有13個分支機構，在阿根廷有12個，在智利有11個，在秘魯有8個，在墨西哥和哥斯達黎加各有5個，在烏拉圭、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危地馬拉各有4個，在多米尼加共和國、巴拿馬、巴哈馬、牙買加和洪都拉斯各有一個。
巴西自由運動的領導人和埃萊烏特拉基金會—一個在洪都拉斯政變后特別有影響力的新自由主義“專家”團體--的領導人收到阿特拉斯網絡的資助，成為新一代政治角色的一部分，他們在美國參加接受培訓的討論會。
“現代的”極端右派是極端右派的自由意志論運動，今天在共和黨人的地盤活動，他們的行動基礎是一項仔細思考的對多數人掩蓋事實的戰略，以便將他們財閥集團的政策強加于人，阿特拉斯網絡是他們在拉丁美洲主要的推手。
這個運動的推手是億萬富翁是查爾斯·科赫，他采納了詹姆斯·麥吉爾·布坎南—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論點，目的是讓拉美進步的國家解除武裝，其行動的戰略是保衛神圣的私人所有權，這是為了制服政府的模式：以便讓資本主義繁榮和持續，需要將民主放到它的鏈條中去。
在億萬富翁科赫資助的15個最重要的組織當中，有繁榮美國人協會、卡托研究所、傳統基金會、美國立法交流委員會、莫卡斯特中心、支持稅改美國人、關心美國退伍軍人、領導力研究所、世代機會、成長俱樂部、信任獻血者、自由伙伴、司法觀察……還要加上六十多個美國政策網絡的組織。
國際私人企業中心(CIPE)是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分支基金會，由政府創立，目的是實現華盛頓對外政策的目標，它支持發展中世界的政治組織。這是由美國商會基金會建立的，是國內最大的拉選票的組織。它的資金96%來自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國際開發署。
國際私人企業中心在阿特拉斯網絡提供資金中發揮首要的作用，它是加強該網絡的主要力量。從1991年起阿根廷籍美國人亞歷杭德羅·查烏芬就領導著阿特拉斯網絡，他曾是阿根廷血腥的獨裁政權的辯護者。
阿特拉斯網絡在巴西的活動
在巴西非政府組織和智庫一起工作，以便攻擊巴西工黨公平分配的政策，操縱腐敗的重大丑聞，建立學術中心和培訓積極分子，以便在媒體上進行持久的戰斗，通過社交網絡對發動反叛反對前總統迪爾瑪·羅塞夫的大部分活動指明方向，要求推翻她和結束政府的社會福利的政策。
國際媒體將巴西的反叛與美國的茶黨運動進行比較，這是由于當地工業家的團體和一個新的極端右派媒體和有陰謀傾向的網絡不言而喻的貢獻。赫利奧·貝爾特拉奧是高風險投資基金的一名主管，現在領導著米塞斯(接受了極端保守的哲學家路德維格·米塞斯的名字)研究所。他說，由于美國阿特拉斯網絡的支持，現在巴西存在著近30個“沒有贏利目的”的機構，它們采取行動和相互合作，比如自由大學生和巴西自由運動。
其中可以強調的是：里約熱內盧的跨學科人格主義倫理和經濟中心是一個阿特拉斯網絡為了政治開發宗教根據的宗教智庫，這對企業家和交易有利。美國阿克頓研究所的模式復制中心，得到教育秘書貝琪·德沃斯的資助。它的編輯成員包括查烏芬和律師伊維斯·格蘭德拉·達席爾瓦·馬丁斯，此人為政治上審判迪爾瑪·羅塞夫準備了材料和阻止她的繼承人米歇爾·特梅爾的論據。
千年研究所是里約熱內盧一個法律智庫，推動支持解決在巴西自由市場的活動。這個團體2006年建立，得到總部設在本國的一些大公司的資助：美洲銀行、梅里爾·林奇公司、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巴西蓋爾道集團、巴西阿姆查公司以及在巴西的美國企業集團。在推動反對迪爾瑪·羅塞夫總統的街頭示威中千年研究所特別積極。
自由研究所是1983年由唐納德·斯圖爾特在里約熱內盧成立的，他是一個建筑巨頭和自由派積極分子，他的財富大部分是因與在巴西的美國國際開發署在軍人獨裁期間安排的合同得到的。該研究所是阿特拉斯網絡在拉丁美洲的第一批成員之一。部分資金來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和國際私人企業中心。
“如同是一支足球隊：后衛是學術，政治家們是前鋒”。在中場是在文化中起作用的人，他們負責操縱媒體和掩蓋新聞，以及操縱公眾輿論。
支持博客和煽風點火的評論員的團體中有羅德里戈·康斯坦丁諾，如同是巴西的布雷巴特(美國極端右派的新聞網一個首頁，公開支持自由和以色列，在2017年訪問特拉維夫期間由安德雷·布雷巴特實施)。
康斯坦丁諾用極端宗派主義的說辭分化巴西的政治。他傾向于保持陰謀論，主持自由研究所，推廣一種說法，稱巴西工黨的衛士們是“魚子醬左派”，擁抱社會主義的富人是“偽君子”，是為了首先感到自己是高級人士，但是實際上他們蔑視自稱所代表的勞動者階級。
思維的“布雷巴特化”幾乎是許多精明的方式之一，阿特拉斯網絡通過這些方式影響了政治的辯論。
費爾南多·斯楚萊是位學者，與千年研究所--阿特拉斯網絡在巴西的另一個智庫--有聯系的專欄作家，他負責攻擊巴西1.7萬個工會，指出靠技術和人員可以直接參加由網絡信使、臉書和優酷組織的一系列低成本的公共游行(這可理解為民眾的參與)。斯楚萊認為，現在的模式--在華盛頓的一批智庫由大量的捐款支撐--對巴西來說是唯一的道路。
準確地說阿特拉斯網絡的部分活動正是這樣：為新的反思團體和思想實驗室提供獎學金和補貼，對政治管理和公共關系組織培訓班，支持在全世界網絡的工作。最近幾年提供特別的資金引誘極端右派的自由意志論者通過社交網絡和在線視頻影響公眾輿論。
阿特拉斯網絡在阿根廷的活動
思考基金會是阿特拉斯網絡在阿根廷的一個分支機構，后來變成了共和建議黨，這個政黨2015年將毛里西奧·馬克里推上了總統寶座。思考基金會和自由基金會--另一個阿特拉斯網絡的分支機構--的領導人今天占據著阿根廷政府的關鍵崗位。但是存在一系列由馬克里政府的高級官員領導的基金會，讓公共資金流向這些基金會，同時增加來自阿特拉斯網絡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金。
根據記者的調查，對這個網絡還應當加上蘇瑪基金會(由副總統卡布列科·穆切蒂領導)，安全、正義與發展基金會(市長內斯托·布薩科的)、成長與成長基金會(教育部長吉列爾莫·迭德里奇的)、伯里克利基金會(總統法律顧問羅德里格斯·西蒙的)等。
經濟犯罪與資產洗錢檢察院2014年曾揭露文化部長埃爾南·龍巴迪將公共資金劃撥給思考基金會。同時向司法部門揭露支持馬克里的領導人格拉迪斯·羅德里格斯要求那些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得到公共就業的人交“什一稅”，以便擴大同一個基金會的資金。
拉丁美洲開放與發展中心(CADAL，根據全球智庫指數報告被列入本地區最有影響力的60個智庫)與民主和研究機構廣播網合作，發起成立瓦克拉夫·帕維爾和拉美分析研究所，由記者費爾南多·拉博達(曾獲阿特拉斯網絡2006年青年領導人獎)領導，它們的資金都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通過阿特拉斯網絡提供，還得到阿根廷國家撥給的資金。
阿特拉斯網絡在洪都拉斯的活動
在洪都拉斯圣佩德羅·蘇拉，埃萊特拉基金會是在2009年推翻憲法總統曼努埃爾·塞拉亞的政變之后成立的。基金會的領導人吉列爾莫·佩尼亞·潘廷曾在約翰·洛克基金會--阿特拉斯網絡設在北加利福尼亞州的智庫--工作過，他組織了該機構的許多討論會。
現在的洪都拉斯政府已經要求埃萊特拉基金會的支持，包括建立第一批經濟發展特區，這是一項有爭議的計劃，以便讓企業的領導人能夠操縱某些地區而不關注國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
阿特拉斯網絡在委內瑞拉的活動
在委內瑞拉阿特拉斯網絡發揮了作用。通過信息自由法律得到的記載，以及由切爾西·曼寧透露的美國國務院的電報表明，美國的政治家們為了利用阿特拉斯網絡的智庫在一個長期的運動中使委內瑞拉政府不穩定做出努力。早在1998年自由經濟知識傳播中心(阿特拉斯網絡在加拉加斯的機構)就收到美國國際私人企業中心定期的資金支持。這是國家民主基金會撥給該基金會的資金，借口是幫助實現“政府變更”的主張。
在加拉加斯這個基金會得到保守的反對派領導人的支持，包括馬麗亞·科里納·馬查多。在2002年發生反對烏戈·查韋斯的文人—軍人政變之后，該基金會的領導人簽署了建立短時間獨裁政權的“卡莫納法令”。這是阿特拉斯網絡的一個智庫，它還收到美國政府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提供的資助。
2006年的一份電報確認了一項美國駐委內瑞拉大使威廉·布朗菲爾德資助“沒有贏利目的”在政治上活躍的委內瑞拉組織的戰略，目的是“加強民主的機構”;滲入查韋斯的政治基層組織;分裂查韋斯主義，特別是在國際范圍內保護重要的交易。
存在其他的非政府組織和基金會在阿特拉斯網絡的架構中工作，如人權組織普羅維亞(得到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和英國使館的資助)，公民民間權利協會(從事破壞委內瑞拉武裝部隊和安全與情報機構的活動)，委內瑞拉社會沖突觀察機構在人權領域和國內沖突公民化方面進行工作，得到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
還有“公共空間”直接協調資金的分配和美國國務院2008—2010年對“獨立新聞界”(實際上是反對查韋斯主義的媒體)資助的項目，強調保衛言論自由。“委內瑞拉刑事論壇”得到美國“自由之家”的資助，為2014年和2017年在委內瑞拉反對派破壞文化運動期間被指控進行破壞、搞恐怖活動的人進行法律辯護。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會議
據《攔截》雜志報道，拉丁美洲開放與發展中心(一個阿根廷專家的團體)一個年輕的領導人提出一個將阿根廷每個省分類的想法，采用他所說的“經濟自由指數”，即利用稅收的水平與調控作為主要的標準，以便制造謠言推進自由市場的改革，以類似于美國的戰略為基礎，包括赫里塔杰基金會的經濟自由的指數，在稅收政策和調控企業形成障礙的基礎上測定國家的指數。
阿特拉斯網絡的智庫與為了發展非正規的解決辦法而組建的“獨立的”研究所合作。但是，阿特拉斯的模式更少地集中在提出新的政策建議，而是更多地集中在建立有學術機構信譽的政治組織，將其變成一個為了贏得人心和思想的有效機構。
自由市場的思想，比如削減對富人的稅收;減少公共部門并將其置于私人操作者的控制下;自由化的貿易準則和對總是為征稅問題進行斗爭的工會進行限制。將更新經濟的極端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公共利益的意識形態為了說服群眾需要制定的戰略。
秘魯、多米尼加共和國和洪都拉斯的團體的“企業家”在會上為一個類似于美國真人秀“鯊魚坦克”的格式進行競爭，在美國起始階段企業曾發揮一種富有和無情的投資者的作用，而不是尋求對資本主義有風險的方面投資。這些實驗室的領導人提出了政策的市場思想。
美國和英國的某些先例
但是，正在拉丁美洲擴散的阿特拉斯模式的基礎是一種在美國和英國經數十年斗爭而完善的方法。英國企業家和阿特拉斯新聞網的創始人安東尼·費希爾想“用自由市場的智庫覆蓋世界”，其基礎是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論點。
這得到另一個自由市場的思想家、美國人倫納德·里德的支持，他理解反對有組織的勞動力的艱難戰斗，從在紐約的經濟教育基金會支持和推動自由市場的思想。在那里自由派的經濟學家F.A.哈珀向費希爾提供關于在英國建立自己的非政府組織“經濟事務研究所(IEA)”的方法的咨詢。
這個經濟事務研究所幫助普及贊同哈耶克思想的經濟學家的想法，讓記者和自由市場的學者聯系，通過輿論的欄目、電臺采訪和會議以正規的方式傳播批評。大公司如巴克萊銀行、英國石油公司向他們提供大部分資金。
阿特拉斯網絡自豪地宣布經濟事務研究所“為后來80年代變成撒切爾革命奠定了基礎”。撒切爾寫道，經濟事務研究所創造了“輿論的氛圍使我們的勝利成為可能”。與此同時，哈耶克成立了一個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小組，稱為“朝圣山學社”。它的成員之一福伊爾納幫助創立了華盛頓保守的遺產基金會，同時克拉內創立了卡托研究所，這是美國最突出的超級自由派思想的團體。
1981年定居在舊金山的費希爾應哈耶克的要求，準備擴大阿特拉斯經濟研究基金會，要求公司的捐贈者們幫助建立一系列更多的小型團體，但是他有一個全球的計劃：在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建立極端右派自由意志論者的灘頭陣地。有了哈耶克的信件，撒切爾和弗里德曼開始向大型企業家的機構—美國輝瑞制藥公司、寶潔公司和殼牌石油公司--籌集資金，大型捐贈者有理查德·穆龍·斯凱夫。經濟事務研究所的成功取決于它是一個“公平的”學術機構的觀念。
一個阿根廷裔美國人的交易計劃
一個反對庇隆的家庭的阿根廷青年亞歷杭德羅·查烏芬到了在舊金山阿特拉斯網絡的辦公室，此前他在格羅夫城市學院學習，這是賓夕法尼亞一所非常保守的基督教學院，當時在阿根廷是軍人掌權—1976年文人—軍人政變之后。盡管對他來說，“軍隊因為需要而采取行動，以便避免共產黨奪取這個國家”。
1980年26歲的查烏芬收到邀請，成為朝圣山學社最年輕的成員。他到了斯坦福，與里德、哈耶克和其他重要極端右派的自由派人物直接接觸。費希爾宣布他已經向查烏芬付款，希望聘用這個年輕的經濟學家全日制工作，以便發展在拉丁美洲發展阿特拉斯網絡的思考團體。第二年查烏芬在牙買加組織了拉丁美洲思考團體第一次阿特拉斯網絡的會議。
在其他的拉丁美洲國家，極端右派的自由主義也逐步找到接受它的聽眾，其中有軍人的政府。在智利在軍人推翻薩爾瓦多·阿連德的憲法政府之后，朝圣山學社的經濟學家迅速準備了普遍的自由改革的舞臺，包括工業和國家養老金制度的私有化。
在整個拉美地區，在奪取了政權的軍人的監視之下，極端自由派的經濟政策開始扎根。
查烏芬在一次會議上指出，捐贈者不可能為了支付對公眾的民意調查而出現，因為這樣調查將喪失可信度。“輝瑞公司沒有支持對健康問題的調查，埃克森公司沒有為關于環境問題的調查付款，但是，極端右派的自由派智庫比如阿特拉斯網絡的智庫不僅可以提出更有可信度同樣的調查，而且它這樣做的方式得到媒體的覆蓋，捐贈者也看到了這一點”。
1991年在費希爾去世三年以后，查烏芬執掌阿特拉斯網絡。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向阿特拉斯網絡提供正常的捐款，包括1994年對這個團體的大筆捐款，這是幾年以后在國際的爭吵中由智利的記者透露出來的，記者們發現由阿特拉斯網絡支持的思考團體謹慎地從事院外說服的工作，反對對煙草的調控，但沒有透露煙草公司提供資助的情況。
超大型公司如埃克森美孚公司、萬事達公司都是阿特拉斯網絡的捐贈者，它們的“威望”來自極端右派自由意志論的突出人物，比如與投資者約翰·坦普利頓和億萬富翁查爾斯·大衛·科赫兄弟有聯系的基金會的人物。這樣許多保守派的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開始繁榮起來。
查烏芬是“獻血者的信任”基金的創始成員，這是一項專用基金，已經向極端右派的自由意志論的組織分配了4億多美元，包括阿特拉斯網絡的成員。同時是弗吉尼亞追逐基金會的遺產受托者。除了企業家捐贈者，還有來自美國政府的資金。國家民主基金會為建立“沒有贏利目的”友好的組織有困難，發現其解決辦法在“獨立的”阿特拉斯網絡。
在與查烏芬舉行的一次報告會上，自由基金會(阿特拉斯網絡在阿根廷羅薩里奧一個思考團體)的主席亞拉爾多·邦喬瓦尼指出，1985—1987年間，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提供了100萬美元作為國際私人企業中心的起始資本。阿特拉斯網絡做到將這些美國納稅人的錢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和國際私人企業中心變成它日益發展的網絡一個重要的資金來源。這個中心的現金受益者中有委內瑞拉的自由經濟傳播中心。
當唐納德·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的時候，查烏芬受到啟示。特朗普政府里充斥著與阿特拉斯網絡有聯系的團體的前學生和該網絡的朋友。塞瓦斯蒂安·戈爾卡是特朗普反對恐怖主義和排斥伊斯蘭的顧問，他在匈牙利曾領導過一個得到阿特拉斯網絡支持的思考團體。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出席過阿特拉斯網絡的一次活動。教育部長貝琪·德沃斯和查烏芬曾非常親近，領導著密歇根的思考團體埃克頓研究所，它發展宗教的論據支持極端右派自由論者的政策，現在它在巴西有一個分支機構：倫理跨學科和人格主義經濟學中心。但是今天該架構的主要人物是朱蒂·謝爾頓，她是阿特拉斯網絡主要的成員和經濟學家，在成為特朗普競選運動的顧問之后，曾經負責國家民主基金會。查烏芬指出道路已經劃定：需要更多的思考團體，更多的努力以便打敗左派的政府，阿特拉斯更多的崇拜者和學生在全世界已經提高到政府的最高水平。(作者阿拉姆·阿羅尼安和阿爾瓦羅·維爾茲·蘭赫爾是通信和民主觀察機構、拉丁美洲戰略分析中心的共同負責人)
(《環視視野》摘譯自2017年10月9日西班牙《起義報》，原載厄瓜多爾拉美社網頁)
鏈接：西媒：面對危機加劇拉丁美洲正在尋找自己的道路
吉爾伯托·洛佩斯 魏文編譯
危機，一個又一個模式耗盡，咬傷“尾巴”，拉丁美洲似乎從來沒有這樣更加迷失方向。迅速觀察已經暴露的局面，從在墨西哥不能中止暴力到中美洲北部構成所謂三角地區(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國家的破壞，最近哥倫比亞政府與“革命武裝力量”游擊隊之間達成和平協議，厄瓜多爾和秘魯從今年政府更替以來出現的緊張，玻利維亞一個穩定的政府屈從于保守派經常的壓力，在智利結束獨裁以來政治進程的結果引起人們的不滿，在巴西罷免迪爾瑪·羅塞夫總統后出現的混亂，對那次罷免的政變性質今天很少人懷疑。
委內瑞拉和阿根廷的形勢
在本地區有兩項計劃，這就是委內瑞拉的計劃和阿根廷的計劃。
委內瑞拉人將于下周日選舉全國23個州的州長。此前反對派在過去的議會選舉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查韋斯主義后來在嚴重的經濟環境中制憲大會選舉中獲得大勝。這是明年總統選舉之前進行的選舉。三個月以前反對派曾經通過在街頭的造反想推翻政府遭到失敗。
9月21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白宮會見了他的巴西、哥倫比亞和巴拿馬的同事以及阿根廷的副總統。他們所有的人在對委內瑞拉的政策上是一致的。正如委內瑞拉資深記者何塞·維森特·蘭赫爾(前副總統)所總結的那樣，這是企圖將總統馬杜羅趕出觀花宮(委內瑞拉總統府)。
相反，阿根廷作為要繼續的模式被推了出來。美國前總統貝拉克·奧巴馬在離任之前對拉丁美洲最后一次訪問中，阿根廷是他在本地區第一個訪問國家。奧巴馬在離任以后再次來到阿根廷，成為“先進的領導能力基金會”在科爾多瓦城(距布宜諾斯艾利斯西北700公里)舉行的關于“綠色經濟”峰會的“明星”。奧巴馬會見了阿根廷總統馬克里，他重申阿根廷總統“重新將他的國家與世界聯在一起”，他認為這“對保持它的領導地位是至關重要的”。
將阿根廷與世界重新聯系首先做的事情是向“禿鷹基金”支付了46億多美元債務。為了這個和為了面對與世界聯系的挑戰，馬克里發行了150多億美元的債券。同樣的道路曾經導致阿根廷違約，造成與“禿鷹基金”的問題。
奧巴馬出現在阿根廷關于“綠色經濟”的峰會上也是一場有風險的賭注。這在美國內外向奧巴馬提供了紅利，因為這讓他重新要求被他的繼任者(特朗普)拋棄的氣候變化的議程。
但是，在阿根廷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之一是對大豆產量的增長失去控制。“在阿根廷轉基因大豆這種作物擴張13年以后，社會環境的后果是一場真正的災難”。八年以前在“國際關系和發展政治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已經指出這一點。“噴藥的影響，砍伐山林，驅趕農民，缺乏糧食，洪災和旱災，新的疾病，這些在新聞中時常看到，但是只有在某些可選擇的媒體上才出現與‘大豆化’有關的報道”。
阿根廷種植大豆的面積達到1800萬公頃，占全國播種面積的60%以上。年復一年，每個大豆收獲季節為我們的土壤帶來數千噸營養素;但是大量有毒農藥對居民的健康造成重大的影響;在阿根廷每年砍伐20多萬公頃山林以便推進農業的邊界，從根本上說這是為了單一作物大豆的擴張。這種作物為少數生產者提供了巨額利潤。可是這個并不是奧巴馬出席的關于“綠色經濟”會議的議題。
在巴西的丑聞
阿根廷大豆生產的模式沒有被內斯托和克里斯蒂娜兩屆政府扭轉。同樣巴西是拉丁美洲另一個大豆生產大國，巴西工黨的政府也沒有扭轉它。
經歷一場只有很少先例的危機，主要的政治領導人被指控犯有腐敗罪，米歇爾·特梅爾政府的生存只是因為總統向不得不進行反對總統的政治審判投票的眾議員讓步得到好處。這些讓步當中有所謂“鄉村主義者的席位”，負責加速擴大砍伐森林，擴大畜牧業和開發大豆種植。
本周巴西外交部長阿羅伊西奧·努內斯·費雷拉緊急罷免了巴西駐紐約的副領事胡利奧·德奧爾維拉·席爾瓦，這個年輕的外交官9月26日公布他與巴西一家有名的雜志《首都的信》的第一次合作。文章的題目是“特梅爾與欠發達的計劃”，席爾瓦認為“最近七年巴西經濟在采礦業活動方面進入國際(市場)遭遇嚴重的后退”。他以在巴西的政治中總統兩次到中國旅行發生的事情為例。第一次是2011年迪爾瑪·羅塞夫總統對中國的訪問，席爾瓦負責在北京組織一場交易的討論會。羅塞夫總統帶去一個重要的企業家代表團，席爾瓦回憶巴西的經濟學家塞爾索·福塔多(已去世)，認為欠發達是一項計劃，不是行程中的一個事件。“僅是出售大豆和鐵礦。建設貿易的噴氣機(巴西航空工業公司)，出售信息技術服務(巴西信息通信技術協會)，將我們的裝配工業(馬可波羅，安法維亞)和我們的機械工業與裝備國際化需要努力”。席爾瓦認為，巴西工黨的政府“不懂得這些努力的重要性”。
相反，在特梅爾不久前對中國的訪問中，沒有主權國家的雙邊會晤，巴西“作為一個大國殖民地”出現。私有化和轉讓計劃的名單是現在的經濟班子的靈丹妙藥，將會確實受到中國人的評估。席爾瓦回憶說，代表團中唯一的企業家也許是“大豆之王”布萊羅·馬吉。席爾瓦的文章說，特梅爾與私人部門的關系是一種個人的關系，而不是機構的關系，并不代表對企業的支持，而是對某些企業家的支持。
外交部長費雷拉對這篇文章的回答是發表后的第二天決定罷免席爾瓦的職務，命令他回到巴西利亞(巴西首都)。羅德里戈·馬丁斯回憶，巴西外交部的傳統是鼓勵發表關于國際形勢的文章和評論，在許多情況下批評政府的政策。
席爾瓦在紐約評論外交部長的決定時說，“我和我的上司都感到吃驚，沒任何人通知我任何事情，我是從媒體上得知的”。巴西前駐哥斯達黎加大使塔德烏·瓦拉達雷斯評論說，“對那些試圖建設一種職業的、民主的和共和生活的人來說，伊塔馬拉蒂(巴西外交部)已經被打碎了”。
在這種讓人非常泄氣的情況下，對于我們這些看法不一致的外交官來說，這是最大的恥辱的一部分，是國家和社會的危機，是文化和政權的危機，是巴西大多數居民生活條件受到破壞的一部分。
(《環球視野》摘譯自2017年10月10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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