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體上，用贊揚的或至少是看似贊揚的筆調書寫一場“革命”的文本，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進步”的或左傾的新聞報道的寫作：如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杰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和中國人更熟悉的《西行漫記》，不掩飾作者的傾向但力圖保持敘事本身的“客觀性”，從革命本身的歷史進程出發，讓實錄成為史詩;另一類則充溢著豐富的感情，但也不免使自身觀念的投射壓倒了革命事實和革命者自身的詮釋。后者會把一場時間和空間上的遙遠的革命當做自己的“心靈史”來處理：如瞿秋白《餓鄉紀程·赤都心史》和埃德蒙·威爾遜的《到芬蘭車站》。
對瞿秋白來說，雖然已經被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框架所影響，但呈現出來的仍然是一個強烈敏感和高度自省的自我個體的主體。而埃德蒙·威爾遜筆下，十月革命的歷程似乎是法國大革命以來西方思想發展(而不是真切的社會危機!)的產物，是由寫作者馬恩發揚出來、被行動者列寧、托洛茨基所具象化的“人類另一套心靈和意志”。而埃德蒙·威爾遜所處的優越地位使他不必走上瞿秋白的決絕之路，可以隨時退回到西方資產階級的文人圈內。實際上，第二十三章威爾遜對美國特殊性的說明，幾乎自覺地表明了一種中產階級意識。
《到芬蘭車站》的副標題是：“歷史寫作及行動研究”。在本書行文中也一再付諸于歷史的名義，如“馬恩參與創造歷史”、“馬恩回去寫歷史”、“托洛茨基要歷史認同”、“列寧向歷史認同”等等。但是“歷史”是什么?是理性自我實現的過程(黑格爾)、是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還是進步風暴中的“歷史的天使”(本雅明)?埃德蒙·威爾遜頻頻提到的“歷史”是哪一種?我認為，雖然《到芬蘭車站》是一本談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著作，但它的歷史觀念更近于(庸俗化了的)黑格爾。
尤其是在寫作俄國革命的部分當中，列寧和托洛茨基幾乎就是歷史理性的化身，是“世界歷史人物”，“知道普遍的東西，知道他們的世界在進展上將取得必然的、直接相承的步驟，把這個步驟作為他們的目的”，于是他們的言辭和行動都成為所處時代最卓越的行動和言辭。而無論哪一種馬克思主義都無法遺忘的階級和群眾的背景，不僅僅在文本敘事上淪為了配角，在歷史力量的實現上也似乎變得無足輕重。當列寧在芬蘭車站對著士兵和工人們開口講話的時候，他靠什么抓住了這些人?是靠他的“歷史寫作與行動“帶來的歷史的福音呢，還是對俄國現實(這一現實就在他面前人群的愿望中體現著)的準確把握呢?
可以這樣說：《到芬蘭車站》的文學意義遠遠大于它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或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研究中的意義(或者可以說，在后面兩個領域里它沒有意義)。這是因為，“到芬蘭車站”這個威爾遜提取的意象，已經成為歐美一般“社會自由主義”或被當代中國網民戲稱為“白左”(盡管這個概念本身是相當不準確且帶有某種種族主義意涵的)的知識分子對于十月革命的認識的原型。
就在兩個多月前(6月28日)，紐約時報的中文網站發表了Bhaskar Sunkara題為“再給社會主義一次機會——紅色世紀：十月革命100年后，探索共產主義的歷史與后世影響”的文章(很遺憾，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我沒能去核對本文的英文原文)，文章第一句就引用了威爾遜概括的這一典故：“百年之前，列寧那輛封閉的列車抵達芬蘭火車站，由此觸發了一系列事件，最終引向斯大林的古拉格。”不過，經過對一戰以來社會主義運動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分析后，作者指出：“一些人擔心，只要桑德斯和法國的讓-呂克·梅朗雄等以社會主義者自居的領導人慈愛地聳聳肩，我們就會重返芬蘭火車站。但現如今，民主面臨的威脅是來自右翼，而非左翼陣營。似乎有兩條前進道路在政壇呈現，二者都絕對是威權式集體主義道路的非斯大林形式。”那就是他所謂的“到新加波車站”和“到布達佩斯車站”，前者是右翼保守主義，后者是右翼民粹主義，當然，他不會忘記重申(大體是正確的)對“特朗普列車”向著后一條道路行駛的判斷。
對此，他說：“但還存在第三個選項：帶著過去汲取的所有經驗教訓重返芬蘭火車站….我們不能忽略，社會主義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遺失了純真。我們或許可以不再把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們當成瘋狂的惡魔，而是選擇把他們當成用意良好的人，試圖在危機中打造出一個更好的世界，但我們必須弄清如何避免他們的失敗。”因此上，他提出要“重拾”“第二國際之初的版本的”“社會民主主義”，“包括：致力于建設自由的公民社會，尤其是容納那些反對的聲音;在制度上需要對權力進行制衡;以及一種向社會主義過渡，但卻無需與當下進行“零年”式決裂的愿景。”
最后，作者許諾說：“我們21世紀的芬蘭火車站不會是伊甸園。身在其中的你或許會經受心碎和苦難。但這個地方會讓眼下正被不平等碾壓的許多人有機會參與創建一個新世界。”
…可是，且慢，這不就是威爾遜筆下的那種，以歷史理性的名義發出，卻本質上由神秘主義來保證的救贖承諾?在這個意義上，那些右翼人士們對歐美的“左翼”政客們會讓歷史“重返芬蘭車站”的擔心是正確的，只是，“芬蘭車站”從來都不是列寧的終點，而只是他革命實踐的一個小小逗號，“到芬蘭車站”的，只是威爾遜到這位Bhaskar Sunkara以及他們中間所有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與社會自由主義者的自我投射的“列寧”而已。
列寧在芬蘭車站的一席演講就為他贏得了俄國革命，但在勝利之后，他和他的同志們卻因為各種失誤把這個革命失落給了極權主義者斯大林——這是一個神話，因為俄國革命是在現實中，是在和種種敵人的斗爭中進行的，而不是一場封閉空間(就像那列“封閉的列車”一樣)和抽象歷史中進行的“實驗”，它按照現實決定的方式，而不是作為歷史理性肉身的列寧所啟示的方式進行。
Bhaskar Sunkara在本文中還是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點：共產主義“脫胎于遭到第二國際中更為溫和的左翼黨派背叛之感…在歐洲各地，諸多黨派一個接一個地做出不可思議之事，背棄了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承諾，在一戰中支持各自的政府。仍舊忠于舊有理念的人自稱共產主義者，以便和那些為一場奪走1600萬條性命的大屠殺推波助瀾的社會主義者劃清界線。”是“理性的狡計”或曰“理性的毀滅”(這取決于你的歷史哲學立場)帶來了與第二國際決裂的共產主義運動，恰恰是對“到芬蘭車站”的歷史列車之時刻表的不信任，是對當時正在發生的比古拉格造成了多出幾倍的完全無謂的死亡的資本主義的可怖罪行的揭露和反抗，讓列寧們決心走上另外一條不同的道路。這恐怕，就是《到芬蘭車站》對歷史的書寫，和我對歷史的理解的最大不同吧。
不過，可能令我更在意的一點或許在于《在芬蘭車站》在中文世界引起的討論。中譯本序和威爾遜本人的1971年序似乎都在暗示或明指原書的贊揚立場存在失誤，于是全書都成為了一句著名諺語的注腳：“年輕時不是共產黨沒良心，年老時還是共產黨沒頭腦”。種種言說似乎要雄辯地證明，共產主義不過是一種青年義憤的寄托——可是，如果本來就是以人性、理想為基礎來期許社會主義實踐的話，那么不待“斯大林那樣盜匪式的政客”當權和1971年序中各種負面材料的暴露，它自然而然地會辜負曾經對它抱之以同情的人。
馬克思最終死在了書桌上，列寧仍然擱淺在歷史里。然而，在2017年的今天，即使是再遲鈍的人，尤其是那是自認為有全球視野的知識分子都會多少感覺得到，世界或許會越來越放不下他們平靜的書桌了——正如很多地方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平靜。一度隱身了的、猙獰的、作為宏大敘事的歷史復活了，而碎片化了、精致而空洞的歷史則瑟瑟發抖。在《到芬蘭車站》漢譯序言的結尾，作序者以一種程式化的雞湯筆調寫道：“如果一個基于公正、平等、自由之上的社會尚未達成，如果這世界還充斥著不公正、不平等、不自由，社會主義的信念就仍然會助燃我們的激情，左翼思想就仍然是我們永恒的沖動。”對此我只能說，如果他們仍然以這種態度看待歷史、革命和社會主義的話，那么收獲的也只能是失望。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