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們應該永遠對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的、針對任何人的、任何非正義的事情都有最強烈的反感。” 今天，我們追思革命者切·格瓦拉犧牲50周年(1928–1967)。
是誰點燃了天邊的朝霞，
千年的黑夜今天要融化。
也許光明會提前到來，
我們聽見你的召喚:切·格瓦拉。
——黃紀蘇和張廣天《切·格瓦拉》
2001年年初的上海蘭心大戲院。漆黑的劇場里，張廣天坐在臺側吧椅上彈著吉他，湯唯等一群青春活力的演員列隊齊聲歌唱著。那時年輕的我在此與切邂逅。
話劇《切·格瓦拉》劇照
如果說已故的菲德爾·卡斯特羅是古巴革命的象征，那么切·格瓦拉則是拉丁美洲國際主義革命的象征。
1967年10月9日，切在玻利維亞山區的小村莊拉伊格拉(La Higuera)被美帝國主義糾結的拉美反動勢力殺害。他離開我們已經50年了。今天，我們還記得切嗎?
英俊而略帶病容的面龐、飛揚的卷發與胡子、一頂斜戴的金色五角星的貝雷帽、一身橄欖綠的作戰服、嘴中叼著雪茄、手中拿著鉛筆、膝邊靠著步槍、桌上放著馬克思的著作與聶魯達的詩集，還有一杯剛沏好冒著熱氣的馬黛茶。這就是英勇的游擊隊員“切”·埃內斯托·格瓦拉(El Che Ernesto Guevara)。
切·格瓦拉
一個歐洲貴族莊園主的后裔(切·格瓦拉家族來源于歐洲的西班牙和愛爾蘭)、一個患有哮喘的阿根廷醫科博士，在危地馬拉因支持進步的阿本斯政權遭到暗殺威脅，在墨西哥與卡斯特羅兄弟共同登上兇多吉少的“格拉瑪號”;經過非洲剛果叢林的苦澀秘密戰，最終捐軀在玻利維亞的山區游擊戰中。切用年輕的生命與熱血跋涉在反抗資本主義的艱辛長征路上，也激勵著無數后人。
日前，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在群眾集會上宣布，玻利維亞將舉行全國性的紀念切·格瓦拉犧牲50周年活動，活動主旨是“反對資本主義”;格瓦拉在世的4個子女都將出席，拉丁美洲國家眾多國家領導人、左翼政黨領袖也會出席，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將有數萬人前往玻利維亞參加紀念活動。
古巴國內紀念切·格瓦拉一系列活動也已開始。今年4月數千青少年前往圣克拉拉的格瓦拉紀念碑、墓地舉行獻花與宣誓儀式，自1997年紀念碑建立20年來已經有全球450萬游客前往瞻仰，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外國游客;今年十月古巴邀請全球數百人自愿報名參加為時兩周的“切國際旅”活動，其中包括義務勞動與參觀切生前戰斗和工作過的地方。
位于圣克拉拉的格瓦拉紀念碑
從9月底起，世界各地悼念切·格瓦拉犧牲五十周年的活動已經全面展開。古巴與玻利維亞都開始舉行大規模的全國性紀念活動，包括10月9日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將參與的10萬人“反對帝國主義”的集會示威。世界各地的左翼政黨領袖與左翼支持者前往切犧牲、戰斗與工作過的地方以志愿勞動、繪畫、詩歌、音樂等各種形式紀念切。在歐洲愛爾蘭政府專門發行一歐元的紀念切犧牲的郵票，英國等國的左翼政黨也將有專門的集會與講座追思切·格瓦拉的生平。
2017年10月5日，玻利維亞總統Evo Morales手舉切的肖像
無數的文字、圖像、音樂與視頻描述了切·格瓦拉。關于切的生平的暢銷書籍、電影、紀錄片就有成百上千之多，難以計數的政治家、學者、革命者贊頌過切，并以他為楷模;將他們贊美的詞句羅列就足以編成一本多語種的厚厚的書籍。
直到今天，每天早上古巴中小學生清晨上課之時，都要宣誓“成為一個像切這樣的人”。而其“英勇的游擊隊員”等形象甚至成為20世紀全球流行文化中最為廣泛傳播和識別度最高的符號之一。
紀念切犧牲的郵票，“英勇的游擊隊員”形象是世界上辨識度最高的形象之一
本文無意在此濫情而乏味地重述那些已經被重復過無數次的贊美與夸耀，一本嚴謹的關于切·格瓦拉的傳記足以幫助我們了解他的生平。作者也不想在此為“圣埃內斯托”的“肉身成圣”增加幾許“月桂枝”，因為這既不能為他增加榮光，也并非是作為馬克思主義戰士的他的愿望。本文試圖選取幾個片段，讓切自己回答那些對他的污蔑、不解與贊頌。
切與他的敵人們
在切的生前生后，他的敵人一直將他視為心腹大患，不少其反對者和批評者，包括一些自稱“愛好自由、民主與人性”的人士，甚至將他稱為“殘酷無情的劊子手”或者抹黑他心理變態、以暴力和觀賞槍決為樂，是一個毫無人性與同情心的人。
早在危地馬拉時期，切·格瓦拉還只是一個“革命新手”之際，就已經作為“危險分子”被列入了中情局的黑名單。當時為了推翻危地馬拉進步的阿本斯政權，中情局曾組織了一支800人的所謂“危地馬拉志愿軍”(其中只有200人是危地馬拉人)，對危地馬拉發動武裝入侵;格瓦拉作為阿本斯政權的積極支持者也被列入了右翼團體暗殺名單中。阿本斯政權被推翻后的三個月內，近萬平民被殺害。
切的前妻戈達亞后來寫道，“是危地馬拉(的經歷)使切確信進行武裝斗爭和反對帝國主義的必要性。”
眾所周知，在古巴革命勝利后，作為古巴革命的元勛，切更是成為美帝國主義的“眼中釘，肉中刺”。 美國中情局一直秘密監控切的行蹤。他們獲悉切在剛果作戰后，就直接派遣特工與前古巴流亡政權叛亂分子前往剛果，協助當地白人雇傭軍監視切和游擊隊的行蹤。
根據1960年代末投奔古巴的前美國中情局特工菲利普·艾吉(Philip Agee)描述，“沒有誰能比切·格瓦拉更讓美國中情局感到恐懼了，因為他的能力與個人魅力對拉丁美洲反抗運動而言，是對抗傳統的等級制度鎮壓必不可少的。”為了剿滅切和革命之火，真正的劊子手們早就已經結成了“神圣同盟”。
當切率領游擊隊來到玻利維亞，美國中情局為了剿滅游擊隊，不僅協助玻利維亞政府訓練從事叢林戰的特種部隊，而且派遣了古巴前巴蒂斯圖塔獨裁政權的反動分子菲利克斯·羅德里格斯(Félix Rodríguez)偽裝為玻利維亞軍官參與指揮叢林特種部隊，甚至專門邀請被稱為“里昂屠夫”的前德國納粹戰犯克勞斯·巴比(Klaus Barbie)作為特種部隊的顧問為剿滅格瓦拉獻計獻策。為了抓捕切和他的游擊隊，成千上萬的玻利維亞人被拷打與刑訊。
前德國納粹戰犯克勞斯·巴比(Klaus Barbie)的玻利維亞秘密警察證
克勞斯·巴比在二戰時期曾擔任過占領法國里昂的德國蓋世太保負責人，他本人直接參與毒打、強奸、虐待與處決等刑罰，對超過14000名法國平民與抵抗分子的死亡負有責任。二戰后，他被法國法院缺席判處死刑，但被美國情報機構秘密招募從事刑訊與反共研究。此后，他先后為西德與玻利維亞政府服務，成為玻利維亞獨裁政府的少校和軍火商人，直到玻利維亞獨裁政府被推翻后，1980年代才被遣返至法國，最終死于獄中。
古巴流亡分子羅德里格斯不僅出生于巴蒂斯圖塔政權的高官家族，直接參與美國策劃的豬灣軍事入侵，而且在指揮抓捕和處決格瓦拉后，加入美國籍繼續為美國中情局服務。作為中情局特工的他直接參與越南戰爭時期的“鳳凰項目”(對越共地下積極分子的“定點清剿”)，該項目導致近10萬越南平民和越共支持者被捕、虐待，其中約4萬人被殺害;他也與曾擔任中情局長的老布什和其幕僚們交往密切。2004年在美國總統選舉期間，羅德里格斯作為流亡美國的古巴裔社區的領袖竭力在美國的拉美裔選民中為當時正在進行阿富汗戰爭的小布什拉票。
為美國中情局服務的菲利克斯·羅德里格斯(Félix Rodríguez)
假如對于切的暴力反抗有任何質疑，屠殺切的劊子手們自己的“光輝事跡”已經給出了答案。
“當壓迫者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而公然違反成文法時，和平已經被打破了。”(《游擊戰》，1960年)“暴力并非總由剝削者所壟斷，被剝削者也能夠使用它，當時機到來之時，更應該利用它。”(《論游擊戰》，1963年)。
而且更令人諷刺的是，曾經負責直接槍決切的玻利維亞中士馬里奧·泰蘭(Mario Teran)此后一直隱名埋姓居住在玻利維亞首都的平民社區里。2006年馬里奧·泰蘭因為古巴與委內瑞拉合作的、為窮人提供免費醫療的“奇跡手術”項目得以去除白內障而重見天日，其兒子為此向古巴政府寫了一封感謝信。
在玻利維亞山區的跋涉中，格瓦拉的游擊隊曾經對當地的印第安土著居民說過，“我們走后，政府也許會回來，給你們帶來學校與醫院，因為我們來過。”革命的成果甚至使切的劊子手也能享受惠澤。
肉身成道的“圣埃內斯托”
1964年12月11日，作為古巴政府代表團的首席代表，穿著一身橄欖綠軍裝的切走進塞滿衣冠楚楚的資產階級政客與大亨的聯合國議事大廳，在美帝國主義與世界資本主義的“心臟”——紐約——發表演說，公開譴責資本主義、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奴役、壓迫、剝削與不公。
切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上發表講話
“……數以百萬計的亞非拉民眾已經站起來為爭取新生活和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而斗爭。……我們面臨的新紀元將由饑餓的印第安民眾、無地的農民與被剝削的工人所寫就。……憤怒的手已經舉起，他們為贏得曾被嘲笑了500年的應得的權利而戰斗到死。”
聯合國大會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爾科姆·X在會見切后，將他稱為“當下在這個國家中最英勇的革命者。”因為他的英勇、無私、革命理想和國際主義精神，切已經成為國際主義革命的重要象征。
在切被殺害后不久，對切的“神話”就已經開始，周圍的土著居民截取他的頭發作為保佑平安的“幸運物”，西方媒體甚至藝術性地將死去的切比作死去的基督;而且關于“格瓦拉詛咒”的傳說不脛而走(參與處決切的多名玻利維亞官員和軍人意外死亡，包括當時的玻利維亞總統之后死于直升機空難)。
格瓦拉被處決地拉格伊拉(La Higuera)，現已改成宗教意味的格瓦拉圣地
早在1956年7月15日，切在墨西哥準備去古巴從事游擊戰時，給母親寫信曾經說道，“我不是基督也不是一個慈善家，老婦人，我和基督恰恰相反……我為我所信仰的而戰，利用我所能有的一切裝備，為了不被釘在十字架上或者其他地方，我會努力讓我的敵人去死。”(切·格瓦拉給母親的信)
但真正讓切的形象成為全球反抗資本主義不公正秩序與不斷革命的象征，不是或者說不僅僅是因為格瓦拉個人的豐功偉績和特立獨行。切“封圣”于20世紀中葉亞非拉地區數以億計民眾參與的狂飆激進的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革命中，“復活”于1960、1970年代歐美發達國家街頭數以千萬青年學生與工人投入的風起云涌的社會運動中。“英勇的游擊隊員”的形象、海報、旗幟、畫冊、街頭涂鴉迅速傳播全球。
2017年10月8日，人們匯集在古巴的圣克拉拉，手舉切的圖片，紀念切犧牲50周年
列寧曾經在《國家與革命》中說過，“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后，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
切的遺體
我們不得不苦澀地承認，切·格瓦拉雖然沒有被釘在真的十字架上，但死后的切格瓦拉卻被釘在了資本主義的“商業十字架”上。如果說革命浪潮過后搖滾歌手模仿他的裝束、青年人穿著印有他頭像的T恤已經不再是革命的象征，但它們多少還具有自由、浪漫與反叛的物化符號意味。
經過無害化處理后，原本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抗者“切·格瓦拉符號”則成為了被資本主義消費的對象，從可樂到洗衣粉，從汽車到玉米餅餐廳，各種廣告都出現了切的形象，甚至一度《金融時報》的辦公室也曾用切的海報形象來宣傳其企業文化。《華盛頓郵報》一篇評論寫道，“切·格瓦拉的形象無處不在，他和瑪麗蓮·夢露一樣稱為了文化符號，甚至在他新一代的崇拜者中更為流行，而他們將他從一位熱忱的馬克思主義者變成了一件資本主義商品。”
不過正如資本主義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無產階級一樣，為在市場上獲取更多銷售利潤的沖動，本身也使得“格瓦拉符號”成為了植入消費主義中的“特洛伊木馬”，在現實中苦悶、憤怒而尋求新的選擇的青年們會探究，誰是切·格瓦拉，他又做過些什么?資本主義雖然無害化了格瓦拉符號的外在，但一旦時機成熟，其內的“革命基因”終會復活與擴張。
古巴哈瓦那革命廣場的切·格瓦拉鐵線雕塑
英國左翼政治家喬治·蓋洛威(George Galloway)曾在切犧牲40周年之際在《新政治家周刊》(New Statesman)上撰文寫到，“有不少人擔憂歷史已經將切變為了流行文化的配件。……但如果那些穿有他形象的服飾的人中有10%知道他的立場，那仍然意味著有千百萬人。總的來說，他們都是青年人，他們都希望這個世界變得更好。如果切的形象無處不在，那是因為他所為之戰斗與犧牲的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切合時宜。”
因為我們不可能成為他，所以我們崇拜他,而因為我們崇拜他，所以我們不可能再是他。他被憤怒的青年們供入了心中的“神龕”。此時我們需要記住的是他曾經說過的，“我不是解放者，解放者并不存在;只有當人們起來解放自己的時候，才會有解放者。”(1958年，墨西哥)
一國革命勝利之后，怎么辦？
在流行文化中，切格瓦拉符號被刻畫成年輕、帥氣、不羈、自由與浪漫等等，但是切的獨立性不僅體現在戰斗中與生活中，而更重要的是體現在政治上。古巴革命勝利后，作為革命元勛與政府高官，切毅然告別妻子與年幼的孩子，放棄古巴國籍、古巴共產黨黨籍和某些人極為重視高官身份，投身世界革命。這讓很多人難以理解，也引起很多猜測。
34歲的格瓦拉與他的新娘阿萊伊達·瑪奇聚在他們的婚禮蛋糕前。圖左是時任總理卡斯特羅的弟弟
在切離開古巴前留給卡斯特羅的告別信中寫道，“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召喚我付出自己微薄的努力和幫助。……我們分別的時候到了。……無論在何處都要同帝國主義進行斗爭!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治愈任何創傷。”
切是作為一名美洲的國際主義戰士加入到古巴革命之中，雖然古巴一國的革命勝利了，但革命勝利之后怎么辦?革命如何才能持續下去，革命如何才能不變質?
而且所謂“社會主義盟主”的蘇聯的現實更是讓他驚醒。
1962年，蘇聯赫魯曉夫政府主動挑起“古巴導彈危機”，但面對美國核戰爭的恐嚇，在未與古巴方面進行任何商討的情況下，赫魯曉夫又主動與美國媾和，處在滅國威脅下的島國古巴成為大國博弈中被犧牲的“棄子”。這一事件深深刺痛了懷有國際主義與革命理想的切。
1964年11月，切作為古巴政府貴賓，被赫魯曉夫政府邀請到莫斯科參加紀念十月革命周年的活動，在古巴駐莫斯科大使館與古巴留學生的交流時，他公開批評蘇聯官僚集團僵化的經濟制度與腐朽的生活方式,當時正值中蘇論戰的關鍵時刻，國際共產主義陣營面臨分裂的危險。
他對古巴留學生說，“……我表達的某些觀點可能接近中國方面，……有些觀點也許包含有托洛茨基主義的內容。他們將中國方面、托派和我都稱為宗派主義者。但你不可能用警棍消滅觀點，……很顯然你們也能從托洛茨基的思想中獲取一些收獲。”(Paco Ignacio Taibo撰寫的格瓦拉傳記)
在1964年12月的聯合國演說中，他面對世界明確說出，“和平共存(注：當時蘇聯赫魯曉夫政府主張美蘇和平共存)不能只存在于強權國家之間。……對于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不存在和平共存。”話鋒所指不僅針對美帝國主義，也不點名地批判了蘇聯赫魯曉夫政府的主張。
切在聯合國大會上
當時處在美帝國主義與拉丁美洲反動政權包圍與封鎖下的古巴在經濟上、政治上嚴重依賴蘇聯與東歐國家的支持，中蘇論戰導致的共產主義陣營分裂使古巴政權左右為難，而切在政治上的獨立性、對蘇聯的公開批判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認識，更是引起了蘇聯官僚集團的極端不滿，將他稱為“親中極左分子”，乃至“托洛茨基分子”。
為了避免卡斯特羅與古巴政府的為難，也為了實踐“世界革命”的理想，“心懷創傷”的切決定離開古巴，用自己的生命作為代價，探索如何解決“一國革命勝利后，怎么辦”的問題。
1967年在玻利維亞叢林的戰斗中，他在給“三大洲會議”發致賀信時，仍然不忘世界革命，“我們必須牢牢記住，帝國主義是一個世界性的體系，……只有在世界性的對抗中才能將其擊敗。……每一個國家的解放都應該成為贏得自己國家解放的戰斗中的一個階段。”
切與他的戰友們
拉丁美洲遭受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數百年來的奴役與壓榨，成為“地球母親的傷口”，本地幾遭滅絕的印第安人，在奴隸商人的鐐銬與皮鞭下販運而來的黑人，在歐洲破產的農民與被嚴重歧視異教徒，甚至遠東中國與日本的契約奴工，世界各地被壓迫的民族都匯聚在這片土地上。所以，拉丁美洲的革命從來不是一國、一族、一地的革命。
古巴革命本身就是由多民族、多種族勞動人民共同努力實現的一場“國際革命”。而無論是在剛果還是在玻利維亞，切率領的游擊隊也是一支由白人、黑人、印第安人乃至華人組成的“多種族的反抗力量”。
赴剛果的古巴游擊隊主要是由100名非洲裔古巴戰士構成，擔任切的副手就是有非洲血統的古巴革命老將維克多·德瑞克(Victor Derke)，在剛果的戰斗中，有6位非洲裔古巴戰士死在剛果，死在自己祖先曾經生活與被奴役的地方。維克多·德瑞克在離開剛果后來他仍然長期從事古巴對非洲的軍事援助工作，在此后的數十年島國古巴承擔了與國力并不相符的國際主義義務。
與切一起犧牲在拉伊格拉的戰友中，就有一位綽號“中國人”的秘魯華裔革命者陳胡安(Juan Pablo Chang Navarro)，他曾經是秘魯左翼游擊隊的領導人，也是被殖民者“賣豬仔”到美洲的數十萬中國華南農民的后代之一。正如切的父親曾經引以為傲地說過，切的身上流淌有愛爾蘭反叛者的血液。陳胡安的身上可能流淌著曾經掀翻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將士的血脈。
陳胡安(圖中偏右)
自愿與格瓦拉前往玻利維亞參與游擊戰的有17位古巴革命者,其中4人是古共中央委員，17位革命者平均年齡不滿35歲，全都在古巴有妻子兒女，離開古巴時都留下了告別信。他們中除了3人九死一生回到古巴，其余全都犧牲在了玻利維亞。
這就是拉丁美洲的革命，這也是切和他的戰友們犧牲所昭示的意義，它將歷史與今天，將東方與西方，不分國別、不分種族將全世界的被壓迫者們聯系在一起，為了反抗不公正而進行斗爭。
切，勝利，直到永遠
臨處決前，看守切的士兵曾問他，你是否認為自己是不朽的?切的回答是，我想革命是不朽的。
半個世紀過去了，今天我們更為客觀地看待39歲時離開我們的切。固然切可能有很多不足，甚至過于理想，甚至某些他的國際同志都無法理解切。確實，切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也不是“左翼基督”，但切是一個愿意用行動與生命實踐其理想的戰士，是我們的戰士!
在離開古巴前夕，切給自己五個尚未成年的孩子留下了這樣一份告別信：
你們的父親是一個面對現實而忠于理想的人。
……你們要記住,革命是最重要的,而我們每個人都是無足輕重的。
……你們應該永遠對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的、針對任何人的、任何非正義的事情都有最強烈的反感。
切和他的長女阿萊達·格瓦拉(Hildita Guevara)
切的告別信不僅僅是留給他的孩子，也是留給所有的后來者：
勝利，直到永遠!Hasta la victoria siempre!
勝利，直到永遠!
彩蛋：
中國青年前往古巴駐中國大使館悼念切·格瓦拉小記
秋雨霏霏，澆不滅我們的思念。今年的10月9日，在京的數位中國左翼青年為紀念切·格瓦拉犧牲50周年和聲援古巴與拉丁美洲人民的正義事業，匯聚到一起前往古巴駐中國大使館，向已故的切·格瓦拉和菲德爾·卡斯特羅兩位敬獻花籃和紀念海報。
經過與負責使館方面工作人員的溝通，我們將花籃與海報呈放在使館墻外的宣傳欄下，并集體默哀一分鐘，宣讀簡短悼詞。
在活動即將結束之時，正逢有三位古巴在華工作的女青年經過，為表達對切·格瓦拉的敬意，她們主動要求一起合影留念。
50年前，切·格瓦拉教給年輕人正義、勇氣和熱血，還有生而為人該有的樣子。50年后的今天，我們依然向你致敬!我們沒有忘記你，切!
作者：羽佳
編輯：xd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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