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的一天，在布達佩斯，我來到了一個從未來過的地方——尤佩斯特(Újpest)。這是布達佩斯郊區20世紀50年代末期出現的一個小鎮。當時，卡達爾·亞諾什(János Kádár)領導的政府在當地建起了大片的居住公寓，以安置布達佩斯無家可歸的人們。人們不曾想到的是，由混凝土板筑成的這些高樓，要一直使用到50年后的今天。
匈牙利工人黨的標志
如今，匈牙利的執政黨、右翼的新自由主義的“匈牙利青民盟”(FIDESZ)，根本沒興趣替換和更新這些建筑。尤佩斯特，是大部分布達佩斯工人及其家屬生活的地方。最近，匈牙利工人黨(Hungarian Workers Party)也將總部遷到此處。這一政黨是曾在1956年至1989年執政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Hungaria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繼承者。
在這里，可能需要補充一些歷史背景。在匈牙利歷史上，工人階級掌握政權一共有三個不同階段。最初是1919年僅存在了133天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后來是1949年至1956年由斯大林的親密朋友、獨裁者拉科西·馬加什(Mátyás Rákosi)主導的“強硬路線”時期;再后來，是1956年至1989年由二戰中的游擊隊員卡達爾·亞諾什主導的社會主義時期。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之后，卡達爾·亞諾什成為了共產黨的領袖。在這些超過三十年的時間里，不平等被摔碎和燒毀，匈牙利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如果你有機會和匈牙利人交談，你就會發現，他們對共產主義統治時代的反感，并不是因為他們反對社會主義，而是因為蘇聯主宰下國家主權的喪失。
我和同伴海倫波特·理查德(Hellenbort Richard)走在從輕軌站到工人黨總部的路上，這時我不禁注意到，右翼政黨也在鎮上設立了辦事處。其中最明顯的是“青民盟”(FIDESZ，右翼溫和派)和“爭取更好的匈牙利運動”(JOBBIK，極右)。
在總部大樓外，我們見到了工人黨的主席蒂爾默·久洛(Thürmer Gyula)和中央委員瑪麗娜·皮拉耶娃(Marina Pilajeva)。三年前，我曾在當時位于布達佩斯第8區的工人黨總部見過皮拉耶娃。
新據點是有著現代風格的更具吸引力的升級版。關于過去社會主義成就的記憶被自豪地展示在了墻上，但今天討論的焦點是21世紀的社會主義、工人黨的路線和它前進的道路。
由于美國出現復雜的政治局面，我忍不住問蒂爾默，為什么新的極端政黨能夠吸引這么多選民。
“也許，在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都是一樣的。匈牙利青年在很大程度上迷失了方向。賺錢，花錢。但他們正在尋找一些價值，他們試圖在極右翼組織中找到這些價值。近年來，他們也開始加入我們的黨了。為什么?因為他們已經認識到，如果我出生于一個貧窮的家庭，我很可能一輩子都是貧窮的。”
我告訴蒂爾默，社會主義是如何在美國吸引年輕選民的，并問他們是否有興趣將青年組織進工人黨。
他說：“一開始，我們的成員只有那些年紀大到能領退休金的同志。他們有更多的時間、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勇氣和政治經驗。我們是從老一代人開始的。”
但情況正開始好轉。他說，現在的黨員主要是40多歲的人。這些人生于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并且仍然記得它。“他們說，‘我們知道，我們的父母比我們現在過得更好。’他們中的一些人說，‘我們現在明白了，我們將永遠不會像我們父母過得那樣好。’”
我還記得，當我第一次見到皮拉耶娃時，她解釋說，匈牙利工人黨是一個草根組織。在東歐的社會主義政府垮臺后，對一些共產主義政治組織來說，從執政黨向草根政黨的轉型被證明是成功的。摩爾多瓦共產黨、德國左翼黨以及捷克共和國的捷克和摩拉維亞共產黨，都是這樣的例子。
我問蒂爾默，在失去政權之后，一個前執政黨是怎樣存在下去的?
“我們沒有得到來自國家財政的任何支持。年輕的黨員用電子方式交黨費，但是大多數黨員用現金交黨費。他們不習慣使用電子系統。另外，黨內大部分人建議不要使用電子方式，因為資本家控制著我們的錢。”
他說，工人黨還專注于重要的全國大選之間的特殊選舉。“當然，在你不生活在一個村莊的時候，要贏得選舉是非常困難的。但我們出來收集簽名，進行我們的宣傳，讓人們了解了我們。”
關鍵是要接地氣。“我們在人們生活的地方接觸他們：在市場和街道上。資本主義政府通過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就是禁止我們在工作場所發展組織。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幾十年里，黨的組織只在工作場所進行。”
對于匈牙利工人黨的黨員來說，實際的政治工作是重點。蒂爾默說，“我們認為，黨應該像一支軍隊那樣。如果戰士們沒有得到具體的工作，他們就會失去紀律。”在互聯網上，每個人都像是偉大的共產主義革命家。然而，花時間去做真正的工作倒成了一種犧牲。
我朝桌子那邊看了看，看到了工人黨一本新的著作。封面上是排成隊形的收割機，被收割的部分展示著工人黨的標志——巧妙地表達了對農業工人的敬意。這讓我想起了我們在美國的政治挑戰。
在90年代初，東歐各國新當選的政府普遍制定了讓在野的共產黨很難甚至不可能參與政治的法律。通過這些法律的目的，是阻止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政黨再次獲得政府的多數，尤其是當人們意識到生活在市場經濟中的艱難事實之后。現在還是這樣嗎?
蒂爾默說，工人黨仍然面臨著障礙。“過去，要參加匈牙利議會，一個政黨需要4%的全國選票。而當我們(工人黨)接近這個數字時，政府便將門檻提高到了5%。”
在后社會主義時期的匈牙利，標簽化也代表著一種挑戰，但工人黨仍在堅持。
“用‘共產主義’給黨命名是不合法的。我們的心是共產主義，但名字本身并沒有那么重要。當然，我們想使用紅星。但你只有在不用它的時候才能生存。”(譯者注：在2005年至2013年，該黨名為“匈牙利共產主義工人黨”，迫于反共法律在2013年改名為匈牙利工人黨。)
在自由主義的政策下，提高生活水平的承諾已經落空，并給匈牙利造成了嚴重的人口危機。熟練工人正成群結隊地離開這個國家，尤其是在農村地區。
在小城市和村莊，由于勞動力資源嚴重縮水，許多老板要求剩余的員工實行12小時輪班。房地產市場被世界上最具價值的貨幣——瑞士法郎控制，這使得居者有其屋幾乎不可能。而對歐元的民族主義的指責，導致了國家貨幣福林(forint)的貶值。
在談到公眾對資本主義的厭倦情緒時，蒂爾默先生的話讓我震驚。
他說，“匈牙利資本主義的未來不是由匈牙利決定的。我們有句諺語，‘如果德國下雨，我們在匈牙利就要打傘。’”
奧匈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垮臺了。在此之后，匈牙利這個上千萬人口的國家，就一直依賴于其他大的經濟體。1919年，新興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依賴于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支持。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匈牙利又依賴于德國的支持。
當然，在二戰后匈牙利依賴于蘇聯，與東歐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貿易。1989年后，所有的希望都被寄托于歐盟——本質上是德國、英國和法國。
然而在另一方面，匈牙利的工人斗爭與美國有著相似之處。自冷戰結束后，兩國都歷經了工人權利的巨大倒退。
在那一刻，我意識到我是多么幸運，能坐下喝咖啡，并同5100英里外的同志們討論激進政治。在同蒂爾默和皮拉耶娃合影之后，我離開了。
作者和匈牙利工人黨主席蒂爾默（右）的合影
蒂爾默在他最近出版的作品上簽名，并送給我們作為離別禮物。我的匈牙利語水平頂多是可笑的，但當理查德解釋這本書對我們的意義時，我聽懂了。
理查德曾經投票支持極端右翼政黨“為了更好的匈牙利運動”，同時也看似矛盾地提起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回家的電車上，他一本正經地拿起書，對我說：
“我要讀這本書。我喜歡蒂爾默·久洛說的話。另外，歐爾班·維克托(匈牙利現任總理，青民盟的領導人)愿意花時間同我們交談嗎?不會的，這家伙已經從反面證明了他們(工人黨)是工人的政黨。”
來源：人民世界[美國]
翻譯：胡底
轉載請附帶二維碼▼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