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經略網刊(微信ID：jingluewangkan)，小標題為本網編者所加。
佩里·安德森破解印度神話 (一)：印度的建國歷程包含了不利于左翼革命的因素
文：卞海
安德森并不是要故意黑印度，而是希望印度的左翼能夠理解自身的處境，理解他們的建國歷程中就包含著不利于左翼革命的因素。但事實證明，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就淹沒了國際主義情感。
近兩個月的中印邊境沖突引發了中國網友對這個鄰國的濃厚興趣。平心而論，中國公共知識界對印度的了解甚少。我們印象中的印度，是產生了佛教的印度，是唐僧西行的目的地，但那時候的印度只是一個文明，而不是一個國家;佛教在印度根本沒有成為主流，后來甚至衰落了。至于對現代印度，我們知道得更少。1962年的中印戰爭，國人也很少去記，因為覺得這一仗很平常，沒有什么可以自豪的，但印度民族主義者卻視之為國恥，日夜惦記。
要深入了解印度，也許我們可以閱讀一下英國歷史學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2013年出的書《印度意識形態》了。這本書在印度引起很大的反響，不僅印度的右翼民族主義者對安德森十分敵視，印度的中間派甚至左翼也不太高興。原因就是，安德森挖印度意識形態神話的根，挖得太狠了。
安德森破解了許多神話，第一個神話就是歷史上印度的統一。安德森指出，印度的觀念本身就不是本地產生的，而是歐洲人的發明。印度本地語言中并沒有印度這個詞，或類似的東西。
印度在歷史上邦國林立，外來族群征服印度是家常便飯，而英國人不過是這些外來族群中的最后一個。他們相當容易地拿下印度，因為這片次大陸在政治與社會層面都非常碎片化。英國人為印度帶來了一個共同的基礎設施、司法與文化架構，從而在歷史上第一次將印度打造成為一個行政與意識形態的現實。印度的觀念，是英國人的觀念。只不過印度的臣民造反以后，把印度的觀念從主子那里接過來了。
接下來，破解甘地神話。甘地個人說過所有的宗教在神前面都是平等的。但在印度的民族主義政治層面，安德森說：“一種宗教必然比另一種宗教更平等”。他指的是印度教地位高于伊斯蘭教。甘地自己的伊斯蘭教知識十分有限，他尊敬神牛，并且告訴自己的兒子不能和穆斯林結婚。安德森挖了很多材料，證明甘地在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之間一碗水端不平。
甘地也不是向來支持“非暴力”的。安德森說，他對暴力的態度從來都是模棱兩可，很不穩定。他兩度志愿參加英軍，一次是在布爾戰爭中鎮壓南非布爾人，一次是鎮壓南非祖魯人。
下面這些都是甘地支持暴力的部分黑材料。1942年他曾經對記者說，印度獲得自由的代價就是血流成河。在1946年，他說過“如果印度需要血，她應當擁有它”。
看看安德森的犀利的嘲諷：甘地個人呢，當然真誠地相信非暴力的(安德森這樣的句式都留有后招)，但是他作為一個政治領袖，相信自己神靈附體，這就不必遵循人類需要遵循的自我一致了。只要他主觀感覺這是真理，那就是真理。
我們翻譯成大家都聽得懂的話：神棍。
下面的嘲諷更厲害：甘地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知識交流。他被訓練為一個英國出庭律師，爭論起來也像個律師，而不是思想家，他不停地修改自己的觀點，不管內部有多少自相矛盾，最后都可以訴諸神靈。
在他的生涯中，他一邊宣稱自己高于常人遵循的自我一致的要求(因為他總是從一個真理到另一個真理)，另一邊吹牛說自己從來不會自相矛盾。
今天先批注這么多。從以上的評論，讀者現在應該可以感受到印度人的憤怒了吧。居然有一個英國人，用這樣的語調來討論他們的國父!于是，就有了一種批評，說安德森是帶著英國殖民主義者的傲慢去看印度的。
而安德森的家史，的確與印度有那么一點瓜葛。安德森的祖父Francis James Anderson在皇家工程兵部隊服役，獲得了Brigadier-General(準將)頭銜，皇家欽定大英帝國勛位。于是他的名字前也就有了Sir (爵士)這個前綴。Francis James Anderson有幾個兄弟，其中一個大他三歲的哥哥Charles Alexander Anderson在皇家軍隊里混得比他更風生水起，獲得了Lieutenant-General(中將)軍銜，皇家欽定印度帝國勛位。這個亞歷山大曾經在阿富汗、印度和緬甸打過仗，在1910-1913年期間是英國駐中國華南地區軍隊的指揮官。簡單說，佩里·安德森的小叔公，是大英帝國印度殖民軍的將領。所以，一些印度的批評者就拿出血統論了，殖民者的后代，也是殖民者的眼光。
但安德森，作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其實是英國殖民主義堅定的批判者。而他之所以要挖印度的建國神話，并不是要故意黑印度，而是希望印度的左翼能夠理解自身的處境，理解他們的建國歷程中就包含著不利于左翼革命的因素。但事實證明，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就淹沒了國際主義情感。
跟著安德森八一八印度的建國神話（二） ：崇拜希特勒的甘地主要任務是“黨爭”
文：卞小溪
在《印度意識形態》的頭20多頁里，安德森便毫不留情地八出了一個藏在自我膨脹、邏輯混亂、以及西方宣傳背后的甘地形象。
卞海給小伙伴們開了個頭。深八了一下現代印度國父甘地的升仙史。為什么佩里·安德森要八印度呢?老人家說了，他就是想跟大家聊聊世界上這幾個有代表性的，20世紀才獨立建國的國家中那種膨脹到宇宙盡頭的迷之自信到底是怎么來的，又怎么在今天影響這些國家行為方式的。在他先前的一本名為《新的舊世界》(書名也很黑)的書里，安德森八了一下現代土耳其。這次，他專心八了一下印度。相比土耳其，印度得到的待遇更高，她那“現象級”的迷之自信被直接用作書名。這種寰宇之內，舍我其誰，壓得所有不是印度人都無法理解難以呼吸的神力，讓跟誰都可以談笑風生的安老也虎軀一震，驚詫之下干脆叫這種神力為《印度意識形態》(The Indian Ideology)。
安老在前言里就跟讀者們分享了一次他親身這種面對神力，難以呼吸的經歷。2007年，身經百戰的安德森猛然讀到了一本凱瑟琳·梯德里克(Kathryn Tidrick)寫的甘地傳記。安老一讀，就立刻驚詫了。心想，臥槽，我行走江湖這么多年，什么沒見到過?結果這么真誠、這么可靠、這么靠譜的甘地傳記，我竟然還是第一次見!驚詫之余，安老就開始琢磨。話說這印度跟土耳其不一樣啊，中央政府也沒啥能力搞集權管制，為啥這么多年來，但凡是寫國父甘地傳記的時候，就都跟土耳其人寫國父凱末爾傳記一樣，都跟寫圣經似的極盡造神之能呢?再有，這本這么牛鼻的甘地傳記，為啥在印度，就沒有一個人有啥回應呢?
安老琢磨了一下，覺著這很好地體現了“印度意識形態”的一個現象，他用他那獨特的優雅英文寫到：作為第一部值得注意的討論甘地的學術作品，梯德里克這本書討論了甘地從英國求學到在南非終老的人生歷程中，其宗教與政治思想的發展。然而，在整個次大陸上，沒有一篇嚴肅的學術性作品對梯德里克做出任何回應。這個現象很清楚地表明，在大眾媒體上，甚至在廣大的學術界，印度對那些令人感到不便利的歷史事實的抑制有多深。
其中一段話翻譯一下，就是：在強大的穿透了印度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的迷之自信面前，一切事實都是渣渣!這本由三篇長文構成的文章便圍繞著這個中心展開。
昨天卞海帶著大家八到，甘地對“非暴力”的態度。安德森八出來，實際上甘地對這個被今天西方知識界和大眾媒體吹到天上的概念根本采取的就是一種機會主義態度。他更感興趣的可能是提升作為一個“神棍”的自我修養。在《印度意識形態》的頭20多頁里，安德森便毫不留情地八出了一個藏在自我膨脹、邏輯混亂、以及西方宣傳背后的甘地形象。
接下來，小溪要帶大家接著八印度國父甘地的幾個神跡。
首先，甘地到底要不要印度獨立呢?答案是——不一定!
1922年，甘地停止了他最先號召舉行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為什么呢?一方面，一些地方的非暴力運動已經出現暴力傾向。甘地感到很桑心。但是，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政治性的。在當時，不合作運動的目的是尋求Swaraj，就是“自治”。自治啥意思呢?甘地是這么解釋的：
“假如大不列顛改變了她的態度，我確信(臥槽，字里行間都是迷之自信有木有!!)當印度變強(敲黑板，這里的強跟我們說的自強完全是兩碼事。單純就是成熟，體力增長的意思。按照英語習慣，娃兒長大了可以叫做“變強”。)之后，大不列顛對印度的態度一定(又見迷之自信)會改變!那么，從宗教上來說，我們繼續強調獨立便是不合教法的要求(這只喵真溫順，高冷的喵格難道都讓狗吃了?)。因為，這種要求是胸懷惡意的，是乖戾的(此處小溪留白，槽讓你們來吐)。”
安德森進一步解釋，1922年時的甘地，希望印度尋求與南非一樣的政治地位。應該保持與英國的聯系，尋求在共榮圈里成為平等伙伴。甘地在之后的幾年里，不斷強調這個觀點。 甘地認為，印度老百姓根本不懂 “independence” (獨立)這個詞的意思，強行插入這種價值觀根本就是一種“褻瀆神明”的行為。因此，他堅持用印地語的“Swaraj(??????，接近中文晚清在各省推行的“自治”概念)”而不是英語中的“independence”來表達他的觀點。此時此刻，甘地代表的印度意識形態的迷之自信再次浮現，他公開說：
“兄弟我的志向，那遠比‘獨立’更加高遠!(天邊雷聲滾滾，莫迪大仙在云中點頭稱是)”
為了進一步表明他志向的高遠深邃，且符合印度民族主義口味，甘地還表示，他構想了一個叫做“世界共榮圈”的美景。在這個共榮圈里，印度不再是個平等的伙伴，而是一個占主導地位的伙伴。為什么呢?因為宇宙中心印度人民有理性，地理有優勢，歷史有傳統。
看到這里，小溪不免陷入了森森的思考。且不說人家大不列顛帝國樂不樂意賜給你印度這個共榮圈里的平等地位吧，你這還沒告訴大家怎么走向小康社會呢，就開始說稱霸宇宙了，你讓全宇宙的窮兄弟們情何以堪?你家日子要真小康了，特么還不把我們擠兌到六道輪回之外去啊?還有啊，就算你占盡天時地利人和，耍牛逼不需要理由，你也得告訴我們怎么通過寄人籬下，臥薪嘗膽，才能達到鳩占鵲巢啊。
安德森八了好幾頁紙，最后我們發現，原來甘地才是日記強國，地圖開疆的高手高手高高手。用念咒，就能不戰而屈人之兵;用眼神，就能對高高在上的大英帝國說“彼可取而代也”。原來，今天莫迪能吹遍天下無敵手，是因為他真正繼承了“印度意識形態”的正宗衣缽啊!
第二，甘地要不要印度民族統一呢?答案是——不要!黨爭才是最重要的任務。
甘地不愧是英國人民的好徒弟，正統藍血腐國文化出身的他，對暴力革命恨(怕)之入骨。革命要比被統治可怕的多得多!藍血貴族帶給甘地的另一個影響，就是他的政治活動鋪開的面很廣，但卻完全浮在社會表面。當時的國大黨，僅僅是個印度社會上層精英的大聯合。真正占據印度社會最主體的城市工人，鄉村農民都被排除在外。倘若要調動他們，要打破他們與雇主或地主之間的契約，那就是違反神的旨意!(我們家貓主子對此表示舉四爪贊同!)
然而，貌似印度勞苦大眾們卻不這么想，在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過程中，開始陸陸續續出現由于反抗引起的沖突。高高在上的甘地表示：“我們必須把所有那些不服管制，擾亂民心的因素都控制起來!我們大印度，沒有政治罷工的容身之地!”同樣，對農村問題，甘地表示：“反對一切試圖在地主與雇農之間造成不和諧的行動。建議所有雇農要忍受疾苦，而不是奮起反抗”。
小溪把上面這句話看了好幾遍，好幾遍，好幾遍，終于理解了個中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深意。所以，甘地所設想的美麗世界，就是窮的窮，富的富，老鼠的孩子去打洞的社會么?要是印度一統天下了，小溪是不是就要去找找自己的種姓是啥了?這個甘地口吐蓮花的“世界共榮圈”，跟當年皇軍給滿洲國人說的共榮圈有啥差別?難怪當年東京審判，全體法官里面，就那么一個高等印度人覺著日本人搞共榮圈沒錯啊。原來也是繼承了甘地衣缽的“印度意識形態”。細思極恐啊。
那么，甘地這種神力共榮圈為印度帶來了什么呢?安德森繼續八。首先，是印度族群被徹底撕裂。最早被甘地拋棄的族群就是穆斯林。1920年代末期，當時國大黨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前主席、莫迪拉爾·尼赫魯(對，就是后來周恩來總理跟他談笑風生，卻又轉身侵占中國領土的那個尼赫魯的老爹)受甘地之托，起草國大黨黨綱。一開始，尼赫魯答應印度穆斯林精英，在中央立法機關內為穆斯林保留三分之一的席位。結果，沒過多久，他就把這個數字縮減到了四分之一(吃了吐原來也是印度政治傳統)。而且還拒絕為印度穆斯林人口大邦旁遮普和孟加拉保留席位。尼赫魯老爹表示，這群貨，“丟點面包渣就能安生了”。(特么你連自己國人都當屎來對待，怎能讓我們相信你那世界共榮圈?)這種態度，直接導致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合作的破裂。
除了政黨政治的分裂之外，這種高高在上的神仙態度也是甘地政治運動不能深入民眾的原因之一。1930年，甘地組織了一場著名的公民不合作(Civil Disobedience)運動(對，你沒看錯，70多年之后，在英國的另一個前殖民地里，也有一群自覺藍血的貨搞了一場同名同姓的運動)。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英國殖民政府在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壓力下，答應給予印度以大英帝國自治領(Dominion)地位。甘地聽到這個消息很興奮，又開始鼓吹這個自治領就是我們印度人說的Swaraj呀，大家要姿瓷。結果，談來談去，雙方在細節上談崩了。甘地不爽，借殖民政府提高鹽稅的由頭，號召大家起來抵抗，抵抗的方式是要徒步走到海邊(好浪漫)。印度各地民眾倒是很響應這個號召。可是，雖然參加徒步去海邊的人來自印度各地，但是從族群上卻完全缺乏代表性。整個活動中，幾乎沒有穆斯林參加。殖民政府的回應也很暴力，抓!折騰下來，包括整個國大黨領導層的6000多人被抓。鹽稅則一分沒減。
作為交易，英國殖民政府對甘地說，你想要不蹲監獄，那就給我把印度各地的黨派領導人都召集起來，達成合作協議，不要再亂搞事情了。甘地答應了，英國人給印度黨派領導人們在倫敦張羅主持了一場大會。會上，對多方會談毫無經驗的甘地趕鴨子上架，結果被穆斯林、錫克教徒以及組織起來的賤民領導人們的政治訴求搞得焦頭爛額。其實說白了，這些人要的也不多，也就是想要跟國大黨多分點議會席位而已。會議最后談崩了，甘地一怒之下，回印度繼續搞他的公民不合作運動。英國殖民者眼見不爽，撲滅了不合作運動不算，還把甘地投進監獄。最后，還是英國殖民政府宣布，賤民階層也可以參與到議會政治里來。
第三，甘地要不要社會平等呢?當然是——不要!
甘地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一個宗教基礎是種姓制度的天然合理性。就在1920年代初期，不合作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甘地說，這個種姓的存在就是來世報。你只有前世犯罪了，才會轉世成為賤民。所以啊，這個種姓根本不是我們人類的發明，而是自然律。種姓制度完全不是不平等的反應，而體現的是我們印度教神學的偉大正確。
如果一個人在此生好好表現，下輩子一定能脫身賤民種姓，飛升為高級種姓。
讀到這里，想必大家心中也跟小溪一樣，有數萬頭草泥馬奔過。這種轉世超生的邏輯，實在讓我們廣大努力高考，改變命運，努力工作，買房首付，努力吐槽，互換社會公平的新中國人們理解不能啊。甘地這套來世報的合理化說辭，沒想到每隔幾年就得到了現世報。1930年代，英國殖民政府妥協，招納印度賤民階層進入議會政治體系，這么一搞，甘地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所依據的宗教說辭就徹底被打翻。說好的老鼠的孩子去打洞呢?說好的窮的窮，富的富這種神的秩序呢?
對此，甘地要誓死抵抗。還在英國人監獄里的甘地于是就采取了他著名的抗爭手段——絕食。甘地堅定地認為，不能讓賤民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群體，在議會中獲得代表權。因此，他說，“作為一個有信仰的人，我代表無數擁有赤子之心堅定信仰我的智慧的善男信女們”。他甚至赤裸裸地講，“不管印度教徒怎么說，印度教就是一個對自由，平等與兄弟有愛的威脅”。換句話說，他就等于對想要組織起來，參與政治的賤民們說，你們這群渣子要是不認命，那你們就不是印度教徒!鑒于甘地巨大的社會影響力，這一表態，無疑是在本來已經處于社會底層的賤民們身上再踏上一只腳。甘地這一斗爭的結果是，從面子上，議會為賤民保留了大量席位。但由于賤民是印度教徒，因此他們并沒能獲得獨立的代表權。占據這些席位的，仍舊是高等的印度教徒們。
第四，甘地的希特勒崇拜。
作為一個優秀的印度教徒，一個世界共榮圈的鼓吹者，甘地對外部世界自然是知之甚少，且沒啥興趣的(咦，為什么小溪看到了一個金發飄飄、說要把米利堅搞到最好的影子?)。但是，二次世紀大戰爆發的時候，甘地曾經公開表示過對希特勒的敬仰。在甘地看來，希特勒“沒有副手。沒有結婚。他的人格據說非常純潔。雖然他只要睜開眼睛就不停工作，但是這絲毫沒有影響到他準確無誤的智識。”。
正是這種對希特勒的崇拜，使得甘地拐彎抹角地把他1939年支持英國對德宣戰的言論，修正為要求通過公民抗爭行動來反對英國，并最后要求英國撤出印度，支持印度徹底獨立的意見。
此時此刻的甘地，甚至認同在對抗英國的運動過程中，一定會有一定程度的暴力存在。然而，印度政治上層卻對這種來自民間的武裝斗爭毫無準備。最后的結果，當然是這些缺乏領導與訓練的武裝斗爭行動被一個接一個地撲滅。
安德森引用一名甘地的同時代人，主張暴力革命，反抗殖民統治的革命者Manmath Nath Gupta的話說，“如果那個短視的傻貨沒有暗殺甘地，讓甘地跟所有血肉之軀一樣自然老死，那么我相信，他一定會像維諾巴·巴維(Vinoba Bhave，Gupta稱他為甘地的蹩腳模仿者，跟小溪一樣不知道他是誰的筒子們可以去百度)一樣，死的輕如鴻毛。”
佩里·安德森破解印度神話(三) ：傳承甘地衣缽的尼赫魯
文：卞飛流
甘地和尼赫魯在印度政治譜系中植入了一種唯我正確、把內心感覺視為真實乃至真理的氣質。我們在觀察依然崇奉他們的當代印度時，不難發現這種氣質的傳承。
尼赫魯時代
1945年，甘地升仙，尼赫魯時代的大幕徐徐拉開。尼赫魯是個標準的偶像派，年輕有為，英俊瀟灑，家世煊赫，情婦如云——是的，這些都眾所周知。他在西方接受過精英教育，不像甘地那樣受宗教身份羈絆，看起來非常洋氣，適合率領印度到國際舞臺上去談笑風生，當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
但是，安德森指出，表面上看兩個人頗有差異，其實尼赫魯的心態和思維方式頗得甘地真傳。富二代尼赫魯二十幾歲時在老爸的蔭蔽下進入國大黨，當時完全是甘地的腦殘粉。后來他有了自己的政見，比如要獨立，要搞社會主義，自稱甘地的“怠惰逆子”(truant and errant child)，但他還是可以說服自己，甘地大人(Bapu)是不會錯的，他的偉大超越了自己的領悟能力。“在面臨抉擇的緊要關頭，甘地大人總有神秘的辦法做出正確的選擇——他的行為，雖然在我看來不可能是對的，但或許真能取得巨大成功。”總而言之，“甘地大人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what a wonderful man Gandhi is, after all.)
所以說，尼赫魯歸根到底就是個甘地的崇拜者?
安德森說，你們錯了。尼赫魯的情感紐帶里交織著利益盤算，他是腦殘粉和心機boy的合體。尼赫魯追求工業化和現代性，但從來不在國大黨內挑戰甘地權威，而是利用這種權威壓倒對手。
那么，尼赫魯是個有經有權的政治家?
安德森說，沒這么簡單。作為兩代印度政治家的代表，甘地和尼赫魯在學識方面半斤八兩。甘地在倫敦求學時，法律專業的教科書看得津津有味，但是邊沁的著作對他來說就太難懂了。他在南非接受了神啟——通過拉斯金和托爾斯泰的小冊子，從此感到世間真理盡在掌握，《資本論》這種三腳貓怎么能和我的思想相提并論。有人曾經試圖找到第二個像甘地這樣唯我獨尊的知識分子，結論是“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人”。
尼赫魯，接受過等級更高的教育，也沒有甘地那種宗教式的自戀，但卻是個學渣。拿了個二流的自然科學學位，司法考試一塌糊涂，律師生涯也乏善可陳。不過，他進入政壇后，倒是口若懸河，筆走龍蛇，雖然——安德森說——他既沒有文學品味，也缺乏自控能力，遠不如出身賤民階層的“印度憲法之父”安貝德卡爾。他的大作《印度的發現》，通篇都是浪漫抒情，暴露出他缺少正規學術訓練(印度人至今仍稱他為“偉大學者”)。但這并不重要;關鍵是，這本書表明，尼赫魯具有一種會造成深遠政治影響的自我(shen)欺騙(gun)能(qian)力(zhi)。
這種超能力，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尼赫魯對印度種姓制度的一系列說辭。尼赫魯本人雖然不信印度教，卻堅定地主張把印度教立為國教。如此一來，并非發源于印度的伊斯蘭教當然就是二等公民了。但是印度教長盛不衰靠的是什么?連甘地都不得不承認，作為印度教階級基礎的種姓制度雖然是因果報應、輪回轉世的體現，其現世運行不無可指摘之處，尼赫魯卻深情地辯護道，種姓是一個各司其職、各安其分的體系，“意在創造包容一切的秩序，沒有任何共同的教條，讓每個種姓的人獲得最充分的自由”。即便是最低種姓的人，也比生活在奴隸制下好得多。每個種姓內部都是平等的，享有適度的自由，每個種姓都對應著特定的職業，由此形成了高度發達的社會分工，造就了“非競爭的、不貪求的”社會秩序。種姓制并非等級森嚴，反而在各種姓內部培育了民主傳統。
這么說起來，種姓制度不僅不是什么黑暗腐朽的東西，還是印度文明的偉大創造，兼自由平等民主而有之，很應該繼往開來，并向全世界推廣?但他在別的地方又說，今時今日，種姓制和民主不兼容了，已經成為進步的障礙。這怎么解釋?看起來也并非完全不可論證，時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嘛，不過要說圓可能得多費些口舌。
但是，“偉大學者”尼赫魯怎么可能傻到像普通學者一樣，去笨笨地拼湊材料做論證呢?他解決這種自相矛盾的辦法，豈是蛋頭學者們所能企及：“什么是真理?其實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但至少，對于一個人來說，他知道和感覺是真理的東西，那就是真理。根據這個定義，我不知道還有什么人能像甘地那樣堅持真理。”因此，“甘地就是毫不動搖的真理象征，他引領我們進入真理”。
安德森指出，擁有這種無往不利的認知準則(用中國人習慣的表述來說，應該叫做“心法”)，尼赫魯當然可以一邊為種姓制度高唱一曲忠誠的贊歌(甘地脅迫安貝德卡爾放棄對賤民權益的主張時，尼赫魯裝聾作啞)，另一方面又衷心希望歷史的這一頁可以被翻過去。通過他們的思考和實踐，甘地和尼赫魯在印度政治譜系中植入了一種唯我正確、把內心感覺視為真實乃至真理的氣質。我們在觀察依然崇奉他們的當代印度時，不難發現這種氣質的傳承。
佩里·安德森破解印度建國神話 (四)：國大黨的政治貪欲
文：卞海
不管分裂是否必然會到來，鐵的事實是，國大黨的高層領導并沒有采取任何有意義的措施避免它，他們的很多動作甚至加速了它的到來。當分治發生的時候，他們也沒有盡可能和平地分家，而是讓它變成了一場大慘劇。國大黨的政治貪欲，不僅在當時帶來了無數悲劇，而且也造成了持續至今的印巴兩國之間的長期對立。
繼卞小溪、卞飛流之后，卞海同學再次回歸，與您一起品讀安德森破解印度建國神話的著作《印度意識形態》第二章《分治》(Partition)。在當下的故事中，尼赫魯已取代甘地，成為故事的主角。尼赫魯并不是印度教的真正信奉者，但他如同甘地一樣，經常將宗教與民族相混同，而這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國大黨所論述的印度的“民族性”中，沒有穆斯林立足之地。而這就為印巴分治埋下了基礎。
在二戰結束后，大英帝國已經無力阻止印度的獨立了。安德森舉了一個數字：在荷屬東印度，殖民者與土著的比例是1：200， 在越南，法國殖民者與土著的比例是1:475，但在英屬印度，這個比例是1:3650。英國人繼續持有印度的難度可想而知。與其繼續耗費統治成本，還不如體面地退出。然而，安德森要問的是，如果南亞次大陸的獨立是必然的話，它的分治也是必然的嗎?
一
首先來看19世紀以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關系。1857-1859 年的印度兵變從穆斯林士兵開始，導致英國殖民者將穆斯林視為他們在南亞統治的臣民中最危險的一部分。但到了世紀之交，隨著印度教民族主義興起，英國殖民者又將穆斯林視為可以牽制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力量，為他們設立了一些相對獨立的選區。但英國殖民者還是有意維持平衡，并不希望兩個群體之間出現仇殺。
二戰爆發之后，國大黨高層反對英國總督參戰，要求其在各省政府中的黨員辭職，這就造成了一個權力真空，而全印穆斯林聯盟(1906年成立)領導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納(后來的巴基斯坦國父)由于支持英國參戰，因此取得了一定政治地位。1940年，真納在拉合爾提出，印度有兩個民族，而不只是一個，印度的獨立需要給予穆斯林占多數的地區以某些保障。真納根本沒有提及“巴基斯坦”這個詞。考慮到大量穆斯林與印度教徒混居，真納的主張十分謹慎。而尼赫魯則長期堅持印度并沒有民族沖突，認為國大黨已經很好地代表了民意。
1945年6月，尼赫魯和其他國大黨領導人被從監獄里放出來。在當年冬季的選舉中，國大黨的領導人很驚訝地發現真納在二戰期間已經大大擴張了穆斯林聯盟的力量，穆斯林聯盟在印度穆斯林中已經取得了國大黨在印度教徒中的代表地位。
1946年，英國工黨政府派出的內閣使團與印度各派政治勢力討論印度的自治事宜，提出的方案與真納的拉合爾倡議在精神上接近。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一開始都接受了這個方案。但是，尼赫魯突然撕毀協議，要求重新談判。這個決定非常個人化，甚至他的黨內同志帕特爾都覺得不可思議。作為報復，真納宣布穆斯林的忍耐已經到頭。在加爾各答等地發生了騷亂， 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相互屠殺，但最終有更多的穆斯林被殺。
印度總督韋維爾子爵召集了一個臨時政府，以尼赫魯為總理，帕特爾為內政部長，真納的代表擔任了財政部長。新政府里面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勢力繼續內斗。最后，倫敦的工黨政府首相艾德禮宣布將使印度在1948年獲得獨立，派遣路易斯·蒙巴頓擔任印度總督，處理最后的獨立事務。
在倫敦的工黨政府看來，國大黨政府的觀念與它自己更近，費邊社與尼赫魯有長期聯系。英國將原來碎片化的南亞次大陸統合起來，現在撤退在即，殖民者有這樣一種心理：當他們離開的時候，希望保留自己的作品的完整性。而且，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如果南亞次大陸分裂，很可能會導致蘇聯勢力在這一地區的增長。因此，不僅是英國，而且是整個西方的戰略利益都需要一個統一的印度。因此，蒙巴頓當時的傾向，是支持一個統一的、保留為英聯邦成員國的印度。
印度總督蒙巴頓和國大黨走得近，除了尼赫魯與英國的特殊關系之外，還有一則帶顏色的插曲——蒙巴頓的夫人埃德溫娜成為了尼赫魯的女朋友，而且雖然蒙巴頓知道自己被戴了綠帽子，但毫不介意。安德森在文中對此點到為止。介于這則桃色新聞的刺激程度，我們在此略作展開。
蒙巴頓和他的夫人在感情上早已經有不少問題。他很可能是一個雙性戀，在某些圈子里還流傳著“蒙巴頓的屁股”的說法;而他的夫人也早就已經紅杏出墻。尼赫魯跟蒙巴頓夫人好上之后，蒙巴頓夫人的脾氣變好了，蒙巴頓大概覺得這樣也不錯，所以三個人心照不宣地維持著這樣一種奇怪的關系——這是不是進一步印證腐國之腐呢?近年有部美國電影《總督之屋》( Viceroy's House)拍攝時，印度政府即加以干預，禁止損害尼赫魯的形象。
蒙巴頓、尼赫魯甚至倫敦的艾德禮首相都對真納很不爽，私下里有很多貶斥之詞。但當蒙巴頓目睹北方邦的族群仇殺之后，他意識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仇恨已經很難化解，分治或許是不可避免了。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怎么分。而真納此時已經開始打出他在1943年不愿意接受的巴基斯坦旗號，他的意圖未必是分離，應該還是希望英國人從中協調，保障穆斯林的自治權利，同時又有一個權力比較弱的中央政府。艾德禮政府派遣的內閣使團制定的方案與此精神相近，但尼赫魯不接受這個方案，認為它損害到了國大黨對于中央政權的控制和對印度民族的代表，與其接受這個方案，還不如接受分治，然后在混亂中獲取最大利益——所以安德森評論道：當穆斯林聯盟說分治的時候，真納想的是邦聯;當國大黨說統一的時候，尼赫魯想的是分離。
讓蒙巴頓發愁的是，印巴如果分治，穆斯林聯盟能夠接受成為英聯邦的一個自治領，但是國大黨早就從1928年以來就拒絕成為自治領，南亞次大陸最大的獨立國家退出英聯邦，這讓大英帝國面子上不太好看。這時候，他的下屬、國大黨領導帕特爾的盟友V.P.Menon提出一個方案，建議給分治中給國大黨更多的利益，但要求獨立的印度保留在英聯邦之內。同時，可以扔出國大黨很少染指的印度土邦，給真納某些補償。蒙巴頓聽到這個方案喜出望外。他在與尼赫魯溝通時，引起了后者的一些不滿，同樣是V.P.Menon出場，修改方案，滿足了尼赫魯的要求。
而這個方案的實質是什么呢?蒙巴頓自己說得很清楚，就是給印度造一座永久性建筑，給巴基斯坦搭一座帳篷。
接下來，印巴分治開始實施。西部的旁遮普地區被分為旁遮普省和旁遮普邦(之后又分為哈里亞納邦、喜馬偕爾邦和昌迪加爾)，孟加拉地區則被分為東巴基斯坦和西孟加拉邦，特別是旁遮普地區，歷史上未經過分割，產生了極大的混亂。印度教徒地區的穆斯林逃亡至伊斯蘭教區，伊斯蘭教區的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逃亡至印度教徒區，發生了大量強迫遷移和屠殺事例。
孟加拉地區(Bengal)有強大的內部力量要求保持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不是被分割，蒙巴頓并不排除出現第三個政治實體，真納也并不反對一個統一的孟加拉國的想法，但現在尼赫魯堅持，孟加拉只有在屬于印度的情況之下，才能夠保持自己的完整，甘地也對此予以支持。
克什米爾(Kashmir)地區穆斯林占據絕對多數，如果按照宗教來劃分的話，它更應該歸屬巴基斯坦。而尼赫魯祖上來自喀什米爾，對這個地方有著某種情感關聯。更重要的是，對國大黨來說，喀什米爾具有通往中亞門戶的戰略地位，獲取這塊穆斯林占據多數的土地，也可以讓國大黨在意識形態上標榜自己建立了一個跨宗教的世俗化國家，而不是像巴基斯坦這樣的更具宗教色彩的國家。其結果，就是一場以維護國家完整為理由的武力擴張。
至于印巴分治過程中的海得拉巴(Hyderabad)大屠殺更是聳人聽聞。處于南印度的海德拉巴以穆斯林為主，拒絕加入印度。尼赫魯派兵進入海德拉巴，軍隊很快失控，在海德拉巴展開大屠殺，死亡人數據估計在27000人到40000人。議會調查小組的報告被封存，直到近年才引起歷史學家們的討論。
對于安德森來說，南亞次大陸從英國治下獨立是件好事，但是印巴分治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二
現在的問題是，誰應該對這場災難負責?
印度民族主義者指責，是大英帝國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分而治之”的策略，需要對南亞次大陸的分裂負責。安德森指出，這其實是錯怪了英國殖民者了。英國殖民者其實更傾向于更低層次單位的“分而治之”。當近代民族主義影響到印度教徒的時，英國人很欣然地接受了穆斯林對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反應，給予穆斯林不同的選區。但在此之后，并沒有總督刻意地挑動宗教之間的矛盾。對英國人來說，最好的范例是旁遮普(Punjab)，在那里存在能夠將不同信仰群體連接起來的強烈的區域認同，但最終效忠于英屬印度殖民政府。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無論是國大黨，還是全印度穆斯林聯盟，都很難在旁遮普推進他們自己的民族主義議程。
如果分裂的動力并不是外來的，那它就是內生的。印度民族主義的說法是，穆斯林領導人真納煽動穆斯林民族主義，破壞了民族獨立運動的團結，最終分裂了原本應該統一的國家。但安德森認為，這個看法是錯誤的。真納是印度教徒-穆斯林團結的早期設計師，他在30年代末之前沒有多少大眾追隨。在他獲得民望之后，他的想法也更接近某種邦聯方案，而不是完全的分離。印度民族獨立運動中的分裂是由宗教引起的，但將宗教注入印度獨立運動的詞匯和想象的人，并不是真納，而是甘地。是甘地把國大黨帶成了一個印度教徒占據壓倒性地位的組織。到30年代中期，國大黨里只有3%的成員是穆斯林。國大黨在印度教徒選區擁有極高聲望，但在穆斯林為主的地區獲得支持甚少。
國大黨本來應該采取的方案應該是爭取穆斯林的支持。但是，它走了一條相反的道路。1928年，蒙蒂拉爾·尼赫魯(老尼赫魯，即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的老爸，國大黨元老之一)原本已經說服國大黨在國會中給予穆斯林三分之一的議席，他寫了份報告，把這個數字縮減到四分之一，并壓制了真納的聲音。在1937年，北方邦組建聯合政府失敗，國大黨要求穆斯林聯盟解散，加入國大黨。1942年3月，英國政府曾派掌璽大臣、下院領袖克里普斯前往印度 提出了英國對印提案，也就是“克里普斯提案”，主張建立新印度聯邦，使之成為與英國本國及其他自治領各國地位相等的自治領，英屬印度的土邦有權選擇加入或不加入新建立的印度聯邦，遭到了國大黨的拒絕。在1947年，尼赫魯又否決了具有邦聯色彩的《內閣使團方案》，認為它給予穆斯林主導的地區太多自主權。在安德森看來，國大黨的所有這些反應中都充滿著盲目性。
尼赫魯為什么屢屢犯錯?在安德森看來，尼赫魯對于穆斯林聯盟的認識本身就有很大問題。 尼赫魯將穆斯林聯盟看做是少數大地主的小圈子，在群眾基礎上跟國大黨根本沒法比，但沒有看到穆斯林聯盟的群眾基礎是在不斷擴展之中。這種幻覺使得尼赫魯對穆斯林聯盟不屑一顧。1937年，尼赫魯擔任了國大黨黨魁，而國大黨97%的議員是印度教徒。全印度穆斯林聯盟尋求兩黨合作，在北方邦(UP)勒克瑙(Lucknow)建立聯合政府。而尼赫魯的態度是什么呢?他說：“我個人相信我們與全印度穆斯林聯盟之間的任何盟約或聯盟都是非常有害的。”
同時，殖民者引入的“簡單多數票當選”( first-past-the-post )選舉制度確實也使得情況進一步惡化，這種選舉制度有利于鞏固大黨在選舉中的地位，讓小黨很難生存。也許正是因為認識到這一制度有這樣的弊端，英國人為穆斯林劃分出了一些小選舉，讓他們多少有些代表。但即便如此，國大黨的代表性還是被這種選舉制度放大了。
最后是國大黨的意識形態和自我欺騙，他們宣稱印度是一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民族，在英國殖民者到來之前，就已經有連續的身份認同和族群間的和諧。既然民族統一性早就已經存在，國大黨無非就是這種民族統一性的工具，真理在握，而一小撮穆斯林政客是這種統一性的破壞者。這種歷史認識是很成問題的。在英國人入侵之前，印度教徒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穆斯林王朝。英國殖民者的進入改變了這種族群關系，讓印度教徒的地位有所上升。但國大黨自己制造的民族神話麻醉了它自己，它認為自己已經代表印度整體，所以無需對穆斯林聯盟作出讓步。
但是，有另外一種觀點，認為南亞次大陸的分裂很難避免，很難讓國大黨為印度的分裂負責。這種觀點認為，早在甘地發揮政治影響力之前，西方民族主義的傳入，在印度已經引起了宗教的復興與教派的對立，尤其是在孟加拉，表現得非常明顯。這相當是說，國大黨只不過是為一個必然的歷史進程做了背鍋俠。
但安德森認為這樣一種解釋并不令人滿意。他尖銳指出，印度知識分子面對著這樣一種兩難困境：如果分裂是本來可以避免的，那么導致分裂的政黨(國大黨)就需要遭到譴責;但是如果分裂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導致宗教沖突不可調和的印度文化本身，難道不就是一筆令人羞愧的遺產?無論做哪個選擇，結果都是讓人很不舒服的。所以印度知識界很少討論這個問題。
安德森指出，不管分裂是否必然會到來，鐵的事實是，國大黨的高層領導并沒有采取任何有意義的措施避免它，他們的很多動作甚至加速了它的到來。當分治發生的時候，他們也沒有盡可能和平地分家，而是讓它變成了一場大慘劇。國大黨的政治貪欲，不僅在當時帶來了無數悲劇，而且也造成了持續至今的印巴兩國之間的長期對立。
安德森指出，對于這場災難，不僅尼赫魯等人是有責任的，甘地恐怕也難逃其責。甘地很早就看到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矛盾，看到英國人退卻之后，印度有可能會發生內戰。在1947年，他對印度總督蒙巴頓說，唯一可能的選項就是，要么延續英國統治以維持法律和秩序，要么就是血流成河。必須面對和接受血流成河。他甚至對一位印度記者說，他寧可接受在英國人退出之后在一個統一的印度里血流成河，而不是族群分治。1947年大屠殺爆發的時候，甘地的干預緩和了加爾各答的局勢。但是，受制于他自己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他仍然對印度奪取克什米爾感到歡欣鼓舞。
最后，安德森回到馬克斯·韋伯對于“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區分，辛辣地諷刺道，很少人像甘地一樣如此純粹地體現“信念倫理”，因為他的這些信念超越了塵世的理性，所以別人很難指責他(潛臺詞就是：神棍)。但是，尼赫魯并不是旁觀者，而是印巴分治結果的設計師，他的歷史記錄就不能免于“責任倫理”的拷問。
然而災難還在繼續。下面，就讓我們追隨安德森，進入《印度意識形態》的第三章《共和國》(Republic)。
佩里·安德森破解印度建國神話 （五）：沒有經過社會革命的殖民地要建立怎樣的共和國
文：卞小溪
上文書說到印度建國前諸種神跡，我們再接下來看看20世紀后半葉印度共和國的降生故事。
話說到了1947年，二戰也打完了，印度教的占星師們掐指一算，找了個良辰吉日，趕忙責令國父尼赫魯及其眾愛卿盤腿圍坐在德里一處圣火四周。一群印度教神棍們在他們周圍，一邊口中念念有詞，一邊往國父與愛將們頭上潑灑圣水。一干人等在圣火前做了三個小時法事之后，到了1947年8月14日午夜，一個20世紀的共和國在咒語與香煙繚繞中冉冉升起!尼赫魯通過廣播，向全世界宣告：就在全世界人們還在沉睡的時刻，天命降臨，印度誕生!
咒也念完了，法事也做全了，穆斯林也趕跑了，現代印度就開始著手準備辦些實事，搞條大新聞。法事做完之后不到半個月，印度制憲大會便任命了一個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會由賤民出身的領導人安貝德卡爾擔任主席。
兩年之后，一份長達22個部分，395條，共約14萬5千字的鴻篇巨憲法降臨世間。(當然，印度人是不會滿足現狀的，截止今年，這部世上最長的憲法已經擴展到448條，包含了5個附件和101個修正案!再多那么幾條就要趕上我國現行刑法條數了有木有!)
如此冗長的憲法反映了現代印度的紛繁復雜的社會經濟結構。在這里，安德森拿出了他那扎實的古典功底，一連創造了三個名詞，用來描述神奇的現代印度政治與意識形態特色：一個浩繁的民主、一個五光十色的聯合體、一個雜糅的世俗性。
當然，夢想和現實之間總有差距。安德森說了，關鍵要看差距大小。安德森覺著，這個沒有經過社會革命，一下子就從殖民地變身成為共和國的印度有一些原罪。
獨立之后的印度從形式上毫無疑問是個推行議會選舉制度的民主國家。政府領導人由公民選舉產生，且有固定任期。我們也不曾聽聞什么印度選舉舞弊的事情。更何況，像印度這樣一個如此人口眾多的國家，搞這種選舉制確實非常不容易。印度的選民數量世界最多。早在最初開始進行民主選舉的時候，選民數就比第二名美國要多出一倍。時至今日，更是以高達7億多選民的數量，雄踞排行榜榜首。然而，與如此龐大的選民數量相對應的，是同樣數量驚人的文盲人口比例。在獨立之初，印度僅有12%的人口有基本的讀寫能力。
在印度政界這個充滿大仙的領域里，能在印度這樣一個社會經濟與人口結構中大搞特稿選舉，那根本就是個神跡(你沒看錯，這里小溪真的不是用的比喻，人家就覺著這是神跡)。當然，什么都見過了的安老淡定地說，不要這么拿衣服。哪里有神馬超自然神力?你這點事兒，我用人世間的那點道理講講就夠了(安老，您這么毒舌，您學生們知道么?)。
按照安德森的意見，印度的民主之所以尚未出什么大亂子，就是因為它根本全盤繼承了印度的舊制度。這首先還要從其獨立的過程說起。印度的獨立并未經過推翻舊制度的過程。權力平穩過渡。除了殖民者退出了以外，舊的殖民官僚體系以及軍隊毫發未損。1930年代中期，尼赫魯曾表示，印度文官體制(Indian Civil Service)“即非印度的，也非文官的，甚至也不是一個服務部門”。
在這里，小溪稍微做點解釋。尼赫魯提到的Indian Civil Service(ICS)，作為英帝國體系中“帝國文官體系”的組成部分，是英國殖民者在其殖民地推行的重要治理模式。通過與殖民地舊貴族精英合作的方式，這個體系培養了一批為數極少，但卻掌握社會治理核心資源的政治精英。這類文官在殖民統治開始之初基本全為英國白人。到了20世紀中期，印度獨立前夕，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文官為印度次大陸人。這批藍血高等印度人全都接受完整的英國貴族精英教育。可以說是殖民統治得以維系的重要支柱。而隨著印度的獨立，絕大多數這類帝國統治精英都離開了印度，成為二戰之后最早一批前往帝國中心的南亞裔移民。
然而，軍隊系統的情況卻大不一樣。由印度民族主義者們成立的印度國民軍(Indian National Army)曾與舊政權奮勇作戰，勢不兩立。而當殖民者撤離之后，那個滿是舊殖民官僚搖身變來的新政府應該怎么處理跟槍桿子之間的關系呢?國民軍軍官們早在獨立之前，就有過挑戰國大黨權威的黑歷史。這批人還拒絕跟舊殖民軍隊搞融合。這樣一來，在印度獨立之后，大批從英帝國東南亞其他殖民地撤回來的南亞裔舊殖民軍官們在新政權里的地位就變得很尷尬了。再加上那些舊警察部隊，他們在殖民統治時期可是沒少鎮壓獨立運動人士。可是就連這批人也被新政權一股腦兒地照單全收，繼承下來了。正是由于這些因素的影響，對于國大黨來說，獨立之后的印度，最大的任務就是要保持穩定。畢竟，只有照顧好這些互相之間各有過節的核心部門，才能給一個強大國家續命嘛。
面對這么一個亂七八糟的狀況，國大黨又是怎么做的呢?印度共和國成立之后，國大黨不但繼承了舊殖民政府的全部官僚系統，還繼承了舊殖民地安排的代議制度。事實上，印度的制憲會議是1946年英國殖民者在撤離之前一手創建的。在這個制度下，只有七分之一的印度臣民有投票權。而在英殖民者容許印度獨立之后，國大黨有機會可以將選舉權擴大到全民。然而，安德森分析，由于國大黨擔心這么一搞可能對自己的統治不利，因此選擇維持現狀。現狀是什么呢?在印巴分治之后，國大黨控制了國會95%的席位!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了1951-1952年間。換句話說，印度共和國的民主，其底色根本還是充滿著壓迫色彩的殖民制度。而其憲法也基本取材于英國殖民政府1935年為印度殖民地制定的《印度政府法令》(Government of India Act)。在全部395條憲法中，共有250條逐字逐句抄自這部1935年的殖民法令!
除此之外，國大黨還特別從殖民宗主國那里繼承了一些有利于自身長期控制權力的憲法安排。在所有近400條的法條中，僅有6條處理了與選舉有關的內容。然而，恰是這潛藏在冗長條文中間的6條規則，確定了一個選舉的基本規則，即簡單多數制(First-past-the-post)。在這種安排下，每個選區內只容許推選出一個議席。選民在選票上只容許勾選一名代表，獲得最多選票者當選。(小溪終于發現為什么印度共和國選出來的政客都愛跳大神。因為在這種文盲數高，印度教徒為主，各其他少數民族及教派分散雜居的大環境下，你搞簡單多數的最直接結果就是最吸引眼球的候選人最容易當選。什么是簡單多數呢?大家就想想微信朋友圈那種轉發集贊的事情。)
這種簡單多數的玩法對國大黨有什么好處呢?首先，簡單多數在地區一級的選舉中不需要侯選人獲得半數以上選票才能當選。舉個例子，假如參選的一共就5個黨(那種沒有什么社會動員能力與政治資源的獨立候選人可以基本忽略不計)，那么從理論上來講，候選人(黨)只需要有最低20%的選票就 有可能當選。英國就是這種狀況。換句話說，就算大家意見再怎么不統一，當選了的人至少還有五分之一的選民挺你。但如果你搞出100個黨來參加選舉呢?從理論上來講，在這種簡單多數的制度下，有可能會出現一個候選人(黨)只有1.1%的人支持，但卻占多數而當選的情況。這你讓剩下的被代表的98.9%情何以堪?印度就是這種情況。從1951年到1971年的5次大選里，國大黨從來就沒獲得過超過半數的選票。國大黨支持率最高的時候，在各個選區內也只不過有大約平均45%的支持率。但由于實行了簡單多數制，群眾支持率如此低的國大黨便能有足夠多的議員，在印度人民院(Lok Sabha，即模仿英國下議院的印度國會)里以接近70%的席位，橫掃其他小黨派。
到這里，安老又說了個公道話。他說，不能因為印度打了個民主幌子干黨爭與專制的勾當就來單黑印度。說白了，這種用民主選舉制度來限制自由的事情也不是印度一家人在搞。這或多或少屬于全球普遍現象。安老說，“跟他們口吐蓮花說出的民主優越理想相比，所有代議制民主都極不自由，也非常不民主。”
安德森接下來問了一個小伙伴們都想問的問題——為什么忍饑挨餓卻掌握著選票的印度大眾不反抗呢?(為什么印度乞丐都會笑嘻嘻呢?)國大黨的印度共和國自上臺以來，從來對推動社會公正與平等毫無興趣。尼赫魯時期，印度也只是專心工業發展與提高軍費。對土地改革，收取個人所得稅、基礎教育等眾多保障社會最基本平等的政策不管不問。國大黨作為一個政黨，由富裕農民、商人、以及城市中上層知識與經濟精英控制，他們對窮人的死活甚至沒有一點基本的關心。即便如此，印度乞丐們還是笑嘻嘻。安德森認為，印度對社會分層的制度與文化性認可才真正體現了印度的獨特性。
安德森特別指出，印度教社會中那種不可逾越的種姓制度，將社會的等級、職業的分工徹底固化，成為社會文化的內在機制。任何試圖超越這種等級制度的行為，都是為社會所不容許的巨大禁忌。甘地曾說，種姓制度是維持印度教延續至今，不至于分崩離析的最根本原因。直至今天，這也是印度意識形態的根基。種姓制度是維持印度民主制度不至于分崩離析的最核心原因。
賤民階層的領導人安貝德卡爾曾說：“從此，我們將要進入到一個充滿著矛盾沖突的世界。政治上，我們可以享有平等，但是在社會與經濟生活中，我們仍舊不平等……我們必須盡早消除這種矛盾沖突。不然那些忍受著不平等的人們總會有一天把這個政治民主體系徹底摧毀。”對此，安德森無不惋惜地(小溪甚至在此讀出了安老淡淡的傷感。這在這本充滿了批評與諷刺的書里，這種口吻是不多見的。只有在談到諸如革命者Manmath Nath Gupta或者安貝德卡爾這些失敗的英雄們時，安老才流露出這種心情)說，安貝德卡爾雖然與這種不平等制度做了一生的斗爭，但他最終還是低估了這種不平等制度的影響。民主制度無法消磨這種種姓制度所制造的矛盾。種姓制度構成的矛盾是印度民主的基礎。安德森管印度的民主叫做——種姓鑄成的民主制(a caste-iron democracy)。
印度憲法還宣稱，共和國構建了一個能夠把印度龐雜的多民族社群統一在一起的“充滿彈性的共同體”。印度憲法草案特別避免了使用“聯邦”這個字眼。從理想上，印度共和國能夠中央集權。然而，在實際上，印度卻是一個松散的聯邦。地方與中央政府之間的政治默契就是各取所需井水不犯河水。在印度獨立之初，一共有14個邦。而現在這個數字已經擴大到了28個，而且還可能持續增長。
基于這種狀況，安德森表示，印度意識形態的一個偉大成就說到底就一個——它能夠讓印度人持續腦補自己的國家還是一個統一的大國。安老覺著，這事兒實在是太神奇了，它根本就是個神跡!
反觀整個去殖民歷史，一個基本歷史規律是，無論宗主國之前定下來的國土分界線有多么的不合理，絕大多數獨立后的前殖民地國家都基本照單全收。印度也是這樣，只要是帝國定下的規矩，就無人可以反對。(所以這算哪門子獨立?)
佩里·安德森破解印度神話(六) ：心想國成？
文：卞飛流
國大黨之所以對分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是因為他們不能直面自己就構成成分而言主要是一個印度教政黨的事實，不承認有善待穆斯林反對黨的必要，而是沉浸在自己代表著整個國家的幻覺中。
心想國成？
前面我們說到，從甘地到尼赫魯，有一種把想象或者意愿當作真實的心理傾向。這種傾向，本來是非常“普世”的，魯迅先生所批判的“精神勝利法”與此差相仿佛。應該說，普通人偶一為之，聊以自慰，無傷大雅，未嘗不可，但若國民樂此不疲，就不免陷入“國民劣根性”的泥坑。至于國家領導人如此做派，更非國家之幸，人民之福——下面我們就會看到，印度的國內外方略，為這種自欺心態的危害提供了上好的例證。
比如說，阿薩姆的150萬那伽人中的半數(15個左右的主要部族，講30種語言)信奉基督教，并擁有自己的立法機構那伽國民議會(Naga National Council)。甘地同意阿薩姆獨立，尼赫魯卻堅決反對。1952年3月，那伽人的領袖費佐(Phizo)到新德里會見尼赫魯時，后者捶著桌子咆哮道：“無論是天塌下來，還是印度四分五裂，血流成河，無論是我還是別人掌權，那伽都不能獨立!”天塌不下來，阿薩姆卻真是血流成河了。1955年末，那伽國民政府成立，戰爭隨即爆發。尼赫魯派遣了大批軍隊到阿薩姆鎮壓起義;1958年，尼赫魯政權更是頒布了被安德森稱為“自由民主編年史上最為血腥的單部壓制性法律”——《武裝力量特別權力法案》(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Regulation)。按照這部法律，任何人只要被發現置身于法令禁止的五人或以上規模團體中，就可以被當場處決。得到合法殺人授權的印度軍隊，從此在那伽人世代居住的土地上大開殺戒;而這部毒辣的法律，直到今天仍在施行。
如此不遺余力、不顧毀譽地把這塊土地保持在印度的版圖之內，想必具有歷史和法理上的充分理由(然而并沒有)。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曾經孕育了摩亨佐·達羅文明和哈拉帕文明的印度河流域，因為本可避免的分治拱手交給了巴基斯坦;另一方面，印度的疆界究竟何在，并非以系統縝密的歷史考察為基礎劃定，甚至也不是對英國殖民者遺產的簡單接收，而是以尼赫魯在1930年代中期出版的又一部神作《印度的統一》(The Unity of India)為本的。尼赫魯的畢生功業，就是把他想象中的印度變成現實。在阿薩姆，他勉強成功了;在克什米爾，他成功了一半;而在面對比那伽人和巴基斯坦人更強大的對手時，他終于吃了癟。
印度在中印東段邊界上據以侵占藏南的西姆拉條約(Simla Accord)，是英國代表麥克馬洪與西藏政府代表簽訂的條約，并未得到中國中央政府的批準。安德森援引一位美國記者的話指出，麥克馬洪線的出臺，是英國殖民官員矯詔抗上、膽大妄為的結果，甚至故意違背了英國和俄國之間的協定。即便如此，直到1935年，英國出版的國際條約集都沒有收錄西姆拉條約，印度官方出版的地圖仍以中國傳統主張的邊界為中印分界——偶然發現這一點后，所有的條約集被回收銷毀，取而代之的是偽造日期、收入西姆拉條約的另一個版本。在西線，倫敦方面倒是敦促英印當局占領阿克賽欽，以作為英屬印度和俄國之間的緩沖帶。印度總督在1899年向清廷發了一份索要阿克賽欽的照會，結果沒有收到任何回復。1913年西姆拉會議召開時，英國地圖仍把這個地區標為中國領土——1927年，不知為何，在地圖上就變成了印度的一部分，但直到其殖民統治結束，英印當局也并未嘗試占領阿克賽欽。
結合這樣的歷史背景，周恩來總理1956年向尼赫魯提出的建議，對于印度可以說是相當有利的。這一建議的基本內容是，盡管麥克馬洪線是帝國主義殖民侵略的產物，但中國愿以兩國關系大局為重，在中印邊界問題上采取較為現實的態度。(這里飛流要插一句，當時的中國政府在處理類似問題時，并未遵循刻板的民族國家原則，更看重的是在解決疆界遺留問題的基礎上發展睦鄰友好關系，以在險惡的冷戰格局中爭取盡可能大的生存空間和回旋余地。近年來，有些學者出于不同的目的指責當時的做法，持論未必公允)在中國方面，這顯然已經釋放了很大的善意：印度通過不具備國際法效力的條約拿到的藏南，既然已經實際控制，我們且就認了;既然如此，英印當局曾經覬覦過、但從未染指的阿克賽欽，總該承認是中國領土吧?
尼赫魯的基本態度可以概括為，“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藏南?那是大英帝國的饋贈，不在話下。阿克賽欽?印度人最開始猶豫了一下，說這個地方有爭議，很快又推翻了自己的表態。不，沒有爭議，也不會有協商，阿克賽欽就是印度的，中國人必須滾出去。1959年，西藏爆發叛亂，倉皇逃到印度的達賴喇嘛指責印度：如果你們否認西藏的主權地位，還怎么主張麥克馬洪線的有效性?——但對尼赫魯來說，這并不是問題。1960年，周恩來再次建議“麥克馬洪線換阿克賽欽”，遭到又一次拒絕。
顯然，尼赫魯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立場是高度僵化的，缺乏一個大國領導人應有的權衡利弊的能力。阿克賽欽對于中國來說很重要，對印度來說意義不大(英印當局最初的“緩沖帶”設想已經過時)，并且中國當時已經在此修筑了具有戰略價值的新藏公路，對該地的控制非常牢固。放棄爭取這塊從未到手、現實中也很難拿下的土地，換取中國對印占藏南的承認，在鞏固既得利益的同時，與周邊最強大的一個國家消除邊境糾紛，建立良好關系，何樂而不為?尼赫魯為什么要一條道走到黑呢?
尼赫魯自稱，他承受著民意的壓力，印度人民不會同意他們的總理把國土拱手讓出。問題在于，“永恒印度”(sempiternal India)的概念及其范圍，本來就是尼赫魯自己制造的神話。在尼赫魯所“發現”的“大一統”印度存在其中的夢幻世界中，麥克馬洪線和三千年以來(飛流被雷到了!)的印度邊界是一致的，依據是《奧義書》(Upanishads)(照這么說，中國可以根據《山海經》來主張疆界啦!)
《印度對華戰爭》的作者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在一次訪談中指出，“自獨立以來，印度人(或者說尼赫魯總理本人)就認為，印度的國家邊界應該由印度自己單方面、私下里全權決定。尼赫魯和他的顧問們從未有一刻想到應該與中國人坐在一起談一談兩國間的邊境問題，一個理智的、對國際關系有基本理解的政治家絕不會犯這樣的錯誤。”更要命的是，這種幻覺不僅讓尼赫魯失去了政治家應有的靈活性，還讓他的手下也隨之飄飄欲仙。他的幕僚長B. M. Kaul宣稱，“只要向中國人放幾排槍就可以把他們嚇跑”，內務部長夏斯特里表示，如果中國人不撤退，印度就會像在果阿對付葡萄牙人那樣，把他們踢出去。1962年9月，尼赫魯甚至沒有坐鎮新德里，而是在倫敦參加一場毫無意義的英聯邦會議期間，做出了發動戰爭的決定。
結果我們都知道了。欺負那伽的農民和射殺克什米爾抗議者是一回事，和解放軍剛正面是另一回事。
帶著屈辱和不甘，心力交瘁(psychologically broken and physically diminished)的尼赫魯在1964年春天撒手人寰。毫無疑問，對于這位印度國父的蓋棺論定是安德森在全面審視印度意識形態的過程中必須要做的重要工作。他的性格有嚴重的瑕疵乃至陰影，這不僅可由前文對其政治生涯的回顧和分析得見，在他的朋友和敵人中也有共識。尼赫魯傳記作者、前印度外交部歷史司司長薩維帕利·戈帕爾(Sarvepalli Gopal)認為，尼赫魯“資質平平”，“沒有能力進行深刻的或原創性的思考”。他的知識儲備的浮淺，與其不愿直面與其希望或幻想相悖的現實這一人格傾向息息相關。國大黨元老、印度首任內政部長帕特爾說尼赫魯“像孩子一樣天真”，真納則直接將他比作彼得潘。
無論如何，尼赫魯領導國大黨完成了建國大業，這是不可磨滅的豐功偉績吧?但在安德森看來，尼赫魯并不是一個禮賢下士、知人善任的政黨領袖。在帕特爾、安貝德卡爾、博斯等國大黨元老或早逝或遭到排擠后，尼赫魯任用的多為庸才。更糟糕的是，他的心腹之人盡是些并無才干而又心術不正的馬屁精，如尼赫魯的遠親、在中印之戰中身先士卒逃命的B. M. 考爾中將，又如他的私人秘書M. O. Mothai，不僅把他的女兒、也就是后來的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搞上了床(關于此事，Mothai在其自傳中聲稱他和英迪拉·甘地的男女關系持續了十二年之久，戈帕爾等尼赫魯傳記作者對此閃爍其詞)，還把大量機密出賣給CIA。
即便如此，尼赫魯也是一個始終躬行民主的政治家。放眼遍布獨裁者的非西方世界，尼赫魯堪稱一股清流，萬世師表。作為獨攬大權的總理，尼赫魯確實認真履行了他的職責，通過在人民院(Lok Sabha)發表演說和辯論展開政治斗爭，從未操縱選舉，壓制異議，這足以讓許多西方統治者蒙羞。在這個方面，尼赫魯不僅有著無可辯駁的優異表現，也為后來的印度政治家做了很好的示范。
但既然“圣雄”甘地都遠非圣潔，尼赫魯所恪守的“自由民主”也自有其邊界。首先，尼赫魯在根本上是一個印度民族主義者。當民意與他對國家的想象發生沖突時，他會義無反顧地鎮壓民意。恰如他在不經意間所說，這個時候政府要使用的工具就不再是選票(ballots)，而是刺刀(bayonets)。其次，尼赫魯非常倚重情報部門，如對所有反對黨的秘密監控。根據尼赫魯所提拔的情報局(Intelligence Bureau)局長馬利克的回憶錄，當共產黨在喀拉拉邦贏得選舉勝利，尼赫魯授意情報部門組織當地國大黨勢力煽動宗教騷亂，最終顛覆了共產黨政權，從而消除了妨礙中央意圖的“民主障礙”(democratic obstacle)。
或許我們不能因此苛責尼赫魯，因為這樣的黑歷史在其他奉行自由民主的政治家的從政生涯中并不少見。但是，安德森認為，尼赫魯的記錄總體上看還算光鮮，這是因為他掌權后幾乎沒遇到什么挑戰。他擔任總理期間，國大黨始終占據著國會的絕對多數，并在這個按種姓分層的社會中，實際控制著每一個邦政府。在這種“一黨民主”體制下，尼赫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根本沒有專制統治的必要。主觀上，尼赫魯沒有想過成為獨裁者，但客觀上也從未出現過向那個方向發展的必要性。這樣來看，尼赫魯也就是個無須篡位的王莽。
比較一下尼赫魯與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的執政風格，不得不說這個納入了歷史可能性考量的判斷有其洞見。尼赫魯明確表示拒絕世襲，但他的自欺能力或許足以使他相信，他在這方面言行一致——拒絕指定任何同僚繼任，并縱容并無資歷的女兒一路高升到國大黨主席，都為尼赫魯家族長期執掌印度鋪平了道路。英迪拉·甘地沒有父親一呼百應的威信，于是從一開始就表現得更加專橫獨斷。1975年，她在身陷弊案、遭受圍攻時，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逮捕了所有反對黨領導人，將14萬平民不經審訊關進監獄。這其實是英印政府當年常用的一招：民事戒嚴(civil martial law)。其招數包括：大規模逮捕，擱置常規司法程序，當桀驁不馴的反抗勢力造成的危險平息后，再釋放囚犯，恢復司法和選舉機制。印度獨立后，中央政府用這一招來對付不聽話的邦政府，屢試不爽——到1977年用了不下40次，只有5個邦幸免于難。尼赫魯父女實際上都是殖民者的好學生，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震蕩巨大的緊急狀態成為印度政治的分水嶺，因為民眾對此的反應打破了國大黨自獨立以來對中央政府的壟斷。雖然1977年大選后取代國大黨的反對黨聯盟只是曇花一現，尼赫魯王朝又在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手中繁盛了很長一段時間，但國大黨最強勁的對手——印度人民黨就此脫穎而出，并在二十年后成長到能夠與國大黨分庭抗禮的程度。隨著明確標榜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人民黨發展壯大，印度立國的結構性缺陷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來。
在爭取獨立的斗爭中，國大黨是以“世俗民族主義”自居的。若非如此，國大黨就不能自稱為整個次大陸的代言人。分治之前，英國官員通常將國大黨將要治理的區域稱為印度斯坦(Hindustan)，國大黨領導人私下里有時也會使用這個稱謂。印度獨立后，官方立場是拒絕任何宗教身份，強調國家的統一性，但憲法并未將印度界定為世俗國家(secular state)，也沒有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沒有統一的民法典，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仍然服從于其宗教傳統。賤民“不可接觸”的陳規被廢除了，種姓制度本身卻巋然不動。政府頒布了保護母牛和禁酒的法令，國會也為兩個少數族群——“在冊種姓”(Scheduled Castes)和“在冊部族”(Scheduled Tribes)，也就說今天所謂賤民(Dalits)和原住民(Adivasis)——設置了保留席位，但卻沒有穆斯林的份。
國大黨之所以對分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是因為他們不能直面自己就構成成分而言主要是一個印度教政黨的事實，不承認有善待穆斯林反對黨的必要，而是沉浸在自己代表著整個國家的幻覺中。據實而論，印度既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世俗國家，也沒有公開奉行認信主義(confessionalism，法理上融合宗教與政治，政治和體制權力在不同宗教群體間按比例分配)，國大黨的世俗主義并不虛偽，而是半心半意。
言行之間既然有此裂隙，那就必須設法把話給說圓。國大黨解釋道，世俗主義在印度絕不意味著國家和宗教的簡單分離。一種說法是，印度的世俗性就在于，國家雖然資助這種或那種宗教機構或者活動，但和各種各樣的宗教信仰都保持著“等距離”(equidistance)。另一種說法則表示，國家應該和各種宗教保持“原則上的距離”(principled distance)，但在面對不同的宗教時，這個“原則距離”又是有彈性的。這樣，在公共權力和虔信群體之間，發展出了更加豐富、更有價值的關系網絡，比起西方和遠東的政教分離，更符合多元文化時代的最高理想。
這話看起來真是滴水不漏!(甚至讓飛流產生了鼓掌的沖動)然而，安德森不為所動，直搗黃龍：穆斯林在這種“等距離”或者“因群制宜”(group-sensitive)的世俗主義下，究竟過得怎么樣呢?
2006年，政府任命的桑奇委員會(Sachar Commission)匯報，印度有1.38億穆斯林，占總人口的13.4%，識字率低于60%，其中三分之一屬于印度最窮困階層。6-14歲的穆斯林兒童中，有四分之一沒有入學。印度最好的五十所高等院校中，只有百分之二的研究生是穆斯林，在精英技術學院中，這個比例是百分之四。穆斯林在城市中找到正常工作的機會比賤民和原住民還少，失業率則高于后者。
穆斯林群體的貧困，有其歷史淵源。印巴分治時，大部分中產階級穆斯林都移民去了巴基斯坦，留下來的穆斯林既貧窮又缺乏組織領導，在新生的印度共和國一開始就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印度憲法賦予少數群體代表權，為數眾多的穆斯林不在“少數群體”之中。賤民和原住民在人民院有保留席位，后來又獲得了公務員職位的保留配額，“其他落后階層”(種姓)也逐漸得到了后一類照顧。這些都沒有穆斯林的份，理由是這會把宗教引入國家事務，從而損害世俗原則。印度社會的最底層不是賤民，也不是原住民，而是穆斯林。
顯然，苦難如此深重的群體，不能讓他們拿到槍桿子，盡管投身行伍是世界各國窮人的社會上升通道之一。在印度的近200萬“安全機構”人員中，穆斯林少之又少。1999年，印度前國防部長無意中透露，印度的110萬現役軍人中，只有1%是穆斯林。而在印度調查分析局(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和情報局——相當于印度的CIA和FBI——中，一個穆斯林都不能要。和英國殖民時期一樣，印度軍隊大體上由印度教徒組成，點綴著錫克教徒，輔以來自尼泊爾的廓爾喀人。
穆斯林群體中的名人——板球手或電影明星，科學家或者擔任象征性職務的官員——并不能給大多數印度穆斯林的社會地位帶來實質性的改變。考慮到他們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印度穆斯林和美國黑人可堪比擬。前者沒有背負種族污名，其中還有一個小小的出身上流階層的精英群體，但大多數人的處境比美國黑人還要糟得多，因為他們得不到平權政策(affirmative action)的扶助，而且，在一個種姓社會，他們只能內部通婚，也就無法通過婚姻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作為一個群體，穆斯林在印度就是二等公民。
事實俱在，國大黨的漂亮話也就落了空。的確，國大黨始終堅持著世俗理想，但它在構成和實踐上又扎根于印度教群體。正如國大黨從未認真嘗試與穆斯林聯盟達成任何協議，國大黨主宰的印度也從未認真采取措施來改善其穆斯林少數群體的社會或政治地位。任何真正世俗的政黨和國家都會優先考慮這類問題，對于國大黨來說這卻是最無關緊要的。這個政黨不愿直面宗教迷信和偏見，因為其統治基礎就是印度教種姓社會。如果說人民黨的崛起使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矛盾有激化的趨勢，此前執掌印度數十年的國大黨也是要為從未努力消除這種矛盾而背鍋的。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