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的本質及其中國運用
張文木
摘要：學者與政治家對地緣政治的認識有著重大的差別：學者注重并能較好的把握地理中的點與面的關系，他們理論的缺點同時也是其優點的過度延伸。結果他們書中那一個接一個的“樞紐地帶”誘使著他們的國家為爭地而四處“拼命”，由此拉長戰線、透支國家資源并導致國家的衰落。地緣政治本質上應被理解為國家“養生”和爭取有方向的世界和平的學問；其要義是正確地認識國家目標與資源在特定地理空間相互匹配關系及其矛盾轉化的學問。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人物集中于優秀政治家群體，他們偉大并不在于他們對本國戰略目標的認識和把握能力，而在于對本國戰略目標與戰略資源匹配關系及其矛盾轉化節點的認識和把握能力。與任意一邊過度拉伸會導致平行四邊形的穩定性受到破壞的道理一樣，中國在四邊任意方向的過度擴伸都會在另一方向受到相應擠壓及不得不做出的相應的戰略收縮。根據亞洲的地緣政治的特點，伴隨國力增長，未來中國國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國重、保持國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則下進行，筆者認為：“國家保主權、國內保政權、周邊保格局、全球穩利益”應是這一原則具體表述。
關鍵詞：地緣政治；中國；國家利益
中文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8049（2017）08-0001-14
說明：本文刊發于《太平洋學報》2017年第8期。
一、地緣政治的本質
近代和現代是中國地緣政治研究推進最快、氣象也最為宏大的時期，同樣，這也是中國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深重災難及中國人民中圖強救亡的精神最為高漲的時期。久病成良醫，良醫治久病。中國地緣政治研究的這種大幅推進是時代的需要。但理論的大幅推進總難免會有粗放的方面，其對國家發展影響最大的，還是對地緣政治本質的把握。
（一）地緣政治不能研究成讓國家四處“拼命”的學問
地緣政治（geopolitics）是一個外來詞匯，但這決不意味著中國歷史上沒有地緣政治思想，中國古代多用“形勝”“方輿”等，現代中國則多用“歷史地理”或“地理政治”等來表述“地緣政治”的內容。比如中國清代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魏源 《海國圖志》，都是近代以來中國地緣政治的奠基之作。前者重點研究中國內部的山川形勢，后者研究世界地理布局，貫穿其中的還有相當豐富的利用地形爭衡天下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歷史進入20世紀以后，地緣政治研究在世界范圍得到極大的推進。在中國曾問吾、史念海、譚其驤等在其中都有大貢獻；西方同期的麥金德[1]、馬漢[2]、凱南[3]、布熱津斯基[4]等的研究也對學界產生巨大的沖擊。前者是為了中國反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時代主題，后者是為了英美國家拓展“生存空間”、推行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國家私利的需要。19世紀德國地緣政治學的倡導者們就認為，“地緣政治是一種科學方法，是一種以編排地理資料去開發地理空間的思想。”[5]
資源的絕對有限性與發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國家力量的絕對有限性和國家發展需求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是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國家發展自始至終面臨的基本矛盾，而貫穿其間的生存斗爭則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絕對底線和動力。由此而言，地緣政治的本質并不是地理與地理的關系，而是地理與政治的關系。
那么，什么是政治呢？政治問題就是吃飯問題，對于國家而言，就是資源問題。由此而論，“地緣政治與資源政治的統一，是現代地緣政治學說的本質特征”[6]。而資源則是地緣政治的核心。極而言之，沒有資源就沒有地緣政治。司馬遷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7]世界資源密集區便是世界地緣政治的天然中心。與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興市場國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場潛力最大的區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氣在內的工業資源最豐富的區域，這使得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強國都將目光鎖定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并為控制這一區域進行決戰。
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筆者發現學者與政治家對地緣政治的認識有著重大的差別：學者注重并能較好的把握地理中的點與面的關系，以麥金德為先驅的西方的地緣政治學者還破天荒地為人們提供了從整體上認識世界地緣政治的全球框架[8]，他們理論缺點是其優點的過度運用。他們在紙稿上盡情揮灑他們天才想象的同時，又得魚忘筌，注意了地緣卻忽略了政治，結果寫出的只是一部部優秀的“地理手冊”而不是“地緣政治”。他們筆下的“形勝”沒有一個是不重要的，他們書中那一個接一個的“樞紐地帶”宛如一串動人的“塞壬的歌聲”[9]，誘使著他們的國家為爭地而四處“拼命”，由此拉長戰線、透支國家資源并導致國家的衰落。
卡爾·豪斯浩弗[10]說：“在地理上無知的代價將是巨大的。”[11]可惜的是，豪斯浩弗本人的理論就過于深入地理而由此失去了政治。英國地緣政治理論學者杰弗里·帕克評價說，正是“德國的地緣政治學思想促成了1945年5月第三帝國的眾神之日”[12]。如將這個評價用于西方許多地緣政治學者及其理論也是合適的。1908年，英國寇松勛爵[13]在他的《邊疆線》一書中就瘋狂主張：“沿著上千英里的遙遠疆界，都將出現我們20世紀的邊防騎士（Marcher Lords）。”[14]結果，與20世紀下半葉美國的凱南、布熱津斯基的學說一樣，寇松的地緣政治學說成了讓英國為擴張利益無節制地四處拼命的學問。基辛格說：“凱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墻都已配置衛兵防守，他的觀點對此有決定性的貢獻。事實上，由于崗哨林立，美國可以大大自我批判。”[15]
地緣政治不應當被研究成讓國家四處“拼命”的學問。毛澤東同志說：“‘滅此朝食’的氣概是好的，‘滅此朝食’的具體計劃是不好的。”[16]這就是說，拼命只是戰役層面上的事，絕不能將它上升到戰略，尤其是國家戰略層面。1937年，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就提出“賭國家命運的戰略決戰應根本避免”；“拼國家命運的決戰則根本不干”的原則。[17]由于中國堅持了這一原則，積小勝為大勝，以時間換空間，中國最終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英國的麥金德，德國納粹時期豪斯浩弗，美國的凱南、布熱津斯基等為自己的國家提供了一整套導致國家為爭地盤而四處拼命的研究[18]，結果他們的國家卻倒在這些學者的眼前。
政治家是實踐地緣政治學的主體，能夠吸取和運用學者研究成果，充分認識不同地理空間的不同特點，較好地把握戰略目標與戰略資源/能力的配匹及其矛盾轉化關系的政治家，一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為他們的認識會使國家培養元氣，行穩致遠，而這樣的學識恰恰是麥金德、凱南、布熱津斯基等地緣政治學者力所不及的。
（二）地緣政治本質是研究國家目標與國家資源在特定地理空間相匹配及其矛盾轉化學的問
地緣政治本質上應被理解為國家“養生”和爭取有方向的世界和平的學問；其要義是正確地認識國家目標與資源在特定地理空間相互匹配關系及其矛盾轉化的學問。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人物集中于優秀政治家群體，其中大多數人的偉大并不在于他們對本國戰略目標的認識和把握能力，而在于對本國戰略目標與戰略資源在特定地理空間的匹配關系及其矛盾轉化節點的認識和把握能力。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決定在湘鄂贛邊區組織秋收起義。8月23日，中共中央復信湖南省委說：“中央認為：湖南暴動，可以湘南為一發動點，長沙為一發動點，在寶慶（今湖南邵陽）一帶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動點；‘湘中發動，集中軍力，撲城取長沙’；湖南，湘中的暴動盡可能地同時發動，免陷一地于孤立。”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就暴動范圍問題致信中央說:：“我們是向長沙暴動為起點，并不是放棄湖南；沒有把衡陽做第二個發動點，是因為我們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來；各縣暴動，力量分散了，恐連湘中暴動的計劃也不能實現。”[19]1928年年底，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指出：“我們的經驗，分兵幾乎沒有一次不失敗，集中兵力以擊小于我或等于或稍大于我之敵，則往往勝利。中央指示我們發展的游擊區域，縱橫數千里，失之太廣，這大概是對我們力量估計過大的緣故。”[20]
抗日戰爭時期，這個力量有限性的思想成了毛澤東判斷中國抗日戰爭和蘇聯反德國法西斯戰爭結局的重要依據，1937年7月，毛澤東在接受斯諾采訪時說：“在占領中國的長期負擔的重壓下，日本的經濟是要崩潰的；在無數次勝負不決的戰役的考驗下，日本軍隊的士氣是要渙散的。當日本帝國主義的浪潮在中國抗戰的暗礁上沖散了以后，中國革命人民中潛藏的大量人力，卻還可以輸送無數為自己的自由而戰斗的戰士到前線來。”[21]這個思想在1938年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時得以系統發揮。毛澤東說：
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雖強，但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國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日本統治者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困難問題，但同樣，將達到其所期求的反面，這就是說，它為解決這個困難問題而發動戰爭，結果將因戰爭而增加困難，戰爭將連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22]
1942年，毛澤東運用力量有限性的思想準確地提出德國法西斯將在入侵蘇聯戰爭中滅亡的判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一文中寫道：
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戰略企圖沒有一個不是失敗的。在此期間，希特勒鑒于去夏分兵的失敗，集中他的兵力向著南線。然而他尚欲東斷伏爾加，南取高加索，一舉達成兩個目的，仍然分散了他的兵力。他尚未計算到他的實力和他的企圖之間的不相稱，以致“扁擔沒扎，兩頭打塌”，陷入目前的絕路。在相反方面，蘇聯則是越戰越強。斯大林的英明戰略指揮，完全站在主動的地位，處處把希特勒引向滅亡。今年冬季開始的第四個階段，將是希特勒走向死亡的階段。[23]
到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將這一思想進一步發展為指導國家外交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24]的基本方針。
毛澤東將他在長期的軍事斗爭實踐中形成的這些認識用于歷史研究，其觀點更顯卓爾不群。1953年10月17日，毛澤東在與即將赴越南的韋國清談話時說：
三國時代，劉備終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為誤于諸葛亮初出茅廬時的《隆中對》，其為劉備設計的戰略本身就有錯誤。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敗?[25]
從某意義上說，諸葛亮屬于學者型政治家，與當代美國的凱南、布熱津斯基等有著同類氣質。正是由于諸葛亮立都于成都，才造成已被兩分的兵力因戰線太長而更難收攏，以致難以迅速彌補關羽失去荊州后蜀國國防出現的戰略缺環；也正是因為立都于成都，才迫使劉備率兵東進并陷入一百多年前公孫述政權“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于一舉”[26]的危境。
據《資治通鑒》，曹操取得漢中后，劉曄曾向曹操建議：“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后憂。”[27]毛澤東在讀到這一段時，一定想到在長征路上他與張國燾斗爭的經驗，在頁旁批注：“不可信。”[28]
顯然，毛澤東的見解更具實踐價值。這里，劉曄考慮的是有限資源投入與局部目標實現的關系，他的建議當然不會為曹操采納。曹操考慮的是有限資源投入與全局目標實現的關系。且不說曹操的戰略目標是逐鹿中原，也不說入川后因地形復雜將使清剿劉蜀政權的部隊需要極大且因路途險遠、運輸而不能保證的資源，我們只要看看13世紀中葉蒙古大軍入川后大汗蒙哥戰死在釣魚城（今重慶）下以致終不能出川的窘境，就會知道，進入四川若不能控制重慶，那就會被——用毛澤東的話說——“甕中捉鱉”遑論再入中原。入主中原，得到的是中國，而占據四川得到的只是偏地大王。如果采納了劉曄的建議，屆時曹操所失的將是天下，而獲漁翁之利的則是孫權。
地緣政治理論的守衡本質并不出自學者書房中的邏輯推理，它是地緣政治實踐中所蘊含著的守衡規律真實反映。既然是規律，那它就具有普遍的認識論意義。
歷史上有一個重大且同類的現象值得研究。這就是為什么曾打到印度河上游的兩個戰無不勝的帝王——亞歷山大[29]和成吉思汗[30]——面對唾手可得的印度半島，卻班師回朝而不是順河而下，直搗黃龍？
據史書載，公元前325年，亞里士多德的學生、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從希臘越過愛琴海率軍東進，沿古絲綢之路的南線侵入伊朗高原，繼而揮師越過印度河。此后他不是繼續南下占領印度，而是“自我封閉三日”，書上說，他隨后認識到“他不是世界之主”，決定班師回朝[31]，轉而采取東西方民族融合政策[32]。這是因為亞歷山大知道得魚不可忘筌，因地形陡峭，進印度不難，難在出來。而消耗大資源進了印度，若出不來那就只能當“南亞之王”，屆時他丟掉則是他已征服的從希臘到伊朗高原的東方世界。但亞歷山大認識到這樣的真理畢竟太晚了，其戰線已拉得過長。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病逝后，他的帝國隨即分裂為馬其頓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
13世紀初，成吉思汗在后來的英國人、美國人和蘇聯人都望而生畏的帕米爾高原上所向披靡，但當他打到印度河邊時也停了下來。1222年9月15日晚，他約丘處機[33]深談。史書上說兩人談養生，其實是在講今后的戰略方向。談后成吉思汗與曹操“得隴不復望蜀”的想法一樣，得了帕米爾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晚深談后，成吉思汗回到一千多年前亞歷山大的思路，遂決定打道回府：回新疆，圖中原[34]。
地緣政治的本質和規律在近代西方多次得到充分的展現。
俾斯麥是近代德國少有的參透地緣政治要義的政治家。他用“鐵血政策”統一德國并打敗法國后，將德意志的強國地位僅限于歐洲地區，拒絕任何全球性的戰略企圖，在他擔任首相職務將近20年的時間里，他的目的就是孤立法國，穩定四方，用較長時間鞏固、消化德國1866年至1872年在歐洲取得的地緣政治成果。遺憾的是，這種節制政策在威廉二世執政時期（1888～1918年）受到破壞[35]，為此俾斯麥于1890年辭職。此后德國大規模擴軍，實行世界全面擴張的政策。[36]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初，俾斯麥時期的地區性守成的外交成果已蕩然無存，德國與奧匈帝國已四面楚歌。1914年德國利用薩拉熱窩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是德國在戰爭中全面毀滅；30年代末德國希特勒步其后塵，結果又是德國被強力肢解。
俾斯麥似乎對這種災難的出現有某種預見。退休后，“有一次他在大學生面前說，他們將到1950還為皇帝和帝國而舉杯慶祝。但在私下的講話里他常很悲觀地談到帝國的未來和未來的危險。有一次他說，有可能，上帝給德國安排好第二次分裂的時間和在此基礎上而出現的一次新的光榮時代的可能性”。[37]德國后來的歷史證明了俾斯麥的預見的準確性：1949年，德國正式分裂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9月20日成立）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10月7日成立）。基辛格博士對俾斯麥有很高的評價，認為：“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樹，使得他所締造的德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兩度遭外國占領及國家分裂達兩個世代之久，卻仍巍峨屹立。”[38]
同樣的誘惑在不同的政治家中會有不同的選擇。1940年11月，希特勒曾對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說：“你們應該有通向溫暖海洋的出海口，將來要像伊朗、印度那樣。”莫洛托夫后來對此評價說：“這是個毫無遠見的人，對蘇聯的政策缺乏透徹的了解，卻要把我們拉去冒險。如果我們在南方陷了進去，他的處境就會輕松得多，一旦英國要和我們作戰，我們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這一點，那就太天真幼稚了。”[39]
1947年12月24日，希臘共產黨已宣布成立希臘臨時民主政府，衰落的英帝國已無力控制希臘的局勢，于是不得不請求美國的幫助。在此緊急關頭，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人于1948年2月10日拜見斯大林并請求蘇聯支持，斯大林認為支援希臘已超出蘇聯的能力。在回答保加利亞工人黨書記、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科斯托夫·特拉喬伊提出“希臘的游擊運動的失敗將會給其他巴爾干國家造成非常困難的局面”的問題時，斯大林說：
自然，對游擊隊應該予以支持。但如果游擊運動的前景無望的話，最好將斗爭推移至最佳時間。即使在力量對比上有什么差距，那也不能喊叫。必須理智地計算力量。如果計算表明，當時工作不可能有進展，那也無須羞于承認這一點。如果局勢不利的話，可以收縮游擊運動。即使今天不可能，明天也會是可能的。[40]
這時斯大林腦海中想到的一定是法國拿破侖在特拉法爾加[41]慘敗于英國海軍的教訓以及德國納粹即使在最強大的時期也沒能控制地中海的事實[42]，他告訴保加利亞同志，蘇聯沒有可與英美匹敵的海軍，況且“希臘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國家重要的運輸線上。美國直接插手這個地區——美國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大國。”因此斯大林要求他們“應該把希臘起義的事收起來。”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思路是一致的。有意思的是斯大林的思路與前述1927年8月23日，毛澤東就中共中央關于在湘鄂贛邊區組織秋收起義的決定回復中共中央湖南省委信中的思路也是一致的。這就是準確地把握戰略目標與資源之間的匹配節點，不做華而不實即目標超過能力的蠢事。鑒于同樣的哲學，1935年10月，紅軍翻越岷山，長征即將取得勝利，毛澤東作《念奴嬌•昆侖》：
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43]
1958年12月21日，毛澤東對《念奴嬌•昆侖》曾做批注：“昆侖，主題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別的。”[44]毛澤東在詞的前半闋預言中國必將崛起并將對舊世界產生巨大沖擊，后半闋告誡我們不要走稱霸世界的舊路。
地緣政治是刀尖上的哲學，而地緣政治學的要義不在刀子而在哲學。刀子是要有對象的。這就要求明確我們的敵人是誰，另一方面，哲學是講邊界的，這就要求我們要知道自己的力量邊界在哪里。1972年，尼克松來到中國，說要跟毛澤東談哲學。他說的“哲學”就是兩個國家的國力邊界及其合作的邊界。毛澤東與尼克松這兩個有哲學的政治家一見面，這個世界就向光明的方向轉變。麥金德、凱南，尤其是布熱津斯基等“地緣戰略大師”為自己的國家提供了只有刀子而沒有哲學，只有戰略目標而沒有能力界限的學說，這些學說則誘導他們的國家走向衰落。1972年年底，尼克松訪華后，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告誡全黨：“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45]毛澤東是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美國擴張目標與國家資源不匹配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
“政治科學是以歷史為依據的。”[46]在國際博弈中，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具有足夠的實力可以同時與兩個以上的大國對抗。19世紀初，拿破侖法國與英國作戰，曾取得過輝煌的戰績，法國繼而于1812年輕率深入俄國，其后三年便敗；20世紀40年代，德國在希特勒統治下與英國作戰并控制了西歐，1941年德國侵略蘇聯，其后又是三年便敗；同期的日本與中國開戰，初期取勝，1941年年底又與美國開戰，其后還是三年失敗；20世紀50年代在朝鮮戰場上，美國同時與中國和蘇聯對陣，美國三年便敗；60年代在越南戰場上，美國還是同時與中國和蘇聯作對，最終還是以慘敗告終；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與中美同時作對，導致蘇聯的最終解體；21世紀初，小布什政府確定了七個所謂的“邪惡軸心”，其結果導致美國由此衰落。 由下圖可以看出，蘇美國內生產總值（GDP）對比發生決定性的變化的時間在1978年，為什么，這一年中美確定建交，蘇聯的對手由一個變為兩個，此前是美國應對中國和蘇聯，都是1-2=-1。事實上，自1972年中美聯手后，蘇聯和美國的國力都在急速下滑，1978年只不過是蘇聯徹底落后于美國的時間節點而已。
1972年初，中國政府準備接待尼克松訪華。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其實這個公報[47]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不能兩面作戰。”[48]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談國際問題時，再次叮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49]
似乎是歷史的諷刺，就在麥金德對英國海洋實踐做出如此經典的理論概括且因此譽滿全球的時候，他看到的是由他的理論推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后大英帝國的落幕：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和印度獨立，5個月前即3月6日麥金德去世，他的死只比為德國納粹提供地緣政治理論并很快見到納粹滅亡并因此自殺的豪斯浩弗提前一年[50]。“直接以麥金德的思想為基礎”[51]的凱南“冷戰”理論，將美國推向朝鮮戰場和越南戰場并由此造成美國的衰退，與麥金德、凱南一樣，就在布熱津斯基掛滿學術桂冠的時候，他也看到了美帝國的黃昏并于2017年5月27日逝世。此時中國與俄羅斯已結成日益緊密的戰略伙伴關系且不可戰勝；俄羅斯與法國、德國在烏克蘭達成諒解；克里米亞已轉入俄羅斯手中，英國已決定脫離歐盟。如果布熱津斯基還健在，相信他會看到與他的描述相反的西方世界“大失敗”的結果。
遭遇到“大失敗”的是為什么總是這些“滿腹經綸”的人呢？這是因為他們的研究偏離甚至違背了地緣政治的本質和其中“環球同些涼熱”這樣一個連中學生都不陌生的“能量守恒定律”[52]。地緣政治的本質與生活常識是一致的。
違背常識是要吃虧的，而違背常識的往往是其認識走不出書齋的人。
二、地緣政治的中國特點及其運用
（一）中國的地緣政治優勢在世界各國中絕無僅有
筆者在研究中國地緣政治的初期曾把海權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為當時中國海權處于起步階段，需要矯枉過正。、筆者在2014年出版的《論中國海權》（第三版）[53]和《印度與印度洋——基于中國地緣政治視角》[54]兩書中里，鑒于中國海上力量已有長足推進，這一立場已有適度回調。
在上述兩書中，筆者提出絕對的制海權要依托于絕對的制陸權，反之，絕對的制陸權也要依托于絕對的制海權。在陸權和海權的邊際地帶，制陸權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權，同樣，制海權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陸權。占據較大版圖的制陸權可以在較大范圍內影響（反作用）周邊的制海權，同樣，占據較廣闊海域的制海權也可以影響（反作用）制陸權。比如，在印度洋地區，因占領了印度半島，近代英國在此地區擁有比當代美國更高水平的制海權；同樣，由于擁有廣闊海域的制海權，近代英國曾使陸權霸主沙俄帝國多面受敵，疲于應對。馬漢（Alfred Mahan）也曾論述過海權與陸權的這種相互作用的關系，他說：“海權和陸權都不是單獨存在的東西，而是彼此相輔相成。就是說，陸上強國也需要推進至海邊以利用海洋為己服務，而海上強國也必須以陸地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55]但他并沒有從整體予以強調，更沒有形成理論概括，出于是美國國情的需要，馬漢更多強調的是遠海。
地緣政治和資源政治的統一是當代地緣政治的最基本特點，地緣政治本質上是資源政治。因此，評價國家制海權強大與否，僅僅用傳統的根據海軍裝備技術的強弱而忽視國家陸地版圖瀕海線長短及其與資源豐富地區的距離遠近，是不全面的。與能量傳輸距離越遠損耗越大的原理相同，對于體量相同或相近國家而言，其瀕海線的長短及其與資源地區的距離遠近，從相當意義上影響著該國海權評級的權重。比如我們常說印度是印度洋上的海權大國，并不是說印度比西方海權國家有更強大的海洋作戰能力，而是說它在印度洋的中心位置及其在直插印度洋的大陸主體板塊可釋放出對印度洋的巨大反作用力。
與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興市場國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場潛力最大的區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氣在內的工業資源最豐富，因而也是工業大國的必入之地，現在也是中國政府倡導的海上絲路的必經之地。
但中國不同于遠離印度洋的西方海權國家，遠道而來的西方海權國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領島嶼而存在，目前我們能讀到的海權理論，特別是馬漢的海權理論提供的都是這樣的視角。盡管中國海權起步較晚，但自然條件相對于英國和美國還是有比較大的優勢。青藏高原的存在使中國天然具有了優于英美的東接太平洋財源（市場）、西接印度洋資源的地理優勢。中國依靠全球戰略制高點青藏高原，盡占兩洋地利。這種地緣優勢——如能在青藏高原遠望印度洋中部迪戈加西亞島上的美國空軍基地，或由此反視青藏高原，我們就會對中國在印度洋所具有的地緣政治的天然優勢毫不懷疑——又使中國得以避免了英美國家為獲取世界優質市場和優質資源/能源而不得不勞師遠涉西太平洋和西印度洋的困境，并由此可以避免英美國家通過建立漫長的海上島鏈的方式推進中國海權。
陸權與海權的作用與反作用理論告訴我們，最有效的制海權是有大陸板塊依托，因而可以獲得可持續的巨量資源跟進制海權。中國因超大的近海大陸板塊，特別是具有中遠程導彈打擊技術，使得當代中國對兩洋有著強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較強的近海制海能力。由此反觀西方國家因距離印度洋太遠而產生“島嶼鏈”思維，實屬無奈之舉。在遠海建立島嶼鏈則需要巨大的資源支持，英國和美國要控制或占領印度洋，首先要從大西洋經過地中海或太平洋過來，而中國進入印度洋遑論太平洋則可就近直達，這種地緣政治中的大陸板塊所具有強大的海上反作用力的優勢，如果再考慮到中國沿海已具有的強大的空防力量[56]，使得中國在相當程度上可彌補了被西方人認為的海權技術上的短板。有利的地理位置，大大降低了中國處理海洋事務的成本，并因此有遠比西方國家更從容的等待時間。
中國所獨具的“東接太平洋財源（市場）、西接印度洋資源”的地緣政治優勢打破了近代西方“海權”神話，它使中國海洋安全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視角，這就是：中國是一個天然具有海權資質的大國；幫助西方涉遠來到印度洋的是工業，而幫助中國就近步入印度洋的則是上帝。目前中國尚不是世界一流的海權技術大國，但中國以自身的地緣政治優勢，會比西方英美國家以更快的速度步入海權大國行列。由此，“海洋自信”，繼而“海權自信”應是中國文化中的應有之義。
（二）用“西太平洋中國海”的概念統合“南海”“東海”“黃海”分立表述
西太平洋關乎中國重大的主權利益，又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起始線，在全新的視角下，我們對西太平洋的制海權建設也會有革命性的變化。
1958年10月6日凌晨1時，毛澤東在起草《告臺灣同胞書》中告誡美國人說：“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東太平洋是東太平洋人的東太平洋一樣。”[57]1959年2月22日，毛澤東在審閱并修改陳毅報送的《陳毅外長答新華社記者問》一文再次強調“西太平洋”的概念。毛澤東寫道：
所有西太平洋各國人民不了解，處在遙遠地方的美國人，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跑到西太平洋這些國家來，以其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力量，對這些國家加以控制呢？實在說不出理由的。所以總有一天，不論遲早，如同美國要從世界其他地區放手、縮回家去一樣，美國也一定要從世界的西太平洋這部分地區放手，縮回家去。如果美國人自己不走，硬是要無限期地賴在這些國家的話，那末，總有一天，各國人民要起來把它趕走的。[58]
毛澤東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兩次用“西太平洋”的概念，顯然是有成熟的戰略考慮。我們可沿著毛澤東從中國視角提出的“西太平洋”的構想，用“西太平洋中國海”的概念統合“南海”“東海”“黃海”分立式表述。其中，用“西太平洋中國海南方海域”表述南海中與中國主權相關的部分水域，用“西太平洋中國海東部海域”和“西太平洋中國海北部海域”表述與中國主權相關的東海和黃海水域。這樣可以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政策傾向，并以此推動中國人對中國海的整體認識。
根據英美等海洋國家海軍建設的經驗以及中國近現代失去臺灣后即失近海制海權并由此反遭大規模入侵的教訓，將并排于中國東部海域的南海、東海、黃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編為統一的西太平洋艦隊指揮體系實屬必要。在這樣的海上力量體系中，臺灣回歸祖國以及捍衛東海、南海海域的中國主權已成應有之義，同時又不至將其力量伸展過遠，大體在遠東雅爾塔體系安排之內。只要我們堅持不懈地努力，在不遠的將來，切實將中國海上實際控制線前移至臺灣東界——這原本就是中國領土的東界，屆時臺灣和平回歸就是可想象的事。臺灣回歸祖國意味著中國有效的安全邊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國的核潛艇才可發揮終極反擊作用，中國航母建設才能大步向前邁進，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衛，中國內陸安全的壓力將會大幅降低。
（三）中國和印度之間存在一個和平交往規律
如果說中國周邊外交有規律可循的話，那么，其間使這種規律比較穩定地得到展現的是中國和印度的關系。縱觀兩千多年中國版圖，其伸縮變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邊界，究其因，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繼，南面上來不可守。正因此，當年走向印度河上游的亞歷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和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面對唾手可得的印度，都放棄了順水南下的打算。
與此相反的是唐貞觀年間唐使王玄策令“天竺響震”卻無所建樹的例子。史載：
初，中天竺王尸羅逸多兵最強，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諸國皆遣使入貢。會尸羅逸多卒，國中大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帥從者三十人與戰，力不敵，悉為所擒，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物。玄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書征鄰國兵，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泥婆國遣七千余騎赴之。玄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進至中天竺所居茶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余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走，更收余眾，還與師仁戰；又破之，擒阿羅那順。余眾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衛江，師仁進擊之，眾潰，獲其妃及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于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羅那順以歸。以玄策為朝散大夫。[59]
此事發生在唐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至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間[60]。除了“天竺響震”浮功外，中國版圖并因“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羅那順以歸”的戰果而在南亞次大陸得到像張騫遠征西域那樣的大幅推進：在天竺國地，既沒有出現中國的附屬國，更沒有出現朝廷策封的藩王。新舊《唐書》皆不為王玄策作傳，其“不足為訓”的深意不言而喻。
青藏高原北緩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區與中國中原政權發生天然聯系而不與南面的南亞次大陸國家聯系遑論沖突，這使西藏天然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同時還使中國在不需要巨大國防投入的條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獲得了居高臨下的地緣優勢。阿里地區位于中國西南邊陲，在巴基斯坦和緬甸從英印統治下獲得獨立后，印度與中國的關系從地理上反倒更有了和平的保證。
最能夠說明中印之間這種因地理環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規律的案例，是崛起于公元7世紀的吐蕃王朝（公元618年—842年）。該王朝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區并迅速向北擴張，歷時200余年，其統治范圍最廣時西起蔥嶺（今帕米爾高原），與大食（即興起于西南亞地區的阿拉伯帝國）接壤，東至現今甘肅省隴山、四川盆地西緣，北起天山山脈以南、居延海，南至青藏高原南麓與印度次大陸北部的喜馬拉雅山脈（海拔8000多米）與天竺（今南亞次大陸）接壤。吐蕃王朝曾強大到幾乎可以和中原唐王朝“談婚論嫁”，即使如此，尤其是在王玄策帶著吐蕃的軍隊將天竺國統一政權打碎后，印度陷入為時長達五百多年分裂的歷史中，吐蕃王朝的邊界也“不從這個根據地向南方的印度發展”，而是“越過他們領土中最荒涼、最困難的漫漫地區，向中國西部及中亞發展”[61]，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沒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與中國西域相反，此間中印之間留下更多的并不是沖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國取經的和平佳話。對此，拉鐵摩爾解釋得比較有力，他說：“在西藏地區，山嶺代替了長城。”[62]
但是，“和平規律”并不是沒有沖突，而是說，如果有，與中國周邊其他地區相比，其沖突的概率、規模和烈度，都是最低的，其對邊界線的影響也是最小的。
（四）中國國內安全是一個相互聯動的整體
如果說在明朝之前，中國東南安全與西北安全緊密聯動的話，那么明朝之后，中國西南方向的安全日益緊密地與東部，特別是東北部安全相聯動。明代中期，中國東海尚未出現大的危機，此前西南方向對于中原諸王朝而言，只是穩邊安民的問題。但到明末，東海倭患蜂起，特別是清兵入關后，西南便成了各類反清力量的嘯聚之地，緬甸之于中國地緣政治的戰略意義也隨之上升，漸成為中國大西南諸力量獲取外援的重要通道。
清末，中國東部出現亂局，英俄境外勢力也加大對西南地區的打劫。1902年，英日簽訂《英日同盟條約》，1903年10月英印軍隊便向藏邊發起攻擊并于年底進占拉薩。1907年8月31日，英俄簽訂協約，調整了各自在中亞的勢力范圍，協約把伊朗分為三部分，北部屬俄國勢力范圍，東南部屬英國勢力范圍，中部劃為“緩沖區”；俄國承認阿富汗為英國的附屬國，規定雙方“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這個協定表明俄國退出與英國在西藏問題上的爭奪。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東海的制海權淪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遷至重慶。緬甸通道對于中國的戰略意義陡然增升，西康設省已刻不容緩。1938年11月22日，行政院議決西康準予建省。在中國東部被日本全面封鎖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急需打通滇緬公路，于1937年10月始征調云南民工20萬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修成了連接昆明至瑞麗的中國境內段公路，進入緬甸后又繼續修建了經過緬北的公路，兩段合稱“史迪威公路”，中國由此從境外獲得大量戰略物資，為抗戰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持。而所有這些舉措得到有力執行，西康省的設置功不可沒，而以西藏為重心的青藏高原的主體部分在中國境內的存在則為中華民族一次次戰勝外敵入侵提供了堅不可摧的后方支撐。
鑒于這些歷史的經驗，毛澤東始終將中國東部安全與西部安全、繼而東北安全與西南安全聯系起來考慮。1953年，就在朝鮮停戰協議即將簽字的前夕，毛澤東即從抗美援朝前線抽調秦基偉至云南，當年6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秦基偉，告訴他：“調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國的西南大門，處于重要的戰略位置。”[63]1959年中蘇交惡后的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為了對付“從中間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種方案中，毛澤東首選以西南為重心的“大后方”建設。集中投資于四川東部山區和中部平原，特別是重慶一帶，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肅酒泉建造鋼鐵基地。毛澤東提議“三線建設”。為了消除大三線建設的外圍干擾，1962年，毛澤東指示在西南中印邊境發起自衛反擊戰，有力遏止了印方對我方邊界的蠶食。1969年3月，中國在東北黑龍江省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珍寶島針對蘇聯入侵發起反擊，隨后毛澤東迅速將目光移至中國大西南，12月18日，經毛澤東審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強西藏阿里地區工作的指示》，指出：“阿里地區地處我國西南邊疆，戰略地位十分重要。”[64]
（五）歐亞大陸戰略力量存在比例也有一個“黃金分割率”
“黃金分割率”是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發現的美學定理。他曾經過反復比較，最后確定1：0.618的比例最完美。事實上，歐亞大陸戰略力量存在也有一個天然比例。
在歐亞大陸分區并存有歐洲、中亞和中國三種戰略力量。歷史表明，在歐亞大陸的主要區位即北緯30°至60°之間可容納戰略力量只有2.5個，也就是說，在三種戰略力量之間，必然有一個生存空間要受到其他兩個的嚴重擠壓并因此出現破碎地帶。比如上古時代在歐亞大陸分區并存的是歐洲羅馬帝國、中亞諸帝國和中華帝國。此間歐洲羅馬帝國和中華秦漢帝國強大，中亞地區力量受到擠壓并分出安息、貴霜諸帝國。此時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為1：0.5：1。羅馬帝國解體后歐洲中世紀陷入碎片化時代，這為中亞阿拉伯帝國繼而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乃至俄羅斯帝國的崛起和大面積擴張騰出空間。此時中華帝國保存完好并轉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續統一朝代。同期，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就轉為0.5：1：1。進入工業革命后，歐洲又開始復興和強大，中亞伊斯蘭力量在歐洲、中國尤其俄羅斯的擠壓下日漸式微，此間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又恢復到1：0.5：1。俄羅斯在北方崛起并向南強力插入中亞地區，部分地取代了原來夾在歐洲和中國之間的伊斯蘭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來的歐洲、中亞伊斯蘭和中國的三種戰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為歐洲、俄羅斯-中亞伊斯蘭諸國和中國（1：0.5/2：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歷史經驗表明，在歐洲、俄羅斯、中國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能單獨擴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唐帝國、蒙古帝國都勉強接近這個水平，英國、沙俄、蘇聯也都曾入侵阿富汗試圖填充中亞，其結果也都是短命和失敗的。如果將中亞戰略力量比喻為歐亞高地的“堰塞湖”，那么，不管是歐洲還是中國，在近代以后還有俄羅斯，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紀末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紀上半葉歐洲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衰落及20世紀末的蘇聯解體——并由此造成的戰略力量的收縮，都會引發中亞戰略力量（主要是伊斯蘭力量）在歐亞接合部即中亞地區的崛起及向其他戰略力量坍塌的方向擴張。今天出現大規模涌入歐洲的“難民潮”與歐盟分裂相伴而生便是這一規律的歷史再現。
認識歐亞大陸戰略力量“黃金分割”規律有利于我們看清歐亞大陸此起彼伏的戰略力量消長規律及其成因，并由此認識在這個規律作用下中國國力在中亞地區伸張的極限。而認識國家力量的極限，是成熟和成功外交的前提。
麥金德先生以天才的想象提出了歐亞大陸的“樞紐地帶”理論，由于他沒有認識到歐亞戰略力量存在著這樣的一個“黃金分割”規律，以致他的理論成了英國將國力延伸到中亞和印度洋并由此造成大英帝國的衰落誘因。凱南、布熱津斯基步麥金德后塵，他們的理論更成了將美國驅至印度洋和中亞并由此造成美國衰落的元兇。
（六）中國在世界格局中有著獨特的定位，不能任意夸大和縮小
美國和俄羅斯作為民族國家，因其擁有巨大的戰略回旋空間而擁有超強的生存能力和超強的反侵略能力，它們是保證世界戰略平衡的主角，是“真老虎”；但作為帝國，它們也為其巨大的本國版圖所拖累，它們又是“紙老虎”，其擴張和帝國控制能力是脆弱和不堪一擊的。與俄羅斯和美國不同，中國不是保證世界戰略平衡的主角，卻是決定主角間輸贏的關鍵砝碼。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戰敗和蘇俄十月革命勝利，決定了世界格局，而中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只是加強了雅爾塔格局和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相對于歐洲而言，中國政治具有很強的整體性，在大陸中心國家和海洋邊緣國家之間，中國砝碼的倒向——相對于法國、德國而言——對于兩邊平衡具有更為關鍵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中國在世界變局中扮演著“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a camel's back”[65]即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
三、未來中國國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國重、保持國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則下進行
李斯特說：“政治科學是以歷史為依據的。”[66]歷史上因贏而敗的戰爭要比因敗而贏的戰爭多得多，這是由于戰略制定者沒有把握好資源和戰略目標在特定空間距離間的匹配關系，以及利用地理阻力實現戰略與目標之間矛盾轉化的節點。與歐洲政治版圖的破碎地帶由中心發生的地緣形勢相反，亞洲政治版圖的破碎地帶圍繞中國展開，這使中國天然地成為亞洲的中心和重心[67]。中國又與美國不同，中國是一個近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東接市場財源西接工業資源，這種天然優勢使中國不需勞師涉遠就可獲得國際優質資源；同時，中國又是一個大陸國家，受四面牽制，與任意一邊過度拉伸會導致平行四邊形的穩定性受到破壞的道理一樣，中國在四邊任意方向的過度擴張都會導致另一方向受到相應擠壓及不得不做出的相應的戰略收縮。根據亞洲的地緣政治的特點，伴隨國力增長，未來中國國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國重、保持國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則下進行，筆者認為：“國家保主權、國內保政權、周邊保格局、全球穩利益”應是這一原則的具體表述，而做到了這幾點，國家基本就可行穩致遠和長治久安。
今天的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68]，中國在不遠的將來亦將步入世界大國的行列，與此相應，中國地緣政治研究需要告別“言必稱希臘”的心態，回歸到中國的月亮與外國一樣圓的基本常識之中。
[1] 哈·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年2月15日至1947年3月6日），英國地理學家與地緣政治家。歷任牛津大學高級講師和第一任地理系主任、倫敦經濟和政治學院院長、英國下院議員。認為地理學是探討人類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科學。提出陸心說，首次以全球戰略觀念分析世界政治力量。對英國大學地理教育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著有《歷史的地理樞紐》《不列顛與不列顛的海洋》和《民主的理想和現實》等。
[2] 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年），美國海權理論的先驅。主要著述有《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海權對法國革命及帝國的影響，1793－1812》，《海權的影響與1812年戰爭的關系》，《海軍戰略》等。
[3] 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1904～ 2005年），美國“遏制”政策的提議人。1946年2月22日，時任美國駐蘇聯使館代辦的喬治•凱南通過明碼電報，向國務院發回長達5 542個英語單詞的電報，這封電報被認為是導致美蘇冷戰的先聲。在電報中凱南對蘇聯的內外政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1947年7月7日，凱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上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明確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戰略”并被美國政府所采納。
[4] 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2017年）波蘭猶太裔美國人，美國前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美國著名地緣戰略理論家，著有《大抉擇：美國站在十字路口》《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大失控與大混亂：2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等。
[5] ［英］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頁。
[6] 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頁。
[7] ［西漢］司馬遷：《貨殖列傳》。
[8] “現在，全球體系的概念對收盤定局的世界所起的作用將會對所有未來地理政治學思想有著深邃的影響，而且這種概念已經與哈爾福爾·麥金德爵士的名字不可分離地聯系在一起。”［英］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頁。
[9] 塞壬（Siren）是希臘神話中人首鳥身（或鳥首人身、甚至跟美人魚相類似）的怪物，經常飛降在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又被稱為海妖。塞壬用自己的歌喉使得過往的水手傾聽失神，航船角碓沉沒。
[10] 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年），德國地緣政治學家，生于慕尼黑，曾任日本陸軍炮兵教官。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任德國少將軍官。戰后任慕尼黑大學地理學和軍事學教授。希特勒上臺后，被任命為地緣政治學院院長和德國科學院院長。主編《地緣政治學雜志》。著有《太平洋地緣政治學》《地緣政治學原理、實質與目的》《防御地緣政治學》等。
[11] ［英］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頁。
[12] ［英］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頁。
[13] 喬治·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英國政治家，1898～1905年任印度總督。著有《中亞細亞的俄國》《波斯與波斯問題》《遠東問題：日本朝鮮中國》《邊疆線》等。
[14] ［英］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頁。
[15] ［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頁。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0、212頁。
[20] 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頁。
[22]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頁。
[24]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頁。
[26] 《后漢書》卷四十三《公孫述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后漢書》（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頁。
[27] 丞相主簿司馬懿言于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圣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杰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于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后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宋］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卷六十七《漢紀五十九·獻帝建安二十年》，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2140頁。
[2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頁。
[29] 亞歷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生于馬其頓王國首都派拉城，曾師從古希臘著名學者亞里士多德，18歲隨父出征，20歲繼承王位。公元前327～前325年由波斯出發遠征印度。
[30] 孛兒只斤· 鐵木真（1162～1227年），蒙古帝國可汗，尊號“成吉思汗”。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1206年春天建立大蒙古國，此后多次發動對外征服戰爭，征服地域西達中亞、東歐的黑海海濱。1227年在征伐西夏途中去世。
[32] 建立起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后，亞歷山大意識到馬其頓和希臘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帝國中心不得不放在東方，帝國的統治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東方人管理。因此，亞歷山大采取東西融合的政策。他以身作則，要求隨他來的希臘人、馬其頓人和東方人通婚。參閱周一良、吳于廑：《世界通史·古代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41～242頁。
[34] 據《蒙兀兒史記》卷三《成吉思汗本紀下》：“秋九月（1223年）丙午朔，車駕回渡阿梅河（阿姆河）。路途訪道于丘處機，駐畢薛米思堅城東。冬十一月丙子朔，下詔班師。”轉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頁。
[35] 威廉二世（WilhelmII，1859～1941年）德意志帝國皇帝和普魯士國王（1888-1918），威廉一世之孫。任內對內專制對外擴張。制定以爭奪世界霸權為目標的戰略。1897年派艦隊強行占領中國膠州灣；1898年力圖通過建巴格達鐵路在近東伸張勢力；1900年7月，出兵鎮壓中國義和團運動，參與瓜分中國領土的競爭；1905年、1911年，制造摩洛哥危機，與法國爭奪在摩洛哥的殖民權益；多次插手巴爾干事務，加深德國與英、法、俄等國的矛盾。1914年利用薩拉熱窩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德國十一月革命爆發后遜位，逃亡荷蘭。著有回憶錄《1878—1914年大戰爆發時的事態》等。
[36] 1897年，德國派艦隊出征遠東，出發時，威廉二世做了關于德國世界政策的講話，他說：“帝國的力量即意味著海軍的力量，它們是互為依賴的，缺一則不能生存。”參閱周一良、吳于廑主編：《世界通史資料選輯》（近代部分，下冊）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46頁。
[37] 參見威•莫姆森著，陳寶譯：《俾斯麥》（中文版），河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頁。
[38] ［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頁。
[39] ［俄］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頁。
[40]“科拉羅夫關于蘇、保、南領導人會談的筆記”（1948年2月10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231頁。
[41] 特拉法爾加海戰（Battle of Trafalgar）是英國海軍史上的一次最大勝利。1805年10月21日，雙方艦隊在西班牙特拉法加角外海面相遇，戰斗持續5小時，法蘭西聯合艦隊遭受決定性打擊，主帥維爾納夫被俘，21艘戰艦被俘。英軍主帥霍雷肖·納爾遜海軍中將也在戰斗中陣亡。此役之后法國海軍精銳盡喪從此一蹶不振，拿破侖被迫放棄進攻英國本土的計劃。而英國海上霸主的地位得以鞏固。
[42] “對地中海控制的失敗是理論和實踐之間的另一重要差距。許多地緣政治學家認為，控制地中海是致勝的基本前提中的另一個戰略要求。英國利用她在直布羅陀、塞浦路斯和蘇伊士的基地成功地保護了這條盟國船只通航的海路，即使在戰時馬耳他遭到經常性轟炸、軸心國潛艇在直布羅陀和西西里周圍海域作戰的最壞的時刻也是如此在保障盟國艦只的同進，英國實際上已經能阻斷敵國的海上通道了。1942年秋，軸心國軍隊在北非的阿萊曼受到巨大挫折，1943年夏季又被盟軍全部消滅。”［英］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頁。
[44] 參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頁。
[4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頁。
[46] ［德］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17頁。
[47] 指正在擬訂中的《中美聯合公報》。
[4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頁。
[4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頁。
[50] “卡爾·豪斯浩弗本人也因第三帝國對他的思想宣揚的如此過火而陷入絕望，遂于1946年自殺身亡。” ［英］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頁。
[52] 能量守恒定律（energy conservation law），即熱力學第一定律，是指在一個封閉（孤立）系統的總能量保持不變。其中總能量一般說來已不再只是動能與勢能之和，而是靜止能量（固有能量）、動能、勢能三者的總量。能量守恒定律可以表述為：一個系統的總能量的改變只能等于傳入或者傳出該系統的能量的多少。總能量為系統的機械能、熱能及除熱能以外的任何內能形式的總和。
[53] 筆者在這部著作中指出：“近代以來的歷史經驗表明，絕對的制陸權來自絕對的制海權，而絕對的制海權同樣也來自絕對的制陸權；而沒有陸戰的勝利，海戰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張文木：《論中國海權》（第三版），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頁。
[54] “作為世界海權大國的英國在印度洋的這一實踐經驗豐富了我們的海權學說，這就是：沒有制陸權的制海權是不完整的；同樣，沒有制海權的制陸權也是不完整的。可以這么說，沒有絕對的制陸權就沒有絕對的制海權；反之，沒有絕對的制海權，也就沒有絕對的制陸權。”張文木：《印度與印度洋——基于中國地緣政治視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230頁。
[55] ［美］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頁。
[56] “德國地緣政治學家把空中力量的發展視為英國的另一不利因素，他們認為，空中力量有利于大陸國家而不利于海洋國家” ［英］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二十世紀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頁。
[59] 司馬光：《資治通鑒》第一百九十九卷《唐紀十五》，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257～6258頁。
[60] 參見翦伯贊主編：《中外歷史年表（公元前4500年—公元1918年）》，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15頁。
[62] ［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頁。
[6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頁。
[65] T 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a camel's back。阿拉伯的寓言，說的是有一匹老駱駝一天到晚任勞任怨地干活，有一次主人想看看這個老駱駝到底還能承載多少貨物，于是不斷地向它背上加載貨重，當主人最后將一根稻草放在駱駝背上的時候，出乎意料的是，這一根稻草卻使老駱駝轟然倒地。
[66] ［德］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陳萬煦譯：《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17頁。
[67] 毛澤東：“美國侵略政策的對象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是一個具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頁。
[68] 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的講話，見《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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