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分析認為，只有在一個解除管制的世界里，大企業才最有降低價格和改進質量的動力。而解除管制意味著對于進入該市場的限制很少，而且市場對國內外競爭者全都開放。
自然壟斷本身就限制了市場的進入。解除管制憑什么就能激勵自然壟斷的大企業去降低價格和改進質量呢？除非原來的管制本身就是禁止大企業降低價格和改進質量的。那么，把這樣的管制與其它類型的管制混為一談，一味要求解除管制就是荒唐的。
《克萊頓法》的另一重要內容，是它特別為工會的活動提供了反托拉斯法的豁免權。
“1890年，美國國會通過《謝爾曼反托拉斯法》。這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托拉斯運動的產物。這場運動以中小企業主、中小店主、農場主和職員為主體，團結了工人和農業雇工，以信仰自由競爭的知識分子為旗手，迫使國會通過一個模棱兩可的、安撫性的反托拉斯法。奇怪的是，該法的提案者竟是石油托拉斯主人洛克菲勒的親信約翰·謝爾曼。因此，毫不奇怪，美國最高法院拒絕解散控制98%煉糖能力的煉糖托拉斯以及美孚石油公司、美國煙草公司等典型的壟斷企業，卻宣布工會犯有‘以限制州際貿易和對外貿易’為目的的‘陰謀罪’。”1而《克萊頓法》對工會的反托拉斯豁免則坐實了工會是一個“壟斷”組織，但這也說明馬克思所批評的“工聯主義”的工會對于資產階級是有利的。
雖然摩根通過兼并而形成了一家巨型公司，在其巔峰時期該公司曾獨占60%的市場，但最高法院卻認為，企業規模大小本身并不構成違法問題。那個時期和現在一樣，法院關注更多的是反競爭行為而不是純粹的壟斷結構。
典型的訟師詭辯。壟斷結構本身就是一種反競爭的行為。如果兼并之前的兩家相互競爭的企業沒有相互勾結，那么兼并之后，這兩家就有了比相互勾結更緊密的結合，不再可能相互競爭了，怎么能說兼并不是反競爭的呢？
政府在1969年提出訴訟，控告IBM“企圖壟斷，并且已經壟斷了……用于一般目的的數字計算機”。這一案件長期懸而未決，直到里根當局反托拉斯事務主管威廉·巴克斯特仔細復查該案后，才于1982年決定以“沒有必要”為由，撤消了這一訴訟。政府的理由是，與電信業不同，計算機行業是無管制的，承受著市場競爭的強大壓力。巴克斯特認為，這一產業本質上是競爭性的，政府重組計算機市場的企圖，可能不是促進而是損害經濟效率。
難道說，先有管制才后有壟斷或者說一定要有管制才談得上壟斷嗎？要是這樣的話，就沒有必要管制壟斷了，因為沒有管制就不會有壟斷。里根時代真的是大資本家的幸福時代，而美國人民則為之承受巨額國債。
(對于微軟壟斷案)，上訴法院面臨的真正的兩難問題是：法律應該怎樣處置一個通過粗暴甚至有時非法的手段才獲得壟斷地位的競爭者，而其創新產品已經儼然成了全世界的標準，數以億計的消費者已經加以接受和采用。
實際上，在電信業，當年貝爾的標準也是有線電信系統的世界性標準，只是美國電報電話公司不象微軟公司那樣具有世界性的壟斷力量，而只是在美國國內進行壟斷。上訴法院的為難，表明美國政府具有通過其國內大企業控制世界的企圖，從而不愿意輕易毀壞其國內大企業控制世界的能力。
近30年來，產業管制在放松，反托拉斯法在很大程度上廢除了自己的信條：“制止資本的大量集聚，因為在資本的大量集聚面前，人們是無能為力的。”久而久之，所有的手段都指向了提高經濟效率這一目標。
是什么引起了這種對反托拉斯政策態度的變化呢?首先，經濟學家發現，高度集中的產業有時也會表現出非凡的業績。不存在將結構和績效掛鉤在一起的鐵律。怎樣解開這個謎團呢?某些經濟學家求助于熊彼特假設。集中化產業中的企業確實得到了壟斷利潤，但市場的規模也意味著大企業能將大量的利潤用于研究與開發的投資上。如果正像熊彼特所說的那樣，技術變革真的是源于大企業，那么，宰殺這只能下金蛋的鵝顯然是愚蠢的。
對新的管制與反托拉斯政策的第二個支持，來自對競爭性質的觀點進行的反思與修正。考慮到實驗證據和觀察兩方面的材料，許多經濟學家開始相信，只要能嚴格禁止勾結，即使在寡頭市場，也會存在激烈的競爭。按照這種觀點，反托拉斯法惟一合理的目的，應該是對不合理的、限制競爭的協議(明顯的或隱蔽的)加以禁止，以代替現行的法規。
第三，鐘擺之所以轉向反對嚴格實施反托拉斯政策，是因為人們越來越強調市場力量和基于市場的激勵因素經濟思潮。這一取向受到芝加哥學派擁護者們的推波助瀾。他們認為，絕大多數壟斷權力是由政府干預所引起的。根據這種觀點，壟斷權主要處在政府許可的保護范圍之內。重要的例子包括：對國際貿易的管制;反托拉斯法對工會的豁免;通過專利權實現的壟斷保護;職業進入的障礙;醫療保健方面的限制。自由放任主義的倡導者還認為，減少政府管制就會強化競爭。
減少反托拉斯行動的最后一個理由是進口競爭的激化。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在加強市場秩序方面，國際競爭的威脅是比國內反托拉斯法有力得多的工具。
然而，“在資本的大量集聚面前，人們是無能為力的”局面并沒有發生變化。
將放松管制和反對嚴格實施反托拉斯法建立在某個經濟學家的假設上是十分不嚴肅的。即便這個假設是成立的，那么也需要計量一下技術變革的企業的規模有多大就足夠了。如果鵪鶉就能下金蛋，又何必非得要橫沖直撞的鵝呢？
其次，兼并本身就是明目張膽的勾結和對競爭的直接限制。限制勾結而不限制兼并，是撿芝麻而丟西瓜的行為。
再次，芝加哥學派的目的決不在于取消知識產權，而在于打壓工人的抗爭。而減少政府的管制根本強化不了大企業之間的競爭，只會方便大企業吞并小企業，強化小企業之間的競爭和工人之間的競爭，從而使弱者更弱，強者更強。
最后，生產能力相對于市場容量的巨大提高是自由競爭日暮途窮的根本原因。生產的社會化是托拉斯得以存在和難以反對的重要原因。現在的托拉斯早已不局限一國，而是以國際兼并和跨國公司的形式，實現了全球化。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并購行為嚴重地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力，妨礙了這些國家參與國際競爭的努力，也使得發達國家本身更深地被套牢在跨國公司的壟斷之下。對于這樣的跨國公司正需要世界各國政府合力進行限制2。
小結
資本主義政府的原則是為資產階級服務，尤其是為大資本家服務，其管制行為也必須遵循這個原則。所以，表面嚴厲而實際寬松是美國政府管制的一個特征，另一個特征則是對大企業寬松對中小企業嚴厲，限制中小企業對于大企業可能造成的競爭威脅。而美國歷史上最嚴厲的反壟斷也不過是讓資本家拆分他們的公司，而不是剝奪資本家的公司。
作為帝國主義的標志性特征的壟斷不僅不可能被資產階級政府有效管制，而且會成為這些國家掠奪國內外勞動群眾的得力工具。但這并不妨礙發達國家的政府官員和研究人員反對發展中國家里存在同樣的壟斷，其目的自然是要讓發展中國家的一盤散沙屈從于發達國家的鋼筋水泥。
大企業的壟斷是生產的社會化的一個方向，為共產主義革命奠定了物質基礎。反對壟斷就要推動整個社會向新的歷史階段前進，而不是倒退。
本文摘自《微觀經濟學真相》一書的第15章“促進市場更富效率”。
1. 韓德強著《薩繆爾森〈經濟學〉批判——競爭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頁。
2.這里不用“管制”這個詞，是因為它在美國的實踐中具有助紂為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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