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的本源

　　原載《讀書》 2001年第11期

　　張汝倫，復旦大學哲學院教授

　　“9.11事件”拉開了21世紀的序幕，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拉開了20世紀的序幕一樣。不久以前，人們還歡欣鼓舞，以為人類在上演了一個世紀的悲劇后，從此該演喜劇了。“9.11事件”以其極端的殘酷、荒謬和野蠻粉碎了無數人天真的幻夢。“9.11”事件的歷史意義在于，它以血腥悲劇的代價，再一次敦促人們正視恐怖主義這個現代的基本現象。

　　恐怖行為有著悠久歷史，但恐怖行為不等于恐怖主義。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那是弱者對強者的反抗。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那只是獸性的發泄，雖是駭人聽聞的暴行，但不是恐怖主義。在現代之前，無論是宗教迫害還是種族屠殺，都具有偶然性的特點。恐怖之成為主義，完全是由于它具有一些鮮明的現代特點：它有著明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目的;它經過精心組織與策劃，充分利用了現代計算理性的縝密和科層制度的效率;它擁有巨大的財源，足以利用一切高科技手段造成最大的恐怖效果;它不擇手段，不受任何道德和法律的約束，有意拿無辜百姓開刀，以恐怖手段使受害者屈服。無論是納粹的大屠殺，蘇俄的古拉格，還是美國在越南的地毯式轟炸，以及這次“9.11事件”，概莫能外。只有智力低下的人才會認為它們只是人類獸性的偶而發泄。相反，現代恐怖主義，有著明顯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的特點。無論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恐怖，多數對少數和少數對多數的恐怖，冷戰和熱戰的恐怖，還是公民投票民主和一黨專政的恐怖，種族滅絕與輿論一律的恐怖，都有明顯的制度化的特點。可以說，進入現代以來，制度化的恐怖就一直伴隨著人類。它超越了一切意識形態和宗教文化的界限，成了人際行為的常見方式。“恐怖主義”與“意識形態”、“大眾社會”或“集權主義”一樣，是典型的現代概念。

　　然而，在西方文化中心論的“文明/野蠻”、“現代/前現代”、“民主/專制”等二元分裂思維定式影響下，人們很自然會將“9.11事件”看作是野蠻的前現代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對現代文明的攻擊，是專制對民主的挑戰。可是，除了上述的思維教條外，我們究竟有什么理由認定“9.11事件”的制造者屬于前現代?如果是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那么豈非非猶太-基督教信仰的人都屬于前現代?豈非現代就等于是猶太-基督教文明?是他們的經濟背景?那么我們不要忘了，本·拉登及其家族正是現代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巨子，而不是傳統社會的土財主。是他們的行為方式?那么且不說與此事有干系的人不少曾受到過美國的訓練和支持，濫殺無辜，以恐怖手段迫人屈服決非此輩的發明，在此之前，西班牙人在美洲，法國人在非洲，德國人在歐洲，美國人在亞洲都干過此類勾當。難道我們能說，摧毀沒有軍事目標的德累斯頓，或在海灣地區投下幾百噸貧鈾彈是現代的文明行為，而唯有劫機撞毀紐約世貿中心才是前現代的野蠻行為?恐怖行為如果是由西方國家或政府來進行，就是現代的;而由一個或幾個非西方的恐怖組織來進行，就是前現代，這種區分不是太可笑了嗎?

　　當然，人們會說，西方國家進行的恐怖活動都是在戰爭中進行的，是戰爭行為，與這次恐怖主義者在和平時期濫殺無辜不可同日而語。此話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們不應忘了，小布什在事件發生后馬上將它定性為“戰爭行為”。其實，近代以來，戰爭概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戰爭已由古典意義的(正式宣戰，只針對對方軍事人員)戰爭變為往往不宣而戰，不分軍事和非軍事目標的總體戰爭。保羅·威爾金森在《恐怖主義與自由國家》一書中早已指出，恐怖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未經宣布的秘密戰爭。”冷戰以后，戰爭形態更進一步發生變化。1995年世界上發生的50場武裝沖突中，只有2場遵循了人們熟悉的模式。中東的巴以沖突，雙方經常是以平民百姓為目標。戰爭與恐怖殺戮的區別已沒有太大的意義。小布什說襲擊紐約和華盛頓是戰爭行為，并沒有說錯。

　　實際上，濫殺無辜幾乎成了20世紀每一場戰爭的常規手段。過去半個多世紀沒有發生世界大戰，正是建立在一些國家具有毀滅其他一個國家，甚至全人類的恐怖能力的平衡基礎上的。核武器被大家當作寶貝，再怎么也要把它搞到手，就在于它能，也一定會濫殺無辜。現代軍事技術早已使全人類成為恐怖主義的人質，是任何一個聰明的中學生都能看出的事實。“9.11事件”只不過把現代戰爭以濫殺無辜來使人屈服的恐怖主義本質淋漓盡致地表現在世人面前而已。

　　因此，僅僅譴責恐怖主義是不夠的；只反對某些人的恐怖主義，而不反對以國家名義進行的恐怖主義，更是虛偽和勢利。問題不在于表態顯示自己的道德良知和政治正確，也不在揭露某種恐怖主義而為別的恐怖主義開脫，更不能幸災樂禍，完全喪失了起碼的人道立場。“9.11事件”后，根除恐怖主義的呼聲不絕于耳，但問題是，現代恐怖主義是如何產生的，它的根源又在哪里。這些問題不搞清楚，要想根除恐怖主義，不啻緣木求魚。

　　著名的現代性問題研究者艾森斯塔特曾指出，野蠻主義潛藏于現代性的核心。野蠻主義不是前現代的遺跡和“黑暗時代”的殘余，而是現代性內在的品質，體現了現代性的陰暗面。恐怖主義則是野蠻主義最極端的形式。它是現代政治的產物。從表面上看，現代政治比古代政治更理性，更文明，因為它更受法律和制度，而不是個人意志的制約。但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原則是權力和利益，而不是任何別的東西。法律無非是使權力的使用和利益的分配具有合法性而已。現代政治從一開始，就埋下了恐怖的因子。

　　近代西方政治哲學的主流大都將自然狀態，以及自然狀態中孤立的原子式的個人作為基本的理論預設。這個孤立的人首先是獸性的，即是說，一開始，在自然狀態中，人與人之間就像狼一樣，你死我活地爭斗不休。但人與狼不同的是，人有理智，他發現這種無休止的生死斗爭對自己沒有好處，于是自愿訂立社會契約，將自己的一部分權力讓渡給君主、國家或公意。社會契約的根據是個人意志，個人希望通過社會契約形成政府和國家，來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和財產權。一切公權都來源于此。盧梭認為，在市民社會的國家中，一切自然權利都消失了，但它們又以成文法的形式再次出現。在市民社會的國家中，一切權力由法律加以固定。

　　雖然黑格爾等人一再指出自然狀態及社會契約理論的虛構性，但它們卻構成了現代人對自己的本性，對社會和政治的基本理解。希臘人是根據自己的政治生活來闡述自己的政治理論，而現代人卻是根據自己的政治理論來理解和構造自己的政治生活。現代西方政治理論的核心是個體性原則，沒有這個基本原則，自然狀態和社會契約理論是無法想象的。但是，正如黑格爾一針見血地指出的：“個體性本質上是含有否定性的。”因此，他把個體性叫做“排他性的自為存在”，尤其表現在對別國的關系上。而艾森斯塔特則認為，它突出地表現在對他人的排斥，把他人當作矛盾情結的焦點或目標：他人不僅是陌生的，而且是邪惡的。

　　這樣，以個體性原則為基本原則的市民社會必然是個人私利的戰場，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場；同時，也是私人利益和特殊公共事務沖突的舞臺。這就使得警察、特務、監獄制度和常備軍成了現代的特有發明。這些能有效制造恐怖的制度被非西方國家毫無困難地加以接受，成為它們政治現代化的最初標志，證明了現代性無遠弗屆的滲透性和普遍效應。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可以置身現代性之外，不受其感染和影響。

　　當然，政治現代性還有它的另一面，就是民主與法治。雖然其理論預設也是個體性原則，但卻是對否則會無限張揚的個體性原則的一種約束，在充分實現了民主與法治的西方國家，理性的秩序已經制度化，講理，而不是恃力成了社會生活的基本原則，國內恐怖主義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并沒有真正根除恐怖主義的根源。這就是為什么“任何地方也沒有像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反革命發源國家一樣，最終如此清楚地顯示出社會衰落：刑事犯罪像瘟疫一樣流行。在加利福尼亞州，有世界上排名第七的經濟財團，這個州用于監獄的開支已經超過了全部教育預算。已經有2800萬美國人，即全國居民總人口的1/10以上住在嚴密警戒的高樓之中，在住宅區構筑防御工事。美國公民為私有武裝保鏢所支付的金錢相當于他們的國家支付警察開支的2倍。”(《全球化陷阱》，中文版，第13頁)

　　更應指出的是，在現代社會，對他人的敵視和排斥集中表現在資本對市場的競爭和擴張上。“盲目地適應世界市場的壓力必將把迄今為止的福利社會引入無法無天的社會反常狀態，使社會結構崩潰，而這些社會結構的正常運轉本是福利社會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全球化陷阱》，中文版，第224頁)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必然導致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實際剝奪，引起公民的“造反”。“并不是真正缺吃少穿的貧困者在進行造反，而是目前社會中間階層中廣泛流行的對即將喪失社會地位的恐懼會爆發出無法預料的政治爆炸力。不是貧困，而是對貧困的恐懼正在威脅著民主。”(《全球化陷阱》，中文版，第15頁)盡管目前西方國家的民主體制還看不出有動搖的跡象，但日益增加的恐怖事件卻是不爭的事實。

　　現代性，確切地說，政治現代性的根本問題是，它無法解決它內在所包含的自我毀滅的恐怖因素。這因素既包含在現代的政治經濟體制中，也包含在它的基本意識形態預設中。一個有力的證據就是國際關系的野蠻和無理性并未隨著所謂的“民主化浪潮”有所緩解乃至消失。相反，卻愈演愈烈。“9.11事件”及其后果清楚地向人們表明，在國際關系中，除了以牙還牙，以暴易暴外，人類似乎找不到更為理性的手段，可能也不想用比較理性的手段來解決他們之間的沖突。以毀滅對毀滅，以恐怖對恐怖，強權就是公理，這是恐怖主義的典型邏輯。可是，近代以來，國際關系中充斥著這種邏輯。而起源于歐洲的民族主義，又為這種邏輯的運用提供了工具理性的論證。

　　一般認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建立了現代主權國家的體系，奠定了現代國際關系的基礎。殊不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體現的這個主權國家制度其實是不完全的、有限的。主權國家的原則僅僅適用于“歐洲國家社會”體系內部，這一體系之外的國家從未享受過主權國家原則下的權益。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主權國家的原則才延伸到西方之外的國家。(見李強在“經濟全球化與中華文化走向”國際學術研討會所提交的論文：“全球化背景下的主權國家”)即便這樣，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作為一個盟國和戰勝國，她的主權還是在雅爾塔受到嚴重的損害。以恐怖主義為底色的強權政治，始終是現代國際關系的基調，這就是為什么世界和平至今還是個夢想，冷戰的結束不是戰爭的結束，而是戰爭的回歸。眼下，“21世紀的第一場戰爭”正以其不可逆料的后果橫亙在我們面前。它讓我們看到的不是天真的希望，而是真實的恐怖。

　　200年前，康德在寫《永久和平論》時，18世紀已近尾聲，但它孕育的樂觀主義，還要延續一個世紀。可作為啟蒙運動的集大成者的康德，卻不像他的前輩那樣，對人性充滿信心。相反，他對人性中恐怖主義的因子洞若觀火，尤其是在民族間的關系方面。他明確指出，人性之中并不會有自愿減少武力，彼此互相征服的意志或者說侵犯對方的意志，是任何時候都存在的。因此，戰爭與恐怖實源于人的天性(康德是接受并維護現代的個體性原則的)。

　　既然如此，世界和平豈非永無可能？康德的《永久和平論》，就是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康德認為，雖然就人類全體而言，“一切歸根結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虛榮、甚至還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惡和毀滅欲所交織成的，”他們自己“根本就不能假設有任何理性的目標”，但自然的目標是理性的，作為自然一份子的人可以沒有自己的理性計劃，卻不能不服從自然的計劃。這個計劃對于人類來說就是充分發展和運用自己的理性。但任何人都做不到這一點，因為“理性需要一系列也許是無法估計的世代，每一個世代都得把自己的啟蒙留傳給后一個世代，才能使它在我們人類身上萌芽，最后發揮到充分與它的目標相稱的那種發展階段。”這就是說，除非一個人活得無比長壽，否則就不可能充分運用他的理性。也就是說，充分運用理性是對人類這個物種的先驗規定，而不是任何個人的實際可能。因此，根據一種預定的計劃來行動的“理性的世界公民”其實就像尼采的“超人”一樣，只是一個永遠不能達到的理想目標。但這樣一種目的論的先驗規定，卻成了永久和平的歷史哲學根據。

　　但康德決不是一個不通世事的冬烘，上述先驗目的論的規定雖然沒有經驗的基礎，卻是人類行為的倫理學的“絕對命令”，它規定了人類行為的“應然”。但這“應然”要成為“實然”，還需要制度的保證。他的《永久和平論》就是要提出一個這樣的制度設想。

　　康德保障國際間永久和平的設想，基本是將現代主流政治哲學從國家范圍擴大到國際范圍。基本原則依然是個體性原則，只不過在國家范圍內，個體是個人，而在國際范圍內，這個個體是主權國家。在國家范圍內，個人權利神圣不可侵犯，同理，在國際事務中，國家主權神圣不可侵犯。在人際關系中，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同理，在國際關系中，“花錢雇人去殺人或者被殺，看來就包含著把人當作另一個人(國家)手中的單純機器或工具來使用，這和我們自己身上的人權是不會很好地結合一致的。”既然戰爭是“自然狀態之下的一種可悲的、以武力來肯定自己的權利的手段，”那么人類同樣應該用合法的制度來結束這種自然狀態。國家是法治下人的統一。世界也應是如此。康德批評格勞修斯和其他國際法的理論家，以及權力平衡學派，說他們沒有看到國家間一個合法的國際組織的決定性作用。但康德心目中的這個合法的國際組織不是“普遍國家”或“世界政府”。普遍國家只能是普遍專制，它產生的和平只是墳場的和平。康德認為，這個合法的國際組織應該是自由國家的聯盟，這個聯盟應該使所有國家處于一個共同的外部法律強制力之下。格勞修斯、普芬道夫等人寫的國際法沒有提到這一點，這就使所謂的國際法，除了被人引證來論證戰爭侵略的正當外，并不能產生和平，制止戰爭。

　　在康德看來，不服從外界法律的強制就是野蠻。以這個標準來看，西方人同樣是野蠻人。“歐洲野人與美洲野人的區別主要地就在于：美洲野人許多部落是被他們的敵人統統吃光的，而歐洲野人卻懂得最好是用他們來擴充自己臣民的數目，因而也就是擴大繼續戰爭工具的數量。”以康德這個標準來衡量，人類今天不仍處于野蠻狀態嗎?人類至今仍無一部所有國家共同無條件服從的法律，在此意義上說，國際關系仍處于自然狀態，而康德認為，自然狀態不如叫“戰爭狀態”更為恰當。

　　但是，康德也看到，他心目中的這個和平聯盟，實際作起來也是困難重重。因此，康德在這個問題上態度實際是曖昧的。根據契約理論，有效的、限制每一個個體的自由的外部法律，是要通過個人自由締結的契約，讓渡一部分權力給一個政治共同體，通過民主的協商或代議制程序產生的。但與個人不同的是，國家主權絲毫不得讓渡，而締結國家間的契約，建立一個國際法律制度，必然意味著國家要放棄一部分主權，這豈不是矛盾?另外，在康德心目中，這個和平聯盟“僅僅是要維護與保障一個國家自己本身的以及同時還有其他加盟國家的自由，卻并不因此之故……需要他們屈服于公開的法律及其強制之下。”這豈不是說，國際有效的世界法律是不必要的，雖然康德自己認為唯有它才能使人類進入文明的境地。

　　康德的回答是，普遍有效的國際法律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實際上是行不通的，因為民族國家不愿意像個人一樣放棄自己的自然狀態（無法律）的自由。所以可行的不是一個積極的世界共和國，而是消極的和平聯盟。但這個聯盟的可能性在哪里?康德認為，它的可能性在于：(1)共和制國家的和平天性;(2)商業利益的考慮;(3)政治公共領域的功能。然而，世界歷史經驗證明，這三種可能性一個也靠不住。從康德時代以來，共和制國家始終是世界戰爭的主角。商業利益往往不是防止了戰爭，而是促使戰爭。在戰爭問題上，好戰的公共輿論絕大多數時候占上風。公共輿論還從未制止過一場戰爭。因此，康德關于永久和平的設想，在現代條件下，注定只能是一個美好的空想。

　　在這個問題上，黑格爾看得要比康德深。與絕大多數近代思想家不一樣，黑格爾是從關系，而不是個體性原則來看個人與國家的。黑格爾不承認霍布斯的自然狀態。在他看來，人首先處在關系中，然后才有個體和自我意識。但關系中的人同樣處于同別人的生死斗爭中，不是為了爭權奪利，而是為了得到承認。只有被人承認，他才能有他的自我、自由和各種權利。但承認的斗爭總有一方占上風，失敗的一方由于害怕死亡，不得不屈從占上風者，承認他是主人，自己是奴隸。人的社會性和政治性就是從這種承認的斗爭中產生的，這也是國家的開始。黑格爾雖然不承認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但他同樣將人的社會和政治生活的起源理解為暴力、死亡與恐怖。換言之，人類的社會和政治生活從一開始就蒙上了暴力與恐怖的陰影。

　　國家正是脫胎于暴力與恐怖，國家的使命是調和主奴沖突。因此，它必須以權利和自由的相互承認為基礎。雖然相互承認構成了市民社會的基礎，但它并未消除沖突的因素，因為它并未解決個別意志與普遍意志的矛盾，市民社會只能是“個人私利的戰場”。與古希臘不同，現代社會只承認追求個人特殊目標的個體意識和意志，即黑格爾所謂“主觀自由”，而否定一般意志的“客觀自由”，這就使得主觀自由成了完全缺乏規定性的抽象原則，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正是這種抽象原則使然。

　　正如在市民社會里，個人的權利和自由來自相互承認，國家的主權也由于被其他國家承認才能得以實現。因此，國家也要進行承認的斗爭。但是，與在國家中不同的是，這種相互承認并不產生一個普遍意志或精神，它可以形成所有國家都要服從的法律，并將之強加給所有國家。

　　按照康德的思路，要確保世界和平，必須有一個超越一切國家的絕對權力和被一切國家無條件服從的外部法律。可是，這在現代條件下根本做不到。現代的個體性原則，不僅是國內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更是現代民族國家的世界體系的基本理論根據。現代民族國家之所以成其為國家，就在于它享有絕對的主權。它靠它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原則來獲得它的主權，并保障其公民的自由。要讓它將主權讓渡給一個超國家的實體，恰恰與它國之為國的基本原則相矛盾。并且，在現代，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發生關系，進行承認的生死斗爭，爭的恰恰也是它們作為個體的獨立主權。有了這主權，它們才能成為所謂國際社會的一員。因此，現代性的政治原則實際上排除了世界和平制度上的可能性。

　　職是之故，黑格爾認為康德的設想根本不可行，因為“國家之間沒有裁判官，充其量，只有仲裁員和調停人，而且也只是偶然的，即以爭議雙方的特殊意志為依據的。……康德的這種觀念以各國一致同意為條件，而這種同意是以道德的、宗教的或其他理由和考慮為依據的，總之，始終是以享有主權的特殊意志為依據，從而仍然帶有偶然性。”這就是說，在國際事務中，每個國家總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利益，只要與它的國家利益不符，它就可能撕毀一切它所簽訂的條約。美國在國家導彈防御系統問題上的立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現在不斷可以聽到一些中國人說：“中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美國為什么不可以有自己的國家利益?”這話說得一點也不錯。問題是：如果某個國家的國家利益要損害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時怎么辦?如果真像黑格爾所說的那樣，道德和政治間的沖突只能由國家的具體存在來解決，而不能由普遍正義的抽象原則來解決的話，那么，典型的恐怖行為——戰爭，就將是解決沖突的唯一選擇，而勝利者擁有正義的專利權。在國際關系中，真正起作用的只能是實力－權力了。

　　所以，雖然承認是一個國家現實性和合法性的條件，也是一切國際關系的條件，但對于有實力者來說，承認與否是無關緊要的。拿破侖就曾不可一世地說：“法蘭西共和國不需要承認，就像太陽不需要承認一樣。”黑格爾對此評論道：“這句話的涵義，不外指事物實存的力量;這種力量已經保證了承認，更不用人們明白表示。”今天的美國也是這樣，它的“實存的力量”(實力)決定了它不需要別人的承認;相反，人們都渴望得到它的承認。這樣的承認其實是主奴相互承認的翻版，而不是平等的相互承認。

　　在古希臘人看來，政治的前提是彼此平等的人用理性交往的方法來解決公共事務。因此，它的基本前提就是相互承認為平等的伙伴。但是，這種平等的相互承認，在現代國際關系中，其實是不存在的。西方人總是覺得他們的文化優于其他文化，這就使得他們很難真正平等地承認他人。黑格爾就坦率地承認，雖然相互承認在國際關系中非常重要，實際卻很難做到，困難主要在于文化與文明的發展程度不一樣，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文化就很難被人承認。“因此，歐洲人就不承認墨西哥人和秘魯人。”今天，某些人鼓吹的“文明的沖突”，正是這種不承認的反映。

　　但是，承認是相互的，不承認也是相互的。以色列不承認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和主權，巴勒斯坦人也就不承認以色列人的權利和主權。美國人無視阿拉伯人的權利和主權，阿拉伯人也就無視美國人的權利和主權。在國際政治中，沒有承認的政治，就只有強權政治和恐怖政治了。在這里，國際法不起作用。因為正如黑格爾分析過的那樣，國與國的關系，今天還處在自然狀態中。“它們的權利不是由被組成為超國家權力的普遍意志來實現，而是由它們的特殊意志來實現的。因此，國際法的那種普遍規定總是停留在應然上。”這就決定了，人類今天甚至缺乏對付恐怖主義的普遍的法律依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時，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著名的“十四點計劃”，他說：“在這場戰爭中，我們所要求的并不是甚么一己之利。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安排，以保障每一個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生命安全;我們特別希望，每一個像我們一樣熱愛和平、渴望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和制定自己法律的民族，都能夠自由自在、不受干擾，同時又能夠得到安全的保障。我們在此敦促的，符合世界各民族的利益;對我們自己而言，我們很清楚，只要別的民族受到了某種不公正的待遇，那么，這種不公正的事情遲早也會同樣降臨到我們自己身上。”誠哉斯言。可惜他的后輩沒有記取他的告誡;9.11事件被他不幸而中。

　　制造“9.11事件”的人之所以對曾經支持和訓練過他們的美國下此毒手，當然不是出于邪惡本性或偶爾沖動，更不是由于宗教文化使然。阿拉伯人并不天生好戰，伊斯蘭教也并不比猶太教或基督教更不容異端。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曾友好相處了千年以上。薩拉丁對十字軍的態度遠比十字軍對阿拉伯人的態度更加文明與高尚。希臘文明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阿拉伯人傳給西方人的。恐怖主義決不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發明，更不是他們的專利。他們之所以以恐怖主義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必須放在現代性和全球化這個宏觀背景下來考察，不僅因為恐怖主義是純粹現代現象，而且“9.11事件”本身也給了我們這樣的暗示。

　　據說被劫持的四架飛機中那架在匹茲堡附近墜毀的飛機，其目標本來是白宮。如果這樣的話，那么，事件的制造者在目標的選擇上可謂費了一番苦心。白宮、世貿中心、五角大樓分別是美國政治、經濟、軍事權力的象征，而美國本身又是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象征。這說明恐怖事件的制造者決不是什么前現代的野蠻人，而是深諳現代性邏輯的陰謀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不懂這個邏輯，置身于這個邏輯之外，就連風車也戰勝不了。實際上，恐怖與暴力都不是從外面強加給這個文明的，而恰恰是它自己產生的。正如本杰明·巴伯一針見血指出的那樣：“在可口可樂與圣戰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離開了經濟和文化的殖民化就不能理解原教旨主義。

　　事實上，正如喬姆斯基所說，美國生活方式也是一種原教旨主義，并且它還利用它的政治經濟優勢拼命推銷這種原教旨主義。他們認為“只有他們自己的政治和自己的體制是理所當然地符合道德原則的;所有自私自利的目的(以及往往本是丑惡的現象)被道德的語言掩飾起來了。他們提出政治上領導的要求不僅是基于對民主、自由和人權應當擔負起來的義務，而且是基于自己作為世界范型的文明和文化的所謂優越感。這種盲目的熱情、偏執、壓制和赤裸裸的軍事干涉，往往是出于民族主義的自我肯定。”(漢斯·昆語)美國出于自己的國家利益，長期支持以色列，不能不使阿拉伯人視它為仇敵。它力圖控制中東的石油和其他戰略物資，更使阿拉伯人覺得自己的民族利益受到了很大的損害。美國文化以普世文化自居，不能承認和尊重伊斯蘭文化，自然也引來穆斯林的反感與拒斥。全球化在全球造成的馬太效應，更加深了弱者的種種怨恨。這些歸根結底都是現代性內在矛盾和沖突的表現與反映，但在現代條件下，這些矛盾和沖突卻不可能有合理的解決辦法。各阿拉伯國家出于對各自國家利益和實力對比的清醒認識，自然只能將怨恨埋在心底;而像本·拉丹這樣四海為家的阿拉伯的朱家、郭解之流，自然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仇恨變為行動，將最大效率化原則用于恐怖襲擊，來向美國開戰。他們的確是無法無天的罪犯、神人共憤的兇手、反人類的暴徒。但無論是他們，還是其他人，都只是現代制度化的恐怖主義的產物，而不是它的根源。恐怖主義的根源在現代性本身，現代性才是恐怖主義的本源。

　　黑格爾在《法哲學》中曾寫道，戰爭有利于一個民族的倫理健康，這使他從此蒙上“法西斯主義先驅”的惡名。其實黑格爾只是想說，作為“個人私利的戰場”的市民社會(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必然會以戰爭來作彼此沖突的最后了斷，戰爭的觸目驚心和創深痛巨將使在市民社會中爭名逐利的冷漠心靈開始蘇醒，意識到市民社會的局限，和超越市民社會的必要。那么，恐怖主義的暴行，是否也可使陶醉在全球化美夢中的人們猛醒，想到現代流行的這個世界制度，也是應當克服和超越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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