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全球化與民主內卷化——以特朗普當選為中心

　　資本主義、全球化與民主內卷化

　　——以特朗普當選為中心

　　劉廣莉 鄧曦澤

　　摘要：

　　內卷化是一種普遍現象，它同樣存在于政治領域。民主也會內卷化，即邊際收益遞減。特朗 普利用民粹主義的社會情緒當選美國總統，就是民主內卷化的一個表征。這一事件顛覆了人們幾百年來 有關社會發展大趨勢的歷史觀，其重大意義遠未被充分揭示。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已然昭示，社會階層之間 的貧富懸殊只會越來越大;與此同時，全球化又加劇著貧富懸殊，而這正是民粹主義賴以產生的溫床。民 主與資本主義的內在結構性緊張關系，決定了特朗普無力滿足民粹主義的要求，更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 民主的內卷化問題。

　　關鍵詞：內卷化;民主;資本主義;全球化;特朗普

　　2016年發生了兩件大事，可載入人類史冊，一是英國脫歐，二是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后者尤 其重要。這似乎有點夸大其詞，因為這兩件事的直接后果尚不顯著，何以可載入史冊?

　　的確，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既無戰爭爆發所產生的即刻效應，也無2008年金融危機引發的那 種恐慌。但實際上，二者的歷史意義遠大于金融危機，因為金融危機及更寬泛意義的經濟危機乃是 資本主義固有的問題，它并不改變人類的歷史趨勢和歷史認知。而英國退歐和特朗普當選的后續影 響及意義將遠遠超出人們目前所知，因為它們逆轉了歷史發展大趨勢，顛覆了幾百年來的歷史觀(盡 管這種逆轉很可能只是暫時的)當代主流史觀其實是以資本主義史觀為代表的進化史觀。它表現 在世界史層面，乃是全球社會都會進入資本主義體系，形成全球統一市場，甚至形成世界政府或世界 國家，全球化則是必然的趨勢和階段。馬克思主義的史觀也是進化史觀，《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 黨宣言》包含了最早的全球化理論。因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國人接受了進化史觀(歷史發展階段論 就是進化史觀的一種形態)而改革幵放的成功使國人在享受全球化成果的同時接受了全球化主張。 雖然反全球化的聲音一直存在，但作為全球化倡導者、主力軍和大本營的美國與全球化的主要參與 者英國，居然幵始從國家層面自我否定，幵啟逆全球化進程，這是幾百年來破天荒的事件。

　　更饒有興味的是，全球化逆轉是以民主的方式進行的。而最近兩三百年來，民主與全球化不但 共生共存，并且民主支持全球化。但現在，民主為何幵始反全球化了 ?其實，任何一種制度都是有條 件的，這些條件構成它的邊界。而在邊界內，一種制度會走向內卷化。從內卷化角度，可以更好地理 解特朗普當選。討論民主內卷化，具有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意義。在理論上，促使我們進一步審視民 主的價值，在肯定民主的積極價值的同時，不能將之神化。在實踐上，可以了解民主內卷化對美國、

　　【作者簡介：劉廣莉，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鄧曦澤，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 學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64)】

　　基金項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委托項目“縣級政府綠色治理體系構建與質量測評研究” (16JZDW019)的階段性成果。

　　世界及中國的影響。

　　一、“內卷化”概念及其應用

　　“內卷化"(involution),是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在研究印度尼西亞 農業生產時提出的概念.黃宗智等學者借以分析中國社會®,也有學者對“內卷化”作了專門辨析②。 本文無意于對“內卷化”概念作梳辨，而是試圖運用它來分析政治現象。在使用之前，根據前人研究， 本文對“內卷化”概念予以概括和限定，并討論它何以能夠用來分析經濟領域之外的現象。

　　內卷化有幾個特征：

　　第一，內卷化屬于邊際收益遞減的一種情形。內卷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發展到一定階段 后，便停滯不前或進步日趨緩慢，無法轉化為更高級模式的現象，這就呈現出邊際收益遞減的情形。

　　第二，內卷化是非線性邊際收益遞減或復雜邊際收益遞減。一般的邊際收益遞減是投人導致的 同質收益的遞減，而內卷化的收益可能是非同質的，表現出非線性或復雜性。比如，使用壽命是燈具 質量的主要指標，如果新投人的生產要素只是為了提高使用壽命，但投人的邊際收益遞減，那么，這 種情況就是線性的或簡單的邊際收益遞減。但是，燈具的質量指標，除了使用壽命，還有造型、材質、 色彩等。如果新投人的生產要素除了提高使用壽命，也提高造型、材質或色彩水平，且這種提高也是 邊際收益遞減的，那么，此種情況就是非線性或復雜性邊際收益遞減。

　　第三，勞動對象無法再擴大，或者即便擴大，仍然無法有效吸收人力。農業生產較能說明這一特 征。在一定時期，土地很難增加(如土地開發比較徹底的華北、長江中下游地區)但人口增長使原有 土地無法吸收新增勞動力。或者，即便墾荒，如明清時期對云貴川的開墾，但土地增加速度不如人口 增長速度，也會導致人力資源過剩。

　　第四，內卷化通常只用于分析人力要素。在人力過剩的條件下，由于人力本身是自然消耗的，即 干活不干活，人力本身都需要吃飯、消化、饑餓、再吃飯……所以，即便邊際收益下降，追加人力投人 也是值得的。當然，追加也有一個限度。當邊際人力投人與邊際收益的關系被勞動者認為達到某個 極限后，勞動者便會停止追加人力。與此不同，對于其他本身需要購買但又不是(在短期內)自然消 耗的生產要素如種子、肥料，收益要大于成本，勞動者才舍得投人。這里的收益是扣除風險成本(如 天災人禍等因素)后的收益。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內卷化不太適用于分析非人力的生產要素。

　　根據上述特征可以推論，內卷化是廣泛存在的社會現象。準確地說，內卷化是廣泛存在的勞動 現象。內卷化(現象)發生的條件有兩個：第一，勞動對象達到峰值，或者勞動對象的增加速度小于勞 動力增加速度;第二，人力過剩。

　　根據內卷化的條件，可知內卷化具有廣泛的適用性。人類所從事的諸多領域都可能產生內卷 化。例如，政治制度也是人類的勞動對象，也需要人們去投人、經營、建設，進而才能從中獲益。同 時，政治制度自身也是有條件的，它不是一種無限資源。當某種制度能為人們提供的收益絕對減少 或相對減少(如最近十年的收人低于上一個十年，或最近十年的貧富懸殊大于上一個十年)，這種制 度就會出現內卷化。再如，科學也可能內卷化。當某種科學研究范式確定后，學者們在短時間內很 難有大的突破，而只是對該范式進行修補，于是產生“精致的平庸”。其實，精致的平庸也好，一般意 義的內卷化也罷，都是外部邊界確定后，持續供給人力所產生的必然現象。要改變這種現象，只有期 待下一次重大創新。而在下一次重大創新之后，又會出現新一輪內卷化。

　　© 黃宗智：《略論華北近數百年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兼及社會經濟史研究方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386年第2

　　期。

　　②劉世定、邱澤奇：《“內卷化”概念辨析》，《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5期;郭繼強：《“內卷化”概念新理解》，《社會學研究》2007 年第3期。

　　二、全球化與貧富懸殊：民主內卷化的經濟基礎

　　(一)值得重新思考的資本主義與民主的關系

　　當今世界，民主與資本主義共生共存。這很容易讓人認為，民主與資本主義是天然和諧的關系。 其實并不然。鮑爾斯和金蒂斯指出：‘‘民主的資本主義’提出了一套和諧的和彼此支持的制度，每一 種制度在社會生活各個不同的領域里促進一種自由。然而，我們將要指出，資本主義和民主不是兩 種互補的體系。相反，它們是調控人類發展進程和全部社會歷史演變的兩種反差鮮明的規則：一種 規則的特征就是以各種財產權為基礎的經濟特權的優先性，另一種規則就是堅持以個人權利行使為 基礎的自由權和民主責任兩者的優先性。”®為什么資本主義與民主具有沖突的一面?因為由資產階 級推動的資本主義，是以資本增殖即資本家逐利為初始動機的，資本家總是希望多獲利潤，少付工 資。基于多數原則的民主卻相反。大眾總是希望自己多得工資，資本家少賺錢。所以，資本家與大 眾的利益并非總是一致，而是存在沖突。雖然沖突并非完全不可調和，但又不是完全可以調和。資 本家與大眾的利益關系乃是動態博弈過程。當資本家與大眾利益的沖突達到一定程度，大眾就會利 用民主機制來反對和否定資本家的統治目標、政策、法律等，而民主也就可能內卷化。

　　在人類史上，資本主義在刺激財富增長方面超越了歷史上的一切制度。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批 判資本主義，但也公允地承認：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 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②霍布斯鮑姆也指出，資本主義將科學的巨大進步視作 其最大“政績”③。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生產力對于資本家和大眾是一種共贏，資 本家增加了利潤，大眾改善了生活，而貧富差距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因此，資本主義與民主，大體 可以說是和諧共生，呈現為一種均勢。但是，這種均勢被“二戰”后加速的全球化所打破④。

　　(二)全球化及其經濟后果

　　全球化在資本主義誕生的那一刻就開始了。這里需要區分“全球化”的幾層含義。

　　首先，全球化是一種趨勢。雖然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提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這個概念，但 他們預見了全球化這種社會現象。他們認為，全球化趨勢，從資本主義誕生的那一刻就開始了。隨 著新航路的開辟、近代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的發生，人類的交往工具、交往方式發生巨變，交往范圍 迅速擴大，世界各大洲聯成一個交往體系⑤，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被打破，世界歷史開始形成⑥。 所以，“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

　　其次，全球化是一種勻質的全球社會體系。在資本主義視野中，全球的價值是它的市場價值。 資本主義希望全球是一個統一關稅、統一法律、統一規則的統一市場。這個意義的全球化，乃是全球 化的最終狀態，雖然目前它還遠未形成，但相比一百年前，當今世界體系的勻質性提高了很多，不少 國際規則對民族國家也產生了相當的約束力，使得民族國家調整國內法以適應國際法——如果這些 民族國家想進人全球資本一貿易體系而獲利的話。典型案例就是WTO規則對國內規則的某些改 變。從制度經濟學角度看，勻質全球體系是交易費用最低的市場體系，最有利于資本增殖。不過，全 球化的勻質性要求可能會沖破民族國家的某些主權特征⑧。

　　①[美]塞繆爾•鮑爾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與資本主義》，韓水法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7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395年，第277頁。

　　③[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資本的年代》，張曉華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的[)年，第341頁。

　　④當然，還有其他因素也是此種均勢被打破的原因，但其他因素如技術因素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內容。

　　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6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88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的5年，第28頁。

　　® [澳]約瑟夫• A*凱米來里、吉米•福爾克：《主權的終結?——日趨“縮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李東燕譯，杭州：浙江 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9 - 110頁

　　再次，全球化是一種結局。這個結局，就是全球形成勻質的社會體系，即全球是一個統一市場。 雖然自資本主義誕生之時，全球化即隨之開啟，但是，具有明顯階段化特征的是下面兩個時段：1870_ 1914年是第一輪全球化，只持續了 44年，然后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第二輪全球化從“二戰”后開始 至今仍在進行①。此輪全球化猛烈加速，無論廣度還是深度，都是第一輪所不可企及的。

　　“二戰”后，進人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的國家，其生產力迅速發展，財富的數量迅 速擴大，財富的質量(尤其是科技含量)迅速提升。無論是資本家還是民眾，財富積累都有較快增長。 在亞洲，日本成長為第二大經濟體，“亞洲四小龍”崛起，都受惠于全球化。這一時期，資本主義蓬勃 發展，表現出強大的競爭力，并在1970年代引發了亨廷頓所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②。這個時期，民 主、資本主義、全球化，三者大體是和諧相生的。

　　隨著全球化快速擴大和加深，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情況，這些變數構成民主內卷化的經濟基礎的 重要方面。

　　首先，發達國家的去工業化。全球化激活和利用的對象是各國(或各地區)生產要素的比較優 勢，包括技術、資本、資源、能源、勞動力和市場。要利用這些生產要素，需要降低交易費用③。1980 年代之前，除了發達國家如美、英、法、德、日，新進人全球化體系的國家和地區既無資本和技術優勢， 資源、能源、勞動力、市場的總量也不大。但1970年代末，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全球化體量驟然增大。 在中國加人全球化體系之際，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巳經處于比較劣勢，勞動力成本高昂。從短期看，這 對大眾是好事，因為工資會較高。但是，新的國家和地區加人世界體系，促使全球產業轉移，大大改 變了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勞動力狀況，而這一改變便成為民主內卷化的重要原因。有研究指出， 在世界主要市場中，中國不再只是邊緣化的供應商了，而是對產品的供應以及產品的定價起著決定 性作用。在1 995年，中國人口巳經超過全球總數的1/5,勞動力幾乎相當于全球總勞力的1/4。加 上印度的人口和勞動力，兩國合計在這兩項指數上超過了全球的2/5。因此，如果這些發展中國家進 人全球勞動力市場，它們有能力影響全球的薪資水平。而且，在全球經濟中，不僅非技術的工人，連 技術工人也受到威脅，因為中國勞工的教育程度和技術水平正不斷提高④。當然，勞動力因素不是全 球化產業轉移的唯一重要原因，資源、能源和市場也是重要因素。

　　新興國家和地區加人全球化對美國最重要的影響，就是美國制造業大幅轉移到國外，導致“產業 空心化”。至少從1960年代以來的明顯趨勢之一是，服務業就業的增長幅度遠遠超過制造業。當今 服務業的從業人員約占總勞動力的75%,在有的國家比例甚至更高。特別是在1970年代，歐美主要 國家的制造業就業絕對數量下降。歐洲每年下降約0.4%,美國每年下降約0.2%。而英國制造業 就業從1966年就開始陡降。新增服務業崗位不但薪水低、技術含量低，且屬兼職性質，并不穩定。 而在1960年代之前，制造業可謂是發達國家的一大特色⑤。在倫敦和紐約，制造業從業者的比例從 1977年的20%下降至1990年代中期的不足10%®。因此，從產業結構看，兩輪全球化是反向的。 第一輪全球化中，北方國家(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制造業導向的;而在本輪全 球化中，北方國家經歷著非工業化，南方國家則在追求工業化。

　　其次，經濟活動的去本地化(垂直專業化)形成了國際產業鏈分工。全球化帶來的市場一體化 改變了以前的垂直一體化生產模式，后者的典型就是福特模式。市場一體化并沒有把生產集中到某

　　①[西班牙]圭拉姆•德拉德赫薩：全球化博弈》，董凌云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頁。

　　© [美]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199S年•第1 - 4頁。

　　© [英]波得.迪肯(Peter Dicken > :《全球性轉變——重塑21世紀的全球經濟地圖》•劉衛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7年• 第454頁。

　　①[英]彼得•迪肯：全球性轉變——重塑21世紀的全球經濟地圖》，第455頁。

　　⑤[英]波得•迪肯：《全球性轉變——重塑21世紀的全球經濟地圖》•第440 - 441頁=

　　@ [英]波得•迪肯：《全球性轉變——重塑21世紀的全球經濟地圖》•第449頁= 一些地方，反而使生產過程細化為價值鏈的不同環節，分布到各個地區和不同國家。一部分生產活 動可能保留在本國，而另一部分可能會轉移到國外以尋找最大的比較優勢，這就是所謂的垂直專業 化，即各個國家在價值鏈的不同環節上實現專業化。當然，去本地化的過程主要發生在勞動密集型 生產活動中。例如，某個時期，芭比娃娃在美國售價10美元，設計公司可得1美元，但在中國香港的 出口價格僅為2美元，其中包含35美分的中國勞動力成本和65美分的原材料成本。所以，大部分 增加值仍然發生在美國。同樣的例子非常多①。在這種去本地化的過程中，由于商品生產成本大幅 降低，利潤率提高，且增加值主要被資本家獲取，所以，資本家成為最大的獲利者。普通民眾雖然也 獲得了價格更低的商品，但同時喪失了許多工作機會，工資漲幅下降，甚至絕對下降。據統計，2005 - 2014年世界25個高收人經濟體有65%_70%的家庭實際收人停滯甚至下降氣因而，貧富懸殊越來 越大，成為美英等國民眾反全球化的經濟原因。

　　經濟去本地化也導致全球勞動力競爭加劇，從而降低了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有學者認為，經 濟去本地化體現了資本的流動能力，使得資本對勞動力形成明顯優勢。這固然不錯，但還不夠。其 實，在全球勞動力過剩的情況下，勞動力的流動能力越強，勞動力之間的競爭就越激烈，因而越會降 低工資水平。因為勞動力流動到資本要去的地方，只能是去跟當地的工人一起競爭，從而使工資更 低。譬如，如果許多美國藍領來到中國，不會提高而只會降低中國藍領的工資。反之亦然。美國沒 有將其勞動力市場全球化，這是美國推動全球化卻又有貿易保護主義的一面。這對美國勞動者來 說，是巨大的屏障和保護。如果沒有這一保護措施，美國的工資水平還會劇烈下降。但即便有此保 護，由于經濟去本地化，也使美國的工資水平大幅下降。美國的低收人工人不僅需要面對進口商品 的威脅，還要面對因資本外流提高了外國工人生產能力而產生的威脅。后者意味著，在一些中高端 產品上，美國也面臨后發展國家的激烈競爭。

　　(三)全球化加劇貧富差距

　　全球化對美國的資本家總體上是好事，因為美國的比較優勢(資本、技術和管理)與其他國家的 比較優勢(低成本資源、能源、勞動力及不充分市場)相結合，給資本家帶來巨大收益。全球化對于民 眾，則有利有弊。其利在于，美國民眾享受了更多物美價廉的商品，降低了生活成本。其弊在于，資 本的逐利本性，使資本家絕不會因為產業轉移導致利潤增加而提高國內工人的工資。同時，由于產 業轉移，美國中低端制造業工作崗位大幅流失，對勞動力的需求降低，進而導致工資相對下降。即便 沒有被轉移的工作崗位，也因勞動力需求的總體下降而受到影響，工資增幅也會變緩。

　　問題在于：利能抵弊嗎?——不能。工資增幅變緩導致的損失大于廉價商品帶來的好處，這導 致貧富差距擴大，而貧富差距擴大正是特朗普當選的經濟基礎或客觀因素，同時也是民主內卷化的 經濟基礎。研究表明，在美國，民眾的收人增幅明顯不如資本家。20世紀70 -90年代，貧富差距不 斷擴大@。羅伯特•席勒指出，美國經濟的增長主要是讓1%的人口變得更富，財富更加集中®。克 魯格曼也揭示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貧富差別驚人加劇的現象。1973年以來，盡管平均收人 大幅提高，但家庭中值收人只有輕度增長，最大的好處則落人了極富者囊中。根據美聯儲的研究，20 世紀70年代，美國CEO的平均收人是普通全職工人工資的40倍。但在21世紀初，CEO的年薪平 均超過900萬美元，是普通工人工資的367倍⑤。甚至，“二八定律”有向“一九定律”轉化的傾向，即 10%的人占有90%的社會財富。最新數據和研究表明，過去10年(2006 - 2015)，英國人的實際收人

　　①[西班牙]圭拉姆•德拉德赫薩：全球化博弈》，第38頁。

　　②趙靈敏：《中國人為什么很少反對全球化?》，FT中文網http： //www. ftchinese. com/story /001071278? full=y(2017年2月8日)

　　③林振淦：《美國社會的貧富差別繼續擴大》，《世界經濟》1990年第5期。

　　①殷敘彝：《席勒論美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及對策》，《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9期。

　　⑤[美]保羅•克魯格曼：《美國怎么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劉波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96 — 112頁。 沒有增長;015年，美國95%的家庭收人仍低于2007年;歐元區的失業率依然高居不下。然而，最 富有的1%擁有的財富持續增長①。

　　全球化使資本家可以在全球投資，從而大大增加了資本家的投資機會，但民眾的工作機會并未 等幅增加，大多數民眾仍只能在國內選擇機會。其實，二戰”后這波全球化仍然是有很多限制的，就 連美國也設置了不少市場壁壘，典型的就是勞動力市場壁壘，美國不允許勞動力市場全球自由流動。 即便如此，由于經濟活動去本地化、技術進步、新機會分配不均等原因，導致貧富差距擴大。所以，西 方國家的民眾對全球化廣泛存在幻滅感。

　　有一種觀念誤區，以為經濟發展可以縮小貧富差距。其實，經濟發展的邏輯是：經濟越繁榮，貧 富差距越大。因為經濟越繁榮，意味著財富積聚越快。雖然經濟發展對窮人也可能有好處，但“二八 定律”或者“一九定律”決定了經濟發展主要有利于富人。貧富懸殊擴大，不管它是以合法還是非 法的方式造成的，都一定會導致相對貧困，進而導致民眾的不滿。在民主制度下，貧富懸殊究竟會導 致什么樣的政治后果呢?

　　三、特朗普當選所體現的民主內卷化

　　(一)貧富懸殊、社會撕裂與民粹興起

　　從不同角度看，民主有許多本質。民主是多數人的意志，這可謂民主的最簡潔且能獲得最大共 識的定義。同時毫無疑問，它也是民主的本質之一。但是，從這個本質(可以說是一級本質，即非派 生本質)可以衍生出民主的另一個本質(可以說是二級本質)——分歧。分歧是民主的前提。分歧不 再，民主便無意義。如果不存在分歧，那么，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也好，投票程序也罷，都不再需要。民 主之所以必要，就是要協調分歧，達成妥協。同時，也不要把分歧僅僅看作是負面因素，分歧既是民 主活力的源泉之一，也是更廣義的社會活力的源泉之一。自由、多元，都必然蘊含分歧，沒有分歧的 社會是僵死的。但是凡事都有度，分歧可以激發活力，也可以制造分裂。受人類理性的限制，且社會 生活不斷發展變化，總有意想不到的新情況出現，以至于沒有任何制度能夠事無巨細地規劃一切事 情、考慮一切情況，從而預先消除一切分歧。這意味著，民主制度無法抽象、孤立地運行，協調分歧， 就需要一定的社會環境，需要人們在制度的基礎上相互協商和妥協。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或 譯“普特南”的社會資本理論，就是強調民主需要一定的運行環境，這個運行環境被他稱為社會資 本②。社會資本包括諸多因素，如文化、情感、習俗、傳統等，但最終落實到共識，并由共識建構信任， 進而降低交易費用。

　　關于制度與制度環境的關系，有一個困境，就是制度環境永遠不可能被制度化，被制度化了的東 西就不再是環境，而是制度的構成。針對本文的話題，民主最重要的制度環境——共識，永遠不可能 被制度化。因為民主所要處理的，永遠是有分歧的問題。要將分歧縮小到可控程度，以致不影響問 題的解決，并且效率不至于太低，僅靠少數服從多數這樣的基本原則是遠遠不夠的。意志未獲承認 的一方，可以規避公開的原則，以暗力的方式來抵制他們所反對的方案。因此，即便某個方案獲得通 過，在執行過程中，也可能遭遇各種或明或暗的抵制，使問題得不到解決，或者大大增加解決問題的 時間和難度。如果缺乏制度外的共識，民主很難有效運轉。但是，共識問題的困境在于：當最需要共 識之時，恰恰是共識最薄弱且最難凝聚之際。

　　在貧富懸殊的社會，窮人和富人很難不產生對立。2011年秋，美國上演了 “占領華爾街”運動。 示威組織者聲稱，他們的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示威群眾

　　①[英]萊昂內爾•巴伯：《2016年如何改變了民主?》，何黎譯，FT中文網hp: //www. Itchinese. com/story/001070722? full = y(2016 年 12 月 26 日)

　　②[美]羅伯特•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王列、賴海榮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5頁。 打出“99%”的旗號，指出1%的人與99%的人的對立。這與羅伯特•席勒的研究結果非常一致，財 富增量主要是使1%的人更富。

　　雖然貧富對立，但在民主制度下，大眾可以用腳來投票，支持或反對候選人。失業、貧困和貧富 懸殊容易滋生民眾的不滿和憤怒，進而形成民粹主義。財富分配非常不平等，是導致特朗普上臺的 重要原因。在民主制度下，每個選民都被視作平等、獨立的原子化個體，每個人都有投票的權利。根 據經濟人假設，所有選民的投票行為都是出于自己的最大利益，并受有限理性的限制。那么，當貧富 懸殊讓大量中下層民眾覺得自己利益受損時，他們并不會認真考慮(也很可能缺乏相應的理性能力) 貧富懸殊和相對貧困的原因是什么。

　　在這種條件下，民主與資本主義的緊張進一步呈現出來：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貧富懸殊的日益擴 大，貧富懸殊的擴大必然導致民主的內卷化，使民主日益傾向于民粹。這種民粹具體地表現為：民眾 對結果平等越來越看重。貧富懸殊，是民主這種制度的客觀邊界。這一邊界使民主制度的邊際收益 遞減，從而使民主制度內卷化。一方面，民眾通過民主制度對資本主義寄予厚望，希望資本主義能給 他們帶來更多財富(這猶如農業生產中勞動投人不斷增加，勞動者希望土地的產出增加)另一方 面，作為一種生產方式，資本主義雖然能極大地激發生產力，但它并不具有無限的經濟功能，它所能 生產的財富也是有限的(這猶如土地的產出是有限的)同時，資本家也總是希望獲得更多利潤。這 使得資本主義能分給大眾的利益是有限的。雖然民眾的絕對財富也可能增長，但考慮到貧富懸殊， 民眾從資本主義制度中獲得的相對回報率卻越來越低。于是，民主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就趨于緊張， 民主就走向內卷化。如果貧富懸殊的速度加大，則客觀邊界收縮，民主內卷化的速度也相應加快。

　　首先，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貧富懸殊的日益擴大。無論是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還是自由主義 經濟學，都可以得出這一結論。在這個意義上，克魯格曼雖然從自由主義者良知的角度反思美國，但 他可能沒有意識到，他的良知與理智是沖突的。從道德角度，他反對貧富懸殊，這毫無問題。但是， 如果堅持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即便輔之以國家干預和福利制度，貧富也必然日益懸殊。所以，克魯格 曼永遠無法解決他的道德與理論的沖突。一般言之，如果一個自由主義者持有反對貧富懸殊的道德 主張，那么，他的道德主張與理論主張是不可兼容的。貧富懸殊是人類的老問題，從來沒有得到有效 解決，在可見的未來也不可能解決。相對而言，自由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是最優的。為什么?自由 資本主義從財富生產和財富分配兩方面都相對較好地緩解了貧富懸殊問題。資本主義首先是一種 生產方式，它追求資本增殖，追求財富。同時，福利制度保障了低收人階層的基本生活。相對于古 代，由于生產力提高，富人積聚財富的成本更低，因為他們從財富增量中分得更多，這種致富方式可 能產生的暴力和遭遇到的阻力都比較小。而在古代，由于生產力進步較慢，富人一般通過改變財富 存量的分配來致富。這意味著，致富經常會使他人的財富減少。譬如，土地兼并就屬于這種情況。

　　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絕對貧困問題大體解決了，相對貧困卻越來越嚴重。即便經濟學上的 “帕累托改進”能夠實現，也不能改變這一趨勢。帕累托改進是一種典型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自 由主義哲學中也可以被解釋——只要我不損人，就可以自利。在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即便滿足帕累 托改進，貧富懸殊及相對貧困也必然擴大。

　　相對貧困的擴大，必然引發下層民眾的不滿。這種不滿集中起來，就形成一股民意，繼而催生民 粹。之所以稱為民粹，是因為它更看重結果平等，而一切強調結果平等的主張，都有或多或少的劫富 濟貧的意味，而這屬于損人利己的主張，當然也是違背帕累托改進原則的。

　　(二)特朗普利用民粹與民主內卷化

　　那么，對于一名政治家，該如何對待民粹?從特朗普的表現看，他顯然是在利用民粹。導致貧富 懸殊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中下層工作崗位流失，所以，特朗普宣稱，“把工作帶回美國”。這固然 沒有錯。但是，特朗普試圖采取什么手段呢?限制移民，遣返非法移民;退出TPP;準備對中國產品 增收高額關稅;大規模減稅，如試圖將企業最高所得稅從35 %減至1 5 % ;等等。

　　特朗普的政策會奏效嗎?特朗普的上述措施(除開減稅)其直接目的都是增加美國的就業崗 位。但是，這些手段都屬于保護主義而非開放主義。減少移民，看似增加了就業崗位，但勞動力成本 會提高;同時，如果準備對中國產品增收高額關稅，美國本土產品價格將會大漲，并且，中國產品主要 是中低端產品，直接關系民眾日常生活，因而也會增加勞動力成本;退出TPP,也會導致美國的貿易 成本上升。上述三者結合起來，美國本土制造成本只會比現在更高。如此，這種產品不但在國際上 將毫無競爭力，也很可能沒有國內市場，因為國際上同類產品的價格可能低得多。即便對中國產品 增加高額關稅，將中國產品排除在國門之外，美國又將如何對待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低成本的中 低端產品呢?譬如，東南亞國家的勞工工資比中國還低。此外，如果第三國將中國的產品轉口銷售 到美國，美國又將如何對待?或者，中國商家將生產能力轉移到美國的臨近國家，雇傭當地工人(也 可以同時雇一部分中國工人)這種產品就不再是“中國制造”了，美國又將如何對待?美國是否要關 起門來，不要國際貿易了 ?所以，要使美國的中低端制造業回流，是很難的事情。

　　上述政策導向，特別是大規模減稅，與縮小貧富差距南轅北轍。減稅可以剌激投資，促進經濟， 也可以讓窮人獲利，但根據“二八定律”或者“一九定律”)其主要獲利者是富人。譬如，個人所得稅 都有起征點，能被征收個稅的都不是窮人。所以，減稅只能有利于中等收人以上的群體。因此，此項 政策一旦實施，貧富差距勢必進一步擴大。這意味著，無論特朗普意志多么堅強，他都絕不可能兌現 縮小貧富差距的承諾。這是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決定了的。最近幾百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史甚至更長 時段的經濟史表明，在和平時代，貧富差距一直在擴大。

　　能縮小貧富差距的手段只有兩種：戰爭和斯大林主義，但這兩種方式都是不可持續的。關于戰 爭，可以用中國的歷史來證明。中國歷朝歷代的動亂和王朝更替，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貧富差距擴大。 在古代，因為社會財富增長很慢，致富者經常是通過改變財富存量來致富，譬如土地兼并，“富者連田 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書•食貨志》)，這種貧者益貧，是財富量絕對下降，是絕對貧困。當貧富 差距擴大到一定程度，就會產生大規模戰爭。這種戰爭以大量人口死亡和財富毀滅為代價，釋放了 長期積累的無序社會能量。通過這種嚴重代價，新的王朝對財富(尤其是土地)進行重新分配，使社 會恢復一定程度的實質平等和起點平等。然后，又開始新一輪貧富差距的逐漸擴大和積累，并必然 進人下一輪戰爭，如此循環往復。而斯大林主義是烏托邦的衍生品，它的初衷其實就是為了遏制貧 富懸殊。但是，它利用國家暴力，將一切社會資源壟斷在國家手里，讓國家的代理人即官員來掌握社 會財富。在一定時期內，這種方式可能將貧富懸殊縮小到一定范圍內，但結果只能是均貧，而不可能 是均富。因為這種方式主要是通過分配來實現一定程度的結果平等，而無法刺激更重要的方面即生 產。當財富增量速度很低甚至下降，無論怎么分配，都不可能讓人們過上富裕的生活。同時，由于斯 大林主義的組織力量是壟斷社會資源的官員，因此，它勢必形成以官員為核心的特權階層，并依照官 員等級獲得特殊利益——這在斯大林主義國家沒有例外。所以，斯大林主義也勢必形成貧富懸殊， 并且這種貧富懸殊是以國家力量推進的。因此，即便戰爭和斯大林主義可以獲得短期內相對的結果 平等，它也是不可長久的。最重要的是，它是極其血腥和暴力的。

　　利用民粹，特朗普上位。例如，限制甚至遣返非法移民;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人境;指責墨西哥 送到美國的都是問題人員;應該關閉部分地方互聯網，那些主張言論自由的人都是白癡;趕走敘利亞 人，監視清真寺……或許，有人會質疑：難道希拉里上臺就不是民粹?希拉里的選民票數其實高于特 朗普，只不過選舉人團票數低些。按照民調和預測機構的預期，特朗普的選民票數和選舉人團票數 都應該低得多，但實際遠高于預期，所以，民粹力量高于先前的估計。當然，我們無法指責特朗普動 機不純，重要的是，他的行為是否符合法律、制度和程序。同時，民主本身就是民意至上，迎合民意。

　　問題是，特朗普能與民粹和諧相處嗎?不可能。當前美國民粹的基礎是貧富懸殊，但是，特朗普 絕不可能縮小貧富懸殊。所以，特朗普要么被民粹裹挾，要么背叛，并打壓民粹。前者，意味著他將 進一步撕裂美國，給美國和世界帶來麻煩。即便如此，他也無法滿足民粹的要求，資本主義的客觀規 律使他無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福山最近也指出，就強大的利益集團劫持美國這個問題，特朗普并 未拿出任何制度化的解決方案①。

　　可以說，特朗普是在利用民主——這種利用當然沒有錯。但是，特朗普是在消費和透支民主，而 不是生產民主;撕裂美國，而不是彌合美國;瓦解共識，而不是凝聚共識。雖然分歧是民主的前提，但 民主的目的是要盡可能化解分歧。特朗普的競選和當選引起了支持和反對特朗普兩派的激烈較量。 然而，特朗普的言行并非消弭而是增加分歧，增加了不同意見群體之間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增加 了撕裂美國甚至撕裂世界的可能性。2017年初，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禁止七個伊斯蘭國家的公民 人境，引起強烈反彈，最后被法院宣布該命令暫時終止執行。雖然特朗普的命令被終止了，但分歧肯 定是加劇了。難怪，《時代周刊》將特朗普評為2016年度人物，并配以文字“美利堅分裂國總統” (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特朗普的當選反映了民主的內卷化。內卷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很難說起點和終點在哪里。但 特朗普的當選及其舉措，既是民主內卷化的表現，也是加劇民主內卷化的原因。民主得以有效運行 的關鍵在于，民主基于良性社會資本尤其是社會共識，以盡可能低的社會成本達成妥協，提高效率。 而民主內卷化主要表現為，由于社會資本尤其是社會共識的流失，導致民主越來越難達成妥協。黨 派利益之爭、集團利益之爭、精英集團內部之爭、民眾與精英集團之爭、民眾與民眾之爭，相持不下， 互不妥協，并且每一方都振振有詞，相互指責，認為自己是對的，對方是錯的，從而導致民主的效率越 來越低。雖然上述斗爭在民主制度下一直存在，但不能因此認為民主一開始就是內卷化的。民主內 卷化表現為，雖然民主制度這個底盤仍然存在，但這些斗爭越來越嚴重，效率越來越低下。盡管缺乏 衡量美國民主制度運行效率的具體指標和數據，甚至很難測度民主的運行效率，但事實證明美國民 主制度運行的效率在走低。201 6年美國大選中兩派人馬的相互攻擊甚至詆毀，可以說明一部分問 題;特朗普的競選主張及其當選后的“新政”所引發的分裂，也可以說明一部分問題。更能說明問題 的是美國民眾的經驗感受：民主的效率大幅降低。因此，美國民主正在走向內卷化。

　　四、結語：民主，何去何從?

　　根據資本主義經濟規律，貧富懸殊只會越來越大，所以，民粹主義會越來越有社會土壤。由于民粹主義突出地表現為要求結果平等，這就產生了主觀與客觀的矛盾，即：貧富懸殊必然擴大的經濟趨勢與民意要求縮小貧富懸殊的矛盾。而“民粹主義+民主制度”，很容易產生利用民粹的政治領袖， 特朗普當選就是這樣的案例。那些利用民粹的政治領袖，不但不會努力消除沖突，反而會擴大和制 造沖突。而這種沖突必然導致大眾與精英的對立，從而導致社會共識的流失，于是，民主變得更加低效，其邊際收益遞減。這時，社會治理無法指望大的制度變革，而只能寄托于對民主細節的修補，使民主與法治更加精致，這就是民主的內卷化。

　　但是，不可據此得出反民主的結論。一切制度都必然內卷化，人類沒有設計出也許永遠設計不 出完美的社會制度。比較而言，民主的自我修復能力和修復空間都可能是相對較大的。譬如，不論 “穆斯林禁令”是否合理，其被法院裁決暫停執行，就表明總統權力必須受到法律約束。可見，在人類 的諸多制度中，民主的修復能力仍然是相對較強的。

　　雖然民主的修復能力較強，但它畢竟存在內在矛盾。人類追求更加卓越的理想和動力，驅使我 們超越民主內卷化，去創造更加卓越的制度。在這個意從義上，不可避免的問題是：民主，將何去 何從?

　　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美國已成失敗國家》，聽橋譯，澎舜新聞httpm. thepaper. cnnewsDetail_forward_ 1601553(2017年丄 月 17 日此文原刊于英國 Prospect Magazine 2017 年丄月號，原題•‘America: the Faile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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