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臺之后，提出“讓美國重新偉大”的口號，對內他通過減稅，團結共和黨內的建制派，促進資本回流;對外他又頻繁制造事端，為潛在競爭對手的發展設置障礙。對此，我們既要密切關注、積極應對，同時對國際經濟格局應有基本判斷。特朗普目前的這些做法，改變不了美國政治經濟的基本面，也改變不了中國崛起的光明前景。為避免被對方一時的戰術牽著鼻子走，應該以兩手對兩手，以斗爭求合作、求和平，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
從內政看，特朗普的經濟改革無法從根本上扭轉美國經濟的困局。特朗普經濟政策的一個核心是減稅，但目前這個措施已不具備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以減稅振興經濟的條件。當時里根政府面對的是強政府、高稅收、高福利、低債務，貧富差距相對較小，還有很大的減稅空間。而今天情況已經發生明顯變化，財政增收和節支的空間都不大。況且，里根政府實施的減稅政策，實質是“劫貧濟富”。在里根任期內(1981-1988年)，美國收入最低的 20% 人群的收入所占比重從4.8% 降到了4.2%，而收入最高的20% 人群收入所占份額則從42.7% 漲到了45.1%。全美收入最上層10% 的納稅額在1984 至1988 年之間減少了8.6%，次層10% 的納稅額減少了2.4%，而收入處于最底層10% 以及次層的貧困民眾，在同期內稅負卻增加了3.8% ～3.9%。可見，這是以“減稅”口號進行的劫貧濟富，并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社會矛盾。
與此類似，特朗普減稅計劃首要的受益者是收入較高的人群。據美國有關方面預測，收入在100 萬美元以上的0.9% 人口的平均稅后收入將增加14%(逾21.5 萬美元)，而中等收入階層的擬議平均減稅額僅1000 美元(約為稅后收入的2%)。廢除遺產稅，將為富豪的財富傳承大行方便。減稅涉及到普通民眾的醫保、社保等福利，必然遭遇不斷增加的社會阻力。美國國會一些民主黨議員表示，特朗普的減稅對富人有利，違背了其為美國勞動人民爭取更多利益的承諾，他們將反對這一政策。
即使特朗普減稅政策可以實施，對美國經濟短期有一定刺激作用，但改變不了經濟的基本面。美國經濟危機的實質是二戰以來經濟長周期的結束。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就是由分配失衡、需求不足、生產過剩所導致的，80年代以來的產能轉移、全球化、金融化和削減稅收，這些問題可以暫時得到緩解，但并沒有根本解決。特朗普的減稅政策并未觸及這些基本矛盾，因此在短期雖有一定作用，但長期效果并不明顯。從短期看，減稅政策能促進投資、增加工作崗位，刺激經濟增長，但政策效果有限：就個人而言，稅收減免主要有益于高收入人群，對消費拉動作用不明顯。就企業而言，基建、鋼鐵、石油、化工等對稅收敏感的傳統企業有回歸的動力，但蘋果、IBM 等高科技公司，所得稅下調難以彌補涉及的配套供應鏈和綜合成本。同時，這些跨國企業都普遍有避稅行為，減稅對它們的實際效果并不明顯。從長遠看，減稅不僅沒有解決美國經濟的基本矛盾，還將增加聯邦政府的債務壓力，進一步惡化分配格局。如果通過削減福利來減少政府支出，還將加劇民生困難和國內的兩極分化，削弱政治基礎。
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有其深刻根源，這決定了西方國家不可能在短期內走出危機。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導致的兩極分化、經濟金融化、生態破壞和全球經濟失衡等問題，都不可能通過短期政策調整來恢復。況且，難民問題、民族問題等社會危機尚未見底，都可能讓經濟雪上加霜。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在20 世紀30 年代，曾經成功應對全球經濟危機，以羅斯福新政和歐洲戰后重建為代表，當時的政府之所以能夠遏制壟斷資本，調整社會關系，是由于大蕭條和戰爭所付出的巨大代價，造成了“資本抑制”的條件。從歐美國家2008 年以來應對危機的措施來看，仍然是試圖通過向第三世界轉移危機，比如實施將國外投資向國內轉移、實行更嚴格的貿易保護等等，這些辦法短期內會有一定效果，但屬于“拆東墻補西墻”，對改善全球經濟作用有限。在歐美國家內部，壟斷資本集團對政治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雖然底層對改善社會公平、遏制資本特權有很大呼聲，但是實際上很難實施有效政策。奧巴馬大力推動的美國醫療改革，僅僅是在資本主義體系下的溫和改良，但是由于實行公共醫保會影響商業保險和醫藥公司的利潤，其改革方案受到資本集團的強力打壓。特朗普目前沒有表現出抑制大資本的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在社會兩極分化的情況下，信息技術的發達，容易使民意走向另一個極端，產生民粹主義和國家治理的碎片化，更難就重大改革措施達成一致。
面對這些情況，我國最重要的是增強戰略定力 ,堅持做好國內自己的事情。密切關注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政策動向，防范全球出現競爭性減稅。對我國獨具特色的發展方式要充分總結和善于宣傳，讓世界充分認識到中國發展環境和制度的優勢，增強信心。從調整融資、社保、住房等費用入手，降低企業綜合成本。
加快稅制改革，實現將稅收主體由流轉稅向收入稅的轉型，提高稅收的累進性，加強對高收入人群的稅收征稽力度，為降低企業成本騰出空間。整頓金融秩序，遏制金融部門的超額利潤和投機炒作，加大對實體經濟的金融支持。加快社會保障籌資改革，適時開征社會保障稅，推進社保收費向稅收轉變。遏制住房炒作，擴大保障性住房供給，降低住房成本。美國通過減稅吸引一些傳統制造業回歸，對我國并非是壞事，可以為我國形成發展新動能騰出空間，避免低水平競爭。應以此為契機，加強除資本之外其他要素的建設。在當前美歐經濟波動的情況下，可大力吸引海外華人回國創業就業。加強政產學研用的協作，提高產業集中度，加大對基礎性、戰略性科研領域的支持。制定進口產品國產替代規劃，支持有潛力的國內企業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逐步實現進口產品的國產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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