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冷戰(zhàn)的世界圖景
文化冷戰(zhàn)中的“文化”，不僅是一種軟實力，而恰恰是冷戰(zhàn)政治的前沿，它代表著在文化層面上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冷戰(zhàn)是“偉大的翻譯運動”產(chǎn)生的基礎，所以有必要先勾勒文化冷戰(zhàn)的世界圖景。
在西方世界，美國的中情局和英國的軍情六處是站在文化冷戰(zhàn)背后的主要力量。今天的學者們已經(jīng)知道，中情局資助了1950年成立的文化自由議會(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這是一個公開組織，是西方推行冷戰(zhàn)政策的“臉面”機構。1966年，文化自由議會的金主被《紐約時報》曝光，輿論嘩然，這個組織更名為國際文化自由協(xié)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Freedom)，一直持續(xù)運作到1979年。
這里面有幾個關鍵的人物，首先是眾所周知的冷戰(zhàn)規(guī)劃師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曾任美國駐蘇聯(lián)大使，后來在美國國務院任高級職位。查爾斯·波倫(Charles E. Bohlen)是接替喬治·凱南的美國駐蘇聯(lián)大使，這兩人的俄語都很好。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也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的著作被廣泛譯介正是中情局文化冷戰(zhàn)的成果。尼古拉斯·納博科夫(Nicolas Nabokov)，是著名的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洛麗塔》作者)的表弟，擔任文化自由議會的秘書長，他是出身俄國的作曲家，結識很多文化界名流，五六十年代在歐洲策劃了許多音樂會、文化節(jié)、藝術展。梅爾文·拉斯基(Melvin J. Lasky)，是歐洲著名雜志《Encounter》的主編，這份雜志在他接手之后，專門面向東歐以及西歐的精英知識分子。劉禾的同事、著名的研究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大分裂之后》一書作者安德里亞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曾向她介紹，在他的成長時代，《Encounter》及其它推動的藝術和文學形式如何給戰(zhàn)后歐洲的一代人提供了養(yǎng)料。
中情局資助的現(xiàn)代主義藝術，最成功的是紐約畫派，即抽象表現(xiàn)主義畫派，它不僅打擊了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文化品味，而且打擊巴黎在藝術領域的統(tǒng)治地位。戰(zhàn)后巴黎衰弱，紐約藝術崛起，畫廊林立，諸如紐約現(xiàn)代藝術博物館等機構的繁榮，讓紐約取代巴黎成為藝術的“首都”。現(xiàn)代主義藝術、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興起并非自然而然的歷史結果，而是人為推動的。中情局對現(xiàn)代主義文學和藝術經(jīng)典化的推動，譬如 T.S.艾略特等，可以說是功不可沒，至今主導著當今歐美英文系研究和教學使用的經(jīng)典現(xiàn)代主義教材，而它當年排斥的左翼作家大都被人遺忘。
此外，中情局還資助了一大批文學刊物、文化刊物和叢書，比如尼日利亞的《Black Orpheus》，幾乎統(tǒng)治了非洲獨立后文化精英的品味，再如印度的《China Report》統(tǒng)治了印度人對于中國的了解，還有英國的《The China Quarterly》，后來轉為純粹的學術刊物，但當年也接受中情局的資助。文化自由議會資助的出版物名單還很長，羅列如下：巴黎出版拉丁美洲發(fā)行的《Cuadernos del Congreso por la Libertad de la Cultura》、英國的《Encounter》、墨西哥的《Examen》、奧地利的《Forum》、黎巴嫩的《Hiwar》、印度尼西亞的《Horison》、阿根廷的《Informes de China》、日本的《Jiyu》、瑞典的《Kulturkontakt》、英國的《Minerva》、德國的《Der Monat》、拉丁美洲的《Mundo Nuevo》、丹麥的《Perspektiv》、法國的《Preuves》、澳大利亞的《Quadrant》、印度的《Quest》、韓國的《Sasangge》、菲律賓的《Solidarity》、意大利的《Tempo Presente》、烏干達的《Transition Magazine》，等等。
已解密的絕密文件(Top Secret PPS No.23 on February 24, 1948, the State Department)揭示喬治·凱南如何勾畫戰(zhàn)后的冷戰(zhàn)世界秩序:
“我們占有世界財富的50%，卻只占有人口的6.3%，這種不平等在我們和亞洲人民之間尤其尖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可避免成為嫉妒和不滿的對象。在未來的日子里，我們真正的任務是設計一種關系模式，能夠讓我們保持這種不平等的狀態(tài)，同時不影響我們的國家安全。”
劉禾說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回望美國如何長期地、有步驟地推行凱南的規(guī)劃，看來的確成績不菲的。假如我們不僅僅對比今天中美GDP增長速度，不糾纏于貿(mào)易逆差，不沉溺于企業(yè)家的所謂個人身價，而認真比較當今世界的財富分布與人口的比例，那么根據(jù)每年一度發(fā)布權威“Allianz 全球財富報告”(Allianz Global Wealth Report)，直到2015年，美國占世界人口大約 5%，但仍然持有44%的財富。劉禾說，這個結局和美國的戰(zhàn)后地緣政治布局是密不可分的，而未來的世界和平依然維系在這個比例的變化之中。
凱南的遠東絕密規(guī)劃中不提對抗共產(chǎn)主義，不講意識形態(tài)，而是地道的地緣政治，講資源、講財富的分布和國家安全。喬治·凱南接著談到，美國人不要和遠東討論那些含糊的、不切實際的目標，而要意識到，美國與遠東的主要關系是軍事和經(jīng)濟，應該專注于那些能夠完全控制或信賴的地區(qū)，也就是將日本和菲律賓作為太平洋安全體系的基石。這是美國戰(zhàn)后出臺的官方的對未來世界的規(guī)劃，這個規(guī)劃的目的是保證東方人民仍然在“嫉恨美國人民”，但不能因為嫉恨而跟美國打仗。喬治·凱南這里主要的不滿是針對聯(lián)合國的，1948年聯(lián)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而喬治·凱南反對人權這種抽象的普遍主義原則。
聯(lián)合國經(jīng)濟和社會理事會(ECOSOC)成立于1945年，在1946年組織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委員會，并于1948年在聯(lián)合國大會上通過了這個道德宣言。《世界人權宣言》包括18個成員國，如果說之前人權是西方的概念，1948年以后就不是了。起草委員會中有幾個核心成員國，起草委員包括主席羅斯福夫人、副主席張彭春、黎巴嫩哲學家查爾斯·哈比·馬利克(Charles Habib Malik)、加拿大法學理論家約翰·漢弗萊(John P. Humphrey)、法國代表勒內(nèi)·卡森(René Cassin)和菲律賓代表卡洛斯·羅慕洛(Carlos Romulo)。
其中馬利克和羅慕洛后來成為萬隆會議的關鍵人物。馬利克是愛德華·薩義德的舅父，在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并出任黎巴嫩駐美大使。他本人出身于黎巴嫩基督教家庭，認為人權原則應該建立在阿奎那的基督教傳統(tǒng)之上，在起草委員會中與中國代表張彭春(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有諸多爭論。所以，此人雖然出身第三世界，卻是堅決捍衛(wèi)西方的，他后來在巴以沖突里面發(fā)揮著一些負面作用，至今仍是極具爭議的人物。
從絕密文件中，可以看到喬治·凱南認為聯(lián)合國的人權宣言是一個礙事的東西，但美國政府并沒有放棄滲透聯(lián)合國的人權工作，我們下面將會看到。
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會場內(nèi)景。 新華社 資料圖
萬隆會議與亞非作家聯(lián)盟
萬隆會議沒有邀請美國，但在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主導下成立了“萬隆會議工作組”，用以滲透萬隆會議。美國國務卿向黎巴嫩和菲律賓施壓，要求查爾斯·馬利克作為黎巴嫩代表，卡洛斯·羅慕洛作為菲律賓代表參加萬隆會議，讓他們?nèi)トf隆會議推廣人權原則。雖然喬治·凱南認為人權是空話，但既然第三世界人民喜歡說空話，就把人權原則輸出給他們。美國國務卿還滲透了包括日本、巴基斯坦在內(nèi)的其他國家代表團。亞非人民當時面臨的是這樣一個文化冷戰(zhàn)推廣網(wǎng)絡的封鎖。
1955年《萬隆會議公報》(《亞非會議最后公報》)由七項內(nèi)容組成，亞非國家文化合作被放在第二項的顯要位置，而第三項就是人權與自決，人權寫進《公報》背后有一系列斗爭。但今天的重點是文化聯(lián)合。
《萬隆會議公報》第二項強調(diào)：“在過去若干個世紀中，亞洲和非洲國家之間的文化接觸中斷了。亞非各國人民現(xiàn)在都懷著一種熱誠真摯的愿望，在現(xiàn)代世界的范圍內(nèi)恢復他們久遠的文化接觸和發(fā)展新的文化接觸。” 那么如何重建因殖民歷史而中斷的文化合作呢?《公報》認為，努力應當導向：“(一)取得對于彼此國家的認識;(二)彼此文化交流;(三)交換情報。”由此形成了劉禾稱之為“萬隆會議人文主義”的精神，內(nèi)涵是亞非作家聯(lián)合起來反對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促進亞非(以及拉丁美洲)文學和藝術發(fā)展，進行多邊的翻譯和出版。
1957年底到1958年初，亞非人民團結組織(The 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第一次會議在埃及開羅召開。1958年10月，第一屆亞非作家大會(The First Afro-Asian Writer’s Conference)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召開，中國派出了包括茅盾、丁玲、周揚在內(nèi)的近二十人代表團參會。大會還成立了亞非作家永久辦公署，后來這個辦公署由于中蘇關系破裂而與中國分道揚鑣，這是后話。
塔什干會議后，亞非作家開始頻繁接觸，部分作家在戰(zhàn)前就有聯(lián)系，但是是通過共產(chǎn)國際。加納作家薩瑟蘭(Efua Theodora Sutherland)在演講中說：
“這是人類被打散的靈魂重新聚合為一的一步。”“我們要尋找實際的途徑，加強我們的文化聯(lián)系。有必要向我們的大陸提供我們最好的文學貢獻。我們有必要了解亞非作家的作品，與這些作品代表的更廣大世界保持聯(lián)系，而這些迄今為止在我們的國家并沒有供應。”
在此之前，亞非作家只能通過歐美為中介了解彼此，是被“中斷”、“打散“的，加上中情局和軍情六處的文化冷戰(zhàn)推廣網(wǎng)絡，嚴重阻礙了亞非作家之間的聯(lián)系。那么，他們是怎么突破文化冷戰(zhàn)的壁壘的?
一場偉大的翻譯運動
1968年，《Lotus：Afro-Asian Writings》雜志創(chuàng)刊，面向亞非國家以阿拉伯語、法語、英語三語發(fā)行，并設立頒發(fā)給亞非杰出詩人和作家的Lotus獎，獲獎作家包括尼日利亞的奇努阿·阿切貝(Chinua Achebe)、巴勒斯坦詩人達維什(Mahmoud Darwish)、塞內(nèi)加爾的烏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ene)等人。這個獎沒有頒給過中國人，因為后來中蘇關系破裂后，蘇聯(lián)向他們靠近，中國與亞非作家聯(lián)盟的關系破裂了。
如今，奇努阿·阿切貝是尼日利亞乃至非洲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作為Anglophone(非英美的英語母語寫作)作家進入后殖民文學的經(jīng)典，然而西方人大都不知道他曾獲Lotus獎——一個與后殖民文學完全不同的亞非文學譜系。此外，還有很多作家被納入后殖民文學體系，雖然這些作家最初都在亞非作家體系內(nèi)首先被亞非作家所承認，后來才被西方發(fā)現(xiàn)。
在九十年代之前，Anglophone、Francophone(非法國的法語母語寫作)還未成型，而且它們至今仍處于英文系、法語系的邊緣。英法帝國在“二戰(zhàn)”后丟失了大量殖民地，卻試圖在英文系和法文系進行重組帝國，并且仍將前帝國殖民地文學放在體系的邊緣。例如《黑皮膚，白面具》的作者弗朗茲·法農(nóng)(Frantz Fanon)就被歸入Francophone的序列。
弗朗茲·法農(nóng)(Frantz Fanon) 資料圖
我們利用Google Books對戰(zhàn)后出版物進行詞頻分析，在20世紀60年代盛極一時的“Afro-Asian writers”在冷戰(zhàn)結束后急劇下降，而“Anglophone writers”、“Francophone writers”迅速上升，越來越少人提起“亞非作家”。Anglophone、Francophone抹掉了亞非作家聯(lián)盟的那段歷史，20世紀偉大的翻譯運動開始遭遇集體失憶癥。
1963年的《世界文學》，講座現(xiàn)場圖
在中國方面，塔什干會議后到1964年，中國譯介了大量亞非文學作品。1959年初，《譯文》改名為《世界文學》。以1963年第2期為例，《世界文學》就翻譯了奇努阿·阿切貝的1958年作品《瓦解》(Things Fall Apart)中的部分章節(jié)，在西方人完全不知道他的時候，中國已經(jīng)開始譯介他的作品。1964年10月，《世界文學》出版了“非洲文學與美國黑人文學”特刊。據(jù)統(tǒng)計，1959-1962年期間，《世界文學》雜志翻譯出版了380種亞非作家的詩文。不光是《世界文學》，當時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單行本的詩集，包括幾內(nèi)亞、印度尼西亞、日本、朝鮮、黎巴嫩、蒙古、莫桑比克、蘇丹、越南、安哥拉、摩洛哥、加納等等。
除了文學作品，文學理論和批評也被譯介。例如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被翻譯到其他國家。印度尼西亞作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Pramoedya Ananta Toer)介紹、翻譯、出版魯迅、丁玲、茅盾等作家作品，曾多次訪問中國，被毛澤東的文藝理論說服，回國后開始“體驗生活”，認為沒有生活的作家什么都寫不出來，并羨慕中國的作協(xié)體制。《想象的共同體》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語言和權力》(Language and Power)一書中寫道：“普拉姆迪亞教會了我如何將文學形式和政治想象力結合起來。”而這些是中國作家教給普拉姆迪亞的。
1962年，第二屆亞非作家大會印度代表團領導馬爾科·拉杰·阿南德(Mulk Raj Anand)說：
【“我們的文學和藝術，是創(chuàng)造新‘人’的概念的武器——被壓制的、被剝削的、被侮辱的亞非人民起來，與其他人成為手足，享受自由、平等和正義，成為真正的人。”】
最后，劉禾以弗朗茲·法農(nóng)1961年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的話作結，法農(nóng)說：
【“為了歐洲，為了我們自己，也為了人類，同志們，我們必須翻開新的一頁。我們必須更新觀念，創(chuàng)造新人類。”】
亞非文學的目標，不是模仿現(xiàn)實，也不是中情局推崇的現(xiàn)代主義品味，而是創(chuàng)造新人。就像20世紀50年代很多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所強調(diào)的，文學介入生活， 那時候文學的野心很大，目標不是成就大作家，而是創(chuàng)造新社會。怎樣創(chuàng)造新社會?那就是要創(chuàng)造新人。這不光是中國，也是“二戰(zhàn)”后第三世界作家的期望。世界是可以改變的，人也是可以改變的。(本文經(jīng)劉禾教授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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