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互聯網與資本主義的邪惡聯姻

　　互聯網與資本主義的邪惡聯姻

　　約翰•福斯特 羅伯特•麥克切斯尼 劉俊 譯

　　美國乃至全世界如今正處在“互聯網革命”——也曾被稱為“信息時代”——的美好20年之中。上一代人已經見證了通信方面大量令人難以置信的發展，包括萬維網和寬帶，以及隨處可見且正在向高性能無線電腦迅速演變的手機。谷歌、亞馬遜以及臉譜網等都已經成為標志性公司。在數字虛擬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已經成為，或者說即將成為有效參與社會活動的一項要求?；ヂ摼W是否該被看作等同于電視和電話的技術進步，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爭論已經更多地轉向了這樣一個命題：互聯網的誕生可否被認為是一場能與印刷機面世相提并論的通信革命?

　　由于許多即將問世的技術變革都是難以想象和難以預見的，因此目前尚無法徹底看清互聯網革命所帶來的全面影響。但各大研究機構和各種實踐已經表明，對數字時代進行評估，進而一窺其未來的可能發展途徑都是有可能的。

　　本文的分析將主要集中于美國，這不僅因為它是我們最了解的國家，而且還是互聯網的發源地，還因為我們相信正是在這里才能找到壟斷金融資本與互聯網結合的最明確例證，這也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主流發展趨勢的代表。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目前美國所具有的互聯網優勢不會改變，也不意味著其他國家不會選取其他的發展途徑。這僅僅意味著：在這一領域中任何其他的發展途徑，都不得不與目前已經擁有巨大全球影響力和實力的美國資本主義所設定的發展途徑進行艱苦斗爭。

　　對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人來說，最震驚的莫過于在讀到關于互聯網以及其前景的報道時，這些內容表達出了幾乎完全一致的樂觀態度。所有信息均能以光速傳達給每個人，且不受審查制度的干擾，現存的所有機構都會朝好的方向發展。這也將形成一種全世界范圍的雙向或者多向信息流，一種先前無法想象的通信民主化進程。大公司將再也不能哄騙消費者并打壓新崛起的競爭者;政府將再也不能通過御用刊物控制宣傳同時從事秘密政治活動，來自最貧窮最偏遠地區的學生可以獲得以往僅限于精英階層的寶貴教育資源;總而言之，人們將獲得前所未有的通信工具和權力。即將出現在人類歷史中的，不僅僅是史無前例的信息平等、世界各地所有人之間不受管制的即時通訊，還有得以進入不受審查的浩瀚知識寶庫的寶貴機會。就在短短數年前，這種機會即便對全世界最有權勢的統治者或者最富有的億萬富翁來說也是不可想象的。而現存的不平等及剝削現象也很快將面臨最大的沖擊。

　　互聯網——或者更廣義地說，數字革命——確實正在從多個層面上改變著全世界。但它也并未能實現許多先前被認為直接隱含在其技術之中的美好前景。如果說曾經預期互聯網能夠帶來更具競爭效率的市場、更加負責任的企業、更加透明的政府、腐敗現象的終結、不平等的減少——或者更直截了當地說，更多的人類幸福——那么它確實讓人失望了。換個角度說，如果互聯網在過去的20年中真像它的支持者所預想的那樣改變了世界，那么當想象沒有互聯網的世界會是什么樣子時，一定會感到十分恐懼。

　　并不能說互聯網的最初構想純屬幻想，但其中確實有一部分可以歸為烏托邦式的熱情，這在重要的新技術首次面世時并非罕見。不妨回想20世紀早期的諾貝爾獎得主、化學家和熱力學家威廉•奧斯特瓦爾德(Wilhelm Ostwald)，他聲稱“飛機”的出現是全世界進步的一個關鍵部分，能夠弭平國際上不同民族、不同語言、財富之間的疆界，“帶來全人類之間的兄弟情誼”。在此次通信革命中，曾經存在——現在也依然存在——對民主性和革命性的過多期待。技術雖然有巨大的力量，但在歷史上也并非能夠橫行無阻。它們只能在一定的社會、政治以及經濟背景下產生，而這也大大限制了通信革命的進程和形態。

　　這種經濟背景導致了互聯網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一種矛盾：互聯網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屈服于資本積累過程。這一過程本身具有鮮明的邏輯，并且不利于發揮數字通信的民主潛質。如果任由其發展下去，這種不利性會更加嚴重。從商品交換的世界中分離出來的，本應該是一個越來越透明的公共領域，但如今卻正在異化成一種越來越封閉、越來越私有，甚至越來越具有壟斷市場特質的私人領域。

　　本文將不會采用反對資本主義的反民主傾向本質、進而將其擴展到互聯網這一案例上的社會主義觀點。雖然采用這一立場并不會使人不舒服，但這也會使數字革命這一因變量具有過于超凡、過于特別的含義——從而使得社會主義的反對者能夠對這一論點進行反駁。相反，論證將建立在那些總的來說贊成資本主義體系的學者所提出的傳統經濟學思想的基本觀點之上。批評從經典主流分析中衍生而來，揭示任由利益驅動來決定互聯網發展所具有的弱點。

　　值得強調的是，運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德代爾悖論(Lauderdale Paradox，或者說公共財富和私人財產之間的矛盾)能夠強化這一案例的說服力，因為各社會中大多數較為審慎的研究都是從這樣一個假設出發的：互聯網應該從根本上超越資本的領域。本文希望提出另一種必要的方式，去構想如何通過一種與高度商品化、私有化的資本積累過程完全相反的途徑，以盡可能地推動互聯網的發展。這并不意味著在數字領域中可以不存在商業行為甚至不存在外延性的商業行為，而只是說該體系的首要邏輯——以及所有政策討論的出發點——都必須建立在一種類似于公益事業的機構之上，最起碼這一機構需要以公共利益和價值為目標來運營。

　　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直存在強大的、有時甚至是不可抗拒的壓力，要求開放那些可以為資本帶來盈利的領域，而不考慮這樣做的社會成本，或者經濟學家所說的“外部負效應”。畢竟，按照定義來說，擁有強大經濟權力的資本家也行使著超常的政治權力。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領域都應該受制于市場機制。事實上，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有許多領域如果完全受制于市場機制，則免不了會破壞生活本身的內在機理——而且歷史上，資本主義社會中也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域，無論是過去還是如今，都在很大程度上獨立于資本積累的過程。雖然資本主義迫不及待地想染指它所能染指的所有領域，但還是可以在社區、家庭、宗教、教育、愛情、選舉、研究、國防這些領域找到并非逐利原則驅使的部分例證。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的許多重要政治討論都關注這樣一個問題，即如何確定哪些領域應該由逐利原則來支配，又有哪些領域不應該受制于這一原則。資本主義以最大限度的理性和人性保留了大量的非商業領域，其中包括衛生保健和養老領域。如果在這些領域進行商業運作，都有可能產生高額利潤。至少可以說，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越是民主，就越有可能對這些問題形成公開的、可信的討論。

　　然而，對于互聯網事務從來未曾出現過這樣的原則性討論——這實在是一種諷刺。整個數字通信領域的開發過程都是在政府資助和主導的研究下進行的，而且在戰后主要是由軍方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來進行。如果當初這些事都留給私人部門或者所謂“自由市場”來進行，互聯網可能永遠不會成為現實。

　　正如頂尖政策專家沙夏•梅拉斯(Sascha Meinrath)所說：如何計算歷史上對互聯網所提供的聯邦補貼“取決于如何對政府開支進行解析。如果單看直接現金支出，補貼的金額并不惹眼。但如果將其他途徑，比如說捐贈以及互聯網的整個研究過程(其中包括美國國防部高級防御研究計劃局和國家自然基金會等的投資)也考慮在內，這一補貼的規模就十分龐大了。如果還將無線補貼和稅收減免(比如網上購物不用繳納營業稅)等等囊括在內，這一補貼數額就會輕易突破千億美元”。梅拉斯估計，不排除通貨膨脹的因素，聯邦政府對互聯網的投資至少是當年“曼哈頓計劃”費用的10倍有余。

　　這還不算完。早期的互聯網不僅不是商業性的，而且還是反商業化的。在20世紀90年代初之前，互聯網的先驅——(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明確將網絡的用途限制在了非商業范圍之內。如果有人膽敢在網上賣東西，此人將會遭受“火刑”，即其他憤怒的互聯網用戶會用表示鄙視的海量信息塞滿此人的郵箱，要求他(她)刪除推銷內容。這種互聯網用戶的內部執法行為基于這樣一個假設：商業行為與誠實且民主的公共領域彼此無法相容。商業媒體是問題所在，而互聯網則是解決方案。作為一個互聯網好用戶需要謹守這一底線：不應該不擇手段追求經濟利潤。

　　互聯網應該如何發展這個問題之所以缺少應有的討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數字革命的爆發和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幾乎都在同一時期。自由主義以鮮花一般的華麗辭藻將“自由市場”裝點得芬芳怡人。其核心精神是，任何可以獲得利潤的地方都應該允許商業行為的介入，這也是一個經濟體利用資源的最有效方式。任何干擾資本主義發展的做法都是缺乏經濟效率和帶有意識形態的行為，且往往是由一群尸位素餐的“特殊利益”集團來推動的。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無法符合自由市場競爭的要求，因此就向政府監管和官僚機構求助。新自由主義的這種信條引領和推動了整個經濟中“放松管制”的進程，并推動了許多原本屬于公共部門領域的私有化。

　　自由市場的花言巧語在20世紀90年代初關于通信的論辯中被各方所接受，而萬維網則幾乎在一夜之間將互聯網變成了一種大眾媒體。對商界和政界人土來說，互聯網能夠解除企業家所受的束縛，消滅壟斷，推動創新并締造“無摩擦的資本主義”——這是比爾•蓋茨的名言。更何況在這里還大有錢賺。即便是對大公司和商業化持懷疑態度的人，也對資本主義的入侵表現出漠不關心甚至是樂觀其成的態度，認為這種看上去很神奇的技術具有足夠能力與妄圖馴服它的巨型公司相對抗。互聯網還能為每個人提供足夠的空間。20世紀90年代末的互聯網泡沫也使得資本主義對互聯網青睞有加，而美國的新聞媒體幾乎難以抑制它們對這一幸福組合的溢美之情。資本主義和互聯網看起來簡直是一對天作之合。

　　互聯網服務提供商

　　互聯網的存在本身就是公共投資的結果。無視這一事實而將所謂的“自由市場”頭銜強加于互聯網的做法，只要稍微透徹一點的分析就能輕易發現其中的矛盾或者不一致之處。存在的不一致之處有三點，它們在發展初期或成長時期表現得十分明顯。

　　首先，為美國人提供互聯網和寬帶接入服務的主要通訊光纜都掌握在控制著電話和電視的少數幾家公司手中。這些公司都是持有政府發放的壟斷牌照的地方壟斷者。實際上，通過它們所擁有的政府壟斷專營權，這些公司也獲得了政府的巨額間接補貼。如果觸及到了企業利益，它們才不會去管什么“自由市場”理念。這些公司的生存有賴于政府的授權和扶持，因此，雖然經常為消費者所不齒，但是其在游說政府方面也稱得上是全美最突出的一股勢力。電話公司將擁有的線路租賃給互聯網傳輸，并在上個世紀90年代(電視公司緊隨其后)發現這正是自己未來的出路，而且還是最有利可圖的一條出路。

　　在20世紀90年代要求“放松管制”的呼聲達到高潮之時，電話和電視行業的巨頭也轉而附和這種呼聲。這并非因為它們熱切希望引入新的激烈競爭，而是因為它們認為放松管制能讓自身規模得以進一步擴張，并獲得更大的壟斷權力。這一時刻實在具有諷刺性。放松管制的意義在于讓這些電話和電視行業的傳統壟斷者在當地市場中彼此之間展開競爭，從而創造一個真正的市場競爭環境。作為交換條件，對并購的限制也得以放松，讓它們能夠武裝自己，為即將到來的競爭做好準備。互聯網“西部荒野”的概念也被引用來暗喻新的競爭者給電信業造成的沖擊。

　　然而這都是無稽之談。因為該行業現有的公司已經在商業上和政治上都獲得了強大的壟斷力量，足夠確保不會出現有真正競爭力的新對手。這樣一來，新的競爭幾乎沒有出現，反倒出現了一波并購潮，使得電話和電視業的巨頭減少到了6-10家(具體數量取決于分類標準)——這一數字約為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一半。其中稱雄的是AT&T、Verizon和Comcast。

　　放松管制在兩個方面都帶來了惡劣后果：巨型公司的數量更少，受到的管制也更少。最糟糕的是，這些公司在華盛頓特區以及各州首府的政治影響力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這些壟斷者是資本主義裙帶關系的典型產物。新自由主義者在理論層面上鄙視它們，但在實際行動中卻總是支持它們。

　　這對美國寬帶的發展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與許多其他國家的公司不太一樣，美國的電話和電視公司并沒有必須允許寬帶互聯網服務方面的競爭對手鏈接進入自己網絡方面的要求，因此在如今具有關鍵意義的寬帶互聯網服務業中，幾乎沒有什么有意義的競爭行為。足足18%的美國家庭都只能通過一家寬帶運營商鏈接互聯網——這當然是壟斷。運用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的數據(FCC承認有可能高估了實際的競爭程度)，其余78%的美國家庭在有線寬帶服務方面最多也只有兩種選擇，即由當地的壟斷性電話公司和有線電視公司所形成的雙寡頭壟斷。經濟學理論表明，在雙寡頭壟斷中，每個公司最明智的選擇都是模仿對方，而且保持高昂的價格也是符合各公司本身利益的做法。還有證據顯示，在未來的數年中，目前這種情形變得更加具有壟斷性或者更加具有競爭性的可能性大致相同。與此同時，正在迅速增長的美國無線網絡市場則被4家公司所控制，其中的兩個領導者-AT&T和Verizon的用戶數量正朝著破億的方向前進。為了將互聯網變成一個擴大版的有線電視網，這些公司都有強烈的動機去盡可能將互聯網“私有化”，并將寬帶接入權作為瓶頸，利用對這一瓶頸的控制權來向互聯網用戶收取額外的費用。另外，正如聯邦通訊委員會所說，由于缺乏有意義的競爭行為，這些公司也沒什么動力去升級它們的網絡。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率先創造并發展了互聯網，上個世紀90年代在全球互聯網用戶鏈接規模上也排名第一：而現在，美國在寬帶鏈接、服務質量、每兆位數據傳輸費用等大多數全球排名中均位列第十五名至第二十名。仍有許多貧窮或住在鄉村的美國人無法鏈接寬帶，這一比例遠高于其他發達國家，而填平這一“數字鴻溝”所需的動力卻十分缺乏;在數字世界中處于底層地位的人為了避免與網絡隔絕，又轉而支付更多報酬給網絡運營商。這一領域與醫療行業有著驚人的相似：美國的人均醫療費用遠高于其他任何國家，而得到的服務卻更差。這是醫療保險業的寄生性所造成的。奧巴馬總統稱，如果美國能從頭開始，(從公共福利的角度來看)建立公營的醫療保險體系，完全排除私營醫療保險業的做法顯然更加合理。坦率地說，同樣的邏輯也適用于寬帶互聯網行業。

　　值得注意的是，這正是阿爾•戈爾參議員在國會倡導為互聯網撥款時的看法。1990年，他認為自然基金會對“信息高速公路”的資助有助于建成一個類似于州際高速公路體系的公共網絡。首先向電信公司租用通訊線路，往后則不讓它們插手其中。但當華爾街將目光投向這一領域時，已經擔任美國副總統的戈爾轉而唱起反調，而這樣一個整體上不會引起爭議的提議也就遭到了長期的埋沒和遺忘。

　　各領域的市場集中度

　　互聯網行為在多個不同的層面上發生，而所有這些行為都處在商業化進程中。就算不說為傳統微觀經濟學敲響警鐘，也至少能令它為之皺眉的第二個現象是：在互聯網相關的產業中，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勢頭不可阻擋，在幾乎所有層面上都形成了相當高的市場集中程度，而且往往都超出非數字產業一大截。這意味著私人利益可以在許多環節掐住互聯網的軟肋，尋求壟斷利益，而且的確有人在這么做。比如，谷歌占據了搜索引擎70%的市場份額，且份額還在增加。這一數字正在沖擊約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標準石油公司在巔峰時期所擁有的市場占有率。微軟、英特爾、亞馬遜、易趣、臉譜網、思科以及其他一些行業巨頭也都享有相當大的壟斷權力。比如，重要的Wi-Fi芯片組市場已經形成了雙寡頭壟斷，兩家公司瓜分了80%的市場份額。而蘋果公司也掌控了數字音樂下載市場約87%及MP3播放器市場70%的份額。

　　互聯網理念自認為能促進競爭和消費者的自主參與，能夠替代自上而下的企業體系并實現繁榮，上述事實則與這些理念背道而馳。克萊•舍基(Clay Shirky)和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等作家雄辯地宣揚了網上協力行為所具有的革命性潛質。這些行為中，確有一些在互聯網中找到了自身的發展天地，并成了互聯網不尋常特性的切實標志。其中包括點對點行為、開放源代碼運動、火狐瀏覽器、維基解密和維基百科所取得的成功。這些成功深具啟發性和鼓舞性，而且也揭示了互聯網所具有的巨大潛力。

　　然而這種合作潛力也使互聯網的民主天性同資本鞏固壟斷權力、人為制造稀缺、在所有可能之處設置障礙的要求發生了沖突。幾乎每一次都是與互聯網相關的產業在短時間之內由自由競爭變為了寡頭壟斷。從很大的程度上說，這都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任何理智的資本家都希望擁有盡量大的市場權力，以及盡可能少的市場競爭。按照傳統經濟學的觀點，市場集中從整體上會對這個經濟體的資源分配效率產生不利影響。壟斷是競爭的死敵，而競爭是整個系統誠信的保證。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長期大肆宣揚加強消費者權力、促進激烈競爭的互聯網，到頭來似乎更像是一種推動壟斷的力量。必須明確一點：互聯網仍處于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之中，而且從歷史上看，互聯網具有相當的可變性，因此不該在塵埃尚未落定之時下結論。不過，整體經濟中壟斷的趨勢很強大，而互聯網本身也在這一局勢中掀起了更多波瀾。

　　在技術至上的領域中，出于商業利益的考慮，人們都有足夠的動機去獲取某些技術標準的專營權。這些技術標準對于系統用戶來說往往較為符合他們的要求，甚至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以H.264編碼解碼器為例：其所有權屬于MPEG-LA集團，微軟、蘋果和其他一些公司都擁有該標準的經營許可證。這一編碼解碼器正在成為在線視頻的行業標準，目前已占據66%的市場份額?？刂屏诉@樣一個互聯網信息傳輸瓶頸，H.264的所有者也就擁有了這樣一種令人眼紅的“可收費資源”。經濟學家往往喜歡用“經濟租金”一詞來描述這種經濟行為人不考慮生產或再生產成本，僅僅依靠對某種稀缺資源的所有權來獲取(不正當)收入。

　　最重要的是，互聯網帶來了更多經濟學家所說的“網絡效應”，這一效應指的是如果許多人都使用同一種特定的服務或資源，那么每個使用者都能從中獲益。尤其是信息網絡，可以產生“需求方的規模經濟”，其含義是客戶數量的增加有助于帶來更多客戶。這與描述企業規模增大會帶來成本優勢的“供給方的規模經濟”(這一情況在傳統寡頭壟斷行業較為普遍)大有不同。當某行業巨頭獲取了更大的市場份額時，它對消費者的吸引力能呈現數量級的增長——這與颶風在炎炎夏日跨越海洋時風速會得以提升的過程頗為相似——從而使得市場份額受損的競爭者無法保持原有的吸引力和競爭力。《連線》(Wired)雜志編輯克里斯，安德森(Christ Anderson)對此進行了簡要描述：“像網絡世界這樣高度網絡化的市場中，其實更有可能出現壟斷者。網絡效應的陰暗面在于它會讓富者愈富。麥特卡夫定律認為，網絡體系的價值與該網絡的用戶數的平方成正比，因此也就形成了一種‘贏家通吃’的市場結構。在這種市場結構中，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間的差距通常很巨大，而且還在不斷擴大。”

　　谷歌就是一個規模經濟和壟斷權力的經典案例。谷歌隨著規模的擴大，其搜索引擎相對于昔日競爭對手的優勢也越來越大，更不用提它會擁有更大的能力去設置傳統的進入壁壘，嚇退那些試圖分一杯羹的潛在競爭者。這種網絡效應十分強大，谷歌已經把其他所有搜索引擎逐出了市場，這樣一來，谷歌就可以通過向別人出售從自己網絡中獲取的數據(還可以向被放在醒目位置的“贊助商鏈接”進行收費)以及對掌控之下的海量數據進行市場營銷來獲取商業上的成功。這種“贏家通吃”的市場以前也被稱為“自然壟斷”。

　　同樣，還可以來看看微軟。利用眾多應用軟件對作為基礎的操作系統的依賴性，微軟有能力將這些應用軟件綁定在自己的操作系統之上。這種綁定至少從目前情況來看具有永久性，也能讓微軟長期享有壟斷定價權。任何試圖引入具有競爭力的新操作系統的市場競爭者，都必須面對巨大的“應用程序進入壁壘”。因此，“應用性”已經成為設置進入壁壘、維持壟斷力量的關鍵因素，對于信息科技整體來說是如此，而現在更重要的是，對于互聯網來說也是如此。

　　順著這樣一種經營思路，像iPhone、iPad這樣的新產品中都裝載了許多專用于這些設備的應用程序。這樣的設計是為了要將客戶鎖定在介于這些客戶和互聯網之間的一個商業領域中，這一領域能夠產生“網絡效應”并提升廠商的銷售額。越是讓某種特殊設備充當整個網絡的應用接口，就越是能吸引客戶，飛速增長的需求方規模經濟就越能占據優勢地位。這就直接演變成了巨大的經濟力量，并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技術發展的前景。一旦這種經濟力量得以完全鞏固，人們就會變得更加依賴于這種特殊設備，要提高網絡收費也就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了。

　　在安德森看來，事情就是這么發展的：“首先某種科技得以發明和傳播開來，導致相關產品百花齊放，然后有人找到了一個辦法來控制它，將其他人排除在外。這樣的過程不斷發生……事實上，如果沒有某種形式的壟斷(或者至少是寡頭壟斷)，也就幾乎不能產生大量的財富。這就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的自然過程：發明，傳播，應用，控制……如果在非貨幣經濟中來看，開放性當然是很好的……但是，人們對無止境競爭所造成的狂熱和混亂的容忍最終會到達極限。”至此，人們就只能在兩種無法令人滿意的情況中進行選擇：要么選擇不受限制和控制的私人競爭，承受經濟的不確定性，要么選擇私人壟斷，容忍大富大貴的產生。在這里，排除公共領域的做法已經被認為是毋庸置疑的真理了。

　　安德森所說的在互聯網高度網絡化的市場中“更有可能”產生壟斷權力，會招致各種各樣的問題。這樣的壟斷公司積累了大額現金，讓它們有足夠能力來鯨吞任何潛在的競爭者，或者支持開辟互聯網的新商業領域。這些商業巨頭利用壟斷地位來開拓和征服互聯網的新領域，尤其是那些與它們壟斷的部分相接近的領域。例如，據稱谷歌就擁有330億美元的現金在手。它已經花了數十億美元進行了數十起重要的互聯網收購，平均在過去的數年中幾乎是每月收購一次。僅僅在2010年的前三個季度中，谷歌就報道說已經進行了40起收購交易。擁有430億美元現金在手的微軟公司也有類似的記錄。而蘋果公司也有510億美元的現金可用。

　　新技術突破能夠給網絡帶來競爭的想法如今已經變得越來越荒謬。就算這種情況真的發生了，也只不過是暫時停下了該產業向更壟斷方向前進的腳步。而且即便就結果來看，這些技術突破也并非真的能帶來競爭。相反，某個新產品能夠逃脫被現有行業巨頭征服的命運，進而發展成一支新的壟斷力量，也正是因為它有能力抵制現有行業巨頭用現金堆砌起來的巨大誘惑，并創造屬于自己的經濟價值“圍城”。而在這一價值“圍城”中，游戲規則就是要利用經濟學家如今稱之為“增強盈余提取”的效應，實際上就是要提高盤剝“圍城”中消費者的能力。

　　簡單采用傳統經濟學標準還會產生更加可怕的后果。由于具備壟斷力量，巨型互聯網公司就能有效地控制政策制定過程，并且確保它們的壟斷行為所受的公共“干擾”最小化。當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仍然存在一些真正的政策討論行為，這是因為實力強大的公司和政府部門就像金剛和哥斯拉這些怪獸一樣，彼此之間正在角力。這樣一種政治力量能夠彰顯其存在的最引人例子則是關于無線電頻段資源的問題。無線電頻段可以被定義為“各種形式的無線電子通訊所依賴的資源，信息傳輸時可以使用的頻率范圍”。目前尚有非常多的空閑頻道可以投入使用(這些空閑頻道數量比正在使用的頻道還要多)，然而現存的頻道管理者更加喜歡人為地制造資源稀缺，因為這樣能給自己帶來好處，而政府也助長了這種行為。2011年，單單AT&T就擁有價值100億美元的閑置頻道的經營許可證，與此同時它還在游說政府，要求分配給它更多的頻道。

　　部分經濟學家承認這樣的壟斷趨勢正在顯現，但同時認為由于數字世界具有技術活力，這種壟斷趨勢只是暫時的。通常的假設是，在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沖擊下，新技術就能沖垮任何環繞在壟斷市場周圍的壁壘。但是，至少從人類社會的時間框架下看，這一說法還缺乏證據。這些行業巨頭有足夠的力量去塑造整個市場的特點，并且擁有巨大的規模和強大的金融、政治實力，而且這些還都在飛速增長之中。各行各業也許都存在某些勢力的重新洗牌，但這些壟斷巨頭在很長時間內都不會消失。

　　在許多經濟理論中，自然壟斷要么應該采取公有形式，要么至少應該受到嚴格監管以防濫用特權。由于它們往往壟斷了一些關鍵性的公共職能，這一點也就顯得尤為重要。自由市場在這里是完全不可行的。以上說法當然適用于控制了寬帶互聯網服務行業根基的電話公司和電視公司。而如今，企業所擁有的政治力量已經基本消除了來自公有制的威脅，也消除了來自政府積極推進反托拉斯法的威脅。如果反托拉斯法能以之前一兩代人所常見的方式得以實施，那么對許多壟斷公司進行拆分也就基本是板上釘釘的事了。然而，如今碩果僅存的一些管制措施——無論屬不屬于反托拉斯法——所能做的，與其說是保護和保障公共利益不受商業利益的威脅，倒不如說更多地是保證了這些牟取暴利的企業和行業的存在。

　　在互聯網領域中，已經形成了一種國家與企業的聯盟，而這種聯盟只有在金融業和軍國主義中才能找到相似的情況。這對傳統經濟學不啻于是一種嘲弄，因為傳統經濟學強調與競爭市場相對應的應該是獨立的私人部門。這對傳統自由理念也是一種嘲弄，該理念認為資本主義的民主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為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被分掌在不同的手中，這兩種利益之間存在強烈的沖突，因此也就保證了公眾不受暴政的迫害。大型通信公司和國家安全部門攜手合作的例子正逐漸流傳開來。那個已經被曝光而且十分可怕的例子，揭露的正是在過去數十年中AT&T為美國國家安全機構對用戶通信進行非法秘密監視的情況。而近些時候，亞馬遜、易趣在維基解密事件中與政府進行的合作也許與AT&T的例子大有不同，但這些例子都表明公共部門利益和私人部門利益已經不再彼此分離。而自由民主理論正是以這種利益分離的存在為核心的。

　　以下說法不含貶義，也并非危言聳聽。人們很難忽視這樣一個事實：近期出現的種種情況正在轉向對法西斯主義的經典定義，即右翼社團主義：國家與大型企業利益集團攜手合作，促進企業利益的實現，同時國家中則充斥著軍國主義、秘密行動和監視行為。在這種環境下，就算政治自由還不至于微不足道或者軟弱乏力，至少也是基礎薄弱的。

　　大型公司和國家的融合也使得有必要重新審視互聯網的一個重要理念。這一理念認為，互聯網不受控制和審查，是民主活動家的工具。然而同是這個互聯網，出于商業目的或政治目的，也可以變成一種無與倫比的監視工具。這并不是說活動家無法利用互聯網來組織更多的運動，而僅僅是說由于互聯網的存在，想要保護個人隱私不受政府和企業侵犯，就算不是完全不可能，也至少是很難的?；ヂ摼W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增強了反民主傾向的實力。

　　作為公共品的信息

　　如果上述論證業已證明互聯網是一個孕育壟斷的地方，那么當具體觀察資本主義媒體產業在數字世界中的表現時，就會發現更多的問題。這是經濟學理論與互聯網存在矛盾的第三個領域，興許也是矛盾最根深蒂固的一個領域。媒體產品一直是資本主義經濟學的一個根本性問題，這個問題的存在可以一直追溯到人類第一本書的面世。問題在于，與有形商品和服務不同，一個人對信息產品的使用并不會阻止其他人的使用，用經濟學術語來說是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所謂的有形產品充斥于經濟學教科書之中，對于這類產品而言，一個人在消費一種產品或服務時，其他人也就不可能消費同一個產品或服務。兩個人不可能各自吃掉同一個漢堡，也不可能同時開著同一輛車。要滿足更多的需求，則需要生產更多的產品或提供更多的服務。

　　但信息就不是這樣了?？?bull;馬克思不需要為每位讀者寫一本《資本論》。同樣，無論《資本論》的讀者是200人還是2億人，都不會對其他讀者的閱讀造成影響。這么一來，就意味著任何買過一本書的人都能夠印刷出更多的副本并且進行銷售。在自由市場競爭下，書的價格會迅速跌落到印刷并出版一本書的邊際成本。而書的作者只能從本人出版或者授權出版的書中獲得回報。消費者得到了廉價的書籍，這當然是民主文化的美好之處，但作者卻不一定能得到足夠的報酬，以彌補他們為著書而付出的時間和心血。市場失靈了。

　　這就是版權法的起源，其原理已經被寫入美國憲法，這足以顯示其重要性。作者在一段時間之內擁有的壟斷特權，能控制誰有資格出版他們的書籍，從而保證作者能獲得足夠的回報。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認為版權是一種政府創造的壟斷，實際上也是一種對知識的征稅，因此只是勉強對其表示贊同，并十分厭惡它。美國憲法明文規定，版權許可不能是永久性的，其最初的時限是14年。準確地說，版權背后的推動者與其說是作者，還不如說是出版商。出版商的商業前景是直接與能否取得政府壟斷特權掛鉤的。

　　到了20世紀，新的媒體技術得以發展，強大的媒體公司也出現了，它們有能力定期向國會施壓，要求大規模地延長版權保護——用直白的話說，就是政府的壟斷保護許可——的時間，并擴大覆蓋范圍。這對于它們的利潤——實際上也是對于這個行業的生存——來說，當然是天賜厚禮。但如果版權保護時間被延長到100年以上，對于那些希望使用這些受版權保護的素材的消費者和藝術家來說，代價無疑是巨大的。而如今，版權保護一般都進行了延期，所以實際上人們在以分期付款的形式承受著永久性的版權保護。而且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就不再有新的媒體產品脫離版權保護變成公共品了。如果說版權曾經有過不算太強的促進作家創作興趣的作用，那么這一作用也在很早之前就喪失殆盡了。如今，版權已經成為一種對公共文化進行大規模私有化的行為提供保護的主要政策。

　　然而，這仍然未能消除最核心的經濟問題，而新技術只能加劇這一問題。以廣播為例。無論聽眾是一個人還是100萬人，都不會影響一個廣播節目的制作成本。也就是說，一個節目新增一個聽眾的邊際成本為零，因此根據傳統市場經濟學，該節目的合理價格也應該為零。同樣，廣播商不能向收聽某個節目的聽眾收費，因為他本可以免費收聽。其他國家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是國家出資創建公共廣播系統，向所有擁有收音機(電視機)、可以收聽(收看)的人進行廣播。而美國的解決方案是允許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通過商業廣告來資助廣播。在上個世紀30年代，廣播是否應該成為一種資本主義產業的問題曾經是美國媒體歷史上一場重要的討論。而后來，有線電視和衛星電視則通過人為地創造稀缺來迫使人們觀看HBO和Showtime等付費頻道。

　　相對于廣播行業面臨的這一問題，互聯網的情況還要糟糕許多倍。如今，通過一個按鈕，數字內容就可以瞬間在全世界范圍內得以免費傳播。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中所說：“稀缺，需要通過富足來消除。”稀缺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種需求，而如今它在互聯網世界中已不復存在。而且，似乎很難構筑起有效的壁壘。一旦有足夠的寬帶、音樂、電影、書籍、電視節目——一切都可以在網絡空間上向所有人免費開放。這對商業媒體無疑是最可怕的噩夢，而它們對這一情況采取的即刻回應則是提高版權執法力度。結果證明這一措施還是有些效果的，雖然這給互聯網用戶帶來了更高的成本，并且破壞了互聯網具有革命性的、瀏覽他人作品并從中吸取經驗的關鍵能力。而另一方面數字版權管理(DRM)技術也得以發展。該技術對數字設備和軟件強制加入了一種人為的功能限制。

　　然而，這仍然沒能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娛樂性媒體都開始經由數字世界傳播，那又能從哪里賺到錢呢?商業傳媒又一次轉向了麥迪遜大道(美國廣告業中心)，而廣告業也開始向網上轉移，當然與“傳統媒體”的級別完全不同。與此同時，規模最大的媒體集團正在與電信、互聯網巨頭私下合作，希望找到一種能有效通過網絡出售內容的方式。蘋果公司的iTune則指出了一種方式：淡化開放式的互聯網和萬維網，建立專屬系統。

　　從所分析的各個層面可以看出，當今的互聯網正在見證一次大公司聯盟的浪潮。而這些行為的目的就是要豎起高墻，創造稀缺。201 1年康卡斯特(Comcast)和環球電影公司(NBC，同時也是電視行業的巨頭)的合并似乎是這個新時代第一起重大公司的合并。目前看來，未來無線互聯網的發展越來越有可能追上甚至超越傳統的有線寬帶互聯網，而且無線互聯網將會是一個私有體系，并不具備長期以來與互聯網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網絡中性”以及開放性。可以預見的是，在最大的媒體、電信、電腦和互聯網公司之間，還會出現更多類似康卡斯特和環球電影公司這樣的合并行為。

　　正如新美國基金會201 1年的報告所說，我們正在步入一個數字封建主義世界，這是一個由少數幾家巨型公司統治的私有帝國。廣告業會利用所有可能的機會來利用這一體系，而任何意義上的隱私都將成為犧牲品。一位互聯網民主性的早先支持者最近說道：“如果某種網絡的命運——公平性、規則制定、推動社會和經濟改革的能力——都掌握在政策制定者及其作為資助者的公司手中，那么這一網絡也就失去了促進變革的能力。”不久之前，人們還認為這些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但如今看來，如果任由資本主義來掌舵，走向這樣一個世界將是不可避免的。

　　新聞業的問題

　　初看起來，雖然成本很高，也沒有考慮其他的可能性方案，但商業性的娛樂媒體可能已經找到了一條通往未來數字世界的道路。然而卻不能因此斷言新聞業(或者說言論自由)也是如此。在這一問題上，傳統經濟學在提出批判方面是有所裨益的，當然也要注意基本的自由民主理論和美國歷史。依據最初的設想——以及后來美國最高法院的解釋，美國政府管理體系是以一種能向廣大公民通報新聞事件，并對那些當權者和希望成為當權者的人實行監督的可靠的新聞媒體制度為基礎的。雖然富有爭議，但互聯網在發展新聞業、促進言論自由和民主復興方面給出的承諾比其他任何領域的承諾都大。因此，這個方面的失敗也是最大的。

　　在初期，互聯網往往令人相信它能夠沖破傳統媒體壟斷的壁壘，帶來一個競爭性傳媒的嶄新時代。“感恩而死”樂隊的歌詞作者、“網絡自由戰土”約翰•巴洛(John Perry Barlow)在1995年說道，這些巨型媒體集團進行兼并和收購，不過是在“泰坦尼克號上重新排列躺椅的位置”而已。它們很快就都會被擁有無數網站的互聯網所淹沒。各種各樣的新進者都可以進入這一原本受到限制的領域，而且如果它們能夠找到追隨者，那就會有能力產生足夠的回報，從而維持網站的運行。

　　然而無論是對娛樂媒體還是新聞媒體來說，事實卻遠非如此。創建一個許多人愿意訪問并且支持的具有吸引力的網站是需要資源的。如果那些擁有各種優勢的大公司做到這些都很勉強，那對其他人來說當然就更是一場噩夢了。盡管表面上有機會跨越現有的準入壁壘，但事實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具有原創內容的新進入者有能力以某種有意義的方式進入這片領域并且賺到錢。目前大型媒體集團尚處在將數字領域轉變為利潤資源的過程之中，并且只針對娛樂性媒體——而且與“傳統媒體”運作相比，這部分的盈利仍然很蒼白。

　　新聞業面臨的是一個更加不同的問題。與娛樂性媒體不同，版權在新聞業的商業運作中并不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與書籍、音樂、電影不同，新聞內容往往是即時生產即時消費的。此外，新聞還具有一個與商業娛樂不同的經濟問題，這個問題先于互聯網產生，并且也獨立于互聯網：提供具有足夠質量和數量的報道一直都是這個市場中的重大問題。新聞媒體的最終購買者有沒有能力為一種令人滿意的熱門新聞媒體提供足夠大的收入源?歷史上一直缺乏證據證明這一點。然而這一新聞媒體卻正是民主制度所需要的。

　　在美國成立的第一個百年中，新聞系統得到了各個政黨的支持，也得到了大筆的聯邦出版補貼和郵政補貼。如果在2011年，美國聯邦政府拿出與19世紀40年代相同的GDP份額來補貼新聞業，這筆補貼額將達到300億-350億美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11年聯邦政府分配給公共廣播系統的資金僅約為4億美元。

　　進入20世紀，商業報業體系完全建成，聯邦對報業的補貼迅速下降，不過也不曾完全消失。但現如今，報業的收入主要來源于廣告商。它們對新聞本身沒什么興趣，而只對將產品賣給讀者抱有濃厚興趣。

　　資本主義控制新聞媒體的做法一直就存在問題：商業價值觀與為公共服務的新聞業往往是不可調和的，而媒體所有者也樂于以自利的方式來運用新聞所具有的政治力量。這種特權也被廣泛地用來推動媒體所有者階層的利益實現。實際上，20世紀上半葉出現的“專業新聞”行業自律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對公共信息受到壟斷控制或商業控制這一問題的擔憂。其方法就是非正式地將新聞編輯部的控制權交由經過專業訓練的編輯和記者。這一專業體系達到巔峰的時間大約是在上世紀60年代或70年代，但即便是在巔峰時期，也仍然遠遠不夠完善。

　　目前新聞業面臨的危機始于上世紀70年代，部分原因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企業進行了所有權合并，這種情況在上世紀80年代愈演愈烈。在壟斷市場當中，為了留住自己的顧客和廣告商，媒體所有者就有動機向新聞編輯部傳遞虛假消息。這些公司的目的是盈利最大化，而新聞不過是達到這一目的的一個手段而已。

　　“專業新聞”體系也開始衰退。企業所有者越來越多地發現，做新聞實在是太耗錢了。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雖然新聞媒體公司的盈利水平在上升，但專職記者數量卻開始下降。而到本世紀的頭10年，記者的數量更是直線下降。1960年，(試圖私下修改新聞信息的)公關人員與專職記者的比例約為1：1。到2011年，這一比例已接近4：1。很大一部分公共生活內容已經得不到新聞關注，而得到關注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都來自于公共關系公司未經過濾處理的信件。除此之外，狂熱的右翼黨派也在商業媒體上四處流竄。從很多方面來看，人們正處于一個充斥著各種宣傳和鼓吹的黃金時代之中。

　　新聞業的這次危機并非由互聯網引起，但互聯網肯定加劇了這一危機?；ヂ摼W帶走了數百億美元的廣告費用-10年來，僅Craigslist就削減了幾乎200億美元的報紙廣告投資。這樣一來，廣告商也就沒必要對報紙予以特別的支持。而針對新聞業，數字世界也提供了更新和更好的替代品。年輕人不愿意閱讀越來越缺乏活力的報紙或觀看電視新聞，互聯網的存在為他們提供了另一個閱讀途徑。新聞媒體所具有的獨特功能——即對社會中發生的事件按原貌和發展過程進行報道——也遭到了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算不上“硬”新聞，隨處可見的體育、娛樂新聞、生活瑣事等。

　　新聞具有公共品的許多特征。它是社會的需要，更是自治社會的需要。然而，市場體制并不能提供足夠質量和數量的新聞服務。公共品一般都需要公共補貼以及明確的公共政策支持。這一點在美國歷史的第一個百年中不言自明，但自那時之后，廣告在支持新聞業中所起的作用則掩蓋了新聞的公共品特性。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對媒體的批評都集中于市場對新聞質量的負面影響。而如今，由資本主義支持的大眾新聞行業中新聞報道數量的問題，也撥開重重面紗，展現在了我們的眼前。

　　在過去的10年中，最大的一個疑問是：互聯網能否提供市場基礎和足夠的資源，來孕育一個獨立的大眾新聞行業?現在的答案是：不能。甚至沒有接近成為獨立大眾新聞業的希望。商業新聞媒體會提供經過大幅精簡的網絡版新聞，但這不可能填補新聞業所需資源和可得資源之間的缺口，而且這都還完全沒有談到這種商業性新聞的質量問題。在未來的數年中，如能出現進行全球報道的、獨立且彼此競爭的新聞編輯部，則當前的情況必定會發生重大改變。人們必須認識到新聞業所具有的獨特經濟特點，以及它與“自由市場”途徑的無關性，甚至是“自由市場”的欺騙性。簡而言之，這正是一個最高優先級的公共政策討論。

　　能夠挽回互聯網的名譽的一一或者如果愿意也可以稱之為天賦特質，只是在一天結束時，任何人都能瀏覽一個網站，無需審查就進入全球觀眾的視野。令人遺憾的是，如今發現，訪問網站、獲取那些永遠不會在主流媒體和商業網站上出現的信息固然不錯，但仍然遠遠不夠。正如互聯網學者馬修•辛德曼(Matthew Hindman)所說，不能將話語權與讓人傾聽的能力混為一談。

　　現有的證據顯示：雖然網站有無數個，但以人類的能力卻只能定期對少數網站進行有意義的訪問。谷歌搜索實際上大力促成了一種隱性的審查機制，那些不能出現在搜索結果第一頁或第二頁上的網站實際上就等同于不存在。正如邁克爾•沃爾夫(Michael Wolff)在《連線》雜志中所說：“2001年，排名前10的網站占據了美國網頁瀏覽量的31%，而2006年這一數字變為40%，2010年則達到75%。”沃爾夫援引俄羅斯互聯網投資者尤里•米爾納(Yuri Milner)的話：“大的(網站)從小的(網站)那里吸走了瀏覽量。理論上說，可以讓少數幾個十分成功的人去控制其他幾億人。你可以很快成為巨頭。”你一旦成了巨頭，就能夠一直充當巨頭。

　　從這個視角看，辛德曼對新聞、新聞媒體和政治網站的研究結果十分驚人。它表現出一種“權力定律”分布：少數幾個政治或新聞媒體網站占據了網絡流量的絕大多數。它們都由聲名在外、資源豐富的傳統巨頭所控制。而許多確實存在但幾乎或者根本沒有流量的網站則形成了一條“長尾”，且很少有人知道這些網站的存在。其中大多數倒閉了，因為經營者沒有動力也沒有足夠的資源來經營它。這么說并不是要貶低“長尾”網站，它們的存在具有相當的價值和政治重要性;相反，這么說是要強調“長尾”網站無法獲得足夠的資源進入這個體系的核心，并獲得廣泛認知。而且，穩健且規模適中的“中產階級”網站也是不存在的;新聞媒體系統的這個部分在網上已經被徹底消滅了。以上內容致使辛德曼得出結論：網上新聞媒體比傳統媒體具有更高的集中度。這一點，對于被吹噓得天花亂墜，而事實上已經僵化的博客領域也是如此。其流量也高度集中在幾個站點上，這些站點都由令人吃驚的精英在操作。雖然登錄網站、向全世界講話的權利仍在，但其在現實世界中的影響力卻正在減弱，而互聯網專有領域的興起也使得開放性網絡的關聯性顯得更小。

　　總而言之，互聯網任由逐利性來指導發展方向，已經成了資本主義的俘虜。它已經偏離了原本的發展方向，不僅沒有利用和強化，反而是在弱化和破壞技術的革命性和民主性。只要互聯網仍被認為是一種主要用于產生利潤的工具，且所有的政策和法規都建立在這一前提的假設之上，那就難以想象出一種與這里的描述不相同的情景。對于有些人，比如《連線》雜志的克里斯•安德森來說，這就是市場的法則，因此也就是世界的法則。但是，按照市場經濟學的標準衡量，互聯網的資本主義發展也已經帶來了許多重大問題。眾多證據表明，有必要另尋他途。幸運的是，對互聯網的另外一種設想是可行的，而且還是來源于經濟學領域本身。

　　勞德代爾悖論

　　為了更深入地解釋互聯網與資本主義這場邪惡聯姻給互聯網所帶來的命運，有必要引入一個區分概念。這個概念并不存在于當今的新古典經濟學當中，但卻是古典經濟學起源的核心內容：即公共財富和私人財產的區別。

　　對主流財富觀念中的矛盾做出最佳解釋的是經濟學史上廣為人知的“勞德代爾悖論”。勞德代爾第八世伯爵詹姆斯•梅特蘭(James Maitland)是《對公共財富本質與起源、增長原因與方式的探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Public Wealth and into the Means andCauses ofits Increase)一書的作者。在這個以他名字命名的悖論中，勞德代爾認為公共財富與私人財產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后者的增長往往會減少前者。他寫道：“公共財富可以被準確定義為所有因為有用或者能帶來愉悅而被人類需要的東西。”這些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因此構成了財富。但私人財產與財富不同，需要一些額外的東西(即有附加限制)，包括“所有因為有用或者能帶來愉悅而被人類需要的東西，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稀缺性”。

　　換句話說，稀缺性是一個東西具有交換價值并能夠增加私人財產的必要條件。但公共財富卻并非如此，它涵蓋了所有的使用價值，因此也就不僅包含了稀缺物品，也包含了豐富物品。這一悖論讓勞德代爾進一步認為，增加那些原本豐富、但是生活必需品的東西——比如空氣、水、食物——的稀缺性，如果能賦予它們交換價值，就會提高個人的私有財產，實際上也能提高國家財產——指的是“個人財產的總和”，然而卻要以公共財富作為代價。比如說，如果有人能夠壟斷原本可以免費獲得的水資源，并對每口水井進行收費，那么這個國家可預測的財產數量將會增加，其代價則是干渴人口數量的增加。

　　勞德代爾聲稱，“人類的常識”會使人們對以各種方式來“反抗”這種“通過創造某些對人類來說有用或必需的產品的稀缺性”來增加私人財富的行為。但是，他也察覺到在自己所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行為正在以多種形式發生。他解釋說，在收獲期，荷蘭殖民者會焚燒“香料”或者付錢給土著居民，“讓他們去采集肉豆蔻樹的嫩花或綠葉”，從而導致其減產。并且在很多年中，“弗吉尼亞的煙草種植者”會按照法律燒掉每個奴隸所生產的固定比例的煙草。這樣的行為都是為了增加稀缺性，通過銷毀或人為限制公共財富的一部分來增加私人財產(以及少數人的財富)。勞德代爾寫道：“那些出于自利原則的人十分明白這個道理，所以除了基本不可能形成的大眾聯合體以外，沒有什么能夠阻止私人貪欲對公共財富的瘋狂掠奪。”

　　勞德代爾還明確地將悖論延伸到了藝術和文化領域。他寫道，“一幅畫或者其他藝術作品的高價可以為藝術家創造財富”，同時也可以增加這件藝術作品有幸擁有者的私人財產，但與此同時，由于稀缺性和難以企及性，這一作品也導致了同類型繪畫作品范圍中公共財富的減少。當然，藝術品領域的稀缺性部分原因在于“由技巧、才能、天分所導致的壟斷”，從而對公眾形成了一種在一定程度上合理的稅收效應。然而，當藝術作品被人為地限制和壟斷，被置于大多數人無法觸及的地方，從而增加其交換價值的時候，公共財富明顯沒有任何得益。蘊含著藝術家才能的文化藝術品能夠大放異彩，最理想的結果當然是價格下跌，使之可以更廣泛地傳播，使人們更容易地分享藝術品，從而增加公共財富。勞德代爾將分析建立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基礎之上，他發現正如斯密所說，富人的重要資產表現為“房屋、服裝、馬車、家具所具有的便利性和裝飾性”，富人壟斷獨享藝術復制品也是這樣，而對這些東西的欲望則是“永無止境的”。在勞德代爾看來，這種對藝術品的壟斷行為對私人財產的增加和對公共財富的減少是成正比的。

　　財富(而不僅僅是財產)概念最初就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緊密相連，約翰•洛克(John Locke)稱之為“內在價值”，后來的政治經濟學家則稱之為“使用價值”。當然，使用價值是永遠存在的，并且是人類生存的基礎。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出來在市場上銷售的產品還包含另外一種價值：交換價值(或稱“價值”)。因此，每件商品都被視為具有“兩面性”，既包含使用價值又包含交換價值。勞德代爾悖論是這種財富/價值兩面性的一種表述，它體現了公共總財富(使用價值總和)與私人總財產(交換價值總和)之間的矛盾。

　　古典自由政治經濟學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對勞德代爾悖論的回應是，強調明確區分財富和價值(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兩個概念的重要性。與勞德代爾一樣，李嘉圖強調，如果水或者其他原本可以免費獲得的自然資源由于變得稀缺而需要某種交換價值，即便私人財產得以增加，也還是會出現一種能反映使用價值受損的“財富實際損失”。

　　與此相反，亞當•斯密在法國的主要追隨者，也是新古典經濟學先驅之一的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 Baptiste Say)對勞德代爾悖論的回應則是簡單地將其排除在外。他認為財富(使用價值)應該包含在價值(交換價值)之內，從而前者就被消除了。在《關于政治經濟及貿易停滯給馬爾薩斯的信》當中，薩伊對“勞德代爾伯爵對財富的定義”表示了斷然反對。在薩伊看來，完全有必要徹底拋棄財富使用價值的定義。薩伊并不否認“確實有些自然資源對人類來說十分珍貴，但它并不屬于政治經濟學討論的范疇”。而政治經濟學的價值概念(完全取代了財富概念)中所包含的，只有交換價值。

　　在古典自由政治經濟學當中，勞德代爾悖論所帶來的矛盾表現得最明顯的，莫過于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在該書中，穆勒(援引薩伊)聲稱：“因此，財富可以被定義為所有有用或合意的具有交換價值的東西”——因此也就將財富歸為交換價值。但穆勒的折衷主義特點及其古典理論基礎又使得他發現了這種說法的不合理性，從而破壞了自己的論點。所以在同一章節中找到了支持勞德代爾悖論的論證，這些論證直接指向了資本積累和公共財富之間的矛盾。穆勒寫道：“如果一件物品在交換中不能獲得回報，那么不管這件物品多么有用或必要，都不能算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財富。比方說，空氣雖然是絕對的必需品，然而在市場上卻沒有價格，因為它可以免費獲得：囤積空氣也不會對任何人產生任何利潤或好處;而其生產和分布法則也完全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不過雖然空氣不是財富，人類還是通過免費獲得空氣而變得更為富有，因為這樣，本應用來提供這種最迫切需要的時間和勞動力，就可以用在其他用途上。也可以想象空氣變為財富一部分的情況。如果要在空氣不能自然進入的地方呆上很長一段時間，比如說在一個沉入深海之中的鐘形潛水器中，人工提供的空氣就會像送到家中的水一樣擁有價格了：如果自然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導致大氣層里的空氣過于稀薄，或者能夠被壟斷控制，空氣就可能獲得一個十分高昂的市場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對超出自身需要的空氣的所有權，就會為其所有者帶來財富;人類整體財富乍看似乎會增加，但實際上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錯誤在于，無論空氣的所有者會變得多么富有，這都是以社會中他人的遭遇為代價的。其他所有人都會變得更加貧困，因為他們被迫為原本可以免費獲得的空氣支付了費用。”

　　穆勒在此處暗示的是，資本主義經濟中日益壟斷基礎之上對私人財產的狹隘追求與社會公共財富之間形成巨大裂縫的可能性，這一點與勞德代爾是一致的。不過，雖然有這番深刻見解，他卻停止了討論，最后對勞德代爾悖論表示反對，并將財富簡單定義為交換價值。

　　與穆勒相反，馬克思和李嘉圖一樣，不僅很快接受了勞德代爾悖論，并且做出了自己的闡釋。馬克思認為使用價值與價值、財富與價值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在《哲學之貧困》中，他回應蒲魯東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混亂處理，指出這一矛盾已經由勞德代爾進行過最深刻的解釋，并“在兩種價值成反比的基礎之上建立了自己的體系”。實際上，馬克思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整個批判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基礎上的，這也是《資本論》中馬克思觀點的關鍵組成部分。

　　在分析美國的政治經濟條件時，馬克思批判了愛德華•韋克菲爾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關于殖民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觀點。韋克菲爾德稱，資本主義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新興殖民地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公共土地太多。這是發展雇傭勞動力的一大障礙。由于擁有大量免費可得的土地，工人迅速脫離了受剝削勞動力的身份和商品領域，變成了自給自足的農場主和小業主。韋克菲爾德強調，這種情況下，首先應該找到讓土地變得稀缺的方法，比如人為制造土地價格的上漲，推行缺席所有權，從而讓大眾再也無法進入原本屬于公有的土地。馬克思評論說，“在所謂的國家財富名義下”，韋克菲爾德找到了“確保人民貧困的人為手段”。

　　馬克思與勞德代爾在財富問題上的觀點相同，只是觀點更加有力，更加具有一致性。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以交換價值積累為前提的制度，即便這種積累要以包括社會特性和人類勞動本身在內的真實財富/使用價值損耗為代價也在所不惜。“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這是每個資本家和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座右銘。”與之一脈相承，20世紀20年代，托斯丹•凡勃倫(ThorsteinVeblen)將開發資源的“美國計劃”描述為“一種既定的、在合法沒收計劃基礎上將所有公共財富轉變為私人收益的行為”，在其過程中破壞了許多實際的社會財富。

　　財富這一經典概念在新古典經濟學興起時被徹底顛覆了。這一點可以從新古典經濟學奠基人之一——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的作品中看出。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門格爾直接攻擊了勞德代爾悖論，認為這一悖論“乍看之下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但卻建立在不正確的區分方法之上。按照門格爾的觀點，重要的是要反對使用價值/交換價值，以及財富/價值這種區分方法。財富是基于交換的，如今這被視為是植根于主觀效用之中。站在勞德代爾的立場上，他認為從純經濟學的角度能夠說得通的是，提出一種“長期不斷減少的充足的(非經濟)可獲得商品(比如空氣、水和自然景觀)。因為這種不斷減少、最終一定會形成一定程度的稀缺性，從而財富成分得以增加”。按照這一思路，門格爾認為礦泉水由于稀缺性，就可以被看作一種經濟商品。因為其資源并不充足，因此在質量和數量上都可以與普通淡水區別開來。那種勞德代爾(以及李嘉圖和馬克思)認為是悖論甚至是詛咒的東西——即通過人為制造的稀缺性來增加私人財產的行為，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先驅之一門格爾看來，則是一種擴大財富的手段，所以也是可取的。

　　因此，占據統治地位的新古典傳統穩步遠離了社會/公共財富的概念，并從核心分析中排除了社會(及自然)成本的問題。墨西哥灣的石油泄漏由于帶來了清理和訴訟方面的開支而促進了GDP的增長，但這一事件帶來的經濟損失則很少得到反映。生態經濟學家赫爾曼•達利(Herman Daly)評論道：“勞德代爾悖論似乎正是用交換價值(而并非使用價值)來衡量財富所付出的代價。”

　　互聯網悖論

　　所說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互聯網悖論”，應該被視為勞德代爾悖論的一個推論。在這個以犧牲公共財富為代價來增加私人財產的世界中，一開始似乎被認為具有巨大潛力的互聯網(它代表了一個全新的公共財富領域，與一整片新大陸相類似，并且意味著一個能不受限制進行通信的全新廣闊民主空間的可能性)，對其潛力的期待卻在幾十年中煙消云散，也就不足以令人驚訝了。這一領域的競爭策略圍繞在鎖定客戶和利用需求方規模經濟兩個概念上，這些都容許在個別公司中積聚大量資本。

　　就像歷史上美國取消免費用地一樣，互聯網也正在變成少數幾個人占據支配地位的空間，這樣才能利用稀缺性所帶來的價值。網上許多免費公共空間的“關閉”(或取代)目前似乎正在進行之中。以使用價值來衡量的新型通訊潛力對全人類的能力具有促進作用，但這原本顯然是一種公共財富。而這種公共財富正在讓位于一種完全不同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交換價值占主導地位，而那些與相對自由的通信一起消失的使用價值，則被記錄為財富的增長，因為它在一夜之間創造了大量的私人財產。

　　從資本主義的觀點看來，互聯網所代表的資源充足性正是其盈利的最大障礙。勞德代爾寫道：“如果一種商品像空氣或水一樣充足，那它就不可能具有價值屬性。因此，充足性一定會降低任何商品的價值，而十分充足則不可避免地會徹底摧毀其價值。”

　　由于在互聯網中稀缺性是需要創造的，也就必然是人為的——實際上《連線》雜志的安德森就寫道，“人為制造稀缺是逐利行為的天然目標”——這也就要靠熊彼特所說的“壟斷行為”來實現。其結果當然是實現了幾家公司的統治地位。這些公司頂多是“合作互利者”(而不完全是競爭對手)，并且都擁有可觀的壟斷/寡頭壟斷力量，因此能夠獲得額外收益或者壟斷尋租。一項創新只有能夠找到方法“圈出”一部分公共財富，并有效地對其進行私有化和壟斷，才能帶來巨額回報，才具有商業開發的價值。信息具有所有人都能獲得的天然屬性，一個人消費了，他人仍然可以消費，是一種公共品。而在上述途徑中，信息由于純粹市場力量的作用，已被轉變為一種稀缺的私人商品。

　　然而，這一切要能行得通，必須要有公共部門的合作?；ヂ摼W的私有化和壟斷化需要這樣一個國家：它和資本是合作關系，既不向民眾提供進入這一公共領域的必要替代手段，也不保護這個公共領域免受互聯網大亨的洗劫。實際上，這個國家在發現財富新領域從無到有的時候故意偏開了視線，并且沒能對資本的迅速積聚采取必要的抵制行動，甚至還助長了它。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于2011年批準康卡斯特和環球電影公司進行合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邁克爾•科普斯(Michael Copps)投了唯一的反對票，他表示：這起合并“開啟了互聯網‘有線化’的大門”。根據科普斯的說法，這一做法“帶來了設立圍城、收費站，操縱內容優先級，向終端用戶收取鏈接費的潛在可能性，并給了內容獨立性致命的一擊”。公共財富、自由鏈接權、網絡中性，以及民主通信領域在此表決中一敗涂地?；ヂ摼W所具有的真正財富就像一片新發現還未被探索過的大陸一樣。如果根據公共利益來管理，這樣一個領域能擁有多么重要的使用價值?可是民眾還沒來得及意識甚至想到這一點，互聯網就已經被拱手送給了私人利益集團。

　　通信行業絕不僅僅是一個普通市場。其實，嚴格意義上來說它根本不是一個市場。它更像是空氣或者水，是公共財富的一種形式，是一種公共品。亞里土多德說人類是一種“社會性動物”，其實還不如說人類是交流性動物。人類大腦是與語言共同進化的——語言也是社會特征。社會關系和民主形式的發展，還有科學、文化等等，都是交流的產物。因此，互聯網作為一種似乎不受限制的自由通信形式，就帶來了人類社會性廣闊新領域的發展前景，同時也提高了增強民主的可能性。然而，互聯網不僅沒能成為擴展人類社會性的工具，反倒起了相反作用，成為了一種新的異化方式。這一過程并非自然形成，說到底仍然是一種社會選擇的結果。

　　這個故事的寓意是非常清楚的。美國乃至世界各地的人們必須加倍努力，去解決本文所分析的各個互聯網悖論。結果還遠遠沒有確定，事態也仍然處在發展之中。進行全球范圍內的抵制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事實上，從互聯網的性質和所涉及的利害關系來看，似乎可以說，在未來的幾年中，這些問題只會變得越來越錯綜復雜。這場戰斗會產生怎樣的結果，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人類作為社會性動物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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