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綠色革命需要過量投入、大量機械以及過多能源，從而是一個不可持續的系統。貸款是綠色革命的必要部分，它產生了大量難以償還的債務。最重要的是，綠色革命并沒能消除饑餓。第一波綠色革命在非洲也從來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這由很多原因造成，包括內戰、政府腐敗、政府間不合作、灌溉缺水、土壤類型多樣、基礎設施缺乏以及非洲大陸廣闊的地貌。然而，在西方政府的援助和政治推動下，非洲綠色革命聯盟(AGRA)開始推廣轉基因種子的實驗和種植，開啟了第二波綠色革命之門，AGRA認為發展意味著大規模農業，單一化栽培，“改良的”轉基因種子以及更為長遠的，工業化農業體系。而這一計劃的背后從一開始就有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國際開發局和各種“慈善”基金會的影子，這將使非洲走向重新被殖民的道路。
全世界大部分的糧食都是由小農生產出來的。盡管被稱作“傳統”農業，但小農生產方式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農民會不斷調整適應。傳統農業依賴于農作物的多樣與混合，俗稱混養，從而提供均衡的日常食物。這種混養型農業對農民來說是承擔得起的，同時也能適應不斷變換的當地條件。
綠色革命依賴不斷增加的單一作物畝數，大部分種的是谷物，這也加大了除草劑、殺蟲劑、肥料以及各種新型高產作物的使用量，這些投入對那些養活人類的小農來說是承受不起的。
綠色革命需要過量投入、大量機械以及過多能源，從而是一個不可持續的系統。貸款是綠色革命的必要部分，它產生了大量難以償還的債務。婦女生產出的糧食在世界糧食總量中占取了相當大的比例，但綠色革命也沒有幫到她們什么，沒有給她們提供受教育的機會，沒能賦予她們權力，反而使她們更難以維持自己對土地的權利。最重要的是，綠色革命并沒能消除饑餓。
綠色革命在非洲也從來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這由很多原因造成，包括內戰、政府腐敗、政府間不合作、灌溉缺水、土壤類型多樣、基礎設施缺乏以及非洲大陸廣闊的地貌。當綠色革命被當做一種解決饑餓問題的方式提出來的時候，非洲或許是幸運的，但它也促使西方國家永久掌控非洲的政治和國家經濟，一種新型的殖民主義就此誕生。
如今，全球的農業綜合企業都有意通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國際開發局和各種“慈善”基金會的財政支援，同時仰靠所謂更加“發達的”國家(八國集團)的政治支持，達成其擴大利潤的目的，非洲毫無疑問成了他們被拯救和被發展的目標，這樣，眾多企業獲得贏利，西方國家則獲得政治和經濟掌控。
非洲綠色革命聯盟(AGRA)似乎有所有的答案。該組織由比爾和梅林蓋茨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發起，同時由非洲顯要的高管負責領導，其目標與第一批綠色革命國家的目標極其相似，即通過加大投入增加農業產出，單一化種植，為世界市場生產糧食，而不關注為小農、婦女和貧困人口增能的社會變遷。
作為舊的綠色革命的改版，非洲綠色革命聯盟更關注私有化控制而不是公共所有——追求更多利潤而非長遠責任。一個明顯的例子，私有的種子公司生產、并向農民出售它們的種子，而不是讓農民有辦法共同培育種子。
原本大部分非洲國家都沒有商業化地種植轉基因作物，但在西方政府的援助和政治推動下，很多非洲國家正在進行轉基因作物的試驗。盡管非洲綠色革命聯盟聲稱其合作者目前沒有在非洲銷售轉基因種子，但推動力顯然存在。
盡管蓋茨基金會企圖使它與非洲綠色革命聯盟的聯系看起來是純慈善性的，然而，這只是表面上的，因為孟山都是獲利的，因此蓋茨基金會也能獲利。
非洲綠色革命聯盟指出，“在非洲只有大約四分之一的小農能夠得到好的種子”——所謂的“好種子”，在非洲綠色革命聯盟的資助者和合作者眼里，就是轉基因種子，需要農民每年花錢購買的種子，而不是農民自己留的種子。在非洲綠色革命聯盟的標準下，農民自留種和相互換種的傳統育種方法是過時的，他們也在不斷推進種子法律的變革，從而可以保證取得專利的種子能暢行無阻。
在加納，國會對《植物培育者法案》給予了全力支持，這項法案是限制農民自留種和換種的。加納農民和漁民全國協會認為，“這個體系的目標是迫使農民”每一季都去購買種子。”這項由非洲綠色革命聯盟、G-8集團、美國國際開發局(USAID)和大型農業企業共同推動的法案，會使以后除了轉基因種子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種子了。對于像孟山都這樣的生物技術公司，非洲是一個新的市場，擁有大量土地、大量人口、大量國外投資，且政府愿意推動它們的計劃，這些都會產生巨大的利潤。
非洲綠色革命聯盟可能覺得他們無所不知，但問題是他們從來不知道詢問，他們從來沒有問問非洲農民到底需要什么，這就是殖民主義行徑而非民主所為。
作為環境權利行動(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Action)和尼日利亞大地(FoEN)的成員，Mariann Bassey Orovwuje在去年十月的西雅圖市政廳論壇上這樣說過，“如果你們準備幫我，請問問我到底需要何種幫助。”
來自南非社區外展服務和教育基金的梅爾恰·安德魯斯視非洲綠色革命聯盟和綠色革命是“殖民主義的另一階段”。她這樣說道，“我們不需要更多的慈善捐款和投資，我們需要團結，我們需要共同向你們學習，向農民學習，向食物運動學習，向當地現存的小型市場學習，向社區運動學習。我們需要人與人之間的合作，不需要企業的接管。”
瑪利亞姆·邁耶是非洲生物安全中心的主管，她感到“農民的傳統種植體系受盡了斥責，因為根據蓋茨的喜好，他視其為落后的生產系統，是非洲貧窮和落后的原因。這幾乎是一項共同籌備好的計劃，力圖荒廢這些農民的傳統種植體統，擺脫它們，因為它們很丑陋，很落后，所以它們必須消失，立刻馬上!”她又說道，“我希望你帶個信回去，非洲的農民組織怒不可遏，因為決策的指定方式，以及強行實施在我們頭上的方式，是一種暴力的保護人式和家長制行為，好像我們是小孩子，而他們則以一副可以修復破損之物的姿態，為我們制訂了一套解決方案。”
2013年的7月18日，非洲農業發展國際基金會的主席Kanayo Nwanze博士在三年一度的非洲研究論壇常規會議上說道，“非洲可以養活非洲自己，非洲也應該養活非洲自己，而我們自己也相信非洲將來會養活非洲。”有一點值得玩味的是，他從頭到尾沒有提到轉基因作物。
就像非洲綠色革命聯盟在非洲大陸上強制推行其各式計劃一樣，世界銀行也在非洲許多國家強制推行其結構性調整計劃，Nwanze覺得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非洲農業的衰退。對于所謂的“綠色革命”，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僅僅關注提高生產率，非洲就會面臨一項真正的危險：食物產量增加了卻沒法養活更多的人。”
他強調“產量的提高不能成為檢測結果的唯一標準，貧困的減少、營養的增加、社會凝聚力以及健康的生態系統等也應納入考量的范圍。而且，農業發展也必須惠及女性群體，農村社會中的女性是最弱勢的。”
盡管IFAD并不完全支持非洲農業的改造，Nwanze清楚地描繪了一幅與綠色革命或者AGRA的設想不同的非洲的發展圖景。我們只能寄希望于他是真誠的，承認非洲人也會剝削非洲人這一點非常重要，就像西方的政府和企業也會剝削他們的同胞一樣。非洲的未來應該由民主和食物主權來決定，而不是由非洲的富人和西方的跨國公司來決定。
AGRA認為發展意味著大規模農業，單一化栽培，“改良的”轉基因種子以及更為長遠的，工業化農業體系。然而，這些之中沒有哪一項能讓饑餓終結，盡管我們一直被灌輸要相信這種農業模式的說法，但這種農業模式無論在過去還是將來，都不養活不了整個世界。
在他的著作《農業末日》中(Farmageddon), Brewster Kneen強調“這種新權力希望我們認為他們的生物技術項目是無可替代的。他們僅僅是命運的代理人。我們都應該感激他們的引領，感激他們為人類利益而做出的努力，并且適應他們的規則，不管我們是不是要求他們這樣做。”
殖民主義是保護人式的、家長式的，也是暴力的。非洲綠色革命聯盟為非洲、非洲人民和農民規劃的愿景是一種使農業企業和非洲綠色革命聯盟同伙們謀利的新殖民主義。它最終會導致非洲人民和非洲文化的貧困。如果相信非洲綠色革命聯盟的愿景，這不僅是令人可笑的，受了誤導的，而且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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