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以高收入、高消費、高福利為標志的“三高”一直是發達經濟體展示給世人的耀眼光環，它們也一直是許多發展中經濟體努力追趕的目標。然而種種跡象越來越清晰地表明，經濟停滯成為西方經濟發展的新常態，發達經濟體或將步入“高收入陷阱”。
“高收入陷阱”指一個國家進入高收入階段后，往往會陷入經濟增長的持續停滯，既無法在工資等方面與中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找到技術進步的新突破點，高收入水平難以為繼。步入“高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現：其一，經濟增速在低位徘徊，越來越多的國家或行將失去“發達國家”身份。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打擊，發達經濟體經濟陷入嚴重衰退，至今未恢復到危機前的狀態。其二，投資持續低迷。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經濟體的資本大量外流，國內投資持續下降，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投資更是在低位徘徊，無力推動經濟復蘇。其三，失業率居高不下。自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的失業率長期處在6%以上的高位，歐元區失業率一直保持在兩位數，個別國家如希臘和西班牙的失業率更是高達20%以上。其四，收入增長緩慢甚至下降，兩極分化日益加重。在過去20年間，西方發達經濟體人均收入增長十分緩慢，少數金融和高科技產業精英積累的財富不斷膨脹，而大多數中產階級人群的收入和福利水平沒有顯著提高，兩極分化日益加劇。金融危機之后，大多數國家隨著失業率的攀升和因財政緊縮而削減社會保障支出，民眾的社會幸福感大大降低，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的實際人均收入低于危機之前的水平。
發達經濟體經濟停滯呈常態化趨勢
發達經濟體陷入“高收入陷阱”與其經濟停滯有直接關系。目前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普遍陷入嚴重的停滯狀況，且呈現常態化趨勢，表現如下。
其一，制造業嚴重萎縮，投資機會幾近為零。從上世紀70年代起，為了擺脫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率高企并存的“滯脹”困境，發達經濟體紛紛借助投資、金融和貿易自由化大規模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導致嚴重的產業空心化，加工制造業迅速萎縮，經濟增長的國內投資動力和基礎喪失，出口能力枯竭，外貿赤字劇增。在制造業衰敗的情況下，產業升級換代無從談起，投資機會幾近為零。
其二，經濟高度服務化和金融化，無力支撐經濟增長。發達經濟體產業結構已經高度服務化，服務業在三次產業中的比重已接近80%，但是服務型經濟勞動生產率低下，收入水平增長緩慢，推動經濟增長的能力非常有限。服務型經濟以咨詢、通信、金融、餐飲、旅游、家政、娛樂等服務活動為主，對投資的需求很小。
其三，人口老齡化嚴重。發達經濟體人口老齡化趨勢越來越嚴重。在歐盟27國中，目前平均由4個勞動年齡人口負擔支持1個退休人口。根據聯合國及歐盟的預測，到2050年時，這個比例將降至2∶1。日本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更大。人口老齡化帶來嚴重后果：養老金支出規模不斷增大，使在崗勞動者的稅負加重，引發社會矛盾;養老福利開支不斷增大，加大政府債務負擔，引發債務危機;人口老齡化使社會消費能力大大減弱，難以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人口老齡化導致技術創新和財富創造能力衰退，國家競爭力受到削弱，經濟增長失去動力。
其四，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制約經濟增長。發達經濟體雖然實行了覆蓋面很廣的福利制度，但是財富占有的兩極分化卻非常嚴重，少數金融和技術精英占有社會的絕大多數財富，而政府的稅收政策卻很難將其轉變成公共收入。結果是：一方面少數人占有的財富越來越多，中產階級人群數量不斷減少，需要政府公共開支加以照顧的低收入人數越來越多;另一方面政府的稅收收入越來越難以滿足不斷擴大的福利開支，債務包袱越滾越大，面臨嚴重的債務危機。兩極分化的后果是社會的消費能力受到嚴重抑制，需求不足嚴重制約經濟增長，同時政府為削減赤字而采取的財政緊縮政策又進一步抑制經濟增長。
其五，政府債臺高筑。發達經濟體的政府財政被選舉政治所綁架，各種政治勢力為爭取選票競相作出超出經濟和財政承受能力的承諾，結果是許多國家的預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大大超過規定的警戒界限，釀成嚴重的主權債務危機，對經濟衰退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其六，政府經濟調控能力衰竭。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重創發達經濟體，經濟普遍陷入衰退和停滯。為了使經濟擺脫衰退和停滯局面，發達經濟體政府將傳統的宏觀調控手段全部用上了，且達到了極致。主要措施有：救助大銀行大企業、實施再工業化戰略、禁止跨國公司逃稅、吸引外國投資、實施負利率和量化寬松政策、貿易保護等。盡管如此，絕大多數國家經濟復蘇依然乏力，且呈現持續停滯態勢，隨時可能陷入新一輪金融、債務危機。
發達經濟體經濟停滯的政治和經濟原因
首先，發達經濟體實行的是以私有制和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基本經濟制度，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是這一制度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的發展必然導致極少數私人大資本占有越來越多的財富，而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受到越來越嚴重的侵蝕，由高收入階層滑入中低收入階層。
其次，西方發達經濟體實行由三權分立和多黨制構成的政治制度。在這套制度中，不同黨派為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團的私利在立法機構激烈爭斗，相互掣肘和拆臺，很難就重大經濟和社會問題達成一致，決策效率極端低下，致使作為執行機構的政府難以有效發揮職能，很難及時應對、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重大問題和矛盾，導致經濟持續停滯，社會財富創造能力枯竭，人們的收入水平不斷下降。
最后，西方發達經濟體奉行的主流意識形態是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無視西方發達經濟體生產高度社會化和所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具有全局性乃至全球性的實際，以近乎無政府主義的態度看待政府職能，宣揚最無為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同時無限夸大市場的作用，將市場視為一個國家由貧窮落后走向繁榮富裕的唯一通道。在其影響下，西方發達經濟體大力削弱政府職能，積極推行私有化、市場化，形成了過分偏向市場的“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這種模式對私人資本的經濟行為缺乏有效約束，對宏觀經濟波動和失衡狀態缺乏有力調控，對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難以有效化解，導致經濟和社會矛盾日益激化，金融危機、債務危機頻發，經濟停滯常態化，社會成員的高收入難以為繼。
西方發達經濟體一直以來以經濟發達、物質繁榮、收入水平高、福利制度完備傲示世人，對它們的價值觀以及經濟和政治制度充滿優越感，竭力向別的國家推銷。現在，發達經濟體或將掉入“高收入陷阱”這一事實嚴重挫傷了發達經濟體的自尊心，也使他們一貫吹噓的價值觀和政治經濟制度黯然失色。深入研究和思考發達經濟體掉入“高收入陷阱”的原因和影響，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有助于我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有助于我們從實際出發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少走彎路，有助于我們擴大中國現代化道路的世界影響力和感召力。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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