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5月15日，共有64個華裔、印度裔、韓裔和巴基斯坦裔的社團和組織參加了亞裔團體就哈佛招生歧視進行維權的聯合行動。這是近20年來美國亞裔在追求平等教育權益方面最大的一次聯合行動，不僅引起美國聯邦議員和教育部的重視，也被主流媒體廣泛報道。實際上，美國錄取的潛規則早已為人詬病，普利策獎得主、《華爾街日報》調查記者丹尼爾·金(DanielGolden)就寫了一本《大學潛規則》， 揭示了美國貴族賴以達成世襲的秘訣之一。本文原載2014年3月9日《東方早報》。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提到，由于美國社會沒有長子繼承制，所以永遠不會分化出世襲貴族。美國人也是這么認為的。在一片機會均等的土地上，最優秀的人總會脫穎而出。那些僅僅占據家族財富的庸人則缺乏必要的競爭力。所以，這總是一片充滿活力的土地。
然而，美國的階層流動性已經明顯低于它曾經鄙視的舊大陸。一個新的世襲貴族階層已然在美國形成。在《大學潛規則》(ThePrice ofAd-mission)一書中，普利策獎得主、《華爾街日報》調查記者丹尼爾·金(DanielGolden)為我們揭示了美國貴族賴以達成世襲的秘訣之一。
《大學潛規則: 誰能優先進入美國頂尖大學》
[美]丹尼爾·金著
張麗華 張馳譯
商務印書館
2013年5月第一版
385頁，49.00元
錢
1995年，提摩西，格羅頓中學(GrotonSchool)的一個學習水平中游的學生，申請了斯坦福大學。他在中學里是一位優秀的橄欖球運動員，主打防守位置。斯坦福把他按照頂尖運動員特招入校。奇怪的是，斯坦福并沒有授予提摩西運動員獎學金(每一個特招橄欖球員都有的獎學金)。而時任斯坦福隊總教練的泰隆·威靈漢(TyroneWillingham)也聲稱他并沒有招募提摩西。實際上提摩西也缺乏防守隊員所必需的速度。
三年以后，格羅頓中學1998年度共有九人申請斯坦福大學。斯坦福最后只招錄了瑪格麗特。她在班級中僅是中游水平，SAT分數遜于其余八個申請者中的七人。在被斯坦福拒絕的八人中至少有一人在學術領域全面超越了瑪格麗特。那么，為什么斯坦福對他們情有獨鐘呢?
這兩位幸運兒的父親，羅伯特·貝斯(RobertBass)是得克薩斯石油大亨，1991年他曾經向斯坦福捐款兩千五百萬美元。美國頂尖高校為了證明自己的公平，總是強調自己的錄取都是“無視需求”(即錄取時不管學生是否能支付學費)，哈佛等大學甚至會免除貧困或中產學生的學費。但這些學校往往不是“無視財富”。捐款與錄取，已經成為美國大學的一種潛規則。并不僅僅是大學會在富豪捐款后投桃報李，具有野心的大學，往往也會主動錄取富豪的子女，并不停地討好富豪，從而希望能夠獲得豐厚的捐款。
1993年杜克大學主動錄取了羅伯特·貝斯的大兒子克里斯托弗。1996年羅伯特向杜克大學捐款一千萬美元。
不僅僅是知名私立大學有這種考量。公立大學如弗吉尼亞大學同樣注重捐款。曾經以平等為宗旨的貝茨學院(BatesCollege)在1980前后由于資金來源萎縮，也逐漸放棄了過去的信條，轉而開始在富裕的市郊地區以及私立貴族中學尋找未來的學生。
根據金的調查，只要贊助兩萬美元，一個學生就能被一般的博雅學院(LiberalArtsColleges)優先錄取。比較出色的大學，這個數目就達到了五萬美元，而且學生家長需要許諾未來會投入更多的捐款。排名前二十五名的大學，十萬美元是必須的。而到了前十名，二十五萬美元只是及格線，父母往往要投入上百萬美元來為子女鋪平道路。赤裸裸地向學校提議以捐款來換取子女的錄取，在美國上流社會看來，實在是粗魯不文。這些見不得光的口舌功夫，都是由私立預科學校(PrepSchool)的畢業咨詢人員、親朋好友或是受雇的大學入學咨詢師來完成。
而這些活動，則包裹在層層謊言之中，成為了不可明言的潛規則。
謊言
長久以來，美國大學體系都以精英教育著稱。大學都宣稱主要根據學生的水平，而不是其他要素，來進行錄取。然而事實上，美國大學體系之中極少有誰真的是這么做的。那么，美國大學又是如何避免大眾反感的呢?
主要的策略是包裝。美國大學一般把校友子女稱之為“傳承”(Lega-cy)。美國大學一般會說，他們在兩個勢均力敵的候選學生之中，會選擇有“傳承”的那一個。他們說，這是為了校友的情分和褒獎這個家族對學校的“忠誠”。
事實真相是，美國大學的校友群體是一個學校獲得捐款的主要來源。而捐了款，校友自然期待學校的回報。很多捐了巨款的校友，即便其子女的水平明顯低于很多被淘汰的申請者，卻還是脫穎而出。哈佛大學的錄取率僅為百分之十。但是“大學資源委員會”(哈佛大學主要捐款者組成的籌款組織)成員子女的錄取率卻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社會活動同樣是大學招生的一個關注點。而這恰恰是貧困學生的短處。富裕家庭子女可以自費飛到肯尼亞去從事志愿活動，可以到十幾個不同的國家游歷，而貧困或中產子女卻往往要用課外時間打工賺取零花錢或生活費。
更可怕的是，這些學校一方面要照顧權貴子弟，一方面還要服從法律，招收黑人、西班牙裔子弟。其結果就是擠壓其他人群的招收規模。這時受損最為嚴重的，莫過于亞裔。亞裔要進入美國頂尖大學，必須擁有比別人高得多的分數、強得多的特長。而美國大學對此的辯護是：“亞裔都是考試機器”、“亞裔缺乏創新力”，這大概是美國最公開、最“政治正確”的種族歧視了。
錄取信
一封薄薄的錄取信中包含著大學太多的利益與太多的野心。大學所關心的，甚至僅僅是金錢。一些大學還專門優先錄取名人子女，換取名人在校內舉辦活動，與師生、家長互動。這能吸引更多的“潛在捐款者”，也能提高大學的名望。大學還優先錄取教職員工的子女，從而提高大學的知名度。
所有這一切，都破壞了美國高等教育長期以來宣揚的精英教育理念。從哈佛、杜克、布朗以及圣母大學來看，似乎沒有錢大學就發展不好，似乎要有錢就要有交易。而大學能用來進行交易的，當然是錄取信。也許這根本就不是丑聞，而只是無奈的現實?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丹尼爾·金在《華爾街日報》上登載的一系列披露美國高校招生丑聞的文章，在某些人群之中，非但不是一份對教育不公的調查報告，反而是走后門的指南。金提到，在文章發表后，曾有一位高科技企業的老板找到他，希望金能幫助他們成績平平的女兒。他們希望知道究竟多少錢才能買到一張進入常春藤盟校的門票。
如果僅僅閱讀前半本書，讀者可能會傾向于把書名翻譯為《錄取的價格》。但是最后幾個章節才是整本書最具力量的部分。因為金證明了，大學的權錢交易并不是必要的。他想要講述的，不單是錄取的價格，更是美國現存大學招生體制所帶來的代價，以及為什么這些代價都是不必要的。
加州理工學院，一直秉承絕對的精英主義教育，沒有人可以因為父母捐了錢而被優先考慮。這所學校的入學申請表之中，雖然要求填寫申請者父母的母校，但是在錄取時有“傳承”的申請者的錄取標準卻要高于一般申請者。也就是說，“傳承”和“發展事項”在加州理工學院是被完全無視的。這使得加州理工新生之中的校友子弟往往不到百分之十，大大低于其他頂尖大學。不為任何財富折腰，使得加州理工的學生素質在頂尖名校之中高居榜首。
遠在肯塔基的拜利亞學院(BereaCol-lege)與加州理工持有共同的理念。這所學校甚至比加州理工更激進：除教職員工子女外，它拒絕任何家庭收入過高(2006年時上限為五萬一千美元)的學生入學。這使得該校學生家庭收入平均僅為二萬七千美元(低于美國平均家庭收入)。拜利亞學院在美國博雅學院之中排名第七十六，本科教育水平排名第十一。它曾經培養出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約翰·F。芬恩(JohnF. Fenn)。
位于紐約的庫珀聯盟是一所頂級藝術學院，曾有學生被庫珀聯盟因為資質不夠而拒絕，卻被耶魯錄取。他們也有著類似的做法。前招生主任理查德·伯利(RichardBory)說他會確保每個錄取的學生都是最好的，而每個被拒絕的學生都有正當的拒絕理由。他說他當了十八年的招生主任，只有三四次有人打電話來問為什么自己的子女沒有被錄取。很多紐約名門子弟都被拒絕了，而他們自己很清楚是為什么。
在資金方面，這些學校把籌款活動回歸到了本質———支持教育的慈善活動，他們拒絕那種“錄取信采購大會”式的籌款活動。有人說典型常春藤盟校的籌款和加州理工的籌款具有本質差異。常春藤盟校在向某公司籌款時會問“這個公司里誰是校友”，然后與該校友聯系。他們會對校友說：“您在本校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您難道不想讓其他某個人也享受類似的時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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