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議期間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和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
“更美好的世界”
萬隆，這座印度尼西亞爪哇島中部椰林和金雞納園懷抱中的城市，宛若18世紀的鏡像，將西方殖民時代的風韻照進現實。盡管身為印尼第三大城，萬隆卻缺少壯觀的城市天際線，沒有首都雅加達的浮華，屬于它的是星羅棋布的荷蘭風格建筑、縱橫交錯的狹窄街道、雜亂無章的低矮民房，以及騎著摩托車穿行其間的普通百姓。
萬隆是座”民眾之城”，有著濃烈的民生氛圍，這種氛圍可以消磨一切政治紛擾，穿透所有意識形態迷霧，把人性最真實的一面展現出來。對于這，剛離世的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在半個多世紀前就已察覺。20世紀五、六十年代，從世界大戰廢墟中站立起來的亞非國家面對突如其來的選擇自由興奮不已，披著各種革命外衣的理想主義火花四處飛濺。然而通過對身邊義工的觀察，當時在新加坡自治邦做議員的李光耀不以為然。他說，盡管“競相表現無私精神的做法像洪流一般席卷了一代人”，“他們不可能長期堅持，革命熱忱只能帶動他們到此為止，最終，他們得討生活、養家”。
李光耀預見，革命者當中的一些人一旦放棄信仰，“往往變得貪得無厭，急于補償過去的損失”；“當革命不能帶來烏托邦，經濟轉為自由市場時，有權發出執照或者能夠靠官階購買物資和插手服務業的人，是最先腐敗和下手剝削民眾的人”。李光耀和他領導的政黨確立了自己的世界思維，拒絕被裹挾到反“新殖民主義”浪潮中去。
距新加坡700多公里的萬隆則在1955年4月迎來另一群人物，他們在反對新舊殖民主義的共同旗號下舉行了“第一次展現第三世界重要性”的國際會議。印尼總統蘇加諾作為發起人和東道主號召“占據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與會國運用“國家的道義暴力”爭取和平。他宣布，“這是人類歷史上屬于有色人種的第一次洲際會議”，“各民族、各國從沉睡中醒來了，用戰火燃燒地球的白人世界正在垂死掙扎，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正在崛起”。
促成萬隆會議的根本原因其實是兩極格局的生成和美蘇冷戰的興起。處在兩大強權爭奪中間地帶的亞非國家極度缺乏安全感，聚在一起超越不同發展道路的選擇發出拒絕參加侵略性軍事集團、反對在自己領土上建立外國軍事基地的聲音。這實際是一種本能的“和平主義”、“中立主義”選擇，卻無意間奏響了多極世界的先聲。
29個亞非國家在萬隆的集會確立了以團結、友誼、合作為核心內容的外交原則，將中國與印度、緬甸在1954年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進一步強化為萬隆十原則，催生了不結盟運動和東南亞國家聯盟，甚至石油輸出國組織，也成就了尼赫魯、鐵托、納塞爾等一批新生國家領袖的世界聲望，更讓第三世界從此作為一支誰都無法忽視的自尊力量登上國際舞臺。
第三世界的“純真年代”
出席萬隆會議的國家多為昔日歐洲殖民統治的受害者，他們把最主要精力用于結合自身利益和國情對《聯合國憲章》中的“民族自決”原則進行發展（這一原則最早卻是由美國總統威爾遜在1918年提出的），并未發出針對美國的“集體質疑”。然而，美國認為萬隆精神不過是“共產主義煙幕”，標志著“世界秩序發生了有利于南方和東方的逆轉”，擔心新興國家充分享有主權會對美國的世界權力構成比蘇聯還重的潛在威脅。
為避免發生美國世界權力的軍事和合法性雙重危機，過度關注歐洲的“艾森豪威爾主義”進行了調整，開始加緊把新獨立國家納入冷戰世界秩序的權力結構。美國似乎忘記了，正是其罔顧1954年早先一步達成的日內瓦協議精神，拼湊包含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菲律賓、南越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打造“亞洲版北約”，加劇了其他亞洲國家的不安。印尼、印度、緬甸不僅拒絕加入東南亞條約組織，而且希望通過推動新興國家自主聯合稀釋這個組織干預地區局勢的法律依據，中國和胡志明領導的北越更是警覺，這何嘗不是萬隆會議登場的重要背景。
萬隆29國包括日本和南越。當時，日本已在名義上結束了被占領狀態，靠提供戰爭和后勤服務從朝鮮戰爭中大賺一筆，經濟開始全面復興，民族自信正經歷戰后第一次勃興。鳩山一郎內閣急著要擺脫美國控制重返國際舞臺，決心實現日蘇關系正常化并同新中國建立聯系，參加萬隆會議正是其鋪墊之舉。南越則剛剛建起分立于北方的政權，需要世界的承認。日本和南越的自主意識喚醒了美國的憂慮，導致華盛頓在亞洲更賣力地安排集體安全體制，包括在雙邊關系上給予日本更多平等權，慫恿吳庭艷政權破壞日內瓦協議以把南越改造成永久的反共堡壘。
以觀點保守著稱的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在他的《現代：從1919到2000年的世界》一書中把20世紀50年代稱作”萬隆時代”，不無揶揄地說：“為什么不能有一個第三世界，像從帝國的灰燼中誕生的鳳凰涅槃一樣，自由、和平、不結盟、勤奮、沒有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罪惡，充滿公共美德，今天用它的新生拯救自身，明天以身作則拯救全世界？”保羅·約翰遜在內心里是反現代的，他特別懷念由英國貴族治理世界的美好時光，也就特別尖酸刻薄地描述大英帝國全球體系崩潰后的世界。他筆下的“萬隆時代”是第三世界的“純真年代”：新生國家“天真地相信數字和口號能改變世界”，而此后，印尼、埃及、巴勒斯坦、阿爾及利亞等國的民族獨立進程充斥著政變、清洗、干預和屠殺，“種下了道德敗壞的根苗”，“分割所產生的新問題比解決的老問題多很多”。
轉化為權力放縱的自由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曾在萬隆會議前一年以副總統身份訪問印尼，同蘇加諾多次會面，得以比保羅·約翰遜更近距離觀察“萬隆時代”。他感嘆：“在殖民主義結束之時，新興國家中那么多的新領導人基本上都是蠱惑民心的政客，這可能不是偶然的巧合”；“擺脫殖民統治是一種單打一的運動”，“它要求相當大的、激起人們感情的力量。……它絲毫不需要審慎的、錯綜復雜的均衡，而這種均衡正是民主政治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這種運動只要求把人民扭成一股足以威脅宗主國的力量，使它覺得繼續保持控制將是危險而枉費心機的，這就行了。”
20世紀50年代以來，與冷戰和非殖民化同步發生的，是新的產業技術革命和生產、交換過程的大規模跨國化。引用意大利學者阿銳基《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和挪威冷戰史專家文安立《全球冷戰：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干涉和當代世界的形成》書中的觀點，美國和西歐企業在跨國化資本中占據統治地位，其在第三世界的最初投入與第一世界的購買力輕易建立起卓越的“組織聯系”，這對新生國家來說“不是吉兆”。由于多數第三世界經濟體之間具有相似性而非互補性，所需進口大部分來自工業化國家，加上第三世界內部信貸能力不足，易貨貿易盛行，萬隆會議在推動第三世界經濟發展與合作方面成績欠佳。再過若干年，人們就會發現，“再也不是第一世界的銀行家們乞求第三世界國家借用他們的過剩資本，而是第三世界國家乞求第一世界的政府和銀行給予它們必需的信貸，以便在一個越來越一體化、競爭越來越激烈、不斷縮小的世界市場上生存下去”。
萬隆會議加速了殖民主義的覆亡，找到了在兩個新的超級大國爭奪中免受控制的手段，但與會者們領導的國家在當時尚未遭遇發展瓶頸，以致過于自信，對全球資本市場的發展大勢幾乎毫無察覺，缺乏建立良政的緊迫意識，也就無從著手準備應對即將生成的內在挑戰。此后二、三十年間，在內部專權、腐敗、失誤和外部干預、滲透、誘買等因素綜合作用下，參加萬隆會議的多數國家患上了權力嗜血癥和資本依賴癥，不同程度地陷入治理失敗，不幸走進當年李光耀發出的預言，彼此之間也爆發出嚴重的矛盾，真正屬于第三世界人民的和平與繁榮沒有如期而至。
1965年，蘇哈托將軍借一場由印尼共發動的政變取代蘇加諾登上權力頂峰。他終止了前任與蘇聯、中國的曖昧關系，卻承襲了民族主義，又加上了軍國主義，在“反干涉”和軍隊“雙重職能”理論蔭庇下大搞家族統治和裙帶資本主義，盡管為印尼創造了一段不短的快速發展期，但也積累起更嚴重的貪腐問題和社會矛盾。1999年，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受重創的印尼發生騷亂，蘇哈托政權在上層篡權與底層暴動夾擊下垮臺，印尼這個曾經的新興國家領袖、東盟盟主頓失光彩，不得不將影響力縮回到海島上，經過15年的艱難權力過渡與民主轉型才開始復蘇。印尼的教訓告訴世人，當一個國家及其政府的行動自由演化為權力放縱，將會結出什么樣的果實。另一條教訓是，能讓新興民族國家臣服于西方的從來不是槍炮，而是資本。
魅力周恩來
萬隆的真正主角是周恩來和他背后的新中國。周恩來躲過國民黨特務的暗殺陰謀不遠萬里出現在萬隆，是為拓展新中國的生存空間、樹立新中國的國際尊嚴。基辛格在他的《論中國》－書中披露了美國政府對新中國參加萬隆會議根本意圖的判斷：“毛澤東尋求蘇聯支持，以作為抵制美國為在亞洲建立霸權而對中國施壓的砝碼，但與此同時，他又試圖把不結盟國家組織起來形成反對蘇聯霸權的安全網。”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周恩來這段至為經典的論述至今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和風度，而他首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成為現代國際關系最重要的行為準則之一。周恩來在萬隆光芒四射，形象和話語超越意識形態，令與會者傾倒，即便那些最仇視共產主義和懷疑新中國的人在面對周恩來時也收斂了他們的仇恨和懷疑。
研究歷史的人在回憶中國對萬隆會議的參與時，往往過度迷醉于周恩來的個人魅力和他穿梭各方之間把分歧聚攏為共識的神奇外交藝術，而不夠關注新中國在成立之初借這種會議發出的參與構建新的世界秩序的明確表示。1955年，新中國即將以優異成績完成建國以來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社會主義改造，準備以積極、自信的姿態推開世界大門，主動塑造自己的國際空間，并且告訴東、西方世界“中國和你們想象的不一樣”。這種姿態也在一年前周恩來斡旋日內瓦和平協議的過程中得到展現。
然而，縈繞中國外交決策的樂觀、浪漫主義情緒和建構主義苗頭迅速撞上了美蘇兩道“南墻”：一邊，周恩來在日內瓦向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伸出的手遭遇對方的傲慢無禮，日內瓦協議確定的在1956年舉行越南南北方統一選舉目標被美國和吳庭艷拋棄；另一邊，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全盤否定斯大林，其后中蘇關系升起烏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周恩來在萬隆為新中國贏得的尊重沒有也不可能立即轉化為友善、寬松的國際環境。沒過多久，中國就進入了一個被更深敵意和更多不安全感包裹的艱難時期，這種變化也反映到國內政策上，真正的融冰16年后才開始，而全面重返國際體系并在其中實現發展強大則付出了更長時間的等待。
真相是一個整體，任何人都無法把它們當中的某一部分永遠據為己有。還原歷史細節，人們能夠發現每一個對重大事件的條文式官方敘述背后總隱藏著一張表情更為豐富的臉。在紀念萬隆會議60周年之際，人們需要明白，中國走向強大是一個線性的過程，我們今天在世界上獲得的地位和尊嚴是由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歷史人物的各種努力積累而成，其間必然既有歡欣雀躍、也有沮喪挫折。我們在享用先輩們留下的遺產并根據新的形勢需要對它們進行發揮、改造時，不能不去積極尋找、客觀發現歷史的基本脈絡。
第三世界概念如今已被發展中世界和新興國家的模糊分類取代，這是新的資本和市場全球化時代生成、深化的結果，但“萬隆時代”其實沒有終結，在一個不再由西方主宰的世界上建立公平合理新秩序的探索必須繼續進行，并且伸向全球金融和資本體系重組這一曾被第三世界集體忽略的核心范疇，美國全球領導作用的沒落與失誤正使有關圖景變得更加清晰。這項事業將由新的領導者重新激活，這個領導者就是中國。截至2015年春，50多個國家和地區申請加入中國倡議并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對中國集國際社會合力以經濟融合手段改造亞歐大陸貧窮、動蕩地帶的戰略藍圖投下信任票－－責任正提前、加速向中國肩頭匯聚，不以什么人的意志為轉移。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