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如果只看新聞報道的表面而不深究其背后的塑造力量,人們就有可能被愚弄;而如果了解了這些機制,或許就可以對世界本身有更加清晰的認識。
1月,哲學期刊《今日哲學》(Philosophy Now)將2014年度 “對抗愚昧貢獻獎”(Award for Contributions in the Fight Against Stupidity)授予美國語言學家、哲學家、政治評論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該期刊表示,將獎項授予喬姆斯基是為表彰其在媒體建構上所作出的貢獻,以及他為鼓勵人們進行獨立、批判性思考作出的不懈努力。
日前,喬姆斯基就“對抗愚昧”所作的獲獎演說發表在近期的《今日哲學》上。
西方國家的媒體操控
《今日哲學》創辦者、編輯里克·劉易斯(Rick Lewis)表示,喬姆斯基作為社會批評家一直備受爭議,他經常向公共政策和新聞的呈現提出十分尖銳的問題,甚至有時讓很多人難以茍同,但他的質問促使人們審視自己對社會的思考及價值觀。
愛德華·S.赫爾曼(Edward S. Herman)與喬姆斯基在合著的《制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書中,考察了世界范圍內影響媒體的各種體制性障礙。之后,喬姆斯基在1991年出版了《媒體操控》(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繼續對該問題進行研究。
我們無法親眼見證世界上發生的所有事件,這就需要通過一定的媒介進行傳播,需要媒體報道。然而在新聞報道過程中,報道者必須首先考慮和決定,哪些事件具有新聞價值,該如何報道這一事件。喬姆斯基表示,在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新聞報道也會被強大的利益所控制,只是以一些不太明顯的方式進行。
赫爾曼與喬姆斯基在《制造共識》中寫道,在西方世界,新聞的選擇和呈現受制于五大“過濾器”。第一,媒體的所有者。如今掌管世界上大部分媒體的大型企業有著廣泛的商業利益,會阻止有可能危害其利益的報道。第二,依賴廣告收益,因此會排除那些違背“欲購情結”(buying mood)的報道。第三,依賴政府與商業機構中新聞部門的新聞源。第四,避免有爭議的新聞報道。第五,受意識形態的束縛。因此,如果只看新聞報道的表面而不深究其背后的塑造力量,人們就有可能被愚弄;而如果了解了這些機制,或許就可以對世界本身有更加清晰的認識。
喬姆斯基在演說中表示,他與赫爾曼并非關注這一問題的開拓者,英國社會評論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是先行者之一。
奧威爾曾為其著作《動物莊園》(Animal Farm)寫過一篇介紹文章表示,《動物莊園》是對集權主義者的諷刺,并認為即便是身處英國這一自由國度的人們也不應自以為是,因為在英國,“不受歡迎的”思想不需要使用強制手段就會被壓制。原因之一是新聞報刊被富人掌控,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及喜好來決定是否傳播某種思想;另一個原因是人們沒有受到本應得到的良好教育。
那么,如何克服這一問題,對媒體加以改善?喬姆斯基認為,解決這一問題有兩個途徑,一是教育,二是回歸那種倡導“積極自由”(positive freedom)的概念,也就是說,要認識到一個民主的社會應當保證公民獲得和表達不同觀點與理念的權利,政府應當代表大眾、服務大眾。就美國而言,便是回歸開國元勛們的早期理念,即支持言論、新聞、解讀的多樣化。
“體制性愚昧”威脅人類生存
喬姆斯基表示,愚昧存在很多種形式,最令人困擾的是“體制性愚昧”(institutional stupidity)。即便在體制框架內,各項運作完全合理,但體制框架本身就是形式各異、良莠不齊的。
例如,在對環境災害嚴重性的認識上,曾有機構對一些公司高級管理人員進行調查,讓他們對某些問題的重要性優先級進行排序,結果顯示,“監管過度”高居榜首,而“氣候變化”甚至沒有進入前19位。喬姆斯基認為,這些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個人肯定并不愚昧,但體制性的愚昧卻對人們影響巨大。如今,這種愚昧已經威脅到人類的生存,這并非危言聳聽。
對于怎樣做才能對抗這種“體制性愚昧”,喬姆斯基表示,這要視機構的不同情況而定。以政府和私營部門為例,對于政府而言,要讓有見識的公民在決策的制定中發揮積極作用。對于私營部門也是同樣的道理,需要通過推進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體制機制改革來改變。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哲學副教授彼得·斯萊扎克(Peter Slezak)對喬姆斯基評價道:“喬姆斯基往往是因其語言學成就而廣為人知,但他在政治思想和社會活動上同樣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幫助人們了解社會運行機制,進一步認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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