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高等教育在“二戰(zhàn)”后發(fā)展突飛猛進,引領和推動著世界高等教育發(fā)展的潮流。其重要成就、同時也是重要標志的留學生教育持續(xù)發(fā)展,幾十年來美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留學生目的地,吸引著各國的優(yōu)秀留學生。
研究表明,國家利益的認知驅動著留學生相關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調整,進一步影響著吸引留學生的有效性,而吸引留學生的有效性也影響了國家利益及其認知。國家利益認知、留學生相關政策和有效吸引留學生三者之間形成了一定的傳導循環(huán)關系,其中國家利益認知是最重要的驅動因素。因為國家利益對留學生教育的認知往往是變動的,可能積極,也可能消極,因此影響了這個傳導循環(huán)關系的積極或消極以及不斷變化。
美國對吸引留學生、開展留學生教育的國家利益認知
維護和增進國家利益是美國吸引留學生的最終目的,美國政府一直強調“教育要服務于國家利益”的理念。
政治和安全利益。無論是在美國政界、企業(yè)界還是教育界,都把留學生教育與增強國家創(chuàng)新能力、提高國際競爭力、維護國家安全密切聯(lián)系起來。美國教育部長鄧肯認為吸引留學生、開展留學生教育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對增強民主制度本身的重要性正在得到更多的認同。(http://www.xzbu.com/9/view-4950106.htm)在2010年發(fā)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中,教育進一步被賦予重任,繼續(xù)強調通過教育加強國際聯(lián)系與合作,促進民主與人權保護等。
留學生教育還能加強美國與生源國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交往。留學生學成歸國后多會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這有利于在生源國與美國之間保持長期良好的政治關系和培養(yǎng)該國未來領導人才和親美人士。美國前總統(tǒng)布什曾明確表示,“一貫而協(xié)調的國際教育戰(zhàn)略將吸引和教育來自國外的未來的領袖”,使美國“成為亞洲、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未來領導人的主要培訓基地”。(朱興德:《發(fā)展教育經(jīng)略世界》,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頁)以美國留學生教育的旗艦項目—富布萊特項目為例,截至2011年,155個國家的超過30萬人通過該項目在美接受教育,這些人中有29人后來成為國家領導人。(雷默:《中國布局“留學外交”》,《南風窗》,2014年第10期,第51頁)
經(jīng)濟利益。拓展經(jīng)濟利益,擴大就業(yè),促進美國經(jīng)濟發(fā)展與繁榮,是美國吸引留學生、開展留學生教育的另一重要支點。據(jù)統(tǒng)計,2009—2010學年外國留學生及其周邊消費對美國經(jīng)濟的總貢獻為187.76億美元,平均每名外國留學生對美國經(jīng)濟的貢獻約2.7萬美元。另據(jù)2012年1月美國商務部的最新報告,2010—2011學年,外國留學生對美國經(jīng)濟的總貢獻已增加到210億多美元,比10年前翻了一番多;創(chuàng)造了超過10萬個就業(yè)機會。(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Innovative Capac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012)
文化利益。教育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傳遞活動,是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傳播的最佳途徑之一。曾負責教育文化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菲利普·庫姆斯把教育文化交流稱為“對外政策的第四維”。(Philip H. Coombs, the Fourth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 Education and Affairs, New York, 1964)美國認為領先的高等教育和留學生教育是保持大國地位所需要的文化利益中最具吸引力的一項內容。大衛(wèi)·伊格內休斯說,“美國最有戰(zhàn)略價值的資產(chǎn)或許并不是它的槍炮,而是他的大學”,他認為留學生教育“才是一個真正管用的‘智能武器’。我們在思考這些大學校長和許多人的努力的時候,我們應該把他們當作有利于文化傳播的資產(chǎn)。”([美]大衛(wèi)·伊格內休斯:《美國的智能武器》,《經(jīng)濟觀察報》,2007年3月26日)
人力資本和社會效益。發(fā)展留學生教育,廣泛吸引全球優(yōu)秀人才,既推廣了美國文化與價值觀,提升了美國的全球影響力;又早早地吸引走其他國家的優(yōu)秀人才和拔尖人才。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在短時間內迅速發(fā)展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其核心因素在于人才引進。留學生教育成為美國吸引人才和開展公共外交的重要渠道,多元化的人才背景為美國注入國際文化元素,眾多的國際人才又使得美國在國際合作與發(fā)展領域中占得獨一無二的優(yōu)勢。這被美國稱為“引進留學生,深加工‘半成品’”戰(zhàn)略。據(jù)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統(tǒng)計,25%的外國留學生學成后定居美國,進入美國國家人才庫;在美國科學院院士中,外來人士占22%;在美籍諾貝爾獎獲得者中,有35%出生在國外。(http://liuxue.xdf.cn/ wzy/zb/zx/393378.shtml)
美國國家利益認知驅動留學生相關政策調整
美國留學生相關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調整主要源于其國家利益認知及變化。上述變化亦是如此。“9·11”事件之后的變化主要是由于恐怖襲擊導致美國的安全利益成為國家利益的首要內容,其他利益暫居末席,留學生相關政策受到了緊縮;在安全形勢有所緩解,加上安全利益長期處于首要位置損害了其他和整體國家利益,因此留學生相關政策才得以逐漸開放和友好;金融危機下國家的首要任務是恢復和穩(wěn)定經(jīng)濟增長,而政府和包括高校在內的社會機構財政緊張,導致了部分涉及留學生的政策出現(xiàn)調整。
國家利益認知驅動下的留學生教育發(fā)展戰(zhàn)略。正是因為吸引留學生、開展留學生教育對于國家利益有較為顯著的增進作用,所以美國政府一直將留學生教育視為其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和基本國策之一,雖然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會導致留學生相關政策的調整,甚至是較大幅度的調整,但留學生教育作為增進國家利益和國家戰(zhàn)略的重要內容始終沒有動搖,這對留學生相關政策的穩(wěn)定性和開放性非常重要,進而對有效吸引留學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國家利益認知驅動下留學生相關政策的現(xiàn)狀和變化。美國留學生政策歷年來多有變化,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招生宣傳。美國為吸引世界各地的優(yōu)秀學生前往留學,政府、高校、社會機構之間逐漸形成了較為全面有效的宣傳體系,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互相配合、共同支持。2006年1月6日,布什總統(tǒng)親自出席了“美國大學校長國際教育論壇高峰會議”,在講話中承認“9·11”事件后施行的安全措施使一些外國學生感到沮喪,他指出要在安全與開放之間達成適當平衡,“我們要讓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到我們的大學里來”。(http:// 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article/2006/01/20060106 134030liameruoy0.4629328.html#axzz3RM73ebky)美國還設立美國國際教育周,作為推行跨境教育發(fā)展的重要戰(zhàn)略之一,在全球多個國家、地區(qū)宣傳留學生教育。
學費。留學生在美國就讀的學校分為私立高校和公立高校以及其他的一些營利性項目或學校,在公立高校讀書時,留學生所付學費按照州外學生費用標準。美國各院校收取的學費各不相同,在同一個州內也可能不盡相同。一般來說,社區(qū)學院學費最低,公立大學居中,私立大學最高。因此,美國的學費政策比較多樣化,供留學生選擇的也比較多。
資助。美國之所以能持續(xù)占有世界留學生市場的最大份額,豐富有效的獎學金和助學金制度功不可沒??傮w而言,美國的留學生資助政策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來源多樣化,包括政府資助、院校設立、私人基金會提供等;二是項目豐富,包括助學金、獎學金、學費減免、助教金、助研金、貸款等;三是項目分層次、金額有差異,留學生選擇機會多、獲獎面廣,而私立院校提供的資助項目和金額比公立大學要多;四是有引導、有傾向性,比如留學生學習專業(yè)對美國越重要、學習層次越高則資助項目越多、金額越豐厚,再如不同時期會對不同地區(qū)和國家有所傾斜??梢?,美國應因不同時期國家利益的需要,充分利用資助政策為杠桿,更加有效吸引留學生。
簽證。“9·11”事件的發(fā)生導致美國安全利益成為首要利益,因此加大了對國家安全的保護力度,收緊了簽證政策包括限制留學生簽證,嚴格了簽證的審查、監(jiān)控、追蹤,對敏感國家和就讀敏感專業(yè)的留學生設置了諸多障礙。緊縮政策的實施導致留學生申請數(shù)量和赴美人數(shù)都出現(xiàn)了較大的下降,致使美國的國際形象、經(jīng)濟收入等受到了嚴重的影響,逐漸開始引發(fā)各界人士的不滿。隨著國家利益認知的變化,美國簽證政策開始回暖。
金融危機的爆發(fā)使得經(jīng)濟再次陷入低潮,美國再次通過簡化程序、縮短時間等調整簽證政策的方式吸引留學生、開展留學生教育重振美國經(jīng)濟,因而出現(xiàn)了簽證數(shù)量的回升。
就業(yè)移民。“9·11”事件后,美國政府加強了對美國境內各類合法和非法移民的監(jiān)控,整體上收緊了美國的移民政策。要求凡沒有入籍或者沒有獲得永久居留身份的移民都必須前往移民局接受登記和面談,包括學生、申請永久居留權的新移民和沒有身份的移民等。(劉軍明:《發(fā)達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的發(fā)展》,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之后,美國又調整和加大了對留學生人才引進的力度,尤其是爭搶理工科留學生,提前搶占未來的人力資源。2012年11月30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科技工程留學生就業(yè)法案”,為在美國大學取得科學、技術、工程和數(shù)學博士及碩士學位的外國畢業(yè)生,建立新的綠卡計劃,幫助他們留在美國工作和創(chuàng)業(yè)。(http://liuxue.xdf. cn/wzy/zb/zx/393378.shtml)
國家利益認知、留學生相關政策和有效吸引留學生三者間的傳導關系
總體的傳導循環(huán)關系。美國在成長為世界高等教育強國和留學生最大目的地的過程中,較為一貫地把吸引留學生定為其國家利益的重要內容,在政治上有利于樹立和提高其大國形象、傳播和鞏固其價值觀、培養(yǎng)親美友美人士,在經(jīng)濟上有助于經(jīng)濟增長、擴大就業(yè),在文化上有益于維持和擴大國際交往和文化交流,還能吸引全世界的高素質人才為其服務,同時能推動本國科教發(fā)展。因而把吸引留學生作為一項長期戰(zhàn)略和基本國策來對待,這樣就使得美國對于吸引留學生的相關政策具有很強的連續(xù)性,即使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也一直采取鼓勵政策,驅動前往美國的留學生人數(shù)和質量不斷上升。同樣,美國有效吸引了大量高素質的留學生,對國家利益起到了一定的增益作用,逐步加深了留學生們在國家利益層面的認知水平和分量。可見,美國的國家利益認知、留學生相關政策和有效吸引留學生三者之間具有一定的傳導循環(huán)關系。
消極的傳導循環(huán)關系。“9·11”事件對美國產(chǎn)生了巨大的即時性影響。由于調查中發(fā)現(xiàn)在驗明身份的19名恐怖分子中至少有一名持學生簽證入境,美國對留學生自由開放的態(tài)度以及當時的留學生政策立刻成為眾矢之的;而且此時安全利益在國家利益排序中被認定為美國的核心利益和首要利益,所以政府馬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反思美國社會的開放性,開始限制外國人包括留學生的出入境。《美國愛國者法案》《航空和交通安全法》《加強邊境安全和簽證入境改革法》等一系列法規(guī)出臺,導致了留學生相關政策的緊縮,進而出國留學生規(guī)模下滑、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出現(xiàn)。在“9·11”事件之后的兩三年里,美國大體上維持或加強了對留學生的限制。此舉引起了教育界、科技界和企業(yè)界的嚴重不滿,他們認為,國家安全固然重要,但是限制吸引留學生不利于吸引優(yōu)秀人才,損害了美國國家形象和長期的國家利益。由此可見,這種傳導循環(huán)關系有可能是消極的。
積極的傳導循環(huán)關系。1999年,克林頓政府國防部長科恩牽頭成立了“美國21世紀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建議:要求總統(tǒng)和國會提議并通過“國家安全科學與技術教育法”。它一反國家安全限于國防和外交的傳統(tǒng)安全觀,將科技和教育納入影響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并將之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沒有足夠的科技和工程人才,其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的威脅僅次于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直接攻擊美國。(王盈:《全球化時代美國教育政策的戰(zhàn)略調整》,《世界教育信息》,2007年第2期,第12頁)這推動了美國實施和完善開放的留學生政策和促進美國留學教育的發(fā)展,促進并吸引海外最為優(yōu)秀的未來領導者到美國學習、交流,對美國有效吸引留學生起到了積極作用。
金融危機爆發(fā)后,高校學費上漲、留學成本上升,為保證美國的留學生市場份額,美國政府吸取了“9·11”事件后采取較為極端的緊縮政策的教訓,通過加大對留學生教育的撥款額來對留學生市場產(chǎn)生影響,表明了美國政府對留學生教育的積極態(tài)度,提高留學生相關政策的友好度,使得危機期間赴美留學的人數(shù)非但沒有下滑,反而還有一定的增長。
由此可見,若把吸引留學生、開展留學生教育在國家利益層面作出積極認知,并保持相對穩(wěn)定性,就能夠保障相關政策的開放性和友好性,進而提升吸引留學生的有效性,從而更加有利于美國國家利益的實現(xiàn)。
傳導循環(huán)關系的變化。當然,對于國家利益的認知,隨著國內外環(huán)境的變化,也會發(fā)生一定的變化,而利益認知的變化也會傳導到政策層面,導致政策的相應調整,并進而影響吸引留學生的有效性。
除了吸引留學生對國家利益及其認知和調整有影響外,經(jīng)濟、安全等因素也會有所影響,因為不同階段國家利益認知的變化,驅動著三者之間的傳導循環(huán)關系發(fā)生變化。而且,這個傳導循環(huán)關系具備馬太效應的特征,即積極的傳導循環(huán)關系可能更加積極,消極的傳導循環(huán)關系也可能更加消極。(節(ji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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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美國最有戰(zhàn)略價值的資產(chǎn)并不是它的槍炮,而是他的大學。高等教育可以說是美國惟一一個還在世界范圍內獨占鰲頭的領域
大衛(wèi)·伊格內休斯/文
每當想到美國在當今國際社會上的力量的時候,人們總會先想到這個國家巨大的軍械裝備,從轟炸機想到航空母艦,再到常規(guī)作戰(zhàn)部隊。可是,我認為,美國最有戰(zhàn)略價值的資產(chǎn)或許并不是它的槍炮,而是他的大學。
高等教育可以說是美國惟一一個還在世界范圍內獨占鰲頭的領域。人們逐漸地在伊拉克發(fā)現(xiàn)了美國軍事力量的局限性;在經(jīng)濟上也發(fā)現(xiàn)了中國和印度帶來的壓力;在金融市場也和海外局勢息息相關。但是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上,美國的大學仍然是一塊金字招牌。在一群敢作敢為的校長們的帶領下,美國的大學一直遙遙領先,還在不斷地拉大著與世界其他大學的距離。
美國偉大的高等學府實際上在變得越來越全球化了,它已經(jīng)成為“卓越”的同義詞,吸引了全世界最聰明的學生和教師,給予了他們獨一無二的機會。相比較于那些封閉、單一的文化來說,美國大學正是美國生活中的開放和多元化的優(yōu)勢,它給予了人們思考和創(chuàng)造的自由,并讓他們從中受益。在這方面,美國的自由度是其它國家難以比肩的。
我認為,這種“教育的力量”說不定正是美國對付它遠期挑戰(zhàn)中最好的工具。全球的很多民意測驗都顯示,當下的這個世界對美國和美國的價值觀都持有懷疑態(tài)度,但在這些普遍的反美意見中有一個特例,那就是美國的教育。目前,構架美國式的大學、學院和學校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方興未艾。
我是在拜訪哈佛大學的肯尼迪政治學院時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我在這里聆聽了兩位德高望重的伊朗出生的學者的高論,他們正試圖向我解釋德黑蘭的現(xiàn)狀。自從1978年成立以來,肯尼迪學院一直把自己當成這個世界的一種寶貴資源。剛上任的聯(lián)合國秘書長潘基文1980年代是這里的學生。當他剛到肯尼迪政治學院時,他就宣稱自己的綽號是“JFK”——肯尼迪名字的縮寫,也是“Just From Korea”(鄙人來自韓國)的首字母。
葛蘭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是肯尼迪學院的第一任院長,他說過:“如今,無論我到哪一個國家訪問,我都無法避免地會在這個國家的內閣里碰到肯尼迪學院的畢業(yè)生”。今年這個學年,哈佛大學招收了3821名國際學生,他們來自131個不同的國家,其中有403人來自中國,269人來自韓國,192人來自印度。
美國的其他一些重要的大學也在尋求同樣一個國際化的路線。耶魯大學的校長里克·列文(Rick Levin)在1993年上任以來,將本科國際學生的人數(shù)翻了四番,和中國的領先大學也建立了廣泛的交流計劃。與此同時,列文還利用耶魯?shù)难芯可簞?chuàng)辦了一系列的學習計劃,例如幫助日本公務員學習人口變遷;向阿聯(lián)酋的官員教授管理課程;向中國官員傳播與法制相關的課程等等。到2008年末,他希望每一個從耶魯畢業(yè)的本科生都在本科課程中有一段在國外作交換學生的經(jīng)歷。列文說:“如果我們可以為改變美國的政治方向做一件事情,那么,這件事情就是教育未來的領袖們: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依靠的星球上。”
哥倫比亞大學也正在為創(chuàng)辦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大學作出自己的努力。目前,它已經(jīng)擁有了4634名國際學生,大約是學生總數(shù)的18.6%,其數(shù)量在全美大學里僅次于南加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李·鮑林格(Lee Bollinger)正在起草一個新的向外發(fā)展的計劃,準備在約旦、坦桑尼亞、印度、中國、法國和拉丁美洲建立研究中心。哥倫比亞的第一個海外中心在約旦,它將和約旦政府一起改造約旦的教育系統(tǒng),創(chuàng)立一個穆斯林世界可以效仿的教育模式。“這的確是雙方的一個機會,”鮑林格說,“其實,人人都能意識到,對于這個世界我們并沒有足夠的專門技巧和特長。但與此同時,我們又確實是高等教育方面的一縷縷曙光,我們的教育體制可以推動人們進行創(chuàng)造性和自由的思考。”
但此時,一個讓這些大學校長發(fā)愁的問題擺在面前,那就是全世界那些最有頭腦最聰明的學生在渴望得到美國教育的曙光之時,美國的移民政策卻讓國際學生們難以涉足美國。這個政策真是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五角大樓的將軍們總是在炫耀他們的“智能導彈”,而這些“導彈”也常常有走火的時候。實際上,美國的教育才是一個真正管用的智能武器。當我們在思考這些大學校長和許多人的努力的時候,我們應該把他們當作有利于國家安全的資產(chǎn),只有他們才能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安全,更有智慧。(原載:《黨政干部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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